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经论文,古文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4；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4)03-0098-07
宋代是《古文孝经》之学盛极的时代，历考《孝经》学史，无论从研究《古文孝经》的人数上看，或是从研究成果上讲，都没有一个时代可与宋朝媲美。由于宋代以前的《古文孝经》业已不传，今传于世的《古文孝经》只有宋代最早。今天欲认识历史上《孝经》的今、古文问题，必然以宋代《古文孝经》为桥梁；要审察后出《古文孝经》及《孔传》的真伪，也要以宋代《古文孝经》学为借镜。真可谓前乎此看因之以信，后乎此者因之而明，宋代的《古文孝经》之学兼有承前启后、辨伪识真的功能，故有加以专门研究之必要。
一、扑朔迷离的《古文孝经》问题
《孝经》为文虽少，公案却多，在经文上有“古文”、“今文”之分，在注文上有郑注、孔传之别。此类问题时时干扰人们的注意力，影响经学研究的正常开展，给学人平添几多烦恼。为给宋代《古文孝经》问题的讨论提供清晰的背景，我们有必要对宋以前《孝经》今古文问题略作回顾。
说起宋以前的《古文孝经》，可以用“扑朔迷离，是非难断”八个字来形容，因为它在历史上时隐时现，若存若灭，要认识它仿佛系风捕影一般，非常不容易。
最早提及《古文孝经》的是刘向、刘歆父子，其后东汉桓谭、班固、许冲等人也有所论述。《汉书·艺文志》著录：“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颜师古注《古文孝经》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1]众所周知，《汉志》系据刘歆《七略》改编，班固所说实刘歆之言，师古注也是引刘向《别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区分《孝经》的今古文问题实起于向、歆父子。《汉志》“孝经类小序”述《孝经》传授：“……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隋书·经籍志》“孝经类小序”亦称：“至刘向典校群籍，以颜本（今文为颜芝所藏，子贞所献，详下——引者）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2]明刘向曾对今古文《孝经》作过整理。师古注还引桓谭《新论》：“《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可见，《孝经》今、古文区别，一在于分章不同：今文十八章，古文分二十二章（注：《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商务印书馆）卷六○八（页4）引桓谭《新论》作“二十章”，下脱“二”字。），其中《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即今《圣治章》）分为三；另外又比今文多出一章（即《闺门章》）。二在于字数不同：今文1799字，古文1872字。三在于内容不同：《汉志》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两句“古文字读皆异”；桓谭说《古文孝经》文字与“今异者四百余字”。其余内容则“大较相似”[2]（经籍志）。
关于《古文孝经》的来历，《汉志》“尚书类小序”：“武帝末，鲁共（即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3]《隋书·经籍志》说：“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均言西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一样，都出自孔壁。问题在于这批文书到那里去了？《汉志》说：“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指古文各书）。”许冲《进说文解字表》又说：“（许）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文》‘古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3]说明孔壁古文为孔安国所得，为鲁国孔家所藏，至昭帝时又为“鲁国三老”（孔氏后人）所献。