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近代化的制约因素与政府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制约因素论文,作用论文,政府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化的最初延误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鸦片,以其先进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接着便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以割地、赔款、关税片面优惠、领事裁判权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批不平等条约。遭受如此创痛,对于入主中原二百年,以天朝上国自诩的大清皇朝来说还是第一次;对于国人,战争的结果,除了带来民族屈辱,还意味着国门已开,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必须面对亘古未见的一个新世界、一种新文化。
鸦片战争是一场外来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业文明一次有力的冲击,它向中国提出了“变”的历史课题。然而,从行为科学理论的角度看,应战主体对于客体挑战的反应模式,往往受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制约,客体对于主体的影响最终还是取决于主体本身。鸦片战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挑战,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却缺乏回应这一挑战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准备。
战争的震撼,地域上主要集中在直接遭受战争侵害和战后五口通商的东南沿海,广大的内陆仍处于封闭状态,对战争的刺激缺乏直接的感受。对惨痛战败反应最强烈的是居于“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作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一些有识之士在比较中进行思考,从而萌生了解西方、认识西方和向西方学习的理性要求,然而更多的人们只陷于对侵略者暴行的义愤填膺。三元里人民的斗争,定海百姓的坚壁清野,广州市民的反入城斗争,都只是基于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的行动。
后发外生型国家和早发内生型国家近代化的推进者的类型有明显的差别:后者主要来自民间,因而变革往往是自下而上,而前者像中国情况则相反——来自民间启动近代化力量的出现十分困难,即便近代已经启动,想获得民间力量作有力的支持,也几乎同样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化的历史任务便很自然落在政府和社会上层精英分子身上。然而,以道光帝为代表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把西方的入侵只是看作“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①。他们沿袭传统的“驭夷”之法,“采取拖延战术,企图暂时‘调和’和‘安抚’蛮夷,其目的是想恢复原状”②。战后少数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的改革呼声,也只能是空谷回音。林则徐建议用粤海关税的十分之一造炮制船,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③;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只是当作一种新的地志而未引起广泛的反应。
研究现代化历史的著名学者C·E·布莱克在分析现代化的动力时指出:“一个社会对自身及其问题(它统一的意义和目标)的理解是将那个社会的成员整合起来的主要凝聚力,它使得他们有效地共同行动去解决他们国内和国外的问题。”④在19世纪40-5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绝大多数人无论对自己所处全新的国际环境,还是对自己现状和面临的挑战,都缺乏应有的“理解”,缺乏紧迫感和压力感,因而也就无所谓有变革的要求和思想意识。中国社会在受到外力冲击出现有限的震动后又昏然睡去,无怪乎鸦片战后二十年留给后人的只是“中国近代化的延误”的惋惜。
二、被迫启动的经济近代化
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明显的力量,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首先是外力的再次猛烈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直抵津京,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门户从南到北被迫完全开放;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樊篱被进一步拆除。可以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无论它多么勉强也得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⑤。
就中国本身来看,社会危机加剧,各地农民起义已汇集为一股强大的洪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纵横十余省,抗衡十几年,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扰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正是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终于导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其标志就是主张仿效西方生产技术的洋务派官僚的崛起。洋务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最早同西方打交道的人,沉重的自危感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以西方长技作为挽救和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手段。他们这一认识不仅远高于恪守祖宗成法的顽固派,而且超出了以往经世致用、务实济世的传统改革格局,已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特别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的出现,更意味着国家权力结构开始了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由满人专权到满汉掌权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它为近代化的起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中外和好”局面,是晚清近代化启动的有利的国际条件。清政府苦于内部危机冲击,对西方列强不惜委曲迁就,以期转危为安;西方列强则急于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攫取的权益变为现实,不仅愿意扶植清政府,而且对它的若干改革措施持赞成的态度。这种“中外和好”的局面无疑是表面的、暂时的,但它毕竟使中国有了实行近代化所需要的相对和平时期。
晚清近代化由军事工业开始,这不仅是因为西方船炮对中国构成最严峻的威胁,使人们“先从器物上感觉到了不足”⑥,而且也符合人们对文化认识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的规律。在军事近代化的带动下,一批民用工业和近代教育文化设施相继出台,中国终于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行程。
由此可见,晚清近代化的启动,就对外关系而言,带有清政府在被迫开放下主动引进西方生产技术的特征;就国内目标而言,它具有“求强致富”的明确目标。“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通过反复考察同一社会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和长期相互作用,各社会的现代转变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⑦。考察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进程,不难发现其中夹杂着许多不利于近代化的因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清政府推行近代化。
