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简要地说，口述历史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或者说，它是用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的英文名称是“Oral History”，中文意思是口述历史，我国史学界习惯称为“口碑史料”。作为一种历史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一门分支学科也可称之为“口述史学”。对什么是口述历史问题，国内外史学界有很大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学者的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外学者给口述历史所下的定义，大都是正确的，至于“给口述历史下怎样的定义那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要把握住口述历史的精髓，也就是其最显著的作用——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它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者至少弥补其不足。”美国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的唐纳德·里奇在他所著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一书中也说：“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
口述历史源远流长。正如英国口述历史学家、社会学教授保罗·汤普森所说：“事实上，口述史学就如历史一样悠久。它是历史的第一种形式。”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为了将先辈们的事迹保存和传承下去，除了用一些简单的符号记忆如结绳、刻契、图画等记录之外，主要是依赖口口相传。可以说，口述史是历史的源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历史阶段。在欧洲19世纪以前，口头回忆与传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到了德国兰克（1795-1886年）学派兴起，档案文献被看作最可信的历史证据，口述资料才被冷落。到20世纪上半叶，兰克学派的治史主张受到批判，史学家认识到史料多样化的必要性，才重新发掘非文献资料。1938年，美国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研究的呼吁，194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现代口述历史（口述史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口头调查方法在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应用成功，产生了示范效应。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史的兴起，都推动了现代口述历史（口述史学）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口述史研究中心增加到90多个，1967年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美国口述史协会，到1971年已拥有1400多名会员；1978年还创办了刊物《口述历史评论》和《口述历史参考文献》。在美国影响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建立口述历史协会。1979年，在英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口述历史大会，并成立了国际口述史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1989)、《世界记忆工程》(1992)、《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公告》项目（1997年实施，有学者认为“口头”与“口述”的译法不如译为“口传”）、《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2003)等文件，都关注了“口传文化遗产”，包括了以口传身授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口传记录）。
在我国，古老的口述传说很早出现。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指出：“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述传说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要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述’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采，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所谓‘十口为古’，口述的内容便渐渐地成为‘古事’即往事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口述传说被人们在多种场合反复引证，因而得以出现在现行的早期各类文献中。《诗》、《书》、《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著述、楚辞……，无一没有口述传说的内容。不同的是，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历史化了。”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有很丰富的文字史籍记载，但是历代史学家撰修史书，也不乏采用民间口述记忆和传说的事实。如孔子的《春秋》运用口头传说追述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了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裴松之注疏《三国志》曾“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唐代史官有自行采访制度，采摭史事，可进行口头访问；章学诚论述州县修地方志“辑材之要，在设志科”，其职责为“记载、辑稿、保存、采访”，“四乡各设采访一人，……俾搜遗闻逸事，以时呈纳。”进入20世纪，史学家梁启超提倡“新史学”，注重史料，主张搜集文字记录之外还要对“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的人”进行“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在近现代，较早做口述历史的，如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和学生商鸿逵曾于20世纪30年代根据名妓赛金花口述自传写成的《赛金花本事》，就是一部“口述实录”；80年代撰写成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就是“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实为“口述史学的早期尝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实地调查”方法，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1951年全国政协第三届全体会议闭幕之后，周恩来总理在招待60岁以上委员的一次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经历和见闻，自己写下来，或者自己口述，让别人记录下来。