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权问题”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人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西藏达赖流亡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大肆叫喊“西藏人权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当代达赖集团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而捏造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其实质是推行“藏独”。西方世界推行对华的“人权外交”，妄图用西藏问题制衡中国。本文从追溯“西藏人权问题”的由来及其演变入手，深刻揭示其炮制“西藏人权问题”的险恶用心。
“西藏人权问题”是历史上“西藏问题”的回声，两者在分裂祖国的企图上是一脉相承的——西藏人权问题的由来
“西藏人权问题”是历史上“西藏问题”的变种。中国近代史上的“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和当时西藏上层亲帝派分裂势力汇集的产物，其实质是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上层亲帝势力的分裂活动始终没有停止，1959年的武装叛乱就是“藏独”活动的总爆发。
“西藏问题”是西藏人权问题的先声，它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注：《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张植荣，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又是西藏上层亲帝派分裂祖国的阴谋。
“西藏问题”出现在近代史的历史舞台上，17世纪西方列强向外扩张，其传教士先后跨入各国，收集资料进行殖民活动。但当时以达赖为首的黄教寺院集团在藏族社会已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欧洲传教士企图在拉萨立足传教的活动以失败告终。在宗教活动无法渗入西藏社会后，殖民者采取另一手段——贸易通商。但当时西藏仍处在农奴制统治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游牧经济居于支配地位，商贸活动无法展开。在宗教活动和贸易通商活动都收效甚微后，英国侵略者逐步使用武力向西藏渗透。1888年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隆吐山之战爆发。1904年西藏第二次抗英战争——江孜保卫战爆发。江孜沦陷，抗英斗争形势发生了逆转，投降派势力抬头。在英军的威胁之下，签署了《拉萨条约》，加强了对西藏的侵略，清廷对英国侵略西藏无比愤怒，却无力挽回败局，只好通过外交途径，挽回中央对西藏的主权，避免英藏直接交涉。1913年英国谋划的“西姆拉会议”出台，阴谋煽动藏族上层人士的“独立”情绪，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纳西藏于自己控制之下。英印殖民政府他们首先在西藏的地位问题上做文章，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杜撰出一个“宗主权”，认为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心切，无意御外，英国在西藏，帝俄在蒙古乘中原内战之机策划了所谓“独立”“自治”活动。西姆拉会议是英国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搞“藏独”的最大阴谋，英国企图将我西藏、青海、西康等广大地区分裂出去，成立所谓“西藏国”。可见，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
西藏问题的出笼以及绵延不绝，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西藏统治集团内部一股“藏独”势力的长期存在。英俄帝国主义对西藏染指和部分控制后培植了一批亲英反共分子，他们以“西藏独立”的旗号，蛊惑民众，进而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分裂活动的代理人。这股势力自产生之日起，就以“西藏独立”为己任，以争取达赖信任，篡夺西藏统治权为最高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亲英势力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加紧向美国靠拢，试图以美国为活动中心，开展其“藏独”的国际努力。所以，西藏问题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变化，战后崛起的美国对西藏图谋已久，在二战前由于自身的实力及其对外政策的全盘考虑，美对西藏染指不多，二战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十年间，美对西藏野心增大，但碍于国民党政府的盟友关系，对西藏的一切活动都尊重中国主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从其“反对、孤立、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进一步蔓延”这一立场出发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总政策，也支配了它对西藏的政策，美国政府积极插手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一直持续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前。
西藏和平解放的初期，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制度并未触动，“三大领主”依然处于统治地位，一些西藏上层分裂分子，把分裂活动转入地下。他们成立了政治、军事组织，挑拨达赖喇嘛反对中央政府，这些活动愈演愈烈，终于在1959年3月酿成了全面武装叛乱， 这是近代以来西藏上层分裂集团“藏独”活动的总爆发。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标志着西藏农奴制的结束，民主改革的开始。达赖集团则从拉萨逃亡到印度，在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开始了其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可见，亡印后的“西藏流亡政府”与历史上的西藏分裂势力是一脉相承的。
达赖集团和欧美反华议员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而捏造了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西藏人权问题”的演变
“西藏人权问题”的抛出是“西藏问题”的死灰复燃，它夹杂着西方世界对西藏历史的误解，两大阵营的对立，美元的滋养，扭曲的民族感情。它代表西藏上层农奴主集团“藏独”的愿望，也表达了西方国家的图谋，用西藏问题制衡中国。企图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
拉萨武装叛乱后，具有美国背景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进行了所谓调查，提出了带有反共、反华印记的调查报告，将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法律上有权取消十七条协议，并捏造了中国政府在西藏搞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等等。该报告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为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澄清事实真相起了阻碍作用。”（注：[加拿大]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 页。）
在美国的幕后操纵下，联合国三届联大均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即1959年的十四届联大，1961年的十六届联大，1965年的二十届联大）。这3个决议，是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反共、 反华的产物，三者都强调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并且攻击中国政府剥夺了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此后一些国家利用这几个决议攻击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捏造了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西藏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并不突出，这是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美、苏、中三大角关系牵制。进入八十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东剧变，美国发动人权外交攻势，妄图达到西方对东方不战而胜的目的。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议会、政府官员再次鼓吹“西藏人权问题”，其表现如下：以美国国会为代表，一些西方国家议会通过几个所谓“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决议”；美国国会邀请达赖访美，为达赖集团借口“人权问题”鼓吹“西藏独立”提供讲坛与机会。
在1989年6月的那场政治风波之前， 西方国家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对达赖的接见也持回避态度。但90年代以后，西方政府立场转变，在议会的压力下，英美等国政府首脑被迫采取“私人性质”会晤达赖，对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关注。美国国会更成为鼓噪“西藏人权问题”的急先锋。
以“人权”为幌行“藏独”之实妄图以西藏问题制衡中国——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
