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多样性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2-0019-09
二战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趋势。然而，在冷战结束以前，人们很少关注对资本主义多样性问题的研究，因为那时人们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上。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成为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许多转型国家都面临着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模式的问题。于是，关于市场经济究竟是一种模式还是多种模式，如果是多种模式，究竟孰优孰劣等问题，日益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就中国经济而言，经过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中国究竟该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来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亟待深入研究。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多样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特征
理论界通常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来概括这种多样性①。市场经济模式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模式的差异性反映的不是根本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是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不同。资本、劳动力以及作为“总资本家”代表的政府等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本文依据市场经济模式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选择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中的四种类型作为代表进行分析，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日本为代表的法人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瑞典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突出特征为：(1)强大的私有制经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私有化程度最高，这也是美国市场经济模式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所在。(2)自由的企业制度。这里所说的自由企业制度不是说美国企业不存在垄断资本，众所周知美国的垄断资本十分强大，但从企业的形成、企业的内部关系以及企业的运行规则方面看，美国推崇自由的企业制度。比如在企业内部关系上，他们强调股东至上且来去自由，所以，有研究者把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称为“股票资本主义”；美国公司内部是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劳动力与企业之间关系比较松散，来去自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还有在企业之间的关系上，美国企业更信奉自由竞争的力量，不像日本、德国那样有密切的银企关系或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3)最小范围的政府干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美国政府是最早以“理想的总资本家”身份出现来干预经济的，但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却是范围最小、方式最间接的。
日本法人垄断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是：(1)法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日本的私人垄断资本也很强大，但在实现形式上却与美国不同。日本垄断资本不像美国垄断资本那样相互之间突出竞争关系，而是强调联合关系，具体体现在日本特有的企业集团化和系列化上。法人垄断资本的这种形式使企业之间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对非成员企业，往往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因此，日本公司的股权结构通常呈现出这样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法人持股比例高，二是法人股东持股较稳定。(2)主银行制度。日本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密切，其中主银行的功能很强大，不仅包括对企业的融资，还包括结算账户、股份持有、公司债权的发行和经营参与。由于主银行制度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关系，所以，日本的法人垄断资本的集中方式和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都与美国有明显的不同。(3)企业内部的终身雇佣制度。日本企业内部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不同于美国高度市场化的特征，它们更注重内部的合作关系和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度显示了这一特征。这两种制度保持了雇员与企业长期稳定的关系，所以企业在雇员心目中不单纯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它更像一个合作性的团队。(4)政府独特的“行政指导”功能。行政指导是政府行政机关以协商的办法诱导和劝告企业或个人按照政府认为可取的那些方式进行活动的一种行政行为。正如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指出的：“‘行政指导’这个词是指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政策。这是日本政府普遍用来支持或加强各种宏观和微观政策的一种方法。”[1](P117)它使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妥协的较为稳定的长期关系，这客观上不仅为日本合理分布产业布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通过控制资本和技术的进入而防止国内市场被国外大公司所占领，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本国市场。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是：(1)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也信奉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但与美国自由主义者(如弗里德曼)、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米塞斯)不同的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深深地打着德国的烙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起源是由明显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相伴随的，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起源是重要的”。[2](P8)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构想者的突出理念在于把市场自由原则和社会公平原则结合起来。(2)德国垄断资本的特殊运行方式——银行代理投票权。德国银行与企业也有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有些表现与日本相似，但在职能上，德国银行比日本银行职能更为广泛。德国银行控制企业的独特之处不是体现在融资和持股上，而是代理普通股东的投票权上。在德国，普通股东可以通过授权，让银行代理投票，这种方式使银行有效地控制大量其他所有者的股份，从而形成了强大势力。