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传统理性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的界定，通常认为，传统理性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形态，即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宇宙理性主义和作为近代工业文明基本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而我们所说的现代理性主义是指以20世纪文化危机为背景，在现代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冲撞与汇合之中所生成的重建人类理性观的倾向。
启蒙理性何以走向自我毁灭
毫无疑问，古希腊哲学是古典理性主义的典范，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最先以自觉的方式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一信念无疑贯穿于古希腊哲学之中。但是，古希腊先哲对理性的把握并未囿于其认识论和人本学含义，而是致力于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层面上，确立起作为万物内在结构和根据的“宇宙理性”。考察古希腊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理性一直在众多哲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内，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纯粹形式，其实质都是理性，因为他们把理性当作整个世界的本原，认为理性是万物得以产生的力量，是所有产物共同追求的目的，而这个本原又是绝对实体，所以这种理性本质上是宇宙理性。他们所阐述的理性使其退化为神话成为可能。因为“理性主义之所以同神学历史观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就在于它所揭示的世界的理性结构同神学所描绘的人之形象一样，均在寻求人之外的某种绝对的实体”（注：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中世纪时，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代替了对宇宙理性的崇尚，宗教理性取代了宇宙理性。当宗教理性无限地抬高上帝时，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便遭到了外在力量的扼杀。
由于人们把理性抬到了至高的地位，它也开始日益与人相背离，对人实行统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启蒙理性出现了。它旨在把理性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使人摆脱统治，成为主人。在这次启蒙运动中，理性、科学、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人类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如果说在启蒙时代科学理性在为人的个性进行辩护的时候显示出勃勃生气的话，那么到了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时期，科学理性却晦蔽了个人活泼的生命。法国启蒙思想家把抽象的理性运用于社会，试图找到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的思想原则。要求一切社会制度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他们认为在理性支配下建立的制度、国家具有永恒性。这时，理性不再是神学的婢女，它的权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恩格斯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356页。）康德积极地倡导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从而无怀疑地确定了理性的统治地位，当然，他的理性本质上是理论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使理性成了宇宙之源。
马克思使理性从天国返回尘世，他坚决摒弃了理论理性的思维方式，实现了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换。马克思在阐述国家和法的基础、批判宗教的非理性基础以及表述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时所使用的已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他反复强调的“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从具有普遍性的认知理性和宇宙理性回归到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再进一步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过渡，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向现代理性主义转变的标志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表述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围绕人的自由解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由解放与否的标志就是劳动。显然雇佣劳动是不自由的标志，与之相对的是自由自主的劳动。雇佣劳动之所以不自由是由于劳动已经被异化了。”（注：于桂芝：《劳动和休闲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这样马克思就为人的存在和开放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发自人类实践本性的深刻的理性批判，而他的理性观也由此具有现代理性主义的本质特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伽利略为标志的客观主义理性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了技术理性。技术理性虽然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却导致了人们对生活本质和价值理念的遗忘。人不仅遭受自然界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也严重异化。启蒙理性本来打算使人摆脱统治，结果却使人陷于新的统治之中，它终于走向了自我摧毁。研究启蒙何以走向自己的反面，无疑有助于形成健全的理性。
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是启蒙理性自我毁灭的原因之一。因为“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像：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思维远离活动、远离现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过程。正因为它远离现实而日益独立，所以它只谈在它的独立领域中意味着什么，而不谈在人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理论日益走向自律化。这样它就不能不变成意识形态，从而具有了统治的功能。马尔库塞在分析理性转为技术理性的原因时，曾把这一转变的过程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他认为，在柏拉图的辩证逻辑中，现实还没有被形式化，而到了s是p这种表述中，概念已对对象漠不关心。也就是说，当逻辑把思想的单位缩小到符号和记号时，思想也就演变成了演算和操作，它借助于普遍概念而获得了对个别情况的统治权。当然，形式逻辑只是理性走向自我摧毁的第一步，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出现，更高程度的数学化和抽象化，都表明思维的逻辑始终是统治的逻辑。随着思维的发展，统治的程度也在加深。