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攻坚与东西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逐年拉大，已经成为影响全局、危及安定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已经把遏制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继续扩大进而缩小差距，作为“九五”期间乃至下世纪初的重要战略方针之一，列入国家宏观规划，其中重大的措施就是在西部地区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实行东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加快西部脱贫致富步伐，全面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的重要举措。
一、扶贫开发在全国总体发展中的地位
按照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论”，进入90年代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向第二步迈进，即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人民生活在1990年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达到小康标准。因此，就全国而言，总体发展的主旋律是奔小康。然而，在广阔的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还有相当一些地方跟不上全国发展的步伐，在奔小康的主旋律之中奏出一种不太和谐的音符，仍在为实现第一步的目标——解决温饱而苦斗，这就是西部地区的扶贫攻坚战。
（一）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虽小，但绝对数量大，分布面积广，在全国发展的大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据统计资料，西部10省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7.35%，人口占26.54%；1993年我国尚有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80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比重不算大，但绝对数量可观，相当于英国人口总数的1.5倍。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699个贫困县中（1995全国还有国家级的贫困县592个）。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贫困带、片，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广为分布，形成普遍贫困、长期贫困、绝对贫困的广大区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社会发育程度最低、居民生活质量最差的落后地区。这些地区的扶贫攻坚战尽管与全国奔小康的主潮流不太合拍，但它毕竟是我国解决温饱—达到小康—走向富裕“三步走”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允许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之后而应当着重实行“先富带后富”政策的今天，则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二）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分布在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扶贫开发的成败或进展快慢，不仅关系到当地人民群众能否解决温饱，摆脱贫困，较快地走上富裕之路，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这当然不完全是西部地区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的全局性问题。
（三）贫困人口大多数是农村的农民，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是农业基础薄弱 因此，扶贫开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是为了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一关系中国改革和发展根本的“三农”问题，乃至最终解决工农、城乡、脑体劳动三大差别问题。所以，扶贫开发虽然是在中西部地区局部进行的，但其作用和影响则是带有全局和深远意义的。
（四）国家建设重点西移是我国长远的发展战略 然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差，农业落后，农民贫困，投资环境差，西移战略就很难顺利实施。因此，扶贫开发是国家开发西部地区资源的先导，同时也是为更好地实施西移战略创造较为优良的投资环境和进行先期的物质准备，因而具有超前打基础的战略意义。
（五）扶贫开发是完全符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要求的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走共同富裕之路。为达到这一社会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而扶贫开发正是通过发展贫困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因此，扶贫开发不仅仅是贫困地区自身的事，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能否真正体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能否尽快实现，因而是全国、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二、扶贫攻坚的难度越来越大
经过近17年的努力，全国大部分地方解决了温饱，摆脱了贫困，有些地方已达到小康生活标准，还有些地方已越过小康，走上富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较好、易于脱贫的地方分期分批摆脱了贫困，而剩下的地方多是深山区、石山区、严重干旱地区、高寒阴湿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自然条件严酷，人文环境极差，脱贫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之社会、政策、经济体制等环境和条件的改变，又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难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贫困地区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与扶贫工作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向条件好、回报率高的发达地区流动，贫困地区引进这些生产要素更加困难；个人和团体利益主体意识强化，社会扶贫责任意识淡化；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增强，政府行为和行政推动扶贫工作的功能和手段减弱；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一些扶贫政策和措施弱化甚至失效；贫困地区经济实力不足，扶贫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贫困地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扶贫攻坚战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贫困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放开价格以及由多种因素引发的通货膨胀，对于贫困地区产生的负作用比之发达地区更为严重，一方面造成扶贫资金贬值、扶贫实力下降，另一方面加重贫困人口的经济负担，如放开粮棉油肉等农副产品价格、提高收购价，对农业发达地区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对输入农产品的贫困地区则是增加开支、增加负担。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贫困地区一时还很不适应。
（二）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这种转变是有条件的，基础越好、实力越强的地区，实行这种转变就越容易些。然而，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地区不仅存在着经济规模、经济基础、经济实力的差距和发展阶段的差距，而且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也不如发达地区。集约型经济所要求的内涵扩大再生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高素质的劳动者、优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科学化的管理、集约化的经营方式和规模经济效益等条件，贫困地区大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更困难一些。同时，对贫困地区来讲，第一位的也是最紧迫的任务是发展，只有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才不至于把差距拉得更大。“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在贫困地区显得更加重要。这就要求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同时并举，也就意味着要增加更多的投入，而这正是贫困地区的困难所在，同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产生某些矛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快，反过来又会影响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使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恶性循环。
