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理论论文,顾炎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I207.22）
清朝初年，带有极端禁欲主义特征的宋明理学依然还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发挥着消极作用，它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个性和创作精神，限制了社会的蓬勃发展，反映在诗歌创作领域里，便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神韵”派和形式流于僵化的“载道”派十分风行。可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东南地区早已冲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随之而来在思想领域里也荡起了一股要求思想解放的春风，许多思想家纷纷起来抨击宋明理学进行精神虐杀的实质，积极倡导“率性而行”，批判“明心见性”的空谈阔论，主张“经世致用”以观诸事功。顺此潮流，诗歌创作领域中的“言志”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应运而生。他们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诗言志”的优良传统，反对刻意模仿，主张文辞达意；反对修饰雕琢、空洞无物，主张事理充实、纯朴自然，力求表达出真情实感。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就是这派诗人的主要代表。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学者称之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人（今江苏省昆山县）。他的一生，正处于明清王朝交替，社会激烈动荡之际。顾炎武在东奔西走、始终以抗清复明、振兴天下为己任的同时，刻苦研读经史、潜心学林，除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大量的学术著作外，还留下了400多首诗歌。对于这些诗歌，近代学者多予以充分的肯定。徐颂洛在《与汪辟疆书》中讲：“诗言志，亭林诗善言志者也。全集惓惓君国，皆有为而言，无一应酬语，比辞属事，靡不贴切。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诗人突起突落，有如胜广，却成就此一大家。即清诗号称跨越明代，然求如亭林之笃实光辉者，亦难与并。”此段评语，实际上已把顾炎武的诗歌抬到了明清之际其它诗人所不可企及的地位。那么他在诗歌创作上为何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其创作思想是否有可以借鉴之处？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以求使我们能合理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
研究顾炎武的诗歌，不妨先从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入手。尽管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并不十分详尽，或者仔细推敲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他能够合理地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并且善于把它们抽象归纳为一定的理论，从而与自己的创作实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这一点而论也不乏其闪光之处。
《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讲到：“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令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封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雨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诗言志”既然是“诗之本”，那么什么是顾炎武的“志”呢？我们翻阅一下他的诗文就不难看出，其志向就是胸怀“天下利病”、“生民疾苦”的“体国经野”之心，寻求“国家治乱”、“生民根本”的“济世安民”之术。正因为如此，读过他的诗作之后，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它们大多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志向抱负皆与天下兴亡、祖国盛衰有关。诗人所发出的吟咏赞叹也绝不是只陷在儿女情长、个人家身的小我圈子里流连徘徊。正是为了使自己的志向能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充分的表达，顾炎武才提出了“诗主性情，不贵奇巧”[①]的主张。
“诗主性情”，顾炎武象他同时代的学者诸如黄宗羲[②]、叶燮[③]、周容[④]等人一样，特别强调“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他们在这里所讲的“性”，是指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取得自觉认识时的心理状态。而“性情”所偏重的中心，则应该主要在“情”上，这也就是感于外界事物而由心中所产生的内在情感，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内容。我国历代学者对于“感情”与诗歌创作中的关系问题都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如南朝文论家刘勰认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⑤]他在这里把“情”的产生看作是由外界客观事物所决定的，诗人并且可以由不同事物的感触而产生出来各种不同的感情。唐代诗人白居易则认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诗歌矣。”[⑥]由此可见，“情”在诗歌创作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顾炎武的“诗主性情”说，也就是指诗歌应主要“抒发内在感情”而言。