许冲还说：“《古孝经》者，……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著一篇并上。”于是“撰著一篇”（即《孝经孔氏古文说》）与其父《说文解字》一道“并上”（注：许冲作《古文孝经说》一事，学者多所忽略，侯康、姚振宗补后汉、三国《艺文志》皆无著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88年重印）之《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然不云有《孔氏说》，而许叔重遣子冲《上说文疏》，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则（刘）歆又伪作《孔氏孝经古文说》。”康氏以《孔氏古文说》为刘歆伪造，曲解许冲“撰著一篇”之意，今所不取。）。
历史上纷争颇大的汉孔安国《古文孝经传》，首次出现于三国时期。王肃《孔子家语解》载孔衍上书：“……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其《后叙》说：“……得壁中诗书，悉以归于国（安国字），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4]正式提出孔安国作《古文孝经传》。孔衍乃安国孙，生活于汉昭、宣、元、成（前86——前32）时期，与许冲说“鲁国三老”献《古文孝经》同时。“鲁国三老”是鲁国（曲阜）的文化首脑，为孔氏世掌（日本《古文孝经孔传序》说：“鲁三老孔子惠抱诣京师献之”[5]，将献书人坐实为孔子惠，未必其然）。如果孔衍此话当真，孔安国作有《古文孝经传》，其子孙何不一起进呈呢？许慎既然兼习《孝经古孔氏》，对孔安国作《古文孝经传》一事岂会一点不知？许冲表何以只字不提呢？可见王肃的说法是有漏洞的。
陆德明于南朝陈时作《经典释文》也相信《古文孝经孔传》，于《序录》说：“（《孝经》）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别有《闺门》一章，自余分析十八章，总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作《传》。刘向校书，定为十八。……《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本。”[6]（29页）唐初人撰《隋书·经籍志》于“孝经类小序”也说：“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并说：“梁代，安国及郑氏（即郑注今文《孝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义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据《隋志》，《古文孝经孔传》在南朝梁时曾与郑注今文《孝经》同列学官，至梁末才失传，隋时孔传复出，但并未取得大家认同。故《隋志》著录：“《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唐初魏征领修《群书治要》，也只录取今文《孝经》及郑注，将《古文孝经》及孔传排斥在外。
唐代是《孝经》今古文问题又一纷争的时代。开元七年，玄宗诏令诸儒详定今古文《孝经》及孔、郑二家优劣：“《孝经》德教所先，顷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刘知几力排郑注，他举十二证来证明郑注非康成作，说郑注“言语鄙陋，固不可以示彼后来，传诸不朽”，力主“行孔废郑，于义为允”。司马贞却予以反驳：郑注“纵非郑氏（玄）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未爽经传”。反对尊崇《古文孝经》：“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代未之行。”并说其书南朝已佚，“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司马贞说隋时出现的《古文孝经孔传》是“近儒妄作”，与《隋书》所言一致，恐是当时公论。至于说《闺门章》亦系“伪作”，并非孔子本意（“非宣尼正说”），却未必是实，因为三国陆绩《周易述》已引及之。