会后，在全国和各地方很快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会，积累了大量的个人回忆录和口述资料。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史学界与国际口述史学界接轨，正式使用“口述历史”、“口述史学”的术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杨雁斌介绍了国外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他和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的文章。在1999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年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等四位教授举办了中国口述史学专题讨论会，主题是：“今天的中国口述史学。”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钟少华从1982年开始做口述访问，1989年写成了《中国口述史学刍议》，他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选定一百多位年逾古稀的中国科学院技术专家作为口述对象，抢救活史料，1996年他整理了其中部分材料，出版了口述历史著作《早年留日者谈日本》。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家族》、《中国知青口述史》、《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上海口述史》项目以及其他以大量口述资料为基础的口述历史著作陆续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从1996年开始设置了口述史学的课程。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如《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等。
进入21世纪，我国口述历史、口述史学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2004年12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扬州大学、江苏省社科院等单位发起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代表该院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的讲话，对口述史、口述史学的概念及其作用，对口述史学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建设，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指出：“从广义上讲，所谓口述史应当是指历史工作者利用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口述史传统的国家。”在这次高级论坛会议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还收到论文数十篇，举行了学术演讲会、讨论会，对中国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全方位的学术探讨。
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决定实施的“人类口头（口传）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公告”项目，我国于2002年5月启动了“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口传）和非物质遗产工程”，准备用5年时间进行全面普查工作，然后建立中国人类口头（口传）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资料馆。此外，2004年，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成立了口述史研究会（1989年成立时称“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上海九思文化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九思口述史研究中心”。
近年来，口述历史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年都有多种口述历史的专题书籍出版，一些文史期刊也开辟了口述历史栏目。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纷纷推出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的《大家》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陆续出版《口述自传丛书》，现已出版了《舒芜口述自传》、《黄药眠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还专门成立了“口述历史”编委会，聘请著名学者季羡林、唐德刚、戴逸、冯其庸为顾问，不定期出版以发表口述史学的叙述性文字为主的《口述历史》丛刊，2003年9月已出第一辑；2006年5月，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一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从1993年致力于作家老舍之死的个案研究，走访了数以百计的“历史在场者”，耗时长达8年，先后出版了《老舍之死采访实录》（1999年12月）、《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2001年7月）、《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2007年1月）；作者在后一本书中还用相当篇幅专门探讨了口述历史问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清代雍正皇帝第九代孙启功91岁时的口述自传：《启功口述历史》于2004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2005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汇集了一千多人（件）劳工口述资料的五卷本《二战掳日劳工口述史》；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2004年11月开始走访了1500多位70岁以上老人，获得400多万字口述资料整理成的一套三卷本《山西抗战口述史》；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小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做“20世纪妇女口述史”，并主编丛书，于2003年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册《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等。
