美国“例外”论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当我们围坐在华盛顿市中心我们办公室的电视机前，难以置信地观看世界贸易中心的高 楼变成废墟时，有人指向窗外从波托马克河对岸升起的浓重烟雾。片刻后电视报道说，五角 大楼也受到撞击。
我在获悉飞机撞击五角大楼后，立即为在那儿工作的好友感到担忧。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花 在努力与他们取得联系上，在做不到这一点后，我便开始盘算他们的办公室位置与新闻广播 所说飞机爆炸地点的关系。
只是在弄清所有好友全都幸免于攻击后，我才能开始考虑，世界现在将变得如何无可改变 地不同，这次可怕事件为何对我的一代人来说具有珍珠港事件对我父亲一代人那样的意义。 1941年12月7日对我的家庭具有特殊意义。罗斯福总统在两周内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 “日本血统的人”向重新安置中心报到。我的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艰难地在洛杉矶创办了一 个 五金制品企业，并使它经受了大萧条的考验。他不得不贱卖了这个企业，与其家人一起在战 争持续期间迁往科罗拉多州的集中营。
可是，我猜想，在9月11日的攻击之后将发生的变化不会产生一个更压制、更偏执、更仇外 、更分裂或者更孤立的美国。事实上，有理由认为，这个悲剧其实能使美国社会在国内变得 更强大和更统一，并且更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
自从此时此刻谴责的手指看来指向中东的穆斯林狂热分子以来，人们自然有理由担心，可 能发生针对作为一个群体的穆斯林的反击。电视播放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庆祝世界贸易中心倒 塌的镜头不能帮助他们得到美国人的喜爱。
可是，我非常认真地怀疑，尽管许多美国人现在对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袭击抱有非常实际的 担心，美国政府将再次玩弄种族甄别的游戏。虽然已经发生针对个别中东人的丑陋报复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以及战后更广泛的民权斗争，已使社会认识到粗略划 分民族或者种族群体的危险。
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有关世界贸易中心遭受袭击后果的电视报道的令人惊讶之处是受 害者的多样性：受害者有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人、亚洲人、一些看上去像是来自中东的人 、富裕的投资银行家以及地位低下的女佣和男仆。一旦沾满血迹和灰烬，他们没有一个看上 去截然不同。所有人都是非理性仇恨的同等目标，而且，所有人都指望同一个政府保护他们 。
我同样不认为，恐怖主义攻击将导致公民更广泛地丧失自由，诸如强制性身份检查或者授 权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美国的空中旅行对每个人来说显然都将变得更恼人得多，但美国对 开 放社会的承诺过于根深蒂固，即使9月11日的事件也不可能改变局面。
就个人而言，逆境可能具有许多积极结果。持久的民族品格是通过共同的创伤形成的，就 像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情况那样。德国这个现代欧洲国家是在战争和冲突的压力下形成的， 而冲突对美国的国家建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内战第一次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联邦政 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使美国承担起国际职责。
相反，和平和繁荣助长对一个国家自己的细小事务的迷恋，并使人们忘记，他们是更大共 同体的一部分。克林顿时代的长期经济繁荣以及美国轻易地控制世界政治已使美国人沉迷于 诸如政治丑闻或者身份政治等自我放纵的行为，或者沉迷于因为基本问题的减少而变得更尖 锐的党派偏见。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公共事务以及对美国边界以外的更大世界的兴趣，另一 些 人表达了对政府的越来越大的蔑视。
没有别处比高科技界和金融界的情况更能证实这种论点的正确性，一种技术自由意志论已 于2 0世纪90年代在这两个领域站稳脚跟。根据这种理论的看法，政府没有作出任何有益的贡献 ，并妨碍真正的“价值创造者”。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据说即将过时；技术和资本是天生没 有边界的，并能规避企图束缚它们的国家管辖权。新经济的鼓吹者们宣称，在因特网之前发 明的一切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而除开他们自己的技能，任何技能也都是无关紧要的。当一 个担任有价证券管理人的朋友日前告诉我，他正在认真考虑放弃美国国籍并移居巴哈马群岛 以避免交纳美国税收时，我感到震惊。
在这方面，9月11日对华尔街的攻击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无足轻重的新经济不能保护你不倒 在水泥地上，你对这种危机的唯一希望是消防队员和警察的英勇事迹（数百名消防队员和警 察在攻击中死亡）。微软公司或者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不会派遣航空母舰和F16战斗机前往海 湾地区，追捕奥萨马·本·拉登，只有军方会这么做。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贸易中心两座 高楼中工作的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所培养的投资银行家、律师和软件工程师与前去营救他 们的蓝领阶级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距扩大了。