首先是近代化推进力量的政治局限。如上所述,中国的近代化是被迫起步的,因此清政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迫于内外力的强烈刺激而不得不变,另一方面,清政府极其恐惧近代化建设项目可能对其统治构成新的威胁。推动经济近代化的“统治精英们”,亦即洋务派官僚,“对权力的迷恋,完全超过了对于加强帝国防卫以抵御外国侵略的任何关注”⑧。他们只是在维护中国封建传统秩序的前提下,汲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历史赋予这些中国近代化最初推动者的责任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冲突中为清政权寻求新的出路。在没有新兴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只有依靠他们引导国家跨入近代化的门槛,然而他们毕竟属于旧的营垒,阶级地位和政治利益的局限使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传统的束缚,他们在中国培植近代机器化大工业,却不能同时引进与新生产力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专制制度。这种动摇于新旧之间,既向往新的事物、又迷恋旧的秩序,正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其次是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所有近代化的措施都必须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首肯,而慈禧“维持自己的地位的办法是挑动朝廷大员互相倾轧,巧妙地削弱反对势力的影响”⑨。洋务派在中央的核心人物奕颇具开明眼光和务实精神,早期近代化事业的开展,他的积极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显要的地位和突出的才干使他一再受到慈禧的疑忌和打击,多次被罢黜。对于其他洋务派官僚,慈禧虽也给予某些支持,但更多的是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满汉官僚之间、乃至洋务派不同派系之间,玩弄平衡权术,使其彼此掣肘,从而使中国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主持近代化事业的政府。
洋务派内部也矛盾重重。例如,对于改革,举足轻重的奕注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对内政革新则较为保守,从崇厚受命组建天津机器局,可以看出他对出现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深有戒心,要求李鸿章“酌派该局(江南制造局)熟练之员,带领匠役器具。由轮船赴律开局”,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在汉族洋务派官僚中,如曾、左、李之间,以及李鸿章同后起的张之洞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则为人们所熟知。这种状况不能不对近代化的开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当然,近代化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还必然遭到传统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洋务派推行的每一项近代化措施,几乎都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阻挠,乃至破坏,其中包括60年代中期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之争,70年代制造轮船之争,以及长达10年之久的修筑铁路之争。对此,郭嵩焘不禁感慨系之:“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11)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无疑加重了近代化的因难。
最后,还必须看到逐渐恶化的外部环境。西方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使中国近代化的开展有过短期的相对和平环境。但是进入70年代,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强之间殖民地争夺日趋尖锐,中国边疆频频告急:日本染指台湾,吞并琉球,英法争夺云南,英军入侵西藏,英俄角逐新疆。中法一战,不仅使中国损失了一支刚刚练成的福建水师,而且列为晚清四大军事工业之一的福州船政局也几乎毁于一旦。这一系列事件的后果,是清政府对周围藩属国宗主权的削弱和丧失,中国传统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动摇。应当说,70年代以后中国外部环境的恶化,不能不削弱和分散清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近代化的能力和注意力,经济近代化虽然继续进展,它的重点由“求强”到“求富”,亦即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推进,但是并未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难以逾越的政治近代化
历史进入19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化事业在清政府主持和推动下有一定的进展,却遇到经过明治维新已步入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的严重挑战。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它不仅给中国社会造成多方面的灾难,而且透过战争的硝烟,人们看到的是两国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差距:“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12)因而一场以“救亡图存”相号召、旨在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场政治近代化的尝试!维新派创办报刊,组织学会,上书朝廷敦促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新的外力刺激与内力推动又一次迫使清政府在“变与不变”中作出历史的抉择。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未能顺应时代的要求,作出应有的反应,把中国近代化向更高层次推进一步,相反地,它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扼杀了维新派政治近代化的尝试。这无疑是对历史进步的反动。然而,在这一历史现象的背后,还有诸多制约近代化向深层发展的内部因素。
其一,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13)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前一阶段近代化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同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相比,同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相比,仍然非常弱小。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对维新运动起有力的支持作用。
其二,洋务派对政治改革的保守态度。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早期发展中,洋务派官僚是主要的推进力量,然而当近代化从器用层次向前推进到政治制度的改革时,他们中间许多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反对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他们奉为圭皋的“中体西用”指导原则,此时已显示出它并非当时中国的最佳选择。洋务派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使维新派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其三,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首先是帝党与后党的冲实,倾向革新的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采纳康有为等的建议,颁布了一百多道推行近代化的诏令,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在变法一开始,就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掣肘皇帝,打击甚至镇压维新派。尽管光绪帝对维新运动的总的指导并未跳出“中体西用”的模式,涉及改革的具体内容,他仍然有重要的保留。
然而,历史毕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清政府镇压戊戌维新后两年,又一次巨大的外力与内力的作用,终于将它推上了实行改革的道路上。
90年代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局势刺激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也同样刺激了下层社会民众,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给外国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它们以“保护商民教士”为辞,组成八国联军。在短短两个月内,陷大沽,取天津,占京城,迫使皇帝和太后又一次仓惶出逃,并且终于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着晚清最后一次民族战争的失败,中国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彻底瓦解了。经历这场劫难后的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14)随着庚子事件巨大震撼而来的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猛烈骚动。革命正在取代改良,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流。革命派在南方沿海和长江流域频频发动武装起义,使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岌岌可危。
