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平等、经济自由与权力结构——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与理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拉美论文,平等论文,权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以来，拉美与东亚的发展绩效迥异：拉美经济起伏不定且长期平均增速较低，并伴随着高度的不平等，而东亚则是高速增长与高度平等并行不悖。比较优势理论和威权发展理论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在开放经济中，各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应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或非熟练工人相对丰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短缺，其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拥有比较优势，具有最大竞争力。在其驱动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赶超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还可实现充分就业，自动改善收入分配。东亚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经济取得了持续增长。而拉美国家采用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丧失了比较优势，导致发展失败。为什么拉美会采用错误的模式呢？该理论认为，错误思潮是罪魁祸首。“政治领袖在追求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易于追随主流社会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实现现代化的主流社会思潮，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和约束的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因此，思潮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动态增长的决定因素①。
“威权发展理论”把东亚的成功归结为经济增长政策与补充性社会政策的成功结合：在发展初期，威权政府(当局)压制民众的再分配要求，使资本得以积累，实现经济起飞，然后以社会政策来平息大众的不满，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增长的延续。而拉美模式被认为是“精英治理模式”与“民粹主义模式”的交替循环。“精英治国模式”的专制政府用高压政策启动增长，导致不平等扩大，社会紧张加剧，政府则用更高压的政策保持稳定。几番升级后民众走上街头，模式终结。在随后的“民粹主义模式”中，民主政府重视再分配，却导致经济崩溃。大野建一认为，东亚是经过修正的精英治国模式，即通过社会政策来避免不平等的扩大，从而进入增长与稳定的良性循环。“增长政策是根本，补充性政策在第二位，后者为缓和因前者的成功实施而产生的新问题服务”。②
比较优势理论把发展的成败归结为思潮和比较优势，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拉美的发展经历更为复杂，是这种理论所难以涵盖的。威权发展理论显然忽略了东亚和拉美发展历程的重要方面，颠倒了因果关系。本文以中国台湾地区和多个拉美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为依据，试图指出这两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一种新的发展假说。
一、相关理论与概念
以往的诸种发展理论(包括制度主义、贸易理论、经济处方理论以及上述两种理论等)都对平等问题缺乏关注③，这主要源于对收入分配的正统看法，即“不平等有利于增长论”：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更高，收入向其集中，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④刘易斯和库兹涅茨提出，随着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不断吸收，收入分配会经历先恶化再改善的过程。⑤因此，收入分配恶化是增长的前提，其改善则是增长的自然结果，市场机制能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外力的干预。此观点也得到近期一些研究的支持。⑥
但是，“不平等阻碍增长论”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首先是“内需不足论”。穷人购买力不足，而富人则偏好高档进口消费品，导致对国内工业制品的需求不足，使制造业得不到规模收益，工业化进程受阻。⑦其次，富人的奢侈消费和海外消费会减少国内储蓄，导致投资不足。⑧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的政治压力较大，威胁产权安全，导致富人抽逃资金。⑨不平等还会导致资本税率提高，使投资减少。⑩最后，穷人难以得到贷款和保险，导致投资不足。而且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并使贫困在代际遗传。(11)
如上所述，不平等有利论和不平等有害论都侧重收入不平等的后果，本文则着重阐述机会平等对发展的影响。机会平等指社会应为个人提供基本相同的机会，保证个人能靠自身努力——而非家庭背景、社会等级、种族或性别——来取得经济成功。这意味着所有个人不仅享有经济制度上的平等，还能平等地分享最基本的生产资源(主要指获取耕地和信贷的机会)以及公共服务(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12)机会平等是一组不同领域平等的综合，是起点上的平等。实现机会平等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而且可提高弱势群体的生产能力。以往对机会平等的阐述侧重伦理性和规范性(13)，实证研究匮乏。世界银行综合了各领域实证研究的成果，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但在两个重要问题上，世界银行的研究仍有缺陷：其一，罗列了制度、教育、健康、土地等构成机会平等的要素，但没有区分各要素在重要性上的差别。其二，在机会平等的实现机制上过于强调政治平等的作用，并陷入循环论证。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发展假说：只有同时具备机会平等和经济自由，经济才能持续发展；而能否拥有这两个条件，则取决于权力结构。