这种共同的牺牲强有力地提醒美国人，他们归根结底全都是同一共同体彼此依赖的成员。 世界贸易中心遭受袭击也将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有益变化。在过去十年里，无论是 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具有孤立主义念头：对前者来说，孤立主义采取的是拒绝参与全 球事务的形式；而对后者来说，孤立主义就是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不愿为防务提供资 金。
就目前而言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孤立主义已被抛在一边。没有人应该低估美国人的愤怒 程度，低估美国人将看到的攻击他们的人受到惩罚的程度。在9月11日之前，就美国是否应 该 增加区区180亿美元国防开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现在，无论预算盈余是否存在，国防开支 的增加数目将更大得多。优先考虑的事也将发生变化：导弹防御将是一个目标，但与更出色 的情报工作、国家力量规划以及处理所谓的“不对称”威胁的能力等需要相比，不大可能成 为优先考虑的事。
可是，更大的变化将是心理上的。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没有一个敌人能在美国的土地上 杀死美国人，而珍珠港事件发生在遥远的夏威夷；自从英国人在1812年的战争中烧毁白宫以 来 ，首都华盛顿始终是不可侵犯的。
这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例外论奠定了基础：美国领土始终是安全的天堂；美国通常考虑的 是干预外国的正反两个方面，但从来不必对付外国对美国的干预。过去美国干预的后果或者 由美国的盟国承担了，或者损害了美国的国外利益，但从来不必由美国公民来直接承担。海 湾战争和科索沃没有让美国公民直接承担丝毫后果，从而确立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即美国能 够在不损失美国人生命的情况下左右事件。这种情况现在已发生变化。
就美国的敌人在对美国的行动作出反应时已首次形成直接接触美国人的能力的意义上说， 如今所谓的“不对称”战争实际上已变得对称。当然，这意味着孤立主义不是一种选择。可 是，美国敌人的这种能力也确立了一种威慑。美国面对这种威慑将第一次不得不考虑其行动 的直接代价。这最终不可能束缚美国的行动，但美国敌人的威慑将迫使美国在与世界打交道 时采取某种现实主义态度。
当然，欧洲最大的担心是，恢复活力的美国将以一种笨拙和自我击败的方式单方面地痛击 其所认为的敌人。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取决于美国和欧洲如何解释已发生的事情，以及如 何对已发生的事情采取行动。
第一个问题势必与恐怖分子所造成的威胁的性质有关。如果正如国务卿鲍威尔所断言的，9 月11日的攻击不是犯罪，而是战争行动，那么，正当的反应是军事行动，而不是警察执法。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并没有寻求使东条英机或者希特勒接受审判，或者判定实施攻 击的飞行员的罪行。
事实上，如果欧洲人低估美国人目前愤怒的程度，或者过于狭隘地解释恐怖主义威胁的范 围，美国与欧洲之间将出现一个重大问题。北约支持美国的声明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但人 们仍有待于观察，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出现何种具体的支持。
如果大西洋两岸就问题的性质达成共识，那么，一种新的和潜在地积极的承诺就会产生— —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重新出现。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意味着在军事上击败你的敌人，这或 许要求你预防性地打击那些威胁你的人，并且不放过支持你的敌人的国家。这种行动没有从 美国本土发射的巡航导弹的打击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也需要在世界遥远地区采取持续的军事 行动。
美国尽管力量强大，不可能单独做到这一点。如果结果证明目标是躲在阿富汗的本·拉丹 ，美国将至少需要俄罗斯、巴基斯坦、或许还有中国的帮助，为美国提供一个行动基地。美 国既需要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提供分享情报的政治合作，也需要来自其欧洲盟友的军事援助。 总之，美国将需要创建一个联盟，并尽力使联盟起作用。
这不是单边主义的模式，而是精诚合作的模式。美国在经历9月11日的恐怖主义攻击后，可 能成为一个不同的国家，更统一，不那么自我陶醉，并且更迫切地需要其朋友的帮助，以执 行击败恐怖主义的新国家计划。而且，从具有具体的利益和实际的弱点、而不是认为其自己 能单方面地确定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质的意义上说，美国也可能成为一个更普通的国家。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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