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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究竟如何影响经济？这是经济学最古老、最持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货币金融理论经历了从货币中性理论到货币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经济理论也经历了从实物经济理论到货币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离开经济谈货币或离开货币谈经济了。
早期学者(他们被凯恩斯归入“古典学派”)强调货币的中性性质。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确保经济平稳运行，货币不过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并不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变量，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毫无二致。他们因而采取“二分法”(dichotomy)，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截然分开，认为任何积极的货币管理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货币管理的任务只在于控制货币数量，稳定物价水平，维持货币的购买力。“古典学派”的这一思想是以“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萨伊定律”，供给能自创需求，而货币仅有便利交易的功能。从穆勒父子、大卫·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中，都能看到“萨伊定律”的影子。如詹姆斯·穆勒认为，当一个人生产的任何一种商品多于他本人的需要时，这就只能表明他打算要某些其他商品。约翰·穆勒认为，所有卖者都必然是买者。李嘉图认为，任何一个占有商品的人都必然是一个需求者。根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如果一种商品出现超额供给，其他商品必然出现超额需求，并且这种暂时的不均衡将通过自发的价格调整迅速消除；货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实是多余的。
传统货币数量说，如费雪方程式MV=PT，将“古典学派”的货币中性思想公式化了。费雪认为，在长期中，货币流通速度(V)与商品交易量(T)都不受流通中货币量(M)变动的影响。因此，物价水平(P)的变动与货币量(M)的变动成正比；货币数量增减不改变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也不对生产和就业产生任何影响。
上述认识是片面的，它仅仅看到了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而未考虑其价值储藏职能(货币的这一重要职能使卖者可以不是买者，所以只有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忽视了货币在媒介资本转移、实现储蓄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何况货币流通速度也非一成不变，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就更不是一一对应了。同时，“古典学派”货币中性论的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与一般均衡理论)也都忽略了货币经济的重要特征(货币购买商品，商品购买货币，但商品并不购买商品)，所以才将货币经济等同于实物经济。当然，他们的错误不只缘于认识的片面，还与时代局限有关。当时的货币金融不发达，货币与经济不像现在这样须臾不可分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
瑞典学派经济学创始人魏克赛尔，首先抛弃了“二分法”、“货币面纱观”与“货币中性论”，而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合二为一，从而开创了货币经济理论。他看到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或相背离对经济的作用机理，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以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承袭其主张，于1930年出版《货币论》，将魏克赛尔货币经济理论公式化，更于1936年撰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着重论述货币管理对解决失业问题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决定投资，并通过乘数效应成倍作用于就业和国民收入。他的这一逻辑从其书名就可见一斑。于是，“通过凯恩斯的理论，货币理论从价格水平的理论转变为整个产出与就业的预期理论”。当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正是沿着凯恩斯开辟的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魏克赛尔与凯恩斯可谓货币金融理论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前者是货币经济理论的开创者，后者则将货币因素融入其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并提出了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政策主张，从而使货币经济理论深入人心。
“大萧条”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历的最大经济危机。1929～1933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物价下降33%，失业率上升到25%的最高值，工业产出下降37%。四年间，货币存量下降33%，流通速度下降近1/3，每年有近9%的银行倒闭。到1933年底，倒闭的银行大约为1929年银行数的一半。“大萧条”以悲剧性的方式宣告了古典“二分法”的破产，并使凯恩斯理论及政策主张广泛传播。由于凯恩斯的思想源于魏克赛尔，因此可以说，当代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及其理论支撑，可追溯至100多年前。这就是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1959年，格利和肖出版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提出“金融中介机构的机能学说”。该学说是对魏克赛尔与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它既分析了货币，又分析了其他金融资产；既分析了银行，又分析了非银行金融机构；既是货币经济理论，又是金融经济理论。因而，该学说是在货币金融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货币、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更深刻的认识。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通货膨胀，有的还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格利和肖的学说也因此未得到足够重视。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乘机祭起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他们在承认短期内货币影响实体经济的同时，认为长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变动(与传统货币数量论不同，他们认为货币存量变动与物价变动不一定存在精确比例关系)，又回到货币中性论的老路上去了。更有甚者，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不仅在长期中，而且在短期内也是中性的。上述两派的理论统称为市场出清的货币意外模型。即在市场出清的假设下，如果没有货币幻觉效应(如果仅仅是名义变量的变动引起了一个人按实际项目计算的需求或供给变动，那么他就出现了货币幻觉)，货币就不会影响就业和产出；而货币幻觉效应的有无，又取决于公众预期强度(理性预期的强度最高)。也许是受到理性预期学派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甚至认为，经济增长与波动完全取决于实际变量，与货币无关。值得一提的是，理性预期理论还是金融市场“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后者提出“市场效率论”，竖起一道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自身约束的“烟幕障”，让人们相信金融创新有百利而无一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8年9月，拥有150多年历史的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也是一次对既有理论的巨型而真实的“社会实验”。两次“社会实验”表明，“大萧条”源于人们未能正确理解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这次危机同样源于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偏差。正是以“有效市场假说”等理论为支撑，华尔街才得以制造出复杂艰深的次贷衍生品，进而诱发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随着“有效市场假说”遭遇“滑铁卢”，其提出者尤金·法玛，这位一直以来呼声很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也因此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与诺奖失之交臂。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提醒经济学界，必须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的关系。过去几十年的某些理论观点，可能低估了货币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金融中介机构的机能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格利，在50年前就说过：金融世界的广阔，使许多将自己束缚于这个世界一隅的货币理论家和决策者感到浑身不自在。而该学说的政策主张，包括对银行资产投资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强化对银行的检查程序、将货币控制范围扩大到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都成了本轮危机的现实救助手段。经历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并渴望获得理论解释的人们，如果读到该学说，是否会感叹“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呢？
梳理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数百年历史，从中可以看到，相关学说如同钟摆一样，始终围绕“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来回摇摆。理论的纷争，既来自研究者的假设条件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又源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断言，争论还会继续，但真理将越辩越明，实践会对理论作出选择。“大萧条”让人们选择了货币经济理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又让我们看到了金融对经济的深刻影响和持续效应，真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回望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史，留下的是先贤学者对货币金融与经济关系不断深化认识的曲折足迹。孰是孰非，唯有让时间来证明。时间也能让后人的探索与前人的“足迹”遥相呼应。时间还能让人感慨：前人的一些认识，有的在今天看来是如此肤浅而让人忍俊不禁，有的却是那么深刻而富有远见。或许现在，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对曾经让人兴奋不已、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感到困惑与迷茫，甚至从盲目迷信转为避之不及，但展望未来，可能在短短数年后，我们又会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理论总是在反复曲折中螺旋前行，并日益彰显其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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