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的社会心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分析论文,危机论文,主流论文,价值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6)01-0017-06 一、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及其心理显现 “主流价值认同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亨廷顿从“我们是谁”来表述美国的民族—国家特性和价值认同危机[1]；马蒂亚斯·米德尔描述了转型时期的东德在制度、社会和个体层面上的认同过程和危机[2]。可见，“认同解构”(dis-identity)已经成为现代性背景下的重要议题，而这种解构过程，最重要的就在于主流价值和信仰的崩溃。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凝练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充分体现了党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方面的理论创新、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 对于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上述主流价值理念的认同绝非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作为中国思想最活跃、变化最剧烈、可塑性最强的大学生群体，这种危机表现得较为突出，比如，在历次价值观认同调查中：对于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庆市委宣传部2009年的调查表明，该市大学生中有高达47.6%的人将信仰马克思主义归于评奖评优、入党和找工作等功利动机[3]。对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自信，武汉大学的调查显示，认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制度前提和基础”的仅为54.4%，认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占60.5%[4]。四成到五成的大学生缺乏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在爱国主义价值观的调查方面，武汉大学的调查中认同“中华民族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一提法的仅为54.2%。近年来的出国热和大学生就业倾向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的保守倾向，说明了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似乎在远离而不是靠近大学生群体。在对集体主义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反叛中，从20世纪80年代的“蛇口争论”到今天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之风俨然成为一股潮流，主流意义上的道德观提法遭到了严峻挑战。我们认为，大学生认同危机可能包含如下三个心理层次：淡漠、迷茫和逆反，三者逐层递进而又相互影响，构成了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问题的困境。 “淡漠”一词的经典定义来自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他指出：“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威胁，这就是一种淡漠的状态，如果对所有价值都是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5]米尔斯将这种淡漠与焦虑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淡漠会引起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我们认为，用“淡漠”来描述一部分大学生在面对主流价值体系的状态是恰当的：他们并不关心这一体系在说什么，不关心它是不是正确，更不关心这套价值有没有意义，总之，他们将社会主流价值当作一项可有可无的东西。蒋红莲的一份调查表明，仅有约1/3的大学生能比较准确地说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内容。[6]这一数字表明至少在态度上，大学生并不将此作为一项值得把握的东西。对于一部分大学生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不过是两门普通的公共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并不真正将课上所讲的理论和观点作为一种“价值”来接收，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有一点用”的知识。这种强烈的无所谓感让主流价值认同教育变得苍白无力。 “迷茫”实际上涉及多元价值背景下的主流价值认同的选择问题。大学生群体是最容易接触到各种价值和思想的人群之一，他们在面对种种思潮时表现得更加茫然无措，武汉大学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调查中，“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思潮”的大学生仅占12.6%，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等在大学生中都有相当的关注度，而且认为这些思潮积极意义居多的要比认为其消极意义居多的人多，而更多的人(43.1%)则表示不能判断。[7]这些事实说明，当前大学生在主流价值认同方面遇到了来自其他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在种类繁多的思想价值面前踟蹰，从而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 而“逆反”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彻底否定。