作诗应以抒发感情为主，而且还应是真情实感。顾炎武反对“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语，谀佞之文。”[⑦]因而他也就特别强调“真”在诗文创作中的体现。他在《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条中讲：“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妄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只有真实的情感才可以动人，它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生命之所在。只有重视真实的本质与情感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表述与流露，才可能出现动人心绪、感人肺腑的传神之笔。对此，顾炎武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可以说是深得其妙的。
为了达到表露自己真实情感的效果，顾炎武主张作诗要“不贵奇巧”。他反对抛开“性情”而专门在文字、声律、音韵上下功夫的诗歌创作逆流。尽管这类作品在形式上使人感到很巧、很奇，如果它们空洞无物，缺乏真情实意，那也就不足可取。但是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它的韵律结构的安排，音调的抑扬顿挫等艺术技巧，对诗歌本身毕竟有着重要的意义。即“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杂乱而无章，非诗也。”[⑧]因此，顾炎武主张“不贵奇巧”，并不是不要技巧，事实上他的诗歌是很注重各种技巧的运用的。无论是他的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韵律适中，平仄得当，没有丝毫的粗制滥造之感。他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要人们作诗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修饰雕琢，矫揉造作，力求做到文辞纯朴无华，语句流畅自然。不要刻意地去追求词藻的华丽而损害诗义的表达。例如，他认为音律应该为诗义服务：“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后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⑨]“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者，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止，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⑩]他的这番文辞音韵要为诗义服务的理论，诚如袁中道所讲：“大都自然胜者，穷于点缀；人工极者，损其天趣。”[(11)]纵观诗林中的感人之作莫不取此真谛。而情真意切，朴实自然，这也确是顾诗的一大特点。
真实的感情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绝不会由于人们在某种限制的范围内凭空臆造而产生。在诗文创作中，应该是在情的基础上产生诗文，还是为诗文而去创造情，人们对此的看法不同，而相应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刘勰认为：“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12)]很显然，刘勰主张要为情而造文。也就是说只有感于物而生情，作者才能写出真实的感情。而刻意为文写情者，其文辞不免流于泛滥空洞。虽然顾炎武并没有明确提出先情后诗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但是他对于诗与题的先后关系问题上的论述却寄寓了这一主张：“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13)]这也就是说诗人应就事而歌，感物而咏，不要只是在定出题目的条件下去机械赋诗，凭空造情，如果这样也就不会产生出什么动情的作品。因为纵然一个人有好文笔，但毕竟在荒凉饥馑之年罕见丰衣足食之赋，国破家亡之日难为升平乐舞之音。情为事发，诗为情咏，这也正是顾炎武关于先诗后题的主导思想之所在，而这与先情后文的观点自然也是一脉相承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顾炎武关于写诗应以抒发真情实感为主、音韵为诗义服务等理论，都是在吸取前人有关诗歌美学思想中的丰富营养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归纳总结而形成的。正因为他合理地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并在自己一生的诗歌创作中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从而才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二
顾炎武从小就跟从嗣祖父、嗣母受着严格的家庭教育，详细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等书籍文章。扎实的启蒙教育，使他初步确立了“经世致用”、“引古筹今”的志向，为民族和祖国作出贡献的决心。可是在他成年以后，满族大举入侵，祖国山河相继陷入硝烟战火之中。清兵南下时，他曾经奋起加入了反抗的行列，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自己虽免身死，而他的两个同胞兄弟和一些故交挚友却相继罹难。他的嗣母以身报国，临终时给他留下了“无为异国臣子”的遗言。正是这激烈动荡的社会，向他展示了惊心动魄的生活场景；正是那刀光剑影、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题材。而主张抗清复明、坚持民族气节、体谅生民病苦、关心天下兴亡等问题也就构成了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的几条主线。
顾炎武写诗落笔宏阔，有人称其诗极似杜诗，也可冠之以诗史之称。这似乎有些夸大之嫌，但细细考究起来也确实有着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始终都是怀着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深入细致地去观察整个动荡的社会，并用自己那悲壮的诗句向我们展示了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历史侧面。请看诗人所吟咏的这些诗句：
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大行皇帝哀诗》）
衣残苕上缯，米烂东吴稻。公卿不难致，所患无金宝。（《王家营》）