(3)企业内部的共同决策和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谈判制度。德国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既不像美国企业内的自由雇佣关系，也不像日本企业内的终身雇佣制度，而是企业内的所有者、管理者、工会代表、工人代表共同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共同决策。与企业内部的共同决策相适应，德国企业之间和阶级之间，往往通过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谈判和合作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4)德国政府的“社会国家”职能。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有着特殊的社会内容，在德国，人们自19世纪以来就有“社会国家”一词，后来，它作为“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制国家”在德意志共和国的基本法中得到了合法的承认。“社会国家原则要求以人类的尊严和社会公平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和有经济决定的关系。如果放任不管，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制，也会导致极大的不公平”。[2](P90)在实践中，社会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政府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的。
瑞典福利市场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是：(1)庞大的公共部门。与其他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庞大的公共部门。这些公共部门的意义不在于要利用公有制形式赚取利润，而主要是要解决就业、社会福利和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的问题。(2)完善的福利政策。瑞典的福利政策不同于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福利制度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主要形式；也不同于德国模式，因为德国模式中保险、养老金是雇主和雇员共同分担的。瑞典模式中福利主要是以国家为责任主体，在这点上与英国很相似。瑞典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纵横各个方面。(3)政府推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与团结工资政策。充分就业和平等是瑞典模式的两大支柱理念，为实现这些理念，政府对雇员的就业和工资承担重要责任。政府通过推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团结工资政策维护平等。所谓的团结工资政策，就是不依据企业效益，而是依据岗位确定工资，尽力实现同工同酬。在这种工资制度中，使低工资者受到保护，高赢利企业的所有者收入通过利润分享和高税收制度而被降低。所以，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比较小。对此，经济模式研究专家戴维·柯茨指出：“显而易见，瑞典模式保持着社会主义理念，某些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3](P402)
二、当代资本主义不同经济模式的绩效比较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经济模式究竟孰优孰劣，理论界争论不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竭力推崇美国模式，甚至把美国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但也有很多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美国模式存在诸多社会弊端，相反，欧洲模式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本文认为对发达国家不同经济模式的优劣之所以存在争论，根源在于对不同模式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全面的衡量绩效的指标。在经济学上通常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就业水平、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状况、投资规模和质量等来衡量经济绩效。但这些指标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后果，所以，有学者提出：“‘基于人均GDP经济成就的传统排名方法，掩盖了欧洲国家的成功事实，’因此在评价生活水平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人均实际GDP或增长速度的比较。’”[4](P17)近年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试图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克服GDP的局限性，如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1972年建立了经济福利指标，他们把闲暇和无报酬就业计算在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人类发展报告》中设计了一系列更能反映人类自身发展的指标体系，综合指数主要有四类：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贫困指数(HPI)、性别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尺度(GEM)。一般说来，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收入水平也越高。但人均收入高的国家不一定意味着贫困水平低、收入差距小和生活质量高。所以，在绩效比较中，选择不同的指标体系，会有不同的绩效结果。基于此，本文设想采用两类指标分别比较，一类是与经济运行相关联的指标，比如经济增长水平、就业水平等，我们称之为“经济运行绩效”；另一类是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联的指标，比如收入差距、工资水平、劳动时间等，我们称之为“社会发展绩效”。
(一)经济运行绩效的比较②
战后以来，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绩效并不稳定。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模式发展的“黄金时期”。1950年到1973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3.6％，人均实际GDP从9 573美元增加到11 607美元，增长了近74％；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9.2％，人均实际GDP从1 873美元增加到11 107美元，增长了近500％；德国实际GDP增长了6.3％，人均实际GDP从4 281美元增加到19 097美元，增长了近300％；瑞典实际GDP增长了400％，人均实际GDP从6 738美元增加到13 494美元，增长了100％。
