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经济形势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极其复杂的环境和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巩固经济发展良好势头，近期仍然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政策的性质和任务较前期有了一定变化，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手段组合等将依据经济形势变化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1.世界经济尚未彻底摆脱通货紧缩趋势
随着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及世界性紧缩传导效应的加速，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呈现的明显过剩和紧缩特征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下降，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持续走低，这些都将影响国际市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需求，抑制国内市场价格的回升，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一是国际市场价格走低加大了国内企业的价格竞争压力。在国内市场普遍供大于求、企业相互拖欠严重的情况下，出口价格对国内贸易产品的价格具有重要影响。二是进口的“量增价跌”也加剧了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这种趋势在中国加入WTO后将更加明显。三是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有所下降。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优势，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依然存在，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保持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比较困难。
同时，加入WTO后，进口的大量增加，可能使净出口额减少，国际收支将趋于平衡，也会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经济结构调整是长期任务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低档次产品严重过剩、高档次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转换时期。1998年后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越来越严重。1999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商品有437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2.23%，与1998年下半年相比增加38.46个百分点。1999年下半年25大类商品中有14类商品供过于求，其比例比1999年上半年又有增加。这些数据标志着我国经济已经从“短缺经济”时期过渡到“后短缺”时期。
在诸多传统产业饱和的同时，许多新产品新产业还有待发展。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随着收入上升而出现的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极其迅猛，小康型的消费结构不同于过去的温饱型消费结构，而从小康型向富足型迈进时则会出现更多的新消费领域。现行经济结构显然难以支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正在逐步摆脱结构调整的制度因素影响，开始加快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但当今世界技术换代不断加快，在为解决现存结构问题提供条件的同时，也使经济结构调整变成长期过程。
3.消费增长率短期内难有大幅提高
当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决定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总收入不断增加，但增量部分被占人口20%的高收入人群获取。80%的低收入居民收入呈相对下降趋势。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增长缓慢，不能形成对消费增长率的贡献高收入居民虽然收入不断增加，但边际消费倾向低，也对消费增长率贡献不大，因此导致了总体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加上消费者对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改革措施的预期，使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消费倾向减弱。
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是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据有关资料测算，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92，1998年为0.80，同期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0.85降至0.74。采取一些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来刺激消费是必要的，但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仍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边。从国际经验看，一般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才能从左边过渡到右边，出现“倒U”型曲线。中国距离这一标准还相当远，因此，对通过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来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能高估。
4.社会总投资增长速度放慢
近年来由于政府增发国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大。但今后一个时期投资增长与改革开放中前期比较，速度将放慢。一是目前全社会投资基数较大；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关键时期，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利润率都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投资能力有限；三是银行的信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率低下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导致银行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较低；四是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缺少必要的引导机制和激励机制，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五是资本外流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据测算，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资本外逃额一般在每年100亿美元左右，1997年和1998年猛增到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经济形势好转后，这一局面虽然得到遏制，但资本外逃额仍为238.3亿美元。与此相应的另一方面，外资引进的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
上述因素综合分析表明，我国从“短缺经济”时期过渡到“后短缺”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将会经常性地存在，通货紧缩压力将取代通货膨胀压力，成为经济运行中必须认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是由体制转轨和结构转移的双重因素决定的。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迄今为止也都没有走出需求不足的困境，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是处理改革与发展关系最好的国家。从世界各国结构转换的过程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伴随着需求不足的现象出现，即使日本也没有较好地解决内需不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我同有效需求不足是特定发展时期必然要出现的正常经济现象，但必须认真对待。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必须实现结构的根本性转换，这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世界经济组织预测，在中国结构转换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改革开放中前期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和结构转换空间较大，在未来30年，仍可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政策导向促进结构转换，重要的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在于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为今后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实行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的财政政策
我国1998-2000年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从经济理论考察属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主要为了应付总需求全面短缺的经济危机（与目前中国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并不完全相同）。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汉森的汲水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时期，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诱导景气复苏，补偿私人投资的减少。汲水政策属于临时应急的短期财政政策，时滞较短，效应呈现快。经济萧条消失后不再使用。中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属于此类。
二是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占典综合派的补偿政策，即政府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进行调节，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补偿政策不仅医治经济萧条，还医治经济过热，政策工具包括公共投资、变动收入政策、财政补贴等。财政支出可以超额运用，并对赤字有新的解释。
不论采取汲水政策还是补偿政策，其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公共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短期表现为需求效应，在长期表现为供给效应。现代宏观经济学非常强调投资供给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含义，认为技术变革、人力资本改善等提高有效供给效应决定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实行减税政策，以便增加投资和生产，增加供给。但无论何种投资，都要有需求效应，而要实现良性循环，必须讲求供给效应。
在“后短缺”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全面的供给短缺转向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调并存。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通货紧缩势态，绝非是单纯的生产能力超过市场容量，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微观和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既有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严重不合理的问题，后者导致了供给质量不高，造成结构性积压严重，反过来又增加了需求困境。根据这一判断，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既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不同于西方国家70年代的经济滞张。因此，单独去用凯恩斯的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或供给学派的减视等一揽子供给管理政策，均不能达到目的。值得考虑的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运用。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导致供给状况不能适应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者的需要，必须也只能通过供给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结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治理办法在于把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压缩无效供给，发展有效供给，实现结构升级换代。