（三）在天灾人祸变故中发生的返贫现象 经过10多年的扶贫开发，在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的同时，各地普遍遇到了一种令人忧虑、反复出现的返贫现象，就是已经解决温饱的一部分贫困人口，一遇自然灾害或者家庭变故（如病、丧、娶等），就会饱而复饥、暖而复寒，重新回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例如，1985年至1990年间，全国699个贫困县中，每年平均有147个贫困县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年度间农民收入下降的县数，占贫困县总数的28%。据甘肃省扶贫办调查，在全省已解决温饱的人口中，约有25%—30%处于不稳定状态，出现小灾小返贫，大灾大返贫现象，返贫率在10%—30%之间或者更高。
（四）在扶贫攻坚中遇到的外推力不足的问题 经过10多年的扶贫工作，容易脱贫的地方大部分解决了温饱，有的走上小康之路。剩下的贫困带片脱贫的难度最大，成为扶贫开发中难啃的硬骨头和难以攻克的最后堡垒，因此，国家和西部省区都把这最后一战确定为扶贫攻坚战。但是，在当前的扶贫攻坚中，各地普遍遇到了外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是扶贫投入总量少，对每个贫困户投入的强度小，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据近几年的实践经验和典型调查，要比较稳定地解决一个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至少要投入1500元，高者达3000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标准需要5000元。但我国现有的扶贫资金即使全部用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短期项目，投入也不足一半。
（五）在提高人均经济指标时碰到的人口过快增长和人口素质低下的严重制约 贫困地区生产水平低，经济总量指标大都处于全国的后位，而每人平均的经济指标更低。如199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平均为3679元，东部地区为5457元，中部地区为2913元，西部地区仅有2454元，东部是西部的2.2倍。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均有类似情况，有的差距更大，如1994年农村人均乡镇企业产值，全国平均为4957元，东部地区为8381元，中部地区为3356元，西部地区仅为1491元，东部是西部的5.62倍，成为农村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扶贫开发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人均经济指标水平，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是增加经济总量，即增加“分子”；另一方面是控制人口增长，即尽可能做到“分母”不能增加太快（缩小或者维持“分母”不变都是近期难以做到的）。而事实上，贫困地区的发展态势与人们的愿望正相反：“分子”增长速度缓慢，“分母”却增长过快，使得经济增长量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抵消掉了。因此，贫困地区尽管尽了最大努力，而计划生育工作总是不尽如人意，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始终未能完全遏制住。“分母”增长越快，脱贫的难度也就越大。与此相伴随的是，人多家穷就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祖辈、父辈是文盲，子辈、孙辈仍然是文盲。高人口增长率和低素质的劳动力，构成了扶贫攻坚的最大难点。
上述难题都说明，要较好较快地完成扶贫攻坚计划，一方面需要国家和地方加大工作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全社会扶贫济困的力度。加强东西合作无疑是非常重要和现实有效的一大举措。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东西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都处于贫困之中，地区差距和人群之间的差距都比较小，各地商品经济都不发达，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因此，那时还谈不上合作扶贫、共同发展问题。经过17年的改革建设，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被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
（一）东西合作对各方都有利 合作的积聚效应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通过东西合作，使西部地区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与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一方面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东西差距；另一方面解决东部再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源尤其是能源动力，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和企业素质进一步提高，并拓宽新的发展空间。这样，就能形成东部的高新技术加工工业区和西部的资源富集区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必将推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同时，大跨度的东西合作与联合，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促进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东西两大地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全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
（二）东西合作是带动发展的重要形式 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实现脱贫致富战略思想的一项大政策。它包括：重点突破一差别发展、先富带后富—带动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三个步骤，前二者是策略和手段，后者才是最终目标。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东西合作就是实行带动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形式，是逐步解决地区发展差距的成功之路，也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光彩事业、阳光工程。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与团结协作的可贵精神。
（三）东西合作可使西部地区少走或不走弯路，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17年来，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等方面均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子。开展东西合作，首先，对西部地区转变观念，打破传统的地域观念、内陆意识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其次，西部地区可以学习部各省市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利用它们已经打开的对外开放渠道，“借船出海”，“借地生财”，“借脑出思路”，这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作用；第三，东部地区乡镇企业起步早、规模大、水平高，这是东西部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现在正是东部地区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把资源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开辟“第二战场”的有利时机。通过东西合作，把许多乡镇企业办到西部，就等于办到了剩余劳动力的家门口，既避免了劳动力跨地区远距离流动之弊端，又能促进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四）东西合作是实现全国稳定发展大局的战略举措 邓小平同志把消灭两极分化（即消灭地区之间与人群之间贫富差别太大的社会现象）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我国已出现的东西差距，无疑潜伏着两极分化的危险，现在应当是值得警惕并采取实际措施解决的时候了。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岁末视察甘、陕两省谈到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时指出：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断，十分精辟、准确、中肯、全面地论述了西部地区在全国稳定、发展、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同时是从另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重要方针的具体化，也是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消灭两极分化理论思想的重要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开展东西合作，无疑是加快西部地区发展，达到上述目标要求的现实途径和重大措施。