但是他反对《闺门章》的主张，却特别能打动了唐玄宗，玄宗表面上虽然令“《孝经》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7]，实际上却冷落了《古文孝经》和孔传。开元十年和天宝二载，玄宗两注《孝经》，都抛开古文经而用十八章的今文作底本，“刘炫本”《孔传》渐被遗忘。迄至唐末，郑注也随孔传一起佚亡了。五代时《孝经》郑注尚有外人来献，而“古文”孔传则无从寻觅了（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卷三：“按《三朝志》：‘五代以来，孔、郑注皆亡。周显德中，新罗献《别序孝经》，即郑注者。’而《崇文总目》以为‘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献’。未详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复、袁枢机仲得之，刻于京口学官。而孔传不可复见矣。”24页。）。
在传世“古文”之外，唐代又出土了“科斗”文的《古文孝经》。唐李士训《记异》：“大历初（766年），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伯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8][9][10]韩愈有《科斗书后记》[11]、夏竦《古文四声韵序》[12]，都有关于此次发现的记载，大致说李土训传李白，白传李阳冰，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愈传归登、张籍、贺拔恕。又说其书为科斗文字，出自项羽妾墓。经本字数与刘向、桓谭、陆德明所记大致相同[13]，而分章起讫及文字内容与之略异，这或许就是宋代《古文孝经》之学得以续传的源头。
总之，《古文孝经》在汉武帝时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壁，为孔安国所得；昭帝时，“鲁国三老”又献给朝廷；西汉末，刘向曾将今古文两本进行校正，以今文十八章为定。东汉，桓谭、卫宏、许慎都熟悉《古文孝经》，许冲还撰有一篇《孝经孔氏古文说》献上。王肃说孔安国曾作《古文孝经传》，陆德明、《隋志》皆承其说，但却不见于汉代著录，其是否安国所作尚在疑似之间。此本《古文孝经传》已亡于南朝梁末。隋时复出的《古文孝经传》，当时儒者并不认可，以为刘炫伪造。唐开元中，玄宗自注《孝经》，以今文十八章为定，古文于是终于无人问津，隋代新出的孔传也再次失传。大历初，李士训从灞上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李白、李阳冰、李服之、韩愈、归登、张籍、贺拔恕诸人皆曾传习，为宋代《古文孝经》之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宋之前《古文孝经》出没、传承的大致情况。
二、《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与研究
探讨《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世人都从司马光讲起。因为司马光是宋代第一个为《古文孝经》作注的人，今天传世的《古文孝经》文献也以司马光《指解》本最早，所以，人们这样说不无道理。不过如果细考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成书于五代末年的《汗简》和早于司马光《指解》的《古文四声韵》已经大量引录《古文孝经》字形，当得自其前辈学人所传，说明在司马光之前《古文孝经》已有传授。因此，讲宋代《古文孝经》传授历程，自然要追述司马光以前的情况。
《汗简》是迄今尚存唐、宋文字学《字形类》工具书中最早的一部，辑录五代可见的历代（从先秦至五代）之“古文”、篆隶字形数据。明确引自《古孝经》的9则：即卷上之二“恺”字、“悌”字；卷中之一“淑”字、“孝”字；卷中之二“擗”字、“庶”字、“
”字；卷下之二“居”字、“处”字，[8]，皆注明出自《古文孝经》。《古文四声韵》也是“古文”、篆隶字形的数据汇录，其书成于仁宗时，有庆历四年（1044年）自序，也比司马光著《指解》早，《古文孝经》资料与《汗简》基本相同，又得句中正《三字孝经》（注：句中正（929-1002年），益州华阳（今四川双流）人，五代孟蜀时举进士，宋太宗时献八体书，授著作佐郎，直史馆。朱长文《墨池编》载句中正《三字孝经序》：“访求遗逸，稍析沦胥，乃得旧传《古文孝经》，以诸家所传古文，比类会同。”撰成《三字孝经》。），夏竦在《四声韵》中引录《古文孝经》字形404例[13]。句中正自称《古文孝经》为“旧传”，可见在他之前尚有传人。这就与李士训、李白、李阳冰、李服之、韩愈、归登、张籍、贺拔恕等人的传承序列相衔接了，也许句中正所得就是李士训所发现于项羽妾墓的“石函绢素《古文孝经》”。