诗人对朱明王朝卖官鬻爵的社会弊端和腐朽糜烂的生活场面进行了揭露。
传闻阿骨打，今已入燕山。毳幕诸陵下，狼烟六郡间。（《感事七首》）
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秋山二首》）
血染山河，战火弥漫，天下生灵惨遭涂炭的残酷场面伴随着字字血泪溶汇于笔端。
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千里》）
依山成斗寨，保水得环洲。国土推司马，戎韬冠列侯。（《上吴侍郎晹》）
各阶层人民抗清斗争的火热生活，形象生动地跃然纸上。
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
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淄川行》）
山东农民军丁可泽、谢迁攻克淄川城执杀降清官僚孙之獬，这一大快人心的场面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顾炎武就是以这些让人读起来十分流畅自然，没有丝毫雕琢痕迹的述事诗，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画面。类似这样的诗句在其诗作中随处可见。
黄宗羲在评价谢皋羽的文章时讲过这样一段话：“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14)]“亡宋之日”出现了“文章之盛”，而“明亡”所导致的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一系列严酷的现实则无时不撞击着顾炎武的心扉，因此也就使他发出了一次次感人肺腑的吟咏：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海上》）
小臣王室泪，无路哭桥陵。（《大行皇帝哀诗》）
这种如血如泣的哀诉寄寓着对早已失去的故国的怀念，而在这种苦痛的缅怀之中也就很自然地要经常流露出对中兴天下的憧憬：
西京遗庙在，天下想中兴。（《金陵杂诗五首》）
诏令屯雷动，思波解泽流。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感诗七首》）
即使抗清斗争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他不仅自己壮志如初、雄心未减，而且还鼓励别人不要意志消沉：
十年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
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
（《赠朱监纪四辅》）
我们的诗人就是这样，壮志如初，决心要向满清政权战斗到底。可惜清朝军队的血洗，南明政权的腐败，使他难以力挽狂澜。不过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既没有意志消沉，怨天忧人，也没有苟度残生，而是出于对自己信仰的追求，暗自抱定“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陈生芳绩两尊人先后即世适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词旨哀侧依韵奉和》）的意愿，时刻窥探形势，以便伺机而动。
在那“太阳不东升，长夜何漫漫”（《登岱》）的岁月里，诗人曾经历了长时期亡命生活。他怀着“天仇国耻世无伦，从此山河遂不春”的忧伤，“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
中羹。”（《旅中》）终日东奔西走，风餐露宿，飘落浪迹于山川原野之中，其境况可谓苦矣。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时时关心着国家兴亡之事，“长持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
他在足迹所到之处，无心留意于“雪月风花”的吟咏，而是触物生情，见景怀古，念念不忘国破家亡的奇耻大辱，不时从心中发出了“登陴望九门，临风洒哀涕。”（《天津》）“愁来独忆辛忠敏，老泪无端痛苦人”（《济南》）之类的悲痛之声。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他仍然能秉守着自己的信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定，诗人仍然发出了“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金山》）“合见文公还晋国，应随苏武入长安”（《十九年元旦》）这样一声声的呼唤。进入暮年之后，许多并肩战斗过的伙伴都早已谢世，还有一些同道者则违反初愿屈服于清朝政权，可是我们的诗人却“穷老弥刚棱”，（《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制行复刚褊”，（《春雨》）抵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软硬兼施，威逼诱惑，一如当初，斗志不减。他多次表述：
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赴东》）
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悼亡》）
草木得坚成，吾人珍晚节。亮哉岁寒心，不变霜与雪。（《德州讲易毕奉东诸君》）
何能久不老？坐看人间换。惟有方寸心，不与玄鬒变。”（《太原寄锡士王高阑》）
从这些诗句不难看出这位旧明“遗民”那宁折不弯的坚定信念。马汉麟在《爱国诗人顾炎武》一文中讲：“虽然顾炎武的反清爱国斗争实际上没有见出什么具体的成效，但是直到他的盖棺之年，他始终是坚持了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的。”[(15)]这无疑是对其最中肯的评价和赞同。