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致使出现了1974-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阶段，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74年到1980年间多次出现负增长，消费物价指数也多次出现两位数，失业率也在这几年间高达7％，1982年更是高达9.7％。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时期，美国模式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虽然石油危机同样使日本经济受到了打击，但随着日本政府的干预，日本经济在1975年开始回升，到1978年，日本经济发展超过了这次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稳定增长，1988年，日本人均收入已增至1.946万美元，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美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变化，使得对这两种模式的争论逐渐兴起，一些美国人开始称赞并学习和模仿日本模式。这一时期德国模式尽管不像日本模式那样出尽风头，但与美国模式相比，也在稳步增长之中。例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1％，而德国则为2.1％；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1970年联邦德国为10 4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9 970美元，到了1980年，德国人均GDP为13 217美元，仍然高于美国的11 787美元。与德国不同的是，瑞典模式似乎走到了它的高峰期，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瑞典的增长速度比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低1％，人均收入的国际名次从1970年的第3名下降至第14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面对全球化浪潮，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美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10年连续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5％，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并存的局面。据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经济学家估计，按照市场汇率兑换美元计算，1995-2001年，美国占世界GDP增长的96％，是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最极端的不平衡的发展。与美国“新经济”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德国和瑞典这些非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程度地遇到了问题。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增长中出现了金融泡沫，90年代初泡沫破裂，使日本陷入了金融危机，继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实际GDP负增长0.5％后，1997年，日本经济再度出现-0.7％的增长率，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德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滑坡，1995-2000年，平均失业率高达10.4％，GDP平均增长率仅为1.4％，落后于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瑞典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然没有改变80年代不如意的局面。
然而，正当人们对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追捧的时候，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纳斯达克股灾、“安然事件”、“9·11”事件等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2007年的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海啸，更使美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再次遇到了新挑战。正如戴维·柯茨指出的：“美国产业绩效的经济指标总体上不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4](P287)这里姑且不说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给拉美地区、俄罗斯等转型国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仅就美国自身而言，虽然从经济运行绩效的总体判断，美国模式占上风，但这些无情的数字却割裂了经济增长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联系。
(二)社会发展的绩效比较③
尽管对不同模式给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价有一定的困难，但为了能从不同视角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我们还是尝试从个量和总量两个方面对它们的社会发展绩效进行比较。在个量指标上，我们从工作时间、工资水平、教育的平等性等方面进行比较。在总量上，我们采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三个综合指数进行比较，即人类发展指数(HDI)，它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它们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人类贫困指数(HPI)，它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率、长期失业率等指标组成，主要用来描述那些在贫困指标以下的人群的基本发展状况；性别赋权尺度(GEM)，指标包括政治参与和决策、经济参与和决策、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它反映不同性别的人在经济、政治上的社会地位。
从微观评价指标上看，在工作时间上，德国、瑞典明显少于日本和美国：1992年，每个工人的总工作时数日本为1 965小时，美国为1 914小时，德国为1 605小时，而瑞典仅为1 485小时。从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收入平等性上看，德国和瑞典优于美国：德国中小企业工人的收入是大企业工人收入的90％，而美国的这个数字仅为57％；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生产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为31.87美元，而美国仅为17.74美元；在收入的平等性上，如果把社会阶层中间阶层定义为收入接近国家平均水平的人群，那么，1991年，这些人群在美国所占的比例不到50％，而在联邦德国则为75％，瑞典则为80％。在健康保健方面，德国和瑞典更为健全：1990-1999年，每十万人中医生的拥有量德国为350人，瑞典为311人，美国为279人，日本为193人。在教育、培训和再就业政策方面，德国和瑞典更具特色，在德国，那些接受义务教育后离开学校的年轻人中有50％要接受技工培训，而同样属于欧洲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英国仅为14％。从受教育的平等性来看，按照国际专业培训水平抽样分析显示，在100个人的抽样中，美国和法国的15名最高水平者受培训的程度虽然平均高于德国，但其他人的情况，即85％的人平均水平正好相反。在福利和保障方面，德国和瑞典明显优于美国。
再从反映人类发展水平的三大综合指标上
看，以2004年为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世界排名，瑞典第1名，美国第8名，日本第9名，德国第19名；但若按更能具体反映人类自身发展的以下两个指标排名，美国、日本明显落后于瑞典和德国：按人类贫困指数(HPI)排名，瑞典仍然排在第1名，德国则上升到了第6名，日本降到了第10名，而美国则下降为第17名，属于经合组织国家中的最后一名。按性别赋权尺度(GEM)排名，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瑞典第2名，德国第9名，美国第14名，而日本则降到了第38名。纵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看，这些指标的排名虽经常变化，但这四个国家的排名趋势基本上与2004年的排名相一致。
以上社会绩效的比较表明，总体来看，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优于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德、瑞模式中所渗透的强调自由、追求平等，并试图通过阶级合作，把保护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权利和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的理念，显然有进步意义。而美国则不然，“对于一个自诩最崇尚人的价值的国家来说，在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实际作为之间依然有一条巨大的鸿沟”。[5](P3)