《古文孝经》虽然盛传于唐末、五代以及宋初，但真正对它进行研究并作《指解》的却是司马光。仁宗皇祐间，司马光从秘府得《孝经》郑注、玄宗注及古文三种，《指解序》云：“今秘阁所藏，止有郑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经无传。”认为此系孔子壁中书，“壁藏之时，去圣未远，其书最真”。此外，《崇文总目》称：“汉侍中孔安国注，前世与郑康成注并行；今孔注不存，而隶古文与章数存焉。”[14]《宋史·艺文志》：“《古文孝经》一卷，凡二十二章。”吕大临说：古文“其传于今者，有古《尚书》、《孝经》”云云，也许与司马光所见有些关系。不过，《崇文总目》称其为“隶古文”，与司马光所见“科斗文”究竟不一样。可能《崇文》本为刘炫述议的经文，而司马光所见则为大历年间李士训所得“科斗文”的经文。只惜当时人都不太在意大历出土的科斗书“绢素《古文孝经》”，以为古文只有孔壁一个系统，故举凡“古文”都划在孔壁遗书名下，司马光也不例外。他说，孔壁古文已经过孔安国隶定，不应再有科斗文存世，反而对眼前的科斗文《孝经》表示怀疑：“孔安国以古文时无通者，故以隶体写《尚书》而传之，然则《论语》、《孝经》不得独用古文。此盖后世好事者用孔氏传本，更以古文写之。”以为“其文则非，其语则是”。遂“以隶写古文，为之《指解》”[15]。《古文孝经指解》是今存最早的《古文孝经》注本，但其传下来的经文却是纯粹的楷书。
北宋研究《古文孝经》的另一学者是司马光的门生、蜀人范祖禹。哲宗元祐年间，范祖禹依据司马光的书，又作《古文孝经说》1卷，他的自序也相信“《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与《尚书》、《论语》同出于孔氏壁中”，与《今文孝经》“二者虽大同而小异，然得其真者，古文也”[16]。司马光、范祖禹之书至今犹存（注：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二书今存，但已与玄宗注三种合编（下称“合编本”），有《通志堂经解》本，题《古文孝经注解》一卷；《四库全书》本，题《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只不过其内容有所改篡，已非原貌。自司马、祖禹二氏之书行，世人方知《古文孝经》的真实面貌（注：真德秀：《跋郑居土手写古文孝经》：“自唐玄宗御注《孝经》出，世不复知有‘古文’。先正司马公作《指解》、太史范公复为之《说》，于是学者始得见此经旧文。”见《西山真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三五，页1。），这是后人将宋代《古文孝经》之学定自司马光始的原因。
范祖禹除注《古文孝经》外，还手书《古文孝经》，南宋刻入大足北山石刻之中。王象之《舆地纪胜》首加著录：“《古文孝经》，在（昌州）北山，共二十二章，与《今文》十八章小异。……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经》，为古文者微矣。司马光、范祖禹皆曾缴进，光谓‘始藏之时，去古未远，其书最真’；祖禹又为之说，亦云‘庶得其正’。”[17]此后，稍知蜀中故实的人，都知道石刻《古文孝经》的存在。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清雍正《四川通志》、朱彝尊《经义考》、张澍《古文孝经碑考》[19]等，都对该碑的形制和规模进行过著录和考述。1945年，马衡又为之撰专文校释[19]。这是至今尚存的真正宋刻本《古文孝经》，与传世各本相比，它未经改窜，保留了宋代《古文孝经》原貌。是我们认识《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史，并进而评价后出《古文孝经》真伪的可靠底本，弥足珍贵[20]！