如果说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想人民之所想，言人民之所言是一个诗人所具有的人民性的话，那么丰富的人民性则正是顾炎武诗歌的又一大特点。因为顾诗中有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体谅“生民疾苦”、关心“天下兴亡”的主题，充分地流露出了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指控与不满。例如《京师作》、《岁暮西还时李生云沾方读盐铁论》、《河上作》、《少林寺》、《王良》、《与胡处土访北齐碑》、《寄杨高士》、《静乐》、《夏日》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顾炎武在为抗清复明四处奔走之际，时刻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治学原则和奋斗目标。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针对社会的利弊与人民的痛苦多次发出了愤然不平的呼声。他认为世上“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6)]因此他一方面时刻关心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则“周览郡国，大而典礼财赋，小而馆舍邮亭，莫不究其利弊，论其得失。”[(17)]对社会、对民生寄予了无限的关心和同情。例如他在《常熟县耿侯橘水利书》一诗中不仅对“精心在农政”的“贤侯”进行了歌颂，而且还深情地写到：“三季饶凶荒，庶征频隔并。谁能念遗黎，百里嗟悬磬。况此胡寇深，早夜常奔迸。上帝哀茕嫠，天行当反正。必有康食年，河雒待明圣。自非经界明，民业安得静？愿作劝农官，巡行比陈靖。畎浍遍中原，粒食诒百姓。”面对着“括田任污吏”、“白纸催州县”的严酷现实，他不仅对“所计一身肥，岂望天下活”（《双雁》）等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作了无情揭露，而且还立下了“华山有地堪作屋，相期结伴除荆榛”（《蓟门送李子德归关中》）的志向，以表示自己不向恶势力低头，誓将社会“荆榛”扫除殆尽的决心。与此同时他还勾勒出了一幅幅的社会蓝图：“孰令六代后，一变贞观初？四海皆农桑，弦歌遍井闾。”（《岁暮》）“岂知太平之世饴甘荼，川流不盈泽得潴，风雨时顺通祈雩，春祭三江，秋祭五湖。衣冠济济郊坛趋，岁输百万供神都。江头担洒肴，江上吹笙竽，吏无敲扑民无逋。”（《兄子洪善北来及近年吴中有开淞江之役书此示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绝塞飘零苦著书”的顾炎武时刻都在关心着生民病苦。
顾炎武的420多首诗歌中，大多都是感事述怀、触物咏情之篇，在这些诗歌之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字里行间始终贯穿着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主题。即便是在一些平铺直叙的记事写实之作中，也都是别有一番深意。试看他的《出郭》诗：“出郭初投饭店，入城复到茶庵。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三亭之南。”这精练流畅的诗句，初看起来似乎是一般日常生活小景的摄像，但仔细品味一下，它却与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在粥棚中等待着要与磨刀人接头的情景异常相似，在那似乎是平静的气氛中使我们感觉到了一股时刻都可能出现的杀机，而这也正是这位革命斗士在进行着秘密革命活动的真实记叙。
他的诗歌中，酬答应和之作并不在少数，这类作品约占他现存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他那崇尚民族气节，关心生民疾苦的思想也同样贯穿在这些作品之中，例如：
廿载江南意，愁来更渺茫。友朋嗟日损，鸡犬觉年荒。
（《寄杨高士》）
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
常把汉书持牛角，独出郊原更谁与？自从烽火照桑干，不敢宫前问禾黍，
子行西还渡蒲津，正喜秋气高嶙峋。华山有地堪作屋，相期结伴除荆榛。
（《蓟门送李子德归关中》）
在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中也有一些象《为丁贡生亡考衢州君生日作》这样纯粹是应答酬和、内容较为空洞的作品，但是它们就其数量上讲确是微乎其微，因而这也就自然妨碍不到顾诗总体的思想性了。
顾炎武东奔西走奋斗一生，虽然他未能使早已被李自成农民军摧毁的朱明王朝起死回生，满清王朝在中华大地上最终还是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他的振臂疾呼毕竟影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诗篇无疑也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因为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无论诗歌、小说、音乐、绘画、雕刻，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的，它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18)]顾炎武正是以他那永远进击的顽强精神，激励了一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革命斗士向顽固腐朽的封建势力发动了一次次的进击，最后终于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摧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迎来了历史上的新纪元。
三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顾炎武确实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那么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
1.博览群书，有着广泛扎实的学术基础
他自幼熟读经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功底。科场失意后，“于是尽弃所习帖括，读书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一万二千余卷。”[(19)]后来他离开江南，浪迹北国，在颠沛流离的行旅中仍念念不忘“坐拥三冬万卷书”。十年之后果真“所览书又得万余卷”。[(20)]他把在读书过程中积累的渊博知识溶铸到诗歌创作中，运用典故，信手拈来；借古讽今，义理皆通，使人吟咏起来无不感到缓急得当，贴切自然。例如他在清朝初年用“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大行皇帝哀诗》）的诗句来暗喻明朝末年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和农民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其效果无疑都是恰到好处的。
另外，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顾炎武在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尤其能把传统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灵活自如地加以运用，从而把自己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自然生动。
