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趋向——近两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热点问题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两年来论文,热点问题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中，与经济、法律等热门学科相比，哲学似乎已是一门相当冷寂的学科。而在哲学各二级分支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存在一些学者所说的边缘化趋势。然而事实上，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曾经难以正常进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一度陷入低谷，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开始呈现出复兴之势，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即使按照其他哲学二级分支学科的标准衡量也毫不逊色。本文将从近两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中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予以评述。
一、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及方法论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2） 的编辑出版，以及国内对这一新版本的引进和以之为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陆续发行，伴随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之说的兴盛，关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日益引人注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都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课题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开始积极地利用新版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历史考证版还有大量文献没有出版（目前已出版了50余卷，全部出齐共120多卷），新版中文全集也只出版了10多卷（规划出版60余卷），所以研究中对文献的利用还远不能说是充分的。目前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应该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1]。因为此类研究，过去一直在“原著选读”等等名义下进行，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提升，今天的研究很难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甚至有可能在新名词下重复过去的老套路。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现在：
1.清理了马克思重要文本的刊布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重要事件，提出了新的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学者们认为，马克思文本研究史是由其文本、文献材料的保存、收集、整理、翻译、出版、阐释和宣传构成的。而这一历史的突出特点在于：马克思的文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大部分是在其去世后才陆续面世的，因此，在这断断续续的刊布中，差不多每一部重要文献的发表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和持久的争论。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情形，千差万别的研究动机，错综复杂的社会氛围，对马克思文本的关注程度、探究重点、解释思路、观点阐发等方面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差异，从而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研究类型[2]。鉴于以往由于“意图先行”而导致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解或“误读”，特别是在这种解读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考量，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有学者提出：为了“呈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客观地了解、科学地阐释并逐步接近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文本为本位”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所谓“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就是在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时候，应该从他的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提供的解读模式和诠释框架或自己的观点、倾向方面去考虑。这是目前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一种被明确表述的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有一系列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比如，要尽可能全面而详尽地收集和占有文献资料，潜心于琐碎的细节考证、原著精读；要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和理论构架，使任何研究结论的得出都有原始文献依据和本初意义支持；要还原到马克思原初的特定语境，呈现“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形象；要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而不要受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研究者自己的诠释框架的干扰；要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结论；等等[3]。
2.具体地阐发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应注意的几个原则。第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要用后人或别人的思想去解读；第二，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来解读他们的原著，而不要根据后来变化了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用后来的实践及其需要来解读；第三，要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把他们不同时期的著作中的思想有机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而不要只读他们某一时期的某些著作，把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第四，要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进行比较研究，既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相同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差别，把这些有差别的思想看作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更不要把他们的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4]。
3.尝试在解读模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长期以来，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学术界先后流行了三种解读模式：一是“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以20世纪20—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这种解读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往往被简化为自然主义存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则被简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简单化推广和运用。二是“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通过19世纪后期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论战性著作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三是“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即主要按照西方哲学模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过去主要着眼于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传统，近年来则主要着眼于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这些解读模式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然而今天看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根本局限。它们多半是借助于另外的思想棱镜来间接折射马克思哲学的智慧之光，因而大都还只是在外围兜圈子。有学者提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必须采取“以马解马”的新方式，直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提琴手”本人的文本，直指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真正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人类哲学史、认识史上引起的划时代变革[5]。
然而，对于上述“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特别是“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另一些学者从学术角度提出了质疑。
一是从解释学所揭示的学理出发，认为这种研究纲领和解读模式忽视了“解释学处境”的存在，因而是不可行的。所谓“解释学处境”，就是任何解释者在文本解读中都无法抛开的“前见”（“前理解”）或“先入之见”，它是任何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前提。“前理解”构成了解读者的“解释视域”，只有取得某种“解释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谁不把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域中，谁就无法真正理解。对于马克思哲学研究而言，“文本依据”和“解释视域”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分离和彼此外在的，而是互相规定的。诚然，“文本依据”不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也就不同，但选择哪些文本作为解读者的研究对象，取决于解读者先行具有的“解释视域”。针对“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有学者指出，从解释学的视角看，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以马解马”，其实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文本解读的主观随意性。对一种文献或思想的解释，特别是对于像马克思这样思想异常复杂而且经常变化的思想家的理解，情况异常复杂，往往难有定论，也不能人为地定于一尊，但这决不是说，解释没有一定的标准或准绳，只是这个标准或准绳并不是预定的和先验的，而是在无限的对话过程中历史性地形成的。我们确实不能说“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是一个假问题，但如果有人以“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自居，将可能犯更大的错误[6]。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在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过程中，总体上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在目标上从“本真的马克思”诉求转向诠释学的历史视域融合，在成果形式上从集体无意识转向个人话语，因此在学术规范上对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要求。通过这种转向，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将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诉求[7]。