本文进一步提出，土地问题是机会平等的核心。(14)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发展过程即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实证研究表明，二战后成功进行了土改的国家和地区比那些没有土改的国家和地区增长更快。(15)能否进行有效的土地改革(包括土地占有的平等化和政府对小农的扶持政策)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有直接影响。选择小农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大农场，关乎现代化的路径抉择和发展的成败。(16)
经济自由在本文中指市场机制的确立和适当的私有产权保护，可以引导资源配置，并提供正向激励。(17)权力指利益集团影响制度、政策制定的能力，其来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个人魅力等。之所以采用“权力”而非“政治平等”的思路，是因为后者侧重个人民主权利的平等，内涵过窄，不适用于利益集团层面上的分析。权力结构指权力在政府、利益集团等行为体之间的分配格局。(18)因为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已被充分证实，本文重点阐述机会平等和权力结构的作用。
二、拉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冲击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阻碍了比较优势的发挥。但有些拉美国家没有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同样没有成功。二战后，拉美分裂为两个集团：巴西等6个较大的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政策，另外约14个中小国家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这14国的工业部门特别薄弱，初级产品出口商集团主导国家经济政策，不允许有损他们利益的进口替代政策成为主流。(19)这些国家发挥了自然资源优势，生产热带农产品等以供出口，却没能发挥其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优势。原因何在？
在这些国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分配非常不平等。在厄瓜多尔，占农场总数2.2％的大农场占有的土地达到64.4％。这种土地占有格局造就了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带来的收益都流入大农场主手中。这些富有的农场主模仿美国上流社会的消费模式，在首都的高级住宅区里拥有房地产，购买美国最新式的小汽车和奢侈品，看病、子女留学都要去美国，旅游则去欧洲。一方面，他们奢华的消费模式消耗了潜在的投资，造成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大农场对机械化程度的要求更高，因而有限的投资也主要用来购买美国最新式的农业机械，而非雇佣当地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的特征。因此，农业出口部门便和国内其他经济部门脱节，只能吸收一个规模很小的管理层和为数不多的技术工人，形成“飞地经济”。由于大部分人口受到经济排斥，这些国家失业、半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1950-1970年间，这些国家的半失业人口一般占劳动力总数的50％～60％。(20)据1960年的统计，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5，厄瓜多尔甚至达到0.625。(21)这造成大众普遍贫困和购买力低下，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非常低，阻碍了国内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不能吸收“过剩”的劳动力。因此，机会不平等(此处主要指土地分配不均)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对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就业和增长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发展失败。(2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陆续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逐步转变为开放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迅速扩展，就业将大量增加，收入分配也将得到改善。但事实恰恰相反：拉美90年代增长最快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汽车业和冶金业，而劳动密集的纺织、服装、皮革和制鞋业却出现衰退，总就业率也下降了3.5％。(23)这一时期的拉美经济不但增速低，而且频繁爆发危机，仍没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为什么拉美的现实与比较优势理论不符？是不是其禀赋结构已经升级，变得资本充裕而廉价劳动力匮乏？答案是否定的。
图1 东亚、拉美国内储蓄占GNP的比重
资料来源：Orazio P.Attanasio,Miguel Székely,"Household Sa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equality,Demographics and All That:How Different are Latin America and South East Asia?",IDB Working Paper 427,2000,p.43.