例如释皎然在《诗式》中曾讲：“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而“比兴”则是形象思维中巧妙的艺术表现手法，顾炎武在自己的诗歌中就常常留意于此。他不时用“硕鼠”、“饥鹰”、“虎豹”、“狐鼠”等一些形象的动物来比附他要攻击、颂扬的人物，把自己的爱憎之情溶汇其中，所有这些自然会给人一种贴切生动之感。类似这样的手法，在怀发自己的情怀时他也有过同样的运用：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精卫》）
诗人在这里用传说中的精卫那种誓平东海、锲而不舍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立志要奋斗终身、死而后已的伟大志向，这无疑是十分感人心扉而又贴切恰当的。
又例如“比喻”和“模糊”作为艺术语言中的典型特征，常常出现在古代一些优美的诗歌中，它们也是情感与形式同形对应理论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所谓：“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21)]对此，顾炎武也是深有所悟的。他曾用“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五十初度时在昌平》）来诉说对未来的希望。不是用显露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乐观心情，而是用行人赶路、遥望河清这种隐喻的语言来进行“模糊”的表述，从而也就起到了更为感人的效果。他在耋耄之年还曾用“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又酬傅处士次韵》）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此处避而不谈如何老怀弥坚、矢志不移，而是以“苍龙”、“老树”来暗喻自己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内在情怀，实不失为言志之佳句，传神之妙笔，令人品读起来不由感到韵味无穷，意境深远。
2.不拘于书斋的束缚，善于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他的好朋友李因笃曾深有感慨地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往惟吴郡顾亭林征君不愧斯语。”[(22)]这个评语虽然十分贴切，但是也有其不全面之处。这就是无生先生只注意了顾炎武“读万卷书”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行万里路”的另一个主要方面。
顾炎武离开江南后，“绝江逾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岳，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23)]常年奔波于风沙冰雪的北方。他“登危峰，控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时刻把“名山”、“巨镇”、“肆坊”、“马背”当作自己的书斋课堂，把“老兵退卒”、“田父伦丁”当作自己的老师。博览经史为他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浪迹山野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广泛深入地与社会各阶层接触，使他胸中“有其别才，眉下有其别眼”。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例如他在广泛地研读历代史书典籍莫不究其利弊的同时，对“矧乃衰乱仍，征敛横无纪”，“冱泽鱼空后，腥风虎下时”这些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社会弊端和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在漫游山野时看到“烈风吹山岗，磷火来城市”、“间关百战深”、“戈甲满江浔”这些祖国山河惨遭涂炭，清兵南下大肆烧杀、掠夺的残暴景象后，加深了他对异族入主中原的刻骨仇恨，从而使他一生至死不忘对旧明故国的深切怀念。也只有在长期深入社会底层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后，才使他更加同情百姓的疾苦，从封建统治者的忠诚顺民转变成为一个为了生民病苦而疾呼的顽强斗士。因为作为一个诗人，只有长期地接触民众，接触下层社会，他才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才能喊出人民的心声，呼出人民的愿望。顾炎武一些富有人民性的诗歌之所以大多都出自他创作生涯的后半期，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例如象他早期创作的《赠顾推官咸正》等诗中，由于受到阶级利益局限的影响，曾把农民起义军污蔑为“贼徒”。但是后来在北国流落了几十年来到关中地区时，当他看到“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这些社会问题，才懂得了为什么贫民百姓“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旗抗令”[(24)]的道理；在看到了“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一县之鬻于军营而清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25)]的严酷现实后，才发出了“寰区恣刀俎，飞走穷网罗。万类不足饱，蝼蚁其奈何”（《河上作》）的悲歌。只有对这个“鸡犬觉年荒”，“一字一泣血”的社会有了深刻认识之后，他才有可能对封建统治集团中那些有如“硕鼠”、“虎豺”般的权贵要人们的丑恶本质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詈骂，从而发出了“未省答民心，且望除民患”（《夏日》）这样为解除民众苦难而积极抗争的战斗呼唤。