三、当代资本主义多样化模式形成和并存发展的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有不同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那么不同模式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们能够长期并存？本文认为：从不同模式产生的原因来看，多样化模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从模式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不同模式能够长期并存，是因为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合理的内核。
(一)资本主义多样化模式是生产关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具有统一性特征，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但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总是要与具体国情相结合。这些具体国情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层面看，主要包括生产力基础、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和纲领、价值观传统等方面。当代资本主义不同模式正是这些具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1.不同模式产生的生产力基础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是在二战以后逐渐形成的，从当时的生产力基础看，美国生产力水平最高，战争也没有对其国内生产力造成太大的破坏，相反，军事工业倒是刺激了美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美国在战后的科技革命中始终充当火车头作用。先进的生产力使企业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所以，美国倡导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最符合本国的利益。相反，日本和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资本匮乏，企业缺乏竞争力。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要迅速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他们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借助银行的力量，所以，德、日模式中表现出政府干预比较强，企业与银行关系也比较密切。瑞典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参加二战的中立国之一，其国内经济没有遭受战争破坏。瑞典工业在战前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战后欧洲重建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瑞典经济也因此得到了迅猛发展。这无疑为瑞典福利经济模式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不同模式形成的阶级基础不同。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阶级对抗性并不突出，这一方面源于美国人普遍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传统，“在美国工人当中不存在大多数德国工人具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对立意识”。[6](P31)另一方面，美国阶级结构比较复杂，许多工人不喜欢参与工会活动，他们的主流理论认为工会对增长、就业、工资水平起负面影响，所以，美国工会的势力比较弱，个人主义行为而不是阶级行为更为盛行。而德国、瑞典则不同，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工人运动历史，工会力量比较强大，且工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所以，它们的资本主义模式带有明显的阶级之间妥协和合作的性质。日本在二战以前阶级对立比较明显，但从5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使日本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由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使绝大多数日本人感觉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社会上收入的不平等并没有凝聚成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所以，日本社会范围内或企业内部阶级对立意识并不明显，相反，团队精神反倒成为主流意识。
3.不同模式的政治体制和纲领不同。在这四种模式中，美国是唯一没有经历封建制度的国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7](P389)所以美国政治体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化程度最高，其执政党虽然由两党轮流执政，但它们的纲领在性质上都是要充分体现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经济基础。与美国相比，日本政治体制却带有一定的封建传统，二战以前，日本经济受少数家族性的财阀控制，战后虽然财阀演变成企业集团，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量仍然很强大。在日本政治中，官商财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所以，政府与财界的合作关系构成了日本模式的重要特征。在德国和瑞典，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影响力强，他们的政治纲领中不同程度地渗透着社会主义因素，德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构想者在着眼点上，就是试图在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建立“人民之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平等、自由、社会福利、阶级合作等构成了德、瑞模式的重要内容。
4.不同模式的价值观传统不同。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主义价值观根深蒂固，正如冈纳·谬尔达尔指出的：“在美国，‘个人主义’最初是唱着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的颂歌而出现的。它成了一种具有巨大意识形态意义的象征性的口号，表达了包括在天赋权利学说、自由企业的信念和美国之梦中的不同时代的所有理想。”[8](P24)这种价值观在美国的企业治理、劳资关系、政府干预等各个层面都有充分的体现。日本文化带有东方文明的强烈特征，被称为“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曾经号召日本人要做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企业家，并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日本经济模式中的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日本文化也吸收了美国文化的竞争理念，它通过企业中的激励机制设计，使这种“团队精神”变成一种对个人的工作压力和创新动力。德、瑞模式则显然带有欧洲价值观的传统，这种价值观力求容纳差异和对立，并将其铸成合作、互助、平等的理念。德国模式中的共同决策制度、集体谈判制度，瑞典模式中的团结工资制、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是这一价值观的体现。欧洲人的价值观中还尊崇国家，他们对国家的信任超过了对市场的信任，他们相信国家能产生秩序，也能保障公平的社会再分配，减少某些不平等。
(二)不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都有其合理的内核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按其社会性质的发展方向做一个划分，美国模式和瑞典模式应该算作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极，而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则处于中间状态。
不管处在哪个位置上，每一种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模式存在，就必然有其合理的内核。