从图1中可以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的国内储蓄率就很低。1965年为19％，1980年为20％，90年代以来则降到17％左右，与东亚快速上升至38％的走势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储蓄率低，投资率也长期走低。1950年投资只占GDP的16％，其后虽有外资流入，但仍不能扭转局面，1960-1980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23％，而理想的投资率应达到28％以上。(24)这说明拉美的资本积累长期不足。
拉美目前仍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虽然拉美人均GDP较高，但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90年代，拉美农村贫困人口约有8000万，城市贫困人口达到1.2亿，失业率长期保持在10％左右。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把就业岗位分为高中低三类。高收入者占就业总数的9％，中等收入者仅占14％。低收入群体极为庞大，占76％。(25)在所有就业中，非正规就业接近60％。(26)拉美实际工资水平较低，非正规部门的平均工资比正规部门还要低60％～70％，大部分家庭在贫困线上挣扎。因此，拉美并不缺乏廉价劳动力。(27)是劳工立法阻碍了非熟练劳动力得到工作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改革已经放宽了雇佣、解雇条件，法定最低工资大幅下调，在墨西哥等国下降了60％～90％，已完全失去意义。(28)因此，拉美的禀赋结构没有变化，仍然是资本稀缺、廉价劳动力过剩。(29)那么，拉美为什么不能发挥其劳动力比较优势呢？
拉美土地的不平等分配使其现代化走上了歧途。要清楚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澄清关于农业的两大迷思。其一，经济增长要靠工业化，农业作为夕阳产业无足轻重。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繁荣是工业化的前提。因为它能为工业化提供关键的四大支持，包括资金、市场、农产品和外汇等。(30)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增长是与工业化以及农业的停滞相联系的。”此论遭到诺斯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对(美国)200年经济史的重大误读”(31)。其二，农业现代化要靠资本主义大农场。其实农业中存在生产规模与生产能力的负相关关系，即小农场的单位面积产量明显高于大农场。(32)因此，家庭农场的繁荣对农业增长和工业化都至关重要。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拉美的土地占有状况一直非常不平等。20世纪60年代，占农场总数5％的大农场拥有4/5的耕地，而占农场总数4/5的小农场只拥有5％的耕地。(33)70年代以来，拉美小农场的数目大规模减少，智利等国的小农场已经基本消失，土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34)其后，拉美的土地基尼系数高达0.8，是全世界最高的。(35)在大地主集团的影响下，政府的农业政策也很不平等。以墨西哥为例，政府在信贷、技术研发与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大农场极度倾斜，小农几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农村出现二元分化：资本密集型的大农场获利甚丰，同时大量土地闲置；小农经济破产，并存在众多无地农民。(36)拉美小农场每公顷产量是大农场的3～5倍。(37)因此，这种土地占有模式不仅有失公正，而且极大损害了经济效率。
农村发展的二元化，导致大量无地农民、破产小农涌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却无力吸纳。原因在于，拉美的城市与农村一样，也处于贫富悬殊状态。富人们模仿美国上流社会的消费模式，主要消费进口奢侈品和高档手工制品，并进行大量的海外消费，既减少了国内需求，又扭曲了需求结构。其需求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从而诱致生产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而穷人的需求不足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饱和，失去了扩张的动力。
{D7V318.jpg }
海外消费和奢侈性消费还降低了拉美的国内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在墨西哥，最富有的20％的人储蓄率为21％，虽然高于穷人，但与中国台湾地区富人54％的储蓄率相比低得可怜，甚至比台湾地区最穷的阶层还要低很多(表1)。用人口数量加权后，墨西哥高收入阶层的储蓄总额竟然比低收入阶层还要低。富人的低储蓄率是拉美长期以来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
其结果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起来，占用了原本就很稀缺的投资，但只能吸纳少量劳动力，导致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日益严重。在处于相似发展水平时，拉美国家制造业吸收的劳动力比重远低于美国、瑞典和法国等国家。(38)因此，刘易斯和库兹涅茨设想的劳动力从落后部门向先进部门不断转移的过程在拉美提前中断了，大部分劳动力滞留于非正规部门和小企业，而这些部门长期处于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和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因此，制造业也形成了二元分化的局面，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因此，战后拉美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凝固化：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农工企业与数量庞大、落后的非正规部门、小企业、小农户的糊口经济并存，二者相互隔绝、互不往来；国内需求、投资双双不足，各种不平等相互加强，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受到经济排斥，禀赋结构被扭曲，不能发挥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导致发展落后。(39)
三、中国台湾地区：机会平等与经济繁荣
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在战后东亚堪称典型。台湾地区的经济腾飞始于土地改革和农业繁荣。在日本殖民期间，台湾地区的地主阶级占有大部分耕地。从1949年起，台湾当局开始以减租、赎买等形式逐步推行土地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5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即通常意义上的小农)已经拥有台湾地区83％的耕地。台湾当局帮助农民成立了农会，内设信贷合作社，可为农民提供融资。台湾当局还设立了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规划、协调农业发展项目，在农业技术推广、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60年，台湾地区农业研究人员的比重甚至超过了日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设施、公路等也得到优先照顾。(40)
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及农业发展政策为农民提供了机会平等，使广大农民与生产资源(耕地、信贷、新技术、基础设施等)得到了充分结合。农业持续增长，1952-1964年农业增产78％，年均增长率达到5％，农业人口只增加1/3。台湾地区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还可以出口部分农产品。从1952-1964年，台湾地区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60％以上。最早兴起的食品加工、纺织等产业也都得益于低价农产品的充分供应。