20世纪初时局的变化,也给遭受戊戌政变沉重打击的维新派以重新崛起的时机。1904年日俄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强大的俄国竟被“蕞尔岛国”日本战败,人们就其所知的世界进行思考、比较,终而得出结论,俄国战败咎在君主专制,日本获胜归于君主立宪。这个论证,对当时国人,尤其是上层人士,既有借鉴,又有切肤之感。于是,维新派先前提出、曾被视为过激的立宪主张,一时间成为极富魅力的口号。国内外出现了各种立宪团体,同朝廷中具有革新倾向的官僚联系在一起,鼓吹立宪,形成了朝野呼应,内外联络的强大声势。
代表中国社会最落后和最腐朽的顽固官僚在庚子事件中以仇外的心理对抗洋人,因而被作为“祸首”惩办。清政府权力结构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以张之洞、周馥、岑春煊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洋务派就此逐渐得势,成为晚清最后十年推进近代化的重要力量。“一种求生本能或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颟顸王朝推上了改革之路。”(15)
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揭开了这一改革的序幕。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方面,裁撤冗官冗衙,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等新的政府机构;经济方面,奖励振兴实业;军事方面,创建新军,改革兵制;文化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制定新学制;等等。特别是自1905年起的官制改革,包括资政院、谘议局的设立,《钦定宪法大纲》、《大清新刑律》的颁布,对于改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结构,推动国家体制与法制的近代化,不无一定的作用。
同40年前近代化启动的动因一样,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改革,也是外力与内力作用的结果。是出于无奈的应付,必须改革而又惧怕改革的心理状态,贯穿改革的始终,并且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措施和步骤。
首先,政府的改革措施不是按预定的步骤次第施行,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演进。1901年4月,督办政务处设立,开始了各个层次的改革。1905年日俄战后,立宪的呼声顿时高涨,革命排满的言论也在日益蔓延。在此形势下,五大臣奉派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发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预备立宪诏旨。然而,对于立宪派的要求,清政府却采取拖延战术,并以“阴谋煽乱,扰乱治安”罪查禁“政闻社”。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仍然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皇帝一身,而且把实际立宪的时间推到9年以后。光绪、慈禧相继死后,溥仪继位,载沣摄政。面对国内人心浮动,朝廷重心已失的局面,载沣欲借立宪加强皇权,建立“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由皇族把持的内阁。这种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作法,只能使清政府于孤立的境地。不久,武昌义旗揭举,各省纷纷独立,清政府不得不取消皇族内阁,颁布《实行宪政谕》,宣示“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立宪者,悉皆除罢”。不久又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19条》,然而为时已晚,民主共和已提上日程。
其次,清政府对立宪派既拉拢又限制。它为了对付革命派,不得不向立宪派让出部分政权,并将预备立宪期由9年缩短为5年,答应立即组织新内阁;在经济上,则制定了一些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但是,它对立宪派的活动又加以种种约束,使之不越出它所能容许的范围。上述对政闻社的查禁,《议院法大纲》关于议院权限、议员言论种种限制的规定,以及实行宪政时间的一再拖延,无不充分说明清政府的真正意图不是让资产阶级参政,推进政治近代化,而是拉拢立宪派抵制革命,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
再次,对新洋务派既依靠又排挤。一批后起的汉族洋务派官僚,如张之洞、岑春煊、袁世凯,已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势力,他们或是军权在握,或是坐镇一方。清廷要维持统治,必须依靠他们。从《江楚三奏》的出台到官制、法制的改革,在清末近代化的进程中,他们的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满族统治者在依靠他们的同时,又十分惧怕他们的权势膨胀,再次出现内轻外重、满弱汉强的局面,以致鼎祚潜移,于是借预备立宪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满族亲贵的统治。载沣摄政不久,即以明升暗降之计,将张之洞从湖广总督任上、袁世凯从直隶总督任上调入军机处,接着又命后者“回藉养疴”。应当说,“皇族内阁”的出笼,不仅是为了对付立宪派,同时也是为了排挤汉族官僚洋务派。
十年新政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一个衰弱的政府……即令是在推进与其自身安全最密切相关的现代化方面,也无法提供有效的领导。”(17)统治阶级自救的新政不仅无法保持王朝的内在凝聚力,反而使政局愈加混乱,从内部加速了清王朝的解体。
纵观晚清70年间近代化的进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近代化启动到20世纪初有限地推进,都是在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的;从清政府具体地推进近代化的措施和步骤看,则更多地受到内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当然,那些率先开展近代化的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纳入适应他们需要的轨道,并向中国展示它们作为先行者的近代代建设的模式,然而,晚清近代化所面临的问题却主要是本国的问题,包括近代化推进力量自身的局限和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等等。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决定了晚清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毫无疑问,作为主持者的清政府,它缓慢地推进中国近代化,每朝前一步,都是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考虑,出于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需要,然而,“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8)
注释: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册,第2263页。
②[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瘳七十一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③《林则徐全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中册,第885页。
④[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⑤[美]兰比尔·沃拉:前引书,第105页。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册,文集39,第43-45页。
⑦[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⑧[美]吉尔伯特·罗兹曼:前引书,第174页。
⑨[美]兰比尔·沃拉:前引书,第80页。
⑩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第54页。
(1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1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4页。
(1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中华书局1913年版,第3卷,第383页。
(15)陈旭麓:前引书,第233页。
(1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96页。
(17)[美]吉尔伯特·罗兹曼:前引书,第13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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