对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除非超越自身而付诸实践，思想就无法造成这样一种变化；正是同作为哲学发源地物质实践的分离，给哲学造成了抽象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肯定理性与否定理性的分离是启蒙理性自我毁灭的原因之二。人们只重视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当理性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并逐渐获得自主性时，它不再考虑目的、价值，而单纯追求工具、手段。它只保证手段的正确，而不再反省其追求的目的。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原子弹的邪恶威力把以技术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危机淋漓尽致地裸露在世人面前。理性不再至善至上，不再简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转变成可以灭绝人类的“技术恶魔”，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于是，传统理性主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无可挽回地动摇了。如果说分工就已经使理性具有了统治的可能，那么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则把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肯定理性与否定理性的分离，客观理性逐渐转化为主观理性，也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毁灭。工具理性本应服务于人之主体地位的提高，然而自它从人类总体理性中游离出来之后，却忘记了理性的批判功能，它主张接受一切现存的事物，不触及已经确立的现实，不敢吐露现实的秘密，它憎恶超越。这样，理性就从批判的工具变成了维护秩序的工具，从否定的理性蜕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由于惧怕真理而变得僵化，是启蒙理性退化为神话的真正原因。
分析理性异化的原因是反思理性的重要内容，批判理性异化造成的后果更是20世纪文化精神的主流。纵观哲学史上对理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它表现为一个由高扬理性到怀疑理性再到批判理性的过程。这其中有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现代实证主义的批判，有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比较起来，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批判更为深刻，更值得我们去总结。
技术理性的实质及其后果
理性的异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总体上表现为理性统治人的过程。在理性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受其支配的程度也不相同。宇宙理性虽然对人类社会及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人的认识能力只是宇宙理性的一部分，这就降低了人的地位。在宗教理性的统治下，人们必须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作为完整的人，其物质与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启蒙理性旨在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比较起来，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最为严重，它使人陷入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异化中。所谓的技术理性主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立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它相信：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而把握宇宙的理性结构，并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征服自然，随之解决人迄今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尘世建立起上帝的天国。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上。
首先，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曾经分析了技术理性，他指出，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沿着卢卡奇的理论传统，法兰克福学派加强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评，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他们着重分析了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后果。
其次，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分析了欧洲近代思想家所阐发的理性观，揭示了这种理性的实质是技术理性。因为人想从自然界学习的东西，是如何利用自然界，以便全面支配自然界和他人。这是唯一的目的。理性给人以知识，人利用知识去征服自然和驾驭自然，结果是自然界遭到严重的破坏，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而这些反过来又报复人类。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每一个企图摧毁自然界的尝试，都只会在自然界受到摧毁时，更加严重地陷入自然界的强制中。如此说来，只有当科学轻视的自然界被看成根源时，启蒙精神才能自我完成、自我扬弃。”（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导言第11页。）
再次，霍克海默、阿多诺揭示了启蒙的极权主义特征，马尔库塞也指出了与理性相伴随的是极权主义社会。人们一般都认为启蒙唤醒的是理性的自觉，因此，它必然带给人们解放和自由。可是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审视，发现技术理性铸造出一种惊世骇俗的现代工业文明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生活方式。在生产中，劳动的过程逐渐地分化为抽象的、专门的、合理的操作过程，以致工人失去了同最终产品的接触，工人的工作被归为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重复。以技术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政治上，随着支配自然界威力的增长，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利也猛烈增长。当今发达社会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压制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技术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造成这种极权的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媒而侵入人们的闲暇空间，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
最后，《启蒙辩证法》详尽阐述了理性对人自身的统治，马尔库塞通过对近代理性观与古希腊理性观的比较，分析了理性对人的奴役。随着理性的日益异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机器使人的想像力枯萎，创造性消失，单面政治使大多数人不再发出抗议之声，文化堕落为商品，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文化调和腐蚀社会最甚者，是对人心的戕害。在单向度的技术理性中，不幸意识被征服，幸福意识逐渐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感觉、语言、思维都不再属于自己，人们失去了自主性。他们满足的是虚假的需要，获得的是虚假的平等，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