农民收入提高导致内需旺盛，有力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小农经济的繁荣使台湾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迅速改善，1953年基尼系数为0.56，到1964年已经降至0.33。1970年，台湾地区中下阶层在收入分配中占到了62％，这恰好是巴西上层得到的份额(见表2)。1950-1960年间，台湾地区的农民实际收入增加了78％，1960-1977年间又增长了82％，其直接后果就是内需旺盛，尤其是对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持续旺盛。从表3中可以看出，自土改后，台湾地区对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在很多年里都大大超过出口需求，这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土改，农业本身就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再加上继起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台湾地区到70年代初即实现了充分就业。(41)充分就业推动了普通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继续改善，也保证了内需的持续扩张和升级，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农业繁荣还为工业化做出了关键的资本贡献。农民收入与储蓄率呈“双高”态势，催生了台湾地区工业化的最大特色——乡村工业的大发展。1951-1971年是台湾地区工业化的高潮期(1961年之前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期间5个最大城市的工业企业只占总数的34％，其余大都分散在农村地区。到1971年，城市工业的总产值为748亿新台币，乡村工业则达到1 188亿新台币，远超过前者。显然，乡村工业的资金来源不是城市，而是土改受益农民的储蓄。与城市工业相比，乡村工业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更为明显，吸纳了超过一半的工业就业。乡村工业又带动了农村商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使城市化进程顺利展开，是成就“台湾奇迹”的关键。(43)
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台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大幅增长。教育、卫生状况迅速改善，文盲率大大下降，由55％(1946年)降到11％(1978年)。预期寿命由59岁(1952年)提高到71岁(1979年)，同期人均日摄入热量由2078卡升至2 845卡，蛋白质摄入量由49克提高到79克。这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也为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3)
台湾地区从土地改革起步，先为社会提供了机会平等，进而实现了农业繁荣和收入分配的平等，从而进入了“农民收入提高→内需扩大→制造业扩张→就业增加→内需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占领国际市场→就业再增加→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良性循环，使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顺利展开，实现了持续增长。所以，尽管台湾地区的农业在70年代后也面临转型问题，但这种模式无疑已经为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关于权力结构
为什么台湾地区能够提供机会平等而拉美不能？这就需要审视权力结构的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和政策往往是政府(当局)与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利益而非思潮，在权力结构中占优势的集团主导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在利益集团普遍弱小时，政府(当局)才有创设制度的自主权，但这往往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
要进行制度的深刻变革，就要求政府(当局)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能够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44)东亚国家(地区)在进行平等化改革时都具备了这一条件，但在拉美，保守的精英集团通过如下渠道掌握了巨大权力：控制着大量经济资源，可以左右一国的经济局势；经济精英有从政的传统，直接掌握政治权力；拥有主要媒体，可以影响社会思潮；组织程度高(往往以企业家联合会为载体)，规模小，能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与军队有着传统的密切关系等。因此，精英集团通常可以操纵政府，左右制度与政策的制定。相形之下，拉美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虽然处于民主制度下，但他们长期受到庇护主义(Clientelism)、职团主义(Corporatism)和缺乏集体行动能力等问题的束缚，政治影响力弱小。(45)因此，拉美向来缺乏平等化改革的政治前提。
土地改革的成败就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影响。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导致台湾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祖国大陆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大体上一直是掠夺性的，寻租行为使其自身千疮百孔，并且无力阻止私人投机者破坏其经济计划。到台湾岛后，因为摆脱了传统的地主基础，国民党得以彻底修正其与民间资本的关系。”(46)当时，从祖国大陆来台的政治精英掌握着庞大的军队，并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仅有的几家大企业。他们与台湾地区的地主集团没有瓜葛，也没有本土工业资产阶级与之抗衡。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国民党当局独大，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对国民党当局来说，不改革就会危及生存，“以土改替代革命”、维持政治地位成为唯一选择。因此，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推行土改，从而开启了发展的良性循环。
拉美也多次出现土地改革的萌芽，但都归于失败。墨西哥在20世纪初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改，结果却与中国台湾地区大相径庭。1917年，墨西哥革命爆发，萨帕塔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反对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推动了土改的进行。但农民起义军力量分散，没能建立自己的政府。自由派人士把持了新政府，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大地主，为土改设置了重重障碍，使之陷于停顿。30年代后期，激进的卡德纳斯总统重启土改进程。但墨西哥工农业资产阶级认为这是对私有产权的重大威胁，遂调动所有的经济、政治资源来对抗政府的激进主义。很多美国公司在墨西哥的土地也面临被征收的风险，于是它们鼓动美国政府干预墨西哥土改。两国资本家减少在墨投资，把资本大规模抽逃到美国。美国政府宣布抵制墨西哥石油，并酝酿进一步的贸易封锁。这些措施使墨西哥陷入经济动荡。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资助极右翼政治势力，甚至开始策划军事政变，使墨西哥面临内战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卡德纳斯被迫放慢了土改进程，其后的历任总统都不敢再挑战有产阶级的权威，土改进行得十分缓慢，分给农民的也都是瘠薄的劣等土地，并以失败告终。可以看到，墨西哥资产阶级和外部势力联合，其影响力足以颠覆政府，在权力结构中占了上风。在不利的权力结构中，拉美最大的一次土改以失败告终。(47)
大野建一没有意识到权力结构的作用，因而对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产生了错误认识。他认为，威权政府能实现经济增长，而不平等是必要的代价。其实，拉美威权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并不高。表4为拉美各国军政府执政最后3年的经济指标：在12国中，7国出现经济衰退或停滞，3国低速增长且都出现了高额通胀，经济即将崩溃。只有智利、厄瓜多尔增速较快。因此，威权并不等于增长。