二是比较了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朴素式阅读、征候式阅读和互文式阅读。“朴素式阅读”把阅读仅仅视为一个直观地看和读的过程，似乎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无须任何理论和现实的中介，它不曾考虑过阅读本身，包括阅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旨趣、所阅读文本的语言和风格、阅读的场景和节奏等等。“征候式阅读”把阅读视作一种生产，关注文本中的空白、沉默和缺漏，认为能够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不是由主体的视角决定的，而是问题结构决定的。“互文式阅读”面向未来，在文本与文本、科学与修辞、写实与象征之间自由跳跃，要求通过多角度的阅读和阐释，不断生发出文本新的意义。后两种阅读都凸显了解释活动的复杂性，是不能回避的。有学者还从修辞学、读者批评等视角对此做了更具体的探讨。从修辞学视角看马克思的文本，意味着对其多重意蕴的重视。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文本的“作者意图”，但文本毕竟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而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写实”，而且具有建构和想象的功能，语言的修辞性必然指向随机、偶发和意义的播撒，以及事物也许并不能总是通过符号组织起来的可能。而从读者批评的视角看，意义并不内在于文本，而是在文本和读者的相互作用亦即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文本制约着读者，读者也可以建构文本，所以，接受过程不是对作品简单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这种创造性特别体现在读者对空白的发现上。在读者批评看来，即使是追求完整统一的传统文本，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省略、遗漏甚至神秘，读者应有意识地去发现文本中的空白，充分体味文本中那些沉默的因素，分析空白在文本结构和技巧中的作用，用想象和理智去参与文本的创作。在此意义上，空白是阅读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动力，它促使读者不断增补和调整，充分发挥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8]。
三是厘清了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这两种研究就其指向来说确实不同，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如果片面、孤立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它们看成一种是醉心于纯文本的学理探讨，一种是专注于缺少理论准备的现实关切，那么，这两种主张确实是难以统一起来的；但如果全面、辩证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那么，这两种主张又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事实上，这两种研究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不能用一极排斥另一极的方法来对待，而应使二者保持合理的张力。一方面，只有重视以文本为基础的理论准备，才能真正理解和说明现实；另一方面，作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本研究，又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观照，无论是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视角的形成和研究方式的确定，都是由现实问题引导或规定的。因此，正确的方式是使这两种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同时避免以前的简单化的做法，对二者“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的转换[9]。
四是明确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目的。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文本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和汲取的思想资源，文本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问题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既不是要简单地重复或张扬历史上的某种解释，也不是为了在众多的解释中增加一个新的品牌或品种，而是为了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通过新的解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不应该凝固于它的某种历史形式，而应该在回应挑战中，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可以说，这才是我们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根本目的。
以上这些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在研究初期是完全必要和必须的，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无以使文本研究真正进入主题并不断深入下去。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两年来，学者们在着重方法论讨论的同时，已开始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探索——有的学者探讨了MEGA2研究中的词汇理解问题[10]；有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文稿结构进行了重新梳理[11]；还有学者沿着文本本身历史构成的线索，从马克思的中学文献开始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漫长思想之旅，并从《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角度探讨了“经典地位”的确立问题[12]；等等。很显然，相比马克思文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最近两年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外，学者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而把这种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上。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一结合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征、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重大课题，从而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更应是一个学术上的理论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13]。有的学者区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是中国化的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存在，例如，怎样运用汉语话语系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传统的中国哲学、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体系，就是从学术形态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形态明显落后于实践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化，而且要从哲学理论的高度作出抽象和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有的学者把这一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还停留在转述马克思思想的水平，并且一些表述也不是十分准确与规范的。二是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三是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阶段。四是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阶段。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被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五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阶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5] （P534）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曲折发展的阶段。主要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1949—1966）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两个时期。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达到了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16]。在这一过程中，学术形态的中国化可以说从第三阶段就开始了，但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化则是从第五个阶段才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典范，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颗闪亮的明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得更好”的世纪性课题，又一次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前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将包含更多更新的内容。
学者们认为，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必须进行研究视野的转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等的视角来做。但是，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这一问题，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因此，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这一问题是最好的办法[17]。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近现代史密切相联，它在实践上展示了中国人对现代化道路的艰难选择，在理论上则历经东西方文化几度激烈碰撞和交融，不断创造和更新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思考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领域宽广的学术课题。对于这一课题，中国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研究视域方面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毛泽东明确提出的，然而，自3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基本上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内部来考察这一问题的，其理论视野也基本上只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作为一种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学风和研究方法而受到人们关注，这种偏狭的理论视野使人们很难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内涵和深刻意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百五十多年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它直接地是以一种民族哲学的形式出现的，但它很快超越了其创立时期的偏狭地域和民族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民族化，出现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方面和表现，它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世界文化和历史现象；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一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在其完整意义上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18]。
与上述观点相呼应，有学者特别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具有世界视野。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与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碰撞，吸取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优秀成果，而且还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论战，相互交融，共同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复杂图景。以往，中国学术界多重视前一方面的研究，忽视了后一方面的研究。这就使我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一个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输入过程，仅仅在中国系统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世界范围内，在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中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为了克服这种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确立一种世界视野，这种世界视野就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图景。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研究的问题却要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研究而展开。前者旨在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后者旨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应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活水源头；没有后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就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度。该学者还指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图景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特点和历史进程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不同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的，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本质上是主张民族化和多元化的。由于强调民族化和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从而形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错综复杂的横向联系。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呈现为不同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这些又构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纵向联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多角度地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19]。