宋代的皇帝也注意并重视《古文孝经》。司马光曾两次将自己的《古文孝经》注本进呈皇上，范祖禹将自己的注本作为经筵讲章，都对当朝皇帝产生过一定影响。南宋高宗又曾“御书《古文孝经》”以示表彰古学。朱熹《与向伯元书》：“御书《古文孝经》，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书无善本，欲得此雠正也。”[21]向伯元即向浯（浯又作悟），向子諲中子[22]。周必大《大元帅康王与向子諲咨目及御笔等跋》也说：“御书《芗林泛宅》、《古文孝经》、临《兰亭序》，拜赐不一，此为浙漕时也。”[24]芗林，子諲自号。子諲乃北宋向太后侄孙，靖康之变曾与当时尚为康王的赵构一同抗金，故深得高宗赏识，绍兴七年为两浙转运使[25]（11639页）。周必大以为御书《古文孝经》就是那时高宗书赐向子諲的，后来朱熹致书向伯元讨取“御书《古文孝经》墨本”，即是此本。这也许是朱熹作《孝经刊误》用来“雠正”的重要校本。
朱熹也对《古文孝经》下过一番功夫。他受胡宏、程迥、汪应辰等人影响，深信“此书多出后人傅会”，怀疑其书“盖出于汉初《左氏》未盛行之时，不知何世何人为之也”[24]。认为《孝经》不是孔子真言，甚至也不是孔门弟子亲作，他便放心地对《古文孝经》大加删削。他将《古文孝经》的二十二章调整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又“删去古文二百二十三字”，题为《孝经刊误》。此例一开，后来元人吴澄又随声附和，他参校今、古文作《孝经定本》，定为“经一章，传十二章。内合《五刑》一章，去《闺门》一章，删去古文二百四十六字”[25]。朱熹《刊误》对后世影响甚大，“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26]。
在理学家朱熹对《古文孝经》大肆改篡的同时，“心学”家陆九渊的弟子杨简也对《古文孝经》产生了浓厚兴趣。杨简反对今文经学，批评今文《孝经》学者是“章句陋儒”，“取孔子所与曾子之书（指《孝经》），妄以己意增益之”。指责他们“取混然一贯之言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闺门》一节，破碎大道，相与妄论于迷惑之中，而不自知！”[27]杨简在文集中大量引录《孝经》论事（注：杨简在《寄故儒人蒋氏墓铭志》、《乐平孚惠庙记》、《饶娥庙记》、《论书》、《家记六·论孝经》诸文中多引用《孝经》文字。以上诸文分别见《慈湖遗书》卷一、卷二、卷八、卷一二。）；其《杨氏易传》、《慈湖诗传》等学术专著也大量引用《孝经》比附经义，这些文字都出自《古文孝经》。杨简还作有《古文孝经解》一书，惜已不传[28]。此外，通过真德秀《杨慈湖手书孔壁孝经》，还可知杨简曾手抄《古文孝经》以广流传。杨氏弟子钱时《慈湖先生行状》称杨简“始传《古文孝经》，传《鲁论》，而厘正其篇次”[29]，说明他也与朱熹一样，对《古文孝经》篇章次第进行过调整。经他调整的《古文孝经》，在钱时《四书管见》中保留了下来。与朱熹擅自删削《孝经》不同，他大概发现当时所传《古文孝经》与刘向、陆德明等人所记的古文不一致了，遂根据文献所载《古文孝经》分章起迄，对《古文孝经》进行了一番改编，使宋本《古文孝经》全然同于《别录》、《释文》所载。他还受朱熹影响，删掉几个“子曰”，使《古文孝经》的文字完全同于今文。在改编的过程中，他又不小心将司马光《指解》第20章（今文《谏争章》）的注文“言之不通也”五字编入经文之中。今传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与大足石刻本在篇章次第、文字多寡上都有区别，正是杨氏“厘正”的结果。
钱时步从师学，作有《古文孝经管见》，收入其《四书管见》之中[30]。他在方法上和观点上都继承了乃师传统，对今文经学持批判态度，对《古文孝经》却大加推崇。由于杨简自己的《古文孝经》著作已经失传，他的某些《孝经》学观点尚于此书中有所保留。当然，该书也承袭了杨简“厘正”本《古文孝经》的某些错误（如以“言之不通也”入经文）。钱氏《管见》是目前可考最早保留有这一错误的版本，这使我们可以因之考知司马光《指解》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玄宗注“合编本”出现的最早时代[32][33]。
宋代其他人研究《古文孝经》的成果，尚有洪兴祖《古文孝经序赞》[24]（12855页）、季信州《古文孝经指解详说》[34]、袁甫《孝经说》3卷（注：危素《王勉孝经序》：“宋司马文正公言‘壁藏之时去圣未远’，作《古文孝经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肃公（甫）、近世导江氏（