此外，大野建一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再分配政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失败，在机会平等范畴内进行的再分配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如果从收入再分配入手，追求结果平等，才容易导致经济灾难。在拉美，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受到这种权力结构的严重制约，只能采用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来追求结果平等，而不能进行深刻的改革来提供机会平等。民粹主义者对拉美经济问题的诊断是正确的：由于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有效的市场需求仅限于高收入群体，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受到扭曲。(48)但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是错误的：以财政赤字融资的方式来提高中下层的工资，并大幅增加社会开支。这导致需求快速上升，但国内生产体系难以在短时期内提高供应能力，进口也随着外汇的逐步枯竭而下降，国内外供应都遭遇瓶颈，旺盛的需求遂导致通货膨胀，引发工资和物价的轮番上涨，最终形成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政治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
为什么拉美的民粹主义危机一再上演？关键在于，民粹主义领导人只能选择再分配的“简易方式”，即开动印钞机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无力进行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大野建一没有认识到，无论“精英治国模式”还是“民粹主义模式”都不能提供机会平等，因而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反观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固有的权力结构在二战或内战中遭到彻底颠覆，为平等化改革扫清了道路。所以东亚实施的并不是“补充性”的社会政策，而是把机会平等放在第一位，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大野建一完全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五、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东亚奇迹”的经验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土改，使广大农民得到了机会平等，推动了农业的繁荣和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农民收入提高，投资和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有效地发挥了比较优势，逐步提升了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造就了“东亚奇迹”。
拉美的教训是：权力结构中，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据上风，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难以改变，不能赋予社会机会平等，导致了二元结构的凝固化和畸形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富裕、发达的少数与贫穷、落后的多数被一条发展的鸿沟隔断，大部分社会成员受到排斥，资源禀赋遭到扭曲，始终难以逃出发展的陷阱。
由于权力结构和机会平等的差异，东亚的发展是包容性的(inclusive)，而拉美则是排斥性的(exclusive)。二者的比较倾向于证实这样一个发展假说：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占上风的权力结构是发展的障碍，当权力结构发生改变，政策导向能兼顾经济自由和机会平等时，就能实现快速、持续的发展。(49)以土地为核心的机会平等和经济自由一起，可以实现经济繁荣和收入分配平等，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自然会导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从而发挥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反之，要素禀赋结构就会被扭曲，导致发展失败。另外，机会平等不是“第二位的”，它和经济自由一样，都是第一位的，是发展的前提。如果权力结构处于不利状态，“补充性的社会政策”往往流于形式，或引发经济灾难。另一个推论是，单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发展，政府(当局)的作用不是辅助性的，而是要在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
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也符合“权力结构变革+经济自由+机会平等”的假说。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传统的权力结构被颠覆：地主阶级被消灭，土地回到人民手中，为今天的发展埋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但由于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经济活力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到70年代末，中国尚处于利益集团的空白期，中央政府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50)由于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政府得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耕地被还给农户家庭，再加上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长期积累和农村金融的发展，真正落实了机会平等，与逐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起推动了农业、农村的大发展，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条件，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开辟了道路。
但是，中国奇迹也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崛起，而农民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引发了权力结构和政策的调整。进入90年代后，农村金融受到抑制，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减少，农民增收缓慢(51)，机会平等受损，由农而工、由乡而城的发展道路中途受阻，为发展埋下了隐患：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缺乏消费能力，造成内需不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比较优势，但受到国际资本的过度压榨，其收益不足以支撑持续发展；富人和中产阶级(规模较小)以奢侈品消费、海外消费和耐用品消费为主，导致资金外流、生产结构过早转向资本密集型和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则永远不会到来(52)。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外需的萎缩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失去动力，陷入危机与停滞。因此，笔者提出的发展假说的政策含义是：把“三农”问题重新置于发展政策的首要地位，使其继续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动力而非附属物；政治改革也要突破对“选举—投票”单一思路的依赖，认真规划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破了旧权力结构，创造了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当前，中国再次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既可能延续奇迹，也可能落入陷阱，拉美与东亚的比较正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注释：