我国台湾地区开展口述历史工作较早，从20世纪50年代“近代史研究所”曾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合作两年，进行口述访谈工作，后因资金问题一度停顿；1984年恢复工作，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对劳工阶层、妇女、退伍老兵、原居民等所谓下层人士进行采访，1989年创办了《口述历史》刊物，还出版《口述历史丛书》，到2000年已整理出版了70多种口述自传丛书。台湾的一些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如“台湾史研究所”、“国民党党史研究会”、“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大学历史系”，以及一些民间团体等，都开展了口述历史研究工作，在一些大学和中小学也开展了口述史教学。在海外，美籍华人唐德刚从1957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中国口述史学部的工作，已先后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多部口述史著作。
二
现代口述历史、口述史学与档案工作有很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与历史对话》一书中，作者指出：“口述史学在发展初期只是被作为一种保存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的档案实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资料，以供未来研究者使用。”大连大学教授李小江认为，口述历史价值不亚于“政府文件”等文献，甚至可能在文献价值之上。“一个好的学者，如果你做现当代研究而不会使用口述方法，就等于作茧自缚。你能看文献，你也能做口述，那你就有了更丰富的资料来源，同时还兼有互相校正、开拓思路的渠道。……对档案工作而言，这也是一个转‘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契机，可以将资料积存和研究工作合二为一，在口述史的名义下两者兼得。因为，口述访问的过程不仅是新的档案资料的征集过程，也必须是对某一专题深入的研究过程（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问什么）；而口述资料的整理和保管，无疑就是档案工作的重要部分。”
从口述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口述历史与档案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据《与历史对话》一书介绍，在美国，口述历史当初“一直是作为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史料的方法”；美国的总统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它的口述历史项目对美国口述史学发展影响很大；美国的一些档案馆已成为口述历史的研究机构。英国图书馆国家声音档案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声音档案馆之一，从1983年开始收藏口述历史，现已成为英国口述历史收藏中心；1980年伦敦经济学院还成立了英国政治与行政口述资料档案馆。在加拿大，口述史学直到现在仍然作为一种档案实践付诸实施，很多大型的口述历史项目基本上是由各档案馆主办的，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也大多是档案学家。在西班牙，口述史学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大学和档案馆的推动，巴塞罗那城市历史档案馆从20世纪80年代就设立了口述资料部；“战争和流放档案协会”还筹划了一项关于西班牙内战特别档案搜集工作，已有2.5万盘录音带和一部分文献资料。在澳大利亚，口述史学的发展也主要归功于发达的档案馆系统和图书馆的推动，其北部地区档案馆于1979年按政府要求开始搜集口述历史，到1996年已有1000多个口述历史访谈记录转录的抄本；澳大利亚第一个成立的州档案馆——南澳档案馆也收藏了大量口述历史资料，已于20世纪80年代将大部分收藏转到了莫洛托克图书馆；此外，还有至少26个大学档案馆设有口述历史部。在新加坡，口述史学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其开拓者国家档案馆于1979年正式成立口述历史中心（1985年曾经从档案馆分离出来，改名为口述历史部，1993年新加坡国家遗产部建立后又重归档案馆），开始实施口述历史项目，并对学校口述历史项目进行专业指导，现已记录了各行业两千多个访谈将近1万多个小时的口述资料。在墨西哥，人类学和历史学国家研究所的墨西哥革命声音档案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藏口述历史资料，已出版了两部以口述历史为基础的著作——《记忆档案》和《历史与故事》。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于1984年执行“西开普口述历史计划”，已进行了400多个口述历史访谈，其录音带和访谈抄本都保留在大学的手稿和档案系。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档案馆开展口述历史采访和搜集、保存口述资料的工作，在国际档案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80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肯尼亚国家档案馆馆长梅那·卡哥姆贝所作《口述历史与档案》的报告，就强调了非书写档案的重要性。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便列出了“口述档案”的定义：“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逐字记录形式。”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新型档案材料”为主题，法国保罗·勒内·巴赞所作的主报告，从新型档案载体上划分为包括口述档案在内的五种类型。根据她对国际档案理事会120个左右的甲类会员国的调查，在答复征询问题的60个国家中，有55个国家产生了口述档案；对是否保管口述档案的问题作答复的40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全部保管，12个国家大部分保管，24个国家只保管一部分；对是否有口述档案的专门机构问题，只有13个国家作了肯定的答复。她从调查分析中看到包括口述档案在内的新型档案材料对传统的档案理论和原则带来的影响，预言：“对档案工作者来说，新的技术正在对他们的档案概念造成一种完全的变化。”在这次国际档案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塞内加尔的萨利乌·姆贝伊作了“口述档案”的专题报告。他首先提出的是“口述档案由于具有口头和书面文字的两重性”，造成“口述档案”概念的不确定性问题，指出在这个领域中存在十种术语，即“口述档案、口头语档案、口头语活档案、口述史、活历史、口头传说、口述文献、口述资料、口头证据、各族民间故事”。报告人认为，对口述档案的定义和范围、档案工作者该不该介入口述档案的建立工作、口述档案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等问题，都应该由档案理论来解决，并且希望“口述档案能够在当代档案学理论中获得应有的地位”。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尼日利亚的U·O·A·埃思所作的辅助报告中讲到“口头传说或口述档案”，指出：“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口述档案为正确处理土地纠纷、婚姻、继承权等提供了材料”，不少国家的政府和学者认为，口述档案同书面档案一样，是一个国家的丰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尼日利亚的国家档案法中还有专门条款规定限制口述档案出境。