，皆宗司马氏，而不从颜芝本。”见《说学斋稿》卷三，四库全书本，14页。袁正肃公，据戴表元《后序》“正肃公之父正献公叔和学于象山陆文安公，正肃公虽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袭深有源委。”（《经义考》卷二二六），有《孝经说》3卷。导江张氏名，吴师道曰：“导江张达善，鲁斋之高第，其学行于北方。”有《孝经口义》1卷（《经义考》卷二二六）。袁甫之父乃陆象山弟子，当与杨简弟子钱时同列，为陆九渊再传。）、冯椅《古孝经辑注》、《古文孝经解》各1卷[24]（5067页），惜皆不传，无以考其详，然皆采《古文孝经》立说，则是毫无疑义的。至如元之张之作《孝经口义》、董鼎之作《孝经大义》、朱申之作《孝经句解》等，则又是他们的异代同志。
综上，五代末，郭忠恕已注意到《古文孝经》，将《古文孝经》字形录入《汗简》9例。句中正亦据“旧传《古文孝经》”造《三字孝经》。真宗、仁宗之间，夏竦在郭忠恕所见外，别得句氏《三字孝经》，录其古文字形404例入《古文四声韵》书中。仁宗时，司马光据《古文孝经》作《指解》，范祖禹又作《古文孝经说》，二书行世，世人始知《古文孝经》面貌。然而二书后与玄宗今文《孝经注》合编，内容有窜乱，已非宋本之旧。范祖禹手书《古文孝经》，南宋刻入大足北山之中，此乃目前可见最早的《古文孝经》版本。南宋初年，赵构手书《古文孝经》，为朱熹、吕祖谦等人所重视。朱熹据《古文孝经》作《刊误》，删为经一章、传十四章，首开擅删经典之例，元明人作注多数袭用之。杨简也讲习《古文孝经》，并对传世《古文孝经》“厘正其篇次”，移易章次，误注为经，造成了许多错误。杨氏弟子钱时作《古文孝经管见》，采用杨时“厘正”本。自余如洪兴祖、季信州、真德秀、袁甫、黄震、冯椅等人，或注或解，或序或说，都对《古文孝经》倾注了一定热情。宋代《古文孝经》之学的热闹，实为历代所不及。
三、宋代所传《古文孝经》面貌之分析
宋人既大胆疑古，又善于复古。面对沉重的汉唐注疏之学，他们以疑古来开启新知，又以复古来获得解放。在经学上，他们一方面怀疑《古文尚书》，怀疑《诗序》和《周礼》，以为诸经不足信、无足道，故可以抛开某些经典来大谈义理，而不必被经典、经疏所束缚。另一方面，他们又推崇古学，孜孜不倦地恢复和研究汉唐注疏以前的《古周易》、《古孝经》，以为去圣未远，庶得其真。这都是他们善于超越汉唐、直造元真的可贵之处。可是，他们疑古而不弃古，复古又不信古。司马光既主《古文孝经》，却又怀疑其古文“科斗”字形（不知其为大历出土文献，而以为是后人伪以古文写之），从而将其文字改从楷书，使其旧貌尽失；杨简、钱时都是坚定的《古文孝经》拥护者，却又对其擅加“厘正”，颠倒章次，造成错简——此皆信古而不坚、复古而不信者也。朱熹既怀疑《孝经》为汉时所造，却又并不完全排斥，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予以重编，去其繁冗而留其精华，以推行儒家孝悌忠信之道——此疑古而不弃古者。考察复古和疑古两派，都在于运用古典文献来作为自己理论的注脚，而不愿遵守经典原貌，自己作经典的解人。如果说汉唐经学是“我注六经”的话，则宋世经学却是十足的“六经注我”！宋人的疑古和复古，都是为了阐发自我思想的需要，并无一定不变的准则。这一情形对新思维的产生固然是一大贡献，但是对经学文献学的研究却又造成莫大的遗憾！朱子《孝经刊误》由于经传分明、纲目清楚，故得后人信从，元人董鼎之《孝经大义》、朱申之《古文孝经句解》，明孙本之《古文孝经解意》，清任启运之《孝经章句》等有影响的《孝经》注书，都采用了朱子《孝经刊误》作底本（清朱轼《孝经注》，则采用“草庐校定古今文”为底本），这对提纲挈领地阐明孝道不无好处，但是却使《古文孝经》经文支离破碎，无复完书！
即使是司马光、范祖禹、杨简、钱时等人，虽然推崇古文，却都不免对《古文孝经》有改篡、颠倒之嫌。特别是杨简“厘正”古文篇次，误将注文“言之不通也”入经。钱时承之，又对此五字作“管见”：“责其言之不通，所以警策之也。”这种误本流传，对后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元、明、清许多《孝经》学著作，都一仍其误，还纷纷煞有介事地对之进行解说。真是谬种流传，害人不浅！如果说：宋人对于《古文孝经》，是穷其理而毁其经、扬其道而乱其文，虽于孝道宏扬有功，但对经文的保存却是有罪。这一点也不过分。
好在宋代的《古文孝经》学成果，还以不同形式地保留了下来。讲其古文字形有《汗简》、《古文四声韵》所录之《古孝经》；讲其全文和章次，则有范祖禹手书之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论注解和章句，则有司马光《指解》、范祖禹《说》和钱时的《管见》。历考诸家传本，尚可依稀勾勒宋世《古文孝经》的面貌。