①林毅夫著：《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比较优势理论源自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后来瑞典人赫克舍(Heckscher)和乌林(Ohlin)扩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林毅夫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赶超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
②[日]大野建一：《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载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③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或陷入平均主义，或关注国家间的经济平等，对国内平等着力不够。
④N.Kaldor,"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in Economic Journal,Vol.57,1957,pp.591-624.
⑤W.A.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in The Manchester School,Vol.22,1954,pp.139-191; 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IV,1955,pp.1-28.
⑥Kristin Forbes,"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4,2000,pp.869-887; Hongyi Li,Hongfu Zhou,“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i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2,No.3,1998,pp 318-334.普雷维什曾说：“在拉美经委会的头几年，我没有仔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增长没有造福于大部分低收入群众，而使高收入阶层受益。这可能是我过去信仰新古典主义的残余影响，那时我设想，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经济增长本身就会改变收入的巨大差别。”
⑦K Murphy,A Shleifer,R.Vishny,"Income Distribution,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4,1989,pp.537-564.
⑧[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2～223页。
⑨Alberto Alesina,Dani Rodrik,"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9,1994,pp.465-490; Alberts Alesina,Roberto Perotti,"Income Distribution,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Investment",i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0,1996,pp.1203-1219.
⑩Torsten Persson,Guido Tabellini,"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1994,pp.600-621.
(11)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R.Perotti,"Growth,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What the Data Say",i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No.2,1996,pp.149-187.
(12)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13)[美]约翰·罗尔斯著，谢延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9～84页。[印]阿玛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84页。
(14)从伦理的角度看，土地和空气、水一样，其拥有权属于人的自然权利之一。
(15)Alberto Alesina,Dani Rodrik,"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9,1994,pp.465-490.
(16)小农经济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和落后：通过农民合作组织、多样化经营(包括高附加值农牧产品和农产品加工等)和农村工业化，它可以取得规模经济、融入国际市场、提高经济收益；通过生化类型的技术进步(辅之以适当的机械化)，它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力。因此，在工业化阶段，农户经济的繁荣不可或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机会平等的核心可能会转变为教育。
(17)适当形式的土地改革与私有产权保护并不矛盾，如赎买、征收土地税等。
(18)外部行为者有时也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甚至能发挥重要影响。
(19)[巴西]费尔南多·卡多佐、恩佐·法勒托著，单楚译：《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99-101页；[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凡等译：《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39～348页。
(20)资本密集型的大农场在拉美是普遍现象。1960年，占有全部耕地4/5的大农场只雇佣了l/5的农业劳动力。S.Barraclough,Agrarian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Lexington,D.C.Heath & Co.,1973,p.16.
(21)[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凡等译：《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61～376页。
(22)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规律(Douglass C.North,"Agriculture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in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Vol.41,No.5,1959)。内战前，美国南部是种植园经济，西部则是典型的自耕农经济。南部的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产业结构始终以单一的棉花种植为主。另外，南部入学率最低、文盲率最高。西部的自耕农生产效率高，收入分配平等，大众消费能力强，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支撑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另外，西部的教育投资也远高于南方。初级产品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与美国西部的发展历程类似，土地占有的平等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平等(De Ferranti,G.E.Perry,D.Lederman,W.F.Maloney,From Natural Resources to the Knowledge Economy,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2)。
(23)(24)[美]芭芭拉·斯托林斯、威尔逊·佩雷斯著，江时学等译：《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拉美国家改革开放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第86～88页。
(25)ECLAC,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Santiago de Chile,2000,pp.61-66.