四、实行东西合作的基本原则和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西合作不是要不要实行的问题，而是必须实行，而且非常紧迫的问题。改革以来，东西合作已经起步，但现在仍处于初级阶段，同时还存在诸多摩擦和矛盾。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应当进一步采取实际步骤，解决存在问题，加快合作进程，提高合作水平。
（一）基本原则 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东西合作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主导作用，团结合作，平等协商，互惠互利，顾全大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合作双方的积极性。（2）在重视利用经济手段的前提下，充分运用行政手段，发挥中央政府的组织、协调、调控、指导、行政、执法和经济杠杆等功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3）硬投入和软投入结合，在经济、科技、管理、教育、人才、信息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4）长期和短期结合，从小项目起步，以培植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强东部地区发展后劲为目标，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5）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使企业成为合作的主体，把合作的责任、条件和经济利益等都落实到合作双方企业法人的身上，政府主要起搭桥、服务、组织、引导、政策扶持等作用。（6）坚持高起点，以名优新特产品为龙头组建企业集团，以促进东西产业结构联动升级为目标，不搞简单的“梯度推移”、污染企业西迁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二）对策建议 在地区合作中，省市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里着重对各级政府在东西合作中应当采取的对策和措施提出如下建议。
1.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这是东西合作总的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是东西合作这台大戏的总导演。（1）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为促进东西合作并取得实质性成效提供组织保证。（2）制定好有利于东西合作的有关政策和重大措施，如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区域政策目标和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实行分类指导；资源加工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合理的价格政策，特别是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的合理比价；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扶贫开发的投入，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从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不搞一刀切；在中央和西部地区建立欠发达地区的开发管理机构和金融援助机构；实行区域政策法律化，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等。（3）为东西合作创造较好的环境。主要有：支持西部地区建设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农业、水利等基础产业，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为开展东西合作创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4）中央相关部门要多方面、多形式、多渠道、多角度直接参与东西合作。一些产业部门也可以合作中一方的身份直接参与某些合作项目，既是投资者，又可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2.西部地区：这是东西合作中的主角之一，在通常情况下，往往处于“受援方”的地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的合作中，则必须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积极争取主动。（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教育各级干部消除“四怕”：怕吃亏、怕上当、怕肥水外流、怕东部人“精明”。没有开放就谈不上合作，因此，要放开眼界，放开胆量，放开手脚，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真正树立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的思想，确立以资源换资金、换技术、换管理的指导方针，在东西合作中充分发挥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2）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树立自强不息、“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即以十倍、百倍于别人的努力，把加快发展主要放在依靠自己力量、艰苦奋斗的基点上。在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同时，特别要重视节约资源、能源、资金和人力，努力提高投入产出比，争取以最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东西合作的成功创造根本性的条件。（3）积极改善投资软环境。在对外开放和合作项目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对国家的有关政策积极进行配套和完善，大胆探索新政策；确定一个权威单位管合作，一个图章管到底，克服政出多门，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人口科技文化素质；重合同，守信用，树立良好信誉，奠定合作基础。（4）努力改善投资硬环境。继续把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放在超前位置。强化农业基础，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自给率，发展名优新特产品。在一些资源禀赋好、交通等条件优越、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实行集中布局，连片开发，建立东西合作示范区，培植特色经济区。东西合作项目应尽可能布置在示范区或特色经济区内。（5）选好合作项目，提高成功率。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目标出发，选择市场前景好，起点较高，投入产出比较大，产业关联度和带动力较强，有一定科技含量，便于与东部地区优势互补，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市场占有率、经济竞争力和当地财政收入的项目与东部地区进行合作。
3.东部地区：这是东西合作中的又一个主角，也是合作中的主导力量。（1）认真贯彻先富带后富的战略方针。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地帮助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在合作中解决东部地区资源不足的矛盾，求得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全面进步。（2）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西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尤其要为大型的水平较高的乡镇企业和企业集团到西部发展牵线搭桥、创造条件，与西部共建乡镇企业合作示范区；组织有关企业积极主动地与西部地区联合兴办合资、合作项目，也可以到西部地区办独资企业，建立分厂，建设原材料基地和农副产品基地；允许兼并或联营西部地区的现有企业；还可以搞设备转移、技术转让等，创造多种合作方式。（3）全面开展东西部地区干部交流。吸收更多的干部到东部地区挂职培训，吸收更多的技术工人到东部地区现场练兵培养；组织更多的技术干部到西部传经送宝、培训当地技术人员。（4）实行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为西部地区“借港、借口岸、借船出海”提供便利；组建东西合作的外向型企业集团；为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鼓励和支持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到西部地区再投资等。（5）为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组织输出提供便利。与西部地区合作实施劳动力流动有序化工程；积极为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解决本地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注意为西部地区培养技术和管理骨干，鼓励和支持他们回原籍办实体，成为当地的创业名星和致富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