“逆反心理”一词源于心理学，它是指“客观环境与主体需求不一致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带有比较强烈的抵触心理和情绪。”[8]具体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认同方面，这种情绪表现在知道上述价值体系要求的情况下，却故意走向他的反面，故意偏离这种要求。这种心理情绪，一旦外化为行为，将表现为指向明确的、有意识的失范行为，往往形成对主流价值的对立和冲突。逆反存在两种外显形式：第一是对主流价值体系本身存在某些消极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泰弗尔认为刻板化将世界作了界限明确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价值形成施加影响。[9]因为刻板印象的存在，大学生容易将主流价值的一整套体系认为是“意识形态”，是离我们很远的权力拥有者所“发明”的一套东西而加以排斥。第二是对现有的与主流价值有关的教育和事迹的反感、厌恶或者反向思考，这实际上是对主流价值具体落实上的抵制，与从理论和价值信仰上抵制社会主流价值是一样的。 总之，从不关心的“淡漠”到不知所措的“茫然”，再到否定和抵触的“逆反”，我们看到，这三个维度逐层递进，共同形成了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大厦的侵蚀，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原因并探讨其调适机制。 二、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探源 当前在一些大学生中出现的主流价值认同危机是多种因素复合的结果。伴随着多种价值体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碰撞，伴随着社会急剧的变迁与转型，伴随着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态度被拷问、被反思，所谓“核心认同危机”广泛存在于几乎每一个社会中，对每一个社会群体都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中国大学生群体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具有自身的特点，我们拟从三个角度——价值濡化角度、群体行为与社会投射角度和群体个性化特点角度加以研究。 (一)濡化过程与价值认同危机 任何一种价值都是习得与内化的结果，因此，要说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出现了危机，那不得不去考虑这一过程中存在何种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对大学生进行的主流价值濡化活动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来实现的，例如，“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被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另外，零星的“实践活动”也承担着主流价值传导的任务，不过其似乎不过是课堂教育的延伸。 主流价值的传导完全依靠课堂教育会引发如下悖论：教育从其基本意涵上是一种传授知识的活动，目前的主流价值体系课程教授也是知识层面的；但对于主流价值体系认同的要求属于价值层面，不可量化，更不是仅靠传授就可以实现的，两者有根本性的区别，将价值层面的东西作为知识传授，又由于这类教育因为时间限制很难达到卡伊翁茨所说的“暴露效应”(MZZ)，不容易因为为数不多的几次“暴露”而形成态度上的正相关。这样，主流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根本目的(价值目的)与这种教育的手段目的形成了悖论。这种悖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学生看来，所谓“主流价值”是一种可学可不学的“知识”，而这种“知识”还没有太多功能论上的意义，既然如此，那完全没有必要太在乎，我们认为这是导致上述所谓“淡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上述这种悖论往往不仅体现在大学生身上，作为“主流价值”理论传播者的教师往往也不把自己所讲的内容和其他专业知识区分开来，传授过程更往往照本宣科、形式单一、官腔十足、空洞无物，而让学生误以为这就是主流价值内容的全部，从而造成对主流价值的轻视和反感，再加上当前的两课教育颇受重视，一周的课程安排甚至不少于正常专业课，大学生有时会感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被这种“没什么用而且枯燥透顶”的课占用，往往会产生逆反和抵触心理。 可见，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的一个诱因是濡化过程的失败，或者说濡化渠道的不得要领，两课教育只应该是展现主流价值内容，令其认知主流价值体系的一个平台，绝非“主流价值”濡化的主要手段，相反，专业课课堂、第二课堂活动、日常交往领域、心理咨询过程等方面才应该是重点把握的地方，这目前还没有被真正意识到。 (二)社会投射与价值认同危机 我们所提到的“社会投射”包括两重含义，一方面是社会事实的投射，另一方面是社会态度的投射。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有意识的传授和有意识的学习不同，这两方面的投射都是“无意识”的，但是其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却同样剧烈。 在社会事实维度上，大学生群体并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在实实在在的社会上，他们所生活的群体是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存在一些与主流价值理念不同甚至相悖的现象，当他们发觉主流社会(也就是成人的，甚至是上层社会)中社会主流价值所提及的理念没有被落实、被践行，他们会对社会主流价值产生表里不一的虚伪感，哪怕那些与主流价值背道而驰的现象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接受了课堂中对主流价值的提法，也容易对主流价值的正确性产生困惑，从而产生“迷茫感”。这种迷茫感应该说是“社会”在他们身上的投射，毕竟对于个体而言，其心理态度深刻地被其所经历、所感知的社会事实建构和塑造着。 在社会态度维度上，拉塔内在1981年所提及的“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mpact theory)综合性地描述了社会态度(他人或群体态度)怎样对个体产生影响的。