三
据笔者了解的情况，在我国，到20世纪90年代，口述档案问题才引起了重视，档案工作者和其他专业学者陆续发表了大约30多篇关于口述档案的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介绍类，即介绍国内外口述档案工作的开展情况；二是呼吁类，即呼吁档案界应该关注和建立口述档案工作；三是探讨类，即关于口述档案的理论认识和实践问题的分析研讨。统观所见论文，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口述档案的概念和名称问题。
据笔者了解，口述档案这一术语于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在一些档案专业刊物中出现。国际档案理事会所编《档案术语词典》关于口述档案的定义，已为我国档案界认同，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口述档案定义，在9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册》和《档案学词典》中都没有口述档案的词目。从90年代末以来，在一些档案专业刊物的文章中，对口述档案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口述档案不是档案，口述档案之说不能成立，因为它混淆原始历史记录与事后追忆的历史记录之间的界限，打破了现存的档案分类体系；档案部门搞口述档案是“越俎代庖”，包揽相关机构职能；建立口述档案是国外一些缺少历史档案的国家的权宜之计，等等。类似这样的争议，在国际档案界也存在。有些国家对口述档案这一术语的使用和解释就不一致，如加拿大很少使用口述档案一词，而把“有声文件”这个词作为通用术语；扎伊尔使用“口述史料”一词，而把“档案”称为手稿；法国则宁愿避开使用“口述档案”一词，一般使用“有声档案”这个词。
实际上，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档案的载体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之就必然会产生新的档案术语，相对于传统的书面档案来说，已产生了包括“口述档案”在内的各种新型档案材料，现代档案的概念已有了新的发展，档案工作已扩展了新的领域。笔者认为，档案从它的起源和本质讲，乃是一种社会记忆工具，书面档案和口述档案的本质都是社会记忆，它们都具有原始性。台湾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王明珂认为，社会记忆以两种方式保存和流传：一种是保留在档案部门的“静态的、绝对的社会记忆”；一种是被人们传述的“动态的、相对的社会记忆”。不可否认，这两种社会记忆都是具有原始性的。一位外国学者路易斯·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立文说：“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我们可以从这些论述中来研究一下口述档案的概念。首先，搞口述历史是有准备、有计划地对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知情人的采访，当事人身临其境，知情人耳闻目睹，他们的口述当然是有原始性的；其次，这些口述录音或口述手记的原始资料，还要经过与文字档案核实，它便有了可靠性；再次，采访所得的原始历史资料，又是“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档案性质的又是档案中所没有的东西。这样的口述历史资料，我们能不承认它是口述档案吗？这样的口述档案，自然可以同声像档案相区别。按照以上这些观点，我们也就可以给口述档案下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义了。
（二）关于口述档案的范围问题。
从国外学者对口述历史的定义来看，有的认为，它是“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有的认为，是采访收集的“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有的认为，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的口头故事的记录”；有的则认为：“口述历史不包括讲演录音、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日记，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和受访者会话的声音记录。”笔者认为，按这些说法来划定口述档案的范围还是比较恰当的。而前述塞内加尔的萨利乌·姆贝伊在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关于口述档案的报告中所列10种术语之外，他还认为：“口述史的调查结果和口头传说的汇集组成了口述档案。但口述档案远不止于此，它还包括演讲、讲座录音、辩论、圆桌会议录音、广播电视、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的通信和指示，以及合唱或独唱的录音等。”这种说法，显然把口述档案的范围无限扩大了，使它与声像档案混在一起不好区分，因此并不可取。美国的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不包括无特殊目的的随意录音，例如尼克松总统的白宫窃听录音；也不涵盖演讲录音、秘密窃听录音、个人录音日记，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我国历史研究学者关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将采访者与受访者“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或将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用这样的说法来划定口述档案的范围，应当说也是比较适当的。当然，不应把录音排除在外。
（三）关于口述档案的作用和局限性问题。