达赖集团叫嚷“西藏人权问题”打出“人权、民主、自由”的幌子，穿梭出访各国，到处游说，目的在于改变策略，迎合西方的需要，谋求西方对他的同情与支持，配合国际反华势力向我施加压力，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西方世界鼓吹“西藏人权问题”目的在于利用“西藏问题”推行对华的“人权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其实质问题就是不喜欢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喜欢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妄想主宰中国的命运。其目的决不在于人权本身，而在于通过输出资本主义的人权观，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征服中国。
在六、七十年代，达赖分裂集团的国际活动，没有多少成效可言。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决定的，美国自越战以来，国力下降，西欧与日本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国力有所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更是频频出击。整个对立的东西方阵营各自出现新情况，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同年中国与日本建交。到1980年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24个。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想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和抗衡苏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然就不会强调西藏人权问题以至影响同中国的关系，所以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谋求联合国、美国支持，以求“藏独”梦想的论调并无多少国际的回音。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冷战结束，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创。西藏流亡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以达赖喇嘛出访为中心的国际活动。达赖喇嘛打着宗教的旗帜，以美国西欧为重点出访国，以欧美国家议会以及那些反华议员为活动对象，以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为主要议题，以中国政府为攻击目标，企图谋取国际舆论对“西藏独立”的同情与支持，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另外，自80年代中期始，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更加关注人权，和平、生态环境及宗教和保护少数民族等问题。达赖集团适应形势，改变策略，迎合西方，鼓吹“西藏人权问题”故赢得了一部分国际舆论的同情，欧美某些国会通过西藏人权问题议案，达赖流亡集团还在欧洲与俄罗斯增设了7个办事处， 发展了与某些国家的非官方关系。
其实，欧美国家关注西藏问题，不是为了维护国际人权原则，而是为了谋取自身的最大政治利益。妄图使中国内部发生类似苏东的演变和分裂，西藏问题就是西方肢解中国的突破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妄图凭借实力将其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建立世界霸权。在70年代为了联华抗苏，在“西藏问题”上有所收敛，到80年代国际格局变化，两大阵营解体，美苏关系缓和，中美战略关系随之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卡特政府起开始推行“人权外交”试图通过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美国及西方盟国公开支持“西藏流亡政府”，插手西藏事务，煽动分裂，制造骚乱。美国国会某些议员，在西藏问题上充当了不负责任的反华角色，可见，美国政府对华人权外交目的不仅仅在于人权本身，而是在于通过输出资本主义的人权观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征服中国，从而不战而胜，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这是国际大气候下西方制衡中国，向我施压战略的一部分。所以说，西藏问题的实质决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的主权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新旧西藏人权状况对比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只要把新旧西藏状况作一个对比，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奴隶不仅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权利，而且连基本的生存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权？只是1959年民主改革后，他们才真正享受到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同时新西藏这四十年来在经济、文化建设上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达赖统治的旧西藏，农奴们遭受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曾三次到过西藏的法国著名探险家藏学家达维尼尔在所著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份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个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注：新华社北京1997年4月21日电。）另外，曾在西藏和锡金任职21 年的英国高级官员查尔斯·贝尔所著的《西藏志》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样的见闻。“西藏仍在封建时期，其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对佃农，可以行使官厅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它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注：新华社北京1997年4月21日电。 ）“农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没有依据，没有量刑尺度，一切决定于谿卡的执法人（领主）。”（注：《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多杰才旦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至于一般的人民群众，农奴主可以任意剜眼、割鼻、剥皮、抽筋，这就是西藏农奴制下的人权。”（注：《西藏今昔》，王天玺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8页。）
西藏的和平解放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首先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其次根据毛泽东“经营西藏、不吃地方”的政策，开始了新西藏的建设，从1952年到1990年，中央政府对西藏财政拨款和基建投资就达177.7亿元，而从未向西藏财政征收过一元钱， 这是西藏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的命运根本地改变，人均寿命从当时的36岁大幅延长为现在的65岁，西藏人口发展曾几百年长期停滞在100万左右，这40年则翻了一番多， 达到200多万；过去的西藏只有少数为僧侣和贵族子弟开办的学校， 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现在已建立了3000多所各级各类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七十三点五；过去拉萨只有两所官办的规模很小的医疗机构，现在已拥有1000多所卫生机构，每千人拥有病床2.3张，医生2.1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过去没有一条公路， 运输全靠人背、畜驮，现在已建起了2万多公里的交通网； 过去西藏没有电，现在已建立了500多座水电站，可发电量3亿多度，并在继续建设一批水电站；过去仅2万人的拉萨城， 周围就有用破麻袋搭建而居的乞丐和贫民近千户，戴着手铐、脚镣、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讨的情景在拉萨比比皆是，现在这种情景不复存在，全自治区绝大部分农牧民的温饱已基本解决。这些变化和成就是西藏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联邦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西藏为改善人民生活所作的努力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里气氛和谐。”（注：《人民日报》，1987年7 月17日。）今后，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执行有利西藏经济、文化发展的各项政策，国务院已经决定，用十年时间，投资十个亿，帮助西藏对“一江两河”流域进行综合开发。西藏的羊卓雍湖电站，机场和公路的改扩建等一批能源，交通建设项目已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在国家的帮助和西藏人民的努力下，未来的西藏将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向前，走向繁荣，走向富强！
标签：西藏建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