(26)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包括就业不足、没有就业合同和社会保险、工资微薄等。拉美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不断扩大，1990年占总就业的51.6％，1997年已经高达57.4％，90年代新增工作岗位中80％属于非正规就业。
(27)José Luis Machinea,Osvaldo Kacef(eds.),"Growth and Equity",in Ricardo Ffrench-Davis(ed.),Economic Growth with Equity: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NY,Palgrave Macmillan,2007,p.3.
(28)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29)林毅夫认为，前苏东国家的自由化改革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其政府仍在为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提供暗地里的补贴(林毅夫著：《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但这种现象在拉美并不存在(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0)Bruce F.Johnston,John W.Mellor,"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No.4,1961,pp.566-593.
(31)Douglass C.North,"Agriculture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in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Vol.41,No.5,1959,pp.943-951.
(32)R.Albert Berry,William Cline,Agrarian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
(33)S.Barraclough,Agrarian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Lexington,D.C.Heath & Co,1973,p.16.
(34)[美]芭芭拉·斯托林斯、威尔逊·佩雷斯著，江时学等译：《经济增长、就业与公正：拉美国家改革开放的影响及其经验教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35)S.Barraclough,Agrarian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Lexington,D.C.Heath & Co,1973,p.103.
(36)高波：《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与国家》，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35～38页。
(37)S.Barraclough,Agrarian Structure in Latin America,Lexington,D.C.Heath & Co,1973,p.16.
(38)[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发展与变革》，美洲开发银行，1970年。转引自江时学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39)由于经济内在的排斥性，落后部门的劳动力不断被先进部门吸纳的“刘易斯假设”被打破。
(40)Kuo,W.Y.Shirley,Gustav Ranis,John C.H.Fei(eds.),The Taiwan Success Story: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1952-1979,Westview Press,1981,p.215,pp.42-76.
(41)Kuo,W.Y.Shirley,Gustav Ranis,John C.H.Fei(eds.),The Taiwan Success Story: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1952-1979,Westview Press,1981,p.215,pp.42-76.
(42)Gustav Ranis,"Industrial Development",in Walter Galensen(ed.),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pp.222-224.
(43)Kuo,W.Y.Shirley,Gustav Ranis,John C.H.Fei(eds.),The Taiwan Success Story: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1952-1979,Westview Press,1981,p.40; Peter Timmer,"Getting Agriculture Moving:Do Markets Provide the Right Signals?" in Food Policy,Vol.20,No.5,1995,pp.466-468;李国鼎著：《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82页。
(44)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当局)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没有制约的官僚集团会蜕变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从而损害公共利益和经济发展。理想的情况是，在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后，权力结构由失衡型转变为均衡型，政府(当局)与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制衡。
(45)高波：《拉美民主的现状与未来》，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3～29页。庇护主义指一种不平等的政治依附关系，依附者(地位较低者)效忠于恩主(地位较高者)，恩主为依附者提供物质报酬和保护。职团主义指政府将社会按照行业组织起来，进行利益协商，通常具有自上而下和政治控制的色彩。
(46)Tom Gold,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NY.M.E.Sharpe,1986,p.59.
(47)高波：《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与国家》，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27～34页。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被武力推翻，他开启的土改进程被逆转。1973年，推行土改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在政变中被杀，土改被中止。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权力结构的影响。
(48)Pedro Vuskovic,"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 y Opciónes de Desarrollo",en Cuadernos de la Realidad Nacional,Septiembre 1970,pp.78-85.
(49)实证研究表明，不仅东亚，北美、北欧及澳洲国家的发展经历都证明了机会平等的重要性(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9～118页；Martin Andersson,Christ Gunnarsson,"Egalitarianism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The Case of Sweden",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06)。
(50)奥尔森认为，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的政治动荡使利益集团难以成型([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1页)，但80年代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
(51)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9-174.
(52)据统计，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国。参见荆林波著：《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0～185页。
标签：拉美国家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