首先，古文古字，犹存古风。郭忠恕《汗简》收录《古孝经》字形9例，夏竦《古文四声韵》收录《古孝经》字形404例，都较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古文孝经》的本来面貌（吕大临亦如是说）。虽然司马光误以为秘府的科斗文《古文孝经》“盖后世好事者用孔氏传本更以古文写之”，故以隶书改写；范祖禹手书的石刻《古文孝经》，也只有曾参的“参”字作古篆，其他皆是楷法，“字画遒劲，有晋人风”[35]，今已无法看出其古文原貌。但《古文四声韵》保存的《古孝经》字形404例，使我们依稀可见古文风范。桓谭说“（《古文孝经》）今异者四百余字”，这个曾让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悬案，我们可在宋人所录的这404例古文字形上得到解答。清儒毛奇龄《孝经问》说：“若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至如‘异者四百余字’，则断是古字，若经文只千余字，而异者四百余，则别一《孝经》，非古今文矣。”毛氏推测《孝经》古今文之别在字形而非内容，与《四声韵》不谋而合，可谓特见卓识！
其二是分22章，有《闺门章》24字，与刘向《别录》、《汉书·艺文志》、《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唐会要》所述并同。但其具体分章之处，又与刘向、陆德明等人所述以及传世“合编本”不一致。刘向《别录》：古文“《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为三”，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庶人章》“故自天子”下、《圣治章》“父子之道”下、“不爱其亲”下，都注明“古文从此以下别为一章”[6]（1337,1340,1341页）。仍存宋本原貌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则不然，其第六章（即今文《庶人章》）从“子曰因天之道”以下，接“故自天子”至章末，并将下章首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九字移入上章，合为第六章，与今文、陆德明所揭古文、传世诸本都不同。第八章（今文《三才章》）“子曰夫孝天之经”至“不严而治”为一章；自“于曰先王见教”以下至章末“民具尔瞻”别为一章，也与今文及古文各本不一致。南宋学者黄震《读孝经》：“案，《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肃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36]都证明宋世古文与汉唐古文并不一样。这一点我们在《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一文中已有分析[20]，兹不赘叙。我们认为宋世古文与陆德明等人所见可能不是一个传承系统，考虑到大历初年李士训曾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郭忠恕、句中正、夏竦曾见“旧传《古文孝经》”，宋世所传古文可能即此系统。论者谓陆德明所述乃经刘向整理，宋世所行则得自大历出土文献，未经刘向整理，是有道理的[37]。今传司马光《指解》已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玄宗御注《今文孝经》合编，篇章与石刻本、黄震所录不一，而与刘向、陆德明所言相同，这是经过南宋杨简“厘正篇次”的结果，不是北宋秘府古文的旧貌。清人鲍廷博以“合编本”充当“宋本古文孝经”，固不足取；今人又用改编本来衡量日传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得出日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古，文字更可靠”的结论[38]，更是不知根柢，错上加错！