近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与任务
如果1998年起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了扩大内需、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的话，那么经过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托住了经济下滑的趋势，并于2000年出现了经济全面回升的重要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实现了政策预期目标。
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前期政策比较，政策的性质和任务，都具有明显差异，政策力度、作用方向及政策手段的搭配，也将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近期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是要巩固和发展前期政策成果，汲取日本经济调控经验，避免因经济形势好转过早调整政策，导致经济再度陷入不景气现象的发生；二是要保证国债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三是要扩大就业，创造宽松稳定的改革与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四是要加强制度和软环境建设，健全市场机制，推动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GDP和财政收入仍将保持较高增长幅度，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将呈下降趋势。必须指出的是，积极财政政策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不宜长期使用。一是按照国际惯例，当经济恢复景气运行后，将相应调整经济政策。二是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长时期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资源的计划配置，不利于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三是结构调整过程中政策引导是必要的，但结构调整是个市场的过程而不是行政的过程，它寓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四是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民间投资的活跃，长时期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势必产生“挤出效应”。五是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发生矛盾。财政在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同时，将集中有限的财力，重点解决当前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加强国防建设、扩大就业、保护生态环境等。六是考虑财政的承担能力及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因此，近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要注重带动民间投资，要充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衔接。
积极财政政策的构想
近期积极财政政策，要注重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有机结合，为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服务，要注重政策的调整与衔接。
（一）合理运用国债政策，加强国债管理
1.支持产业结构战略调整
国债资金要有一部分用于支持国企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是通过财政贴息手段，支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产品升级换代。二是支持重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局部技术突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集中力量投资软件、信息、通讯、生化等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导和鼓励银行、企业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领域投资。四是支持地方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渠道不畅问题。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一定不能再铺新摊子。
2.改进国债发行的审批办法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平衡应是动态的平衡，应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确定政府收支规模。这需要改革国债发行的审批制度。当前国债发行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采取的是年度审批法，主要从财政角度考虑是否平衡，着眼于控制财政赤字。这一审批制度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管理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应该改为国债发行余额控制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确定一个国债发行余额的上限，在不超过法定的国债余额范围内，财政部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掌握当年的国债发行额。
实行国债发行余额控制法，一是有利于改变财政政策的滞后性，更好地调控经济运行。例如，要追加投资，便可以及早决策，不必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追加后再作安排。二是有利于国债期限的多样化，便于形成长、中、短期国债的合理组合。目前国债只有中期和长期品种，缺少短期国债，其重要原因是由于实行年度发债数额控制，发行短期国债要占用指标，但债期较短，形成外在成本高。三是有利于国库资金调度。财政资金一般上半年收大于支，下半年支大于收。下半年发行短期国债，次年上半年兑付归还，可以减少国库闲置资金。短期国债按活期利率，还可以降低成本。四是有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便于将国债特别是短期国债作为调节货币流通的工具。
3.深化国债的市场化改革
国债的市场化程度决定着国债资金的募集能力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现阶段我国国债市场化程度比较低，流通性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债发行。一是银行间债券市场，把目前有限的国债回购业务扩展成有效率的公开市场业务，使之成为调控货币流通、活跃货币供求的主要市场。二是考虑恢复国债期货市场，使持债者减少对将来利率受损的疑虑。三是扩大记账式国债发行规模，有利于国债市场化。四是推出短期国债作为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主要操作对象，并通过短期国债利率影响市场利率走向，促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五是研究地方债发行和管理办法。
（二）调整税收政策，激活社会投资
当前税制显现的问题，一是对投资征税太重，包括增值税税基的设计、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设计、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征税等二是企业所得税税法不统一，导致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偏重。这一局面既不利于促进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发挥，也不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对于是否进行税制改革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当前宏观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应付通货紧缩，应该大规模减税也有人认为目前税收占GDP比重很小，没有减税空间。进行税制结构调整，不是简单地减税或增税，不同领域的税负水平将有增有减。增的部分指当前GDP中法定税负较轻的，或现行税制应该覆盖而尚没有覆盖的部分，对其拓宽税基，适当增加税负，如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课征重税等。增的部分还包括对以往偷漏税较多的部分加强征管，同时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减的部分则是GDP中税负过重的部分，如增值税的税基改革，国有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的足额扣除等。对现行税负较轻且应该增税的部分多收一些，用增加的税收填补减税部分减少的收入，从而可以做到既不会因减少财政收入影响政府的顺利运转，又能解决当前经济中的一些问题。
税制调整，也是加入WTO的需要。税制改革的重点：一是实现增值税税基的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以利于鼓励投资。二是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由目前的选择性征收走向普通性征收。三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的现状。四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扣除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的目的。此外，要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消除其对投资的抑制作用。五是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等新税种。
（三）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支持西部大开发
缩小地区间过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关于支持西部开发，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应该采用以纵向平衡为主、纵横结合的转移支付模式，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特种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进藏铁路、生态建设等项目。
（四）调整政府支出范围，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当前需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框架，进一步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的资源配置要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提高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社会保障支出既是公共财政框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又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还是从体制改革方面，都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份额。为此，在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面，除通过增加财政投资、国有股变现等方式外，还需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目前社会保障资金苦乐不均现象严重，老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基地资金严重不足，而新城市和新工业基地则资金有余。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解决负担不平衡、余缺不能调剂的问题。
另外，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不断改革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以更好地保证上述财政政策的实施。
标签：国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边际消费倾向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政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