他指出，社会影响的强度取决于“数量、实力与直接性”。[10]对大学生群体而言，原本主流价值体系的传播者基本握有上述三种资源，不过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直接性，大学生可以非常容易地受到多种价值态度的影响，特别是西式的自由主义价值。与之相对应的是，主流价值传播者数量上的优势随着其“公信力”(与上述的“实力”相匹配)的不断下降而被抵消，由于这种主流价值被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绑在了一起而让大学生产生了隔膜感，所谓的“直接性”也受到冲击。再具体到日常现实中，大学生的朋辈群体或社会关系群体中几乎很难寻找到真正主动宣传、践行、演绎主流价值内涵的情况，如果生活在一个主流价值被普遍淡化的社会态度环境下，仅试图谋求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主流价值认同恐怕是困难的。 (三)群体个性特点与价值认同危机 大学生群体所具有的个性化特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生存现状的特点，二是心理结构性特征。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并统一于大学生群体的行为选择和态度抉择上。 对一些大学生来说，掌握好本专业，同时学好其他必要的基础知识，压力已经相当巨大，还得花费很多时间来处理包括求职、人际交往、社团活动等方面的事务。只有处理好这一切，他的大学生活才是成功的，也才会与人们对他的期待相符。在这里，对主流价值体系的专门学习和把握只能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当条件不允许时，他们首先放弃的恐怕就是这类相对“空泛”的价值理念。因此，由于竞争的压力和紧迫感，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在认知中形成了这样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有利于在竞争中取胜，则是值得肯定的，反之，则可有可无。这种认知取向无论是在家庭、市场、社会还是在校园活动中都不断得到强化，当一种外界力量试图改变之，要求其接受来自一整套主流价值体系，且这套体系还与自己的基本判断标准不符时，这部分大学生将会出现“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而解决这种失调最轻松的办法就是不去接受这套价值体系，不管它是不是正确。 此外，处于大学生这一年龄段的群体往往具有较强的好奇心、敏锐的眼光、批判的精神，同时有比较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种心理特点导致了他们对于对一致化和标准化要求较高的社会主流价值持抵触、反感心理。实际上，这是世界范围内青年的共同现象，从革命式的法国五月风暴到当下流行的非主流，不论其理念上正确与否，但都反映了青年对主流价值和主流社会价值的不认同和逆反。 由此，由于生存的压力让一些大学生觉得应该作出一个孰轻孰重的价值选择，“理性”的他们马上发现了放弃去认知和把握那套主流价值体系而转向更加实际的专业知识和其他方面的“意义”，再加上大学生群体从最微观的心理层面上普遍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化精神，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他们更加有放弃主流价值认同的“理由”。 三、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的调适与缓解路径 在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调适问题上，首先应该澄清一个误解。大学生群体的认同危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结构嵌入性，也就是说，该群体普遍存在的主流价值认同危机不可能仅通过针对这一群体本身的某些控制性手段而加以解决。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同危机只可能在社会转型和社会钟摆的自我平衡中逐步彻底治愈。社会是一个整体，对它的每一个部分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目前在谈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的调适与缓解时，只可能在目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谈。我们认为可以在承认上述前提的条件下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挖掘社会主流价值的个体嵌入性意义 由于大学生面临的选择压力和价值判断取向的日益工具化和个性本位化，基于集体价值取向的社会主流价值似乎被选择、被珍视的概率降低。但是我们认为上述原因其实并不必然导致主流价值认同的弱化，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主流价值”是不是能嵌入到个体生命中去。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一方面，正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要表述的那样，对意义和价值的追问总归是个体的一种客观需要，而这种追问必然会触及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互动层次上，从而回归到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关注上，一旦社会主流价值的正确性得到认可，则打破这种认同的“淡漠”感就将变得可能。另一方面，作为主流社会对于个体的期待，我们难以想象对主流价值秉持的不屑一顾的个体会进入主流社会。对主流价值的认同至少在当下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前提。因此，并非社会主流价值不可以被接受，而在于它对大学生个体生命嵌入性的故事“没有被讲好”。 (二)构建主流价值认同友好的社区性环境 社会事实和社会态度对于主流价值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由于网络的作用，千里之外的社会事件和公众人物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同，但是不可否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社区性环境”。