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
——邓小平坚定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
姜长青
1989年11月，邓小平与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交谈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一场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也是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除非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否则很可能动摇对改革开放的决心。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讲话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1984年前后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争论
改革开放初期对雇工和特区等问题的争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冲破固有的思想藩篱而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原来大致比较平均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几年的不断发展，区域之间、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开始显现出来，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带头致富的人。同时，改革开放政策对原来的一些旧思想、旧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一些曾经被批判的或是在改革开放前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现象大量出现，如雇工、贫富分化等。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冲破旧有的社会观念并不断确立新观念的过程。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一些私营经济组织雇工人数不断增加，有的雇工人数远远超过7个人的规定。根据原来的观念，雇工超过7个人就逾越了剥削的红线，那么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应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是前进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初期，雇工问题一度引起很大争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引起很大的争论和不安。对此，中共中央的方针是要看一看再说。
另外，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议论。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事实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
经济特区在自身发展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经济违规”问题。谷牧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在中央决定下发“打击走私贩私”的文件时，有位领导同志就说：“在发这个文件时，我建议附一个材料。”“什么材料？”谷牧问。对方说：“《上海租界的由来》。”“那是什么意思呢？”谷牧问道。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台糊涂，搞了个上海租界。谷牧说：“不对，如果只是道台糊涂，那么政府撤了道台不就成啦！我看上海租界的问题，主要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方依旧没有正面解答这个问题，只是坚持说：还是附上这个材料，有好处。谷牧说：“我看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要改革、开放，一个说《上海租界的由来》，南辕北辙。讲到这儿，谷牧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稍顿了顿，又说：“都是老朋友、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思想观点不一致，也在所难免。”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对特区等问题不同意见的争论。
邓小平对主要争论问题的处理措施
邓小平对雇工问题的支持。
1984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规定，对农村雇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登记发证工作，加强管理。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于是以1984年为转折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如何考虑现实，反映差别？《行动计划》明确，各地要根据环境质量、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和农民期盼，科学确定本地区整治目标任务，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
对于特区问题的争论，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特区工作的支持。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其间，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给了特区很大的支持，也平息了对特区的不同声音。2月11日至1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这些题词和谈话，充分表达了对特区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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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道：“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是广泛影响而互相联系的，有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看似一个小问题，却极有可能在社会上引起不安甚至恐慌。
邓小平用实际行动支持特区工作。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开放沿海部分港口城市的问题。会议最后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初步发展，反映到经济体制方面，就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此，邓小平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实践丰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
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对特区争论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回应。
化学法——金属与水反应。这种方法最常用的金属是镁。镁属于第二主族元素，与钠同周期，故金属性比钠弱，与水反应生成物与纳与水反应相似，条件比钠要求高。镁与热水(冷水)反应强烈(缓慢)生成氢氧化镁沉淀物并置换出氢气，化学方程式为，Mg+2H2O=Mg(OH)2+H2↑。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20世纪80年代末冷静应对国内经济过热，矢志不渝推进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等，面对多变复杂险恶的国外形势，国内外对改革开放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人总结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一些人提出，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
模板、支架自重及施工荷载之和假定为P，根据力矩平衡原理，可得已浇筑节段对架体有反力作用；根据力的平衡原理可得，埋件所受拉力F和已浇筑节段对埋件的支承力相等。由此可对埋件系统抗拉及架体对已浇筑节段混凝土的局部抗压进行验算[1]。对此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施工荷载，由此对施工技术人员进行交底，主承重架及爬模各施工平台的总施工荷载必须小于安全值，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好监督检查。
通过测试、计算9个注水系统效率和注水系统效率存在问题的分析因素，确定了影响吐哈油田注水系统效率有以下六个方面问题，并针对相应的注水系统问题提出相应的节能技术措施。
中共十三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十三大报告科学总结了八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提升，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
关于“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邓小平再度表态支持。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对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出现争论不是急于下结论，而是搁置一段时间再进行处理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生经济力量的发展，对经济生活的整体发展有利。
围绕中共十三大报告，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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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发起所谓对中国的“制裁”，并采取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措施。由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有人对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产生了疑惑，实质上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发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下去。国际和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有力地维护了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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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0月，邓小平与包玉刚 （前左一）亲切交谈
党内也有部分人认为，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来自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国要防止苏东剧变在中国的重演，就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经济领域的改革，要问一问这些举措“姓社还是姓资”。
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苏东剧变后发表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开放
苏东剧变及国内的争论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1988年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GDP增长率达11.3%。1988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体现在工业增长上。同工业超高速增长迥异的是，农业生产增速缓慢，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更加滞后，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断发酵。1988年中央决定进行价格改革，实行所谓的“价格闯关”，方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恐慌，出现了抢购潮，物价在前3年上涨过快的基础上，涨势更猛，通货膨胀率接近20%，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同时，还引发了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大大增强，由此触发了全国性的提款抢购商品风潮。针对这种严峻形势，1988年9月，中央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
东欧剧变，又称苏东剧变、东欧大革命、东欧民主化，西方社会称之为东欧1989年系列革命，是指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东欧剧变是东欧各个社会主义集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剧烈动荡。1989年后开始剧变。最先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出现，后来扩展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这个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除罗马尼亚是流血事件外，其他国家的事件都是用自由选举的和平方式结束的，而所有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是最后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结束执政的国家。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转向，这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国内围绕苏东剧变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这种冲击不仅对人们的理想信念造成极大的冲击，而且反映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国内的经济发展出现明显下滑，1988年比上一年增长11.2%，1989下降到4.1%，1990年更是下降到3.8%。在经济下滑的同时，国内还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遭到很大困难，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包玉刚时谈及东欧剧变，指出：“美国是得分最多的，苏联是大大削弱了。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这种看法是非常深刻和正确的。
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1989年6月23日、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提出：“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的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对于国内存在的种种问题，邓小平1991年初在视察上海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并要求抓紧开发浦东，不要动摇，一直到浦东新区建成，带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加速发展。1991年本来要成为改革开放深化之年，结果变成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之年，很多人主张废除经济领域的改革，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向倒退。有的观点认为，苏东剧变是因为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改革开放，是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而发生的剧变。苏东国家的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有的文章认为，中国要防止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命运，改革开放的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邓小平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他将撕下来的纸摊开，铺平，然后他的铅笔在这张纸上慢慢地蠕动，再蠕动。过了一会儿，常爱兰发现纸上出现了一辆歪歪扭扭的独轮车，还有一个胡子拉碴的老男人。常爱兰的眼睛里就放出光来，但这种光却是凶光。常爱兰说，你在画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心麻糍回来揍你。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题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邓小平南方谈话使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得到解放，为坚持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一扫国内改革开放徘徊不前的局面，推动了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走出低谷，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年，增至43.2万家。至于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间几乎没有增加，但从1992年到1995年，增长了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1993年更达到了13.4%。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重现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调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而新的经济体制在探索中逐步得到确立。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了“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经过6天准备会议的充分讨论后，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正式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薛暮桥认为，“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反映全党在计划和市场关系这个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上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1981年，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91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同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几次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韩城区块2015年以来累计压裂115口井259层，其中有21口井压裂时波及邻井。受压裂波及影响的邻井36口井39井次，受影响前日总产气量58 960 m3，目前日总产气量25 336 m3，减少33 624 m3；受影响前平均日产水量5.05 m3，目前平均日产水量6.62 m3(表1)，对生产影响较大。
经过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制定出这一重大改革的总体规划，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实施举措。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这是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始创新，也是中国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和飞跃，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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