从现有材料看，国内外档案工作者对口述档案的作用都是肯定的。正如尼日利亚的埃思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在历史长河的这一或那一时间里依赖口述档案重现过去。……书面档案和口述档案对每个社会具有同等作用。”我国档案工作者论述口述档案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口述档案可以拯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我国5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积累了大量文献记载、民间故事；有的少数民族缺少文字记录，但有丰富的口头历史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口头历史传说，若不及时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将要濒于失传。建立口述档案，就可以“保存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把它保留下去，并使它发扬光大。第二，口述档案可以填补历史空白，为“正史”或典籍史作补充、补足与拾遗。历史上有许多事件，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无法保留下文字记录；有些重大事件虽然有文字档案，但是一般只谈框架不谈细节，或只谈结果不谈过程；有很多的历史记载只有社会上层的活动，而缺少普通人生活的实际反映。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许多没有形成文字档案，但是有些当事人或知情人还在，他们就是“活档案”，可以口述提供许多真实、生动的材料。建立口述档案，就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和重要文件的产生过程，也可以借以澄清一些众说纷纭的历史问题，还可以使我们了解文字档案背后的更为鲜活的东西，使死材料活起来。第三，口述档案可以改善和充实档案馆馆藏，更好地发挥档案馆的服务功能。我国档案馆，尤其是综合性档案馆所保存的多是文书档案，其内容也多是行政领导机关的工作记录和有关文件材料，馆藏结构比较单一。建立口述档案，就可以使档案馆馆藏更加丰富多彩，能更好地适应多方面利用档案的需要，发挥档案馆信息中心的作用。
但是，口述档案也有其局限性。国内外档案界对此颇有议论，主要是口述档案能否保证它的真实可靠性，是否可以作为历史凭证。正如塞内加尔的萨利乌·姆贝伊在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所说：“口述档案存在着隐蔽、费解、遗漏之处，因为回忆不能也不会总是真实的。……特别是口述传说忽视年代学，……由于缺乏年代，使得重建历史真貌的试图困难重重。”“口述档案具有其性质所带来的缺陷，它们建立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上，具有易变的特点。”《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的作者傅光明也说：“口述史未必是信史。”口述是流动的，这是口述的最大局限。由于口述档案是基于当事人的回忆，而记忆难免疏失、模糊和错位。口述者可能碍于种种原因而有意避开敏感的问题，或出于个人利害关系而有意护短，甚至文过饰非，歪曲事实，等等。这就提醒我们，不要把口述的真实性绝对化。因此，档案部门必须慎重、认真地对待口述档案，在收集、接收口述档案过程中，必须注意核实其内容，严格地进行鉴定工作，辨别真伪和判定保存价值，并做出相应的考证说明。这就要求我们对口述档案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形成一套专门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以保证口述档案真正成为历史凭证，同书面档案一样发挥作用。
（四）关于如何建立口述档案问题。
从过去十几年我国档案界发表的关于口述档案的文章来看，起初多是呼吁档案界要重视口述档案，近年来有些地方档案部门开始建立了口述档案，介绍了一些具体做法和体会，提出了一些具体工作建议，诸如树立口述档案意识、建立口述档案机构、制订口述档案计划、开展口述档案征集和制作工作、进行口述档案研究，等等。建立口述档案，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应当收集哪些材料，即划定归档范围问题。根据国内外的已有经验，归档的口述档案应包括：访谈的原始录音带或录像带；访谈现场的笔记和受访人的文字说明及签字；已经整理成文字的手抄稿或打字稿；电子文稿（光盘或软盘）；受访人的传记资料；访谈计划及有关信件；受访人对口述资料的处理意见及授权证书；受访人的有关照片、信件、亲友资料以及受访人的住址、工作单位、电话、专长等。有的学者指出：“公职人员的口述史料属于公共精神财富，最终应交档案部门保存。”还有的文章探讨了口述档案的价值鉴定、归档要求，提出了制定《口述历史档案采集标准》建议等。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组委会副主任、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教授还提出建议：“国家文化部、国家档案局可在现有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博物馆和档案馆的基础上，对条件成熟的地方和部门分别设置口述史博物馆或口述史档案馆，或者因地制宜在现有中央和地方各级博物馆和档案馆内设置口述史部或口述史室，以免机构重叠，增加负担。”
四
目前，尽管从全国来说口述档案还未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令人可喜的是毕竟已有一些档案部门开始重视并实际管理了口述档案。如外交部档案馆，从1995年着手进行口述历史采集，当时主要是结合编研工作，以专题形式有计划地走访参与一些外交事件的有关人员，现已采访了几十位建国初期在外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一些重大外交事件当事人，采集了数百分钟的录音以及影像等珍贵资料，丰富了馆藏档案系统。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档案馆，已将口述档案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馆长亲自主持，聘请了社会各界20名特约档案员，进行面对面采访，已采访、摄制了5盒日军侵略的口述声像档案资料，弥补了馆藏史料记载的不足，同时还根据这些口述史料，制作了专题片《铁证》进行展出，在社会上获得好评。此外，山东省青岛市档案馆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安徽省宜城市档案局、江苏省扬州市档案局和扬州大学档案馆、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等，也都开展了口述档案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研究部门、大专院校、社会媒体和一些社会人士，也关注了口述历史、口述档案。如作家叶永烈，近二十年来通过口问手记，同时用录音机采访了现当代历史事件当事人和知情人，制作保存了上千盒录音磁带，写出了大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访问记和人物传记。他说，口述历史是“活档案”，采访所得的录音和笔录非常珍贵，还表示将来在一定时候，要把这些录音带和笔记奉献给档案馆。大连大学李小江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做“妇女口述史”，采集了数千盘口述磁带，已经打字成文逾2000万字，并于2000年建立了“妇女口述史档案室”，已保存有从1920年至今涉及30多个民族、10多个国家的千余份口述资料，还主编出版了4册《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2005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时，江苏省电视台和南京市档案局联合采访拍摄制作了电视片《反法西斯战争口述档案》，并采访南京地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人，建立“抗战老战士口述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