所谓“主流价值认同友好的社区性环境”，包括教师群体构建出来的态度和行动环境，以及朋辈群体彼此之间形成的社区性环境等。后者本质上就是大学生群体之间的互相影响因素，而前者则对与大学生接触最密切的教师群体提出了要求：教书育人的老师们能否在观念理解上深刻把握而不是以偏概全；价值判断上秉持主流价值而不是一己之私；在社会行动中体现荣辱规范与社会精神；在师生互动中能否对学生耳濡目染。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群体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情况，因此，对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的调适同时也是对大学教师主流价值认同的检验。 (三)“认同教育”方法的反思与重构 当前认同教育的一大弊端在于未能很好地将“价值教育”与“知识教育”做出区分，未能真正地将主流价值教育作为一个价值体系让学生把握。因此，仅仅靠“两课”教育或主要靠“两课”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应将“价值教育”与“知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一个总体的两个维度贯穿到每一门学科领域中去，而不是将价值教育简单抽离，并用知识教育的方法进行。米尔斯等人曾经要求社会学学者们说出你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伪装价值中立，我们认为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我们当前的专业课教育。当然，“价值教育”还可以渗透到大学生日常交往、实践、阅读、第二课堂活动等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反思单纯以“两课”为主渠道的价值教育方式，拓宽主流价值教育的覆盖性和渗透性，才可能为大学生走出主流价值认知误区，逐步脱离对主流价值的淡漠、迷茫与逆反提供基础。 (四)“生存问题”与“价值问题”、“多元思潮”与“主流认同”二元对立观的消解和调适 大学生普遍将“生存问题”也就是物质层面的问题与“价值问题”也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对立起来，认为后者影响了前者的实现。无数的例子已经证明，没有基本荣辱价值观的支撑，没有对社会基本体制结构的认同和尊重，没有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作为个体往往在社会中寸步难行，生存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反之，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经济生活的富足往往同时带来价值认同的提高，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才有可能在主流价值认同层面中去寻找其缓解生存压力的可行之道，并在实践中实现这一价值的“自证”。 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大学生群体是社会思想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很多人秉持的“非此即彼”的思潮二元对立观应该得到调适，事实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化的、不变的一样。我们有必要让大学生了解到，我们所提倡的主流价值体系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公域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等有对话，有互动，我们赞同民主自由的理念，赞同人人生而平等，不过由于适用环境不同，路径也有所不同。此外，我们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多元思潮秉持相对包容的态度，并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引导，对不同价值进行消解和调适。 (五)安全阀和主动性的心理咨询机制的建立 对部分大学生而言，逆向反思和钻牛角尖常常是一种心理现象，还有一些大学生由于自身原因导致的生活中的失败、挫折往往会归因于外界，归因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这种情况的解决主要应该靠安全阀机制的建立和心理咨询制度的完善。“安全阀”理论是刘易斯·科塞提出用以分析群体内有限冲突功能的一个概念，现在广泛用于分析如何释放社会不满情绪而不导向社会崩溃问题。我们认为，网络论坛系统、校园内部的自发性的学生团体系统和意见反馈与参与管理体系都有助于大学生群体的不满情绪的释放，有助于提高其对社会宽容感和社会公正感的感知。心理咨询系统目前普遍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机制目前处于被动状态，或者说处于“刺激一反映”状态。如何使得该系统由被动变成主动，去帮助大学生分析自己的心理问题，而不是任其泛滥成灾进而去动摇核心认同大厦，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认为，建立定期的心理检查机制，取消心理咨询室的“污名”(借助戈夫曼的概念)性意义，实现心理咨询与认同教育的连带性关系，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发挥这一机制的重要意义，解决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认同危机问题。 上述建议涉及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纾解的中观和微观层面，当然，我们已经强调了要加强主流价值认同教育，只有宏观环境的逐步改变才最终能成为可能，不过这不妨碍我们先在可以着手为之的方面加以努力。我们已经指出了当前这类建设中主流价值的个体意义需要进一步证明，认同教育的路径错误需要修正，社区性认同环境需要重建，生存与价值以及多元价值与主流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需要调试，新的安全阀和心理咨询机制应该得到建构，这些问题都应该作为思政工作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大众化工作所应该努力的着力点和关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