3.批判地吸收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顾炎武在明清时代实不愧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理论与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他的治学精神时至今日也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不过，我们仅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作为顾炎武在诗歌创作上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依据，这显然还是不够的。因为在以“学而优则仕”为知识分子主要奋斗目标的封建社会里，比顾炎武读书广博者大有人在；在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上浪迹四方的志士男儿也不乏其人，但是他们并不一定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其民族气节也不一定得以保全。仅以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学者而论，钱谦益读书不能说不博，可是他在清军进入南京古城时却率领旧明的遗老遗少冒雨跪于街道两旁迎接清军入城，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他的诗作也大多是苍然无力，无甚特色，很少为人所提及。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在诗歌美学理论上虽略有建树，比方说他认识到了真正有价值有特色的文艺作品往往是社会矛盾最激烈时期的时代产物的道理，而且他也亲自参加了抗击清军入侵的火热战斗，可是他的诗文非但不能与顾炎武的诗文相媲美，而且还被一些人指斥为“文理不通”。在抗清复明的民族气节问题上，他虽然也参加了抗清的斗争行列，可是他却对东渡日本，企图假借外国人来到中华国土之上帮助打内战的举动极力赞许，这自然也就不能和顾炎武那耿耿于怀的民族气节同日而语了。
那么顾炎武到底在哪方面不同于他人，从而使他能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高于同时代其它人的成就呢？我认为主要是在于如何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例如他在博览经史“莫不究其利弊”的同时，坚持反对宋明理学长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当时空谈性理的风气提出了批判：“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训，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26)]在此之后，他又提出了对于治学的独到见解：“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在学以致用方面由于认识到“救民水火，莫先乎此”的道理，这就使他能够随时对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为了履行自己“保天下”的匹夫之责，进而提出了“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救斯人于涂炭，为万事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27)]的论断。
在对待民族气节问题上，他始终把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献身的忠臣义士作为效法的样板。他认为“忠臣义士，性也，非慕其名而为之。名者，国家之所以报忠臣义士也。报之而不得其名，于是姑以其事名之，以为后之忠臣之士者劝。而若人之心何暮焉。平原君朱建之子骂单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横之二客自刭以从其主，而史并亡其姓。录其名者而遗其晦者，非所以为劝也。谓忠义而必著其名，名而后出其忠义，又非所以为情也。”[(28)]正是由于他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表达拒不与清廷合作的决心时，才发出了“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的铿锵之语，从而使他坚定地恪守了母亲临终时留给他的“无为异国臣子”的遗言。
凡此种种我们不能看出，顾炎武从前人那里批判地吸收、继承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民族气节”、“经世致用”、“行己有耻”等闪光的思想奠定了自己的世界观，从而使他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较高的水平之上，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对不同的事物去进行尽情地颂扬讴歌、揭露批判。因为人们的世界观不同，审视客观事物的着眼点也就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种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生活同样展现在每一个同时代人的面前，而唯独他能够写出了如此动人心弦的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的瑰丽诗篇的原因之所在。
注释：
①《日知录》卷二十一《古人用字无过十字》条。
②《南雷文约》卷四《马雪航诗序》：“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
③《已畦文集》卷八《南游集序》：“诗以适性情，文以辞达意，如是已矣。”
④《与史立庵》：“性情者，诗与文之枢与轴也。”
⑤《文心雕龙·物色》。
⑥《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
⑦《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
⑧沈玉潜《说诗啐语》。
⑨《日知录》卷二十一《诗有无韵之句》条。
⑩《日知录》卷二十一《次韵》条。
(11)《珂雪斋文集》卷七《游太和记》。
(12)《文心雕龙·情采》。
(13)《日知录》卷二十一《诗题》条。
(14)《南雷文约》卷四《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
(15)马汉麟：爱国诗人顾炎武，《光明日报》1951年9月22日。
(16)《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17)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
(18)宗白华：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
(20)(23)顾炎武《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
(21)《孟子·尽心章句下》。
(22)《钮明府无樵诗集序》。
(24)《答徐甥公书》。
(25)《钱粮论》。
(26)《与友人论学书》。
(27)《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28)《拽梯郎君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