总之，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理性在启蒙中就是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就意味着对人的统治，而从技术理性的计算本质看，它又必然使精神贫乏化，精神的贫乏化又有助于统治者的统治。如此看来，要想恢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重建新的理性就成为当务之急。
返回现代理性之源的交往理性
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维护的又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为了改变此种局面，哲学家便承担起了重建理性的重任。他们呼唤新理性，从各个方面尝试重建新的理性观。马尔库塞设想的理性是一种感性化、审美化的人生观；弗罗姆则企图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建立人道主义伦理学；哈贝马斯在总结前人理性观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
马尔库塞考察了逻各斯演变为统治理性的逻辑，分析了理性演变为技术理性的过程，对单面社会、单面人、单面思维充满了忧虑，同时也对新理性发出了深切的呼唤。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对新的理性观作了翔实的描述，他指出：“在摆脱了统治的要求之后，劳动时间和劳动能量在量上的减少，将导致人类生存发生质的变化：决定人类生存内容的，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不断扩展的自由王国成了消遣的王国，即个体机能得到自由消遣的王国……人类现实的这两个王国之间关系的转变，也会改变合意的东西与合理的东西，即本能与理智之间的关系。随着性欲转变为爱欲，生命本能也发展了自己的感性秩序，而理性就其为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理解和组织必然性而言，也变得感性化了。”（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以上论述告诉我们，马尔库塞的新理性观，指的是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感性化、审美化。
面对西方非人道的社会，弗罗姆指出“我们对人的未来不该有任何失望”（注：弗罗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9、280页。），“我们唯一的抉择就是建立人道主义的公有社会制”（注：弗罗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9、280页。）。在人道主义社会中，人是中心，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一切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为人服务，新社会以个性的充分发展为人生最高目标，它致力于培养人的批判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未来社会需要实现技术人道化。是人的最佳发展，而不是最大限度的生产的发展是一切规划的标准，必须是人而不是技术作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技术、计算、机器只能是人的理性的工具，而不能由技术统治人；技术要为人的幸福服务，而不是去伤害人类；技术应增强人的活力，而不应该把人变成被动的工具。弗罗姆声称这样的社会只有依靠理性才能建立起来，理性是将人从自我毁灭中挽救出来的唯一力量，只要凭借理性，人类就能获得拯救。弗罗姆的新理性观虽然不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毕竟也是对技术理性的一种反思，并充满了对新理性的渴望。
哈贝马斯审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之后，认为他们对韦伯的合理化做了片面的解释。哈贝马斯认为，当用“合理的”这个词去评价一个行为主体时，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评价行为主体所说的具有合理性，二是评价行为主体所做的具有合理性。前者是言语行为，后者是目的论行为。在这样分析之后，他又把行为概括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目的论行为，行动者呈现为同客观世界中某物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可以按照真实或者有效的标准来判断。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为，行动者呈现为同社会世界中某物的关系，它的合理性按照真实或公正的标准来判断。第三种是戏剧式的行为，行动者呈现为同主观世界的关系，在这里，评价的标准是真诚。最后一种是交往行为，这种行为是以达成理解为目的取向的，它的典型事例是语言。哈贝马斯认为，前三种行为分别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关系，语言作为交往媒介的理解过于片面，而交往行为同时与三个世界发生关系，语言也被假定为一种未被肢解的状态，因此，交往行动包括前三种行动。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因为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如此，我将从下列假设开始（先不去论证它）：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例如，冲突、竞争、通常意义上的战略行为——统统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行为的衍生物。”（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样，哈贝马斯就从目的理性过渡到交往理性，在交往行为中，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是行为主体言谈的内容，生活世界则是行为者言谈的场所。这样，我们就看到，哈贝马斯突出了交往的核心地位，把理性回归到生活世界，他让工具理性在系统中增长，让道德实践和美学表现的理性在生活世界中增长，这样就避免了目的理性侵占它不该侵占的领域，避免了理性对人的外在统治，从而保留了人的地位、人的价值。由于交往理性旨在实现交往的合理性，旨在通过规范的语言达成主体间彼此的理解，就使理性回归了理性之源。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理性来源于对逻各斯的解释，而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交谈。交谈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即言谈本身和言谈所及的东西。然而，人们却在言谈中仅关注言谈所及的东西，忘记了言谈本身。这样看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实质上是既关心言谈所及的东西，又关心言谈本身，从而使理性回返理性之源。
综上所述，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文化精神，它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批判和沉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为人类的行为提供合理的根据和规范。它将对人类进行新的启蒙，使人们抛弃传统理性主义对理性和技术的非批判的迷信和对人性至善、历史永远向上的盲目乐观信念，抛弃企图通过技术和理性的无限增长而使自身达到完满完善的独断狂想；它将校正人在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支配下疯狂征服自然、企图取代上帝成为宇宙全知全能的主人的有害的实践活动，同现代生态哲学等学说一道，使人类的行为沿着不断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统一的渠道前行，不断向着有限的和开放的历史目标推进。正是这种有限性和开放性提供人进一步存在的空间，提供人不断优化的历史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