美国模式的合理内核在于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解决资源配置的动力问题。正如罗纳德·多尔指出的：“尽管美国社会有很多弊端，美国公司董事薪水是多么过分，但就竞争力而言的所有方面，模式就是美国”。[9](P51)当然，如前文指出的，美国的特殊性决定了很少有国家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把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日本模式与美国不同，尽管这种模式的建立之初深受美国制度的影响，但生产力的落后性、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性，最终决定了日本无法复制美国模式，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模式。日本模式的合理内核在于：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把市场经济纳入政府、企业、劳动者共同协作的竞争模式之中。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使人们认识到，竞争中的合作和合作中进行竞争，比纯粹个人主义式的竞争也许更符合现代社会复杂的生产体制，尤其是适合后福特主义的生产体制，这也是“丰田模式”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原因之所在。
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与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相比，这两种模式的差别显得细微得多。他们共同的合理内核在于：不仅重视阶级合作，而且突出强调了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日本模式也强调阶级合作，但它们这种合作秩序是建立在传统和习惯基础上的，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并没有正规制度作保证。而德国、瑞典则不同，它们更注重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它们强调市场经济的手段性。所以，它们对市场经济体制有着诸多方面的社会性质的规定，这些规定强调了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并上升到国家意志。对此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认为：“与美国和南亚相比，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给了欧洲一套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只有欧洲保持着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上的平衡。欧洲不是地理上的概念，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它是一个和所有公民一起分享财富和政治权利的社会，欧洲的道路是21世纪该走的路。”[10](P195)
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同经济模式的变化趋势及实质
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同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挑战，对此，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模式终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标准模式；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近些年来美国模式中强调工人持股、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反映了美国模式正在向德、日模式靠拢。
我们认为，从经济运行的层面看，不同时期不同模式之间相互借鉴，甚至采取相同的管理手段和政策取向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在政策取向和管理方法上倾向自由主义，缩小财政支出，刺激私有经济发展等。同样，美国在企业制度和管理方面，越来越重视劳动者的权利，增加雇员参与机会，强调竞争中的合作；日本模式则学习美国模式中高效的风险投资机制、发达的金融市场等等。但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模式本身的改变，因为经济模式的改变，归根到底是模式内核的改变，而不是具体政策和管理方法上的变化。
如前文指出，资本主义不同经济模式是生产关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合理的内核，它们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具体实现形式上的多样性。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使矛盾有了新形式，要在新的矛盾中竞争与合作，各种模式之间不可能相互复制，而是在保持自己优势的同时，相互借鉴、扬长避短。因此，模式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在坚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追求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兼容。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调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扬弃的过程，是为了适应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出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模式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准，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经济模式无疑是先进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模式具有先进性。然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脱离开生产关系，在某些阶段或时期，生产关系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和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强调指出的：人民是国家的真正财富。不论是作为个体，或者与他人形成集体力量，人民既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受益者，也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就是要强调投资与教育和卫生保健，以及促进平等的经济增长。它们通过增强人们的生产性能力而调动了个体的积极性。[11](P43)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试图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有进步意义。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模式之间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来调整经济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是一种必然趋势。
注释：
①关于西方国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划分，可参见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第126—13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②本小结数据来自于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第158、174、18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近几年的《世界经济年鉴》相关数据。
③本小结数据是根据近几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编的《人类发展报告》整理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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