二是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结合”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警惕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中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这些特点，使得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很容易受到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思想的渗透或侵蚀。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有了这种警惕，头脑会清醒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20]。
三是要在学术层面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进行，既要根据新的实践需要重新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其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又要深入研究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又要充分汲取和消化利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中的合理思想资源；既要具备哲学思维必须的高度和深度，又要对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成果进行哲学升华及提炼。只有通过上述各方面的综合努力，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既具有当代特征又具有中国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21]。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对话
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各二级分支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往来，严重制约了哲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性进展。21世纪到来之际，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研究范式，在整个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200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在广西桂林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学科之间，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开展哲学对话，以创建当代形态的中国新哲学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对推动学科对话起了重要作用[22]。从会前会后发表的大量论著看，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1.如何打破学科壁垒？中国当代哲学拥有三大思想资源、三大思想谱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中国传统哲学，三是西方哲学。这正好对应了哲学下属的三个主要二级学科。中国的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分别从事这三个二级学科的研究。长期以来，这三个二级学科之间壁垒分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科间的这种封闭状态，导致在某些共同性问题上缺乏共同语言，进而导致眼界狭隘、思想僵化。而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壁垒开始打破，加强了它们间的对话和交流，出现了这三大思想资源间的“视域融合”。这种对话和交流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不同专业的学者们对不同学科的各自特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对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也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就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来说，对话的双方一方面用发展较成熟的现代西方存在论的话语系统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蕴涵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批判和清理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些消极、含混的倾向。这样，既纠正了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近代哲学的错误观点，又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分析和解决当代社会重大问题时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这种对话非但没有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界限，相反却是真正划清两者界限的有效途径。正是这种对话商讨、交互阐释，使人们进一步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实质内涵和真实意义[23]。
2.如何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对话？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当代中国哲学，需要超越长期以来由于哲学的内部分化与隔离所造成的学科划界和思想藩篱，在哲学观念的层面上真正加强研究与沟通，以一种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对话，以问题为中心促进哲学与实践、与时代的良性互动，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内部整合和哲学形态的整体性建构。所谓“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对话”，就是哲学的对话应当服从于哲学的“爱智”本性，并在“致极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展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对话是与各种形式的非哲学对话、与生活完全脱离甚至隔离的。恰恰相反，它正是以这种特殊的超越性方式而与日常生活对话保持着联系，并使之不断地有所提升，展示出哲学的特有功能和魅力。应该说，只有当哲学家们能够站在自己所处时代的全新高度上，以真正哲理的方式来思考与回答那些在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在现实中又不断凸显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时，他们才能在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个体与人类、哲学与生活的全新高度上激发和创造自己的智慧，并为人类哲理智慧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24]。
3.如何使哲学对话走向“内在的视域”？学者们认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包含着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成果，把它们作为当代哲学建构的资源，这对于进一步的哲学思考来说，无疑将提供更宽广的背景。目前所提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也应当从上述角度去加以理解。就对话本身而言，问题常常会涉及到其内在的、实质的意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对话，显然不能只限于从事这三方面研究的学者各自表述自身的学科立场和观念，使彼此之间能相互比较、相互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则似乎依然囿于某种学科之域。从更内在的层面看，哲学对话的真正意义涉及哲学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哲学的真实形态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与何为哲学的真实形态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达到或回归哲学的真实形态？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彼此划界的背景之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仅仅从某一角度、某个层面去理解存在，由此把握的往往并不是具体的、统一的存在，而只是特定视域中的对象。不难看到，从一种分离的、划界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哲学，往往意味着将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降低为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以此为背景，所谓回到哲学的真实形态，也就是超越对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而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态。可以说，正是这种回归，构成了哲学对话的内在意义。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自居于绝对真理，而应以开放的胸襟看待和研究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和沟通。只有吸收西方哲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更快发展。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不断吸取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哲学思想的精华，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5]。
4.如何适应时代生活需要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学者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依据中国哲学经验和哲学资源，面对中国自身的问题和全球性问题，通过跨学科的哲学对话和思想交流，形成哲学研究的视域融合，催生一种富有时代品格和民族气派的当代中国新哲学，是开展哲学对话的根本目的[26]。有的学者把这一目标概括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认为开展跨学科研究，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条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国向哲学各学科提出的时代性课题。科学的理论总是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前提，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不断地拓展其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不仅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者的任务，也是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使命。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走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同样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专题研究，只有在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对话和理解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从中获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也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形态，必须走古今贯通、史论并进的哲学理路。要破除传统与现代简单对峙的观念，自觉开发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深入把握其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智慧，以之作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总之，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就要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其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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