三是内容更真实。篇首“仲尼闲居，曾子侍坐”比今文多“闲”、“坐”二字，下句“参先王有至德要道”多“参”字，与传世古文同，都更符合当时孔子师徒坐而论道的情形。但《汉书·艺文志》所述“‘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的情况，在宋代的石刻本中却不存在，这也证明宋世古文出于别一系统。特别是第二十章“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下，“合编本”、“日传本”古文都有“言之不通也”一句，“石刻本”、“今文本”却没有，范祖禹《古文孝经说》第20章也无“言之不通也”的说解。显然，误注为经既非原本所有，也不是范氏所为，而是将司马本、范注本与玄宗御注本合编时弄出的问题。日传《古文孝经》也有“言之不通邪”，其“孔传”对此作了解释，太宰纯又对“邪”字注了音。可见日本传本是受南宋“合编本”影响，当然不是汉代孔安国的旧本，甚至连隋代出现、刘炫表彰的后出古文也谈不上。
四是《古文孝经》多《闺门章》，开启了宋人特别重视家庭伦理问题的先河（或者说与宋代重视家庭伦理问题的时代思潮合拍）。在唐玄宗时，司马贞利用玄宗闺门不肃的弱点，成功地为今文《孝经》进行了辨护，斥《古文孝经·闺门章》为“近俗之语，非宣尼正说”。前人已指责玄宗不用古文，正是其闺门不肃的根源。熊禾《孝经大义序》：“司马贞浅学陋识，并以《闺门》一章去之，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39]孙本：“世儒疑《闺门》一章乃刘炫伪造，不知古文流传本末亦有可据。唐司马贞欲削《闺门章》为国讳，不得不以古文为伪。”[10]所言十分中肯。可是《四库》馆臣却反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于《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27]显然曲为帝王回护。武、韦之祸在前，司马贞删《闺门章》在后，并非时不相及，何以说“不相涉”呢？据《旧唐书》后妃传载，杨贵妃进御于玄宗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死后之事，远在开元七年讨论今古文、十年作御注崇今黜古之后。虽然不能说二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用不用《闺门章》确实表明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唐人不喜欢《古文孝经》之《闺门章》，正表明其家庭伦理观念淡薄、不重闺门之训的特点。宋人重古文，则表达了重视家庭伦理的时代特色，司马光作《家范》，即首录《闺门章》以为垂范。在这个问题上，就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要身体力行，史称“仁宗之仁，孝宗之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24]（孝宗纪），正是赵宋皇室重视家庭伦理的表现。如果皇帝自身行为不谨，陷于不孝，将被视为祸本乱源，举国上下将为之不安，南宋光宗时不过重华宫引起的轩然大波就是明显例证。这与隋代子弑其父（杨广）固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比之弟杀其兄（太宗李世民），子烝父妾（高宗李治），父纳子妇（玄宗李隆基）的唐代，也判若两途。我们虽然不能将宋代道德伦理的重建全部归功于《古文孝经》的提倡，但是这种在童蒙时期就实施的孝道和闺门教育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总之，宋代《古文孝经》学是非常发达的。考其文献，宋世《古文孝经》既与历史文献所载《古文孝经》有共同之处（如都分22章、文字皆为1872言），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科斗文字、分章起迄、章句内容等），宋代古文与汉代古文不一样，可能出于不同系统，它为我们认识《孝经》今古文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宋本《古文孝经》与传世文献所载的不一致，正好表明宋人所传与汉唐时期刘向、陆德明所见乃别一系统，这很可能就是唐代大历年间李士训得于灞上的“石函绢素《古文孝经》”。该本《古文孝经》为李白、李阳冰及子服之、韩愈、归登、张籍、贺拔恕等人所传。五代宋初郭忠恕、夏竦所编《汗简》、《古文四声韵》辑录的《古文孝经》字形有404例，为世人昭示了宋本《古文孝经》的原始风貌，也为后人解答桓谭所谓古文与“今异者四百余字”的悬案提供了真实证据。范祖禹手书石刻《古文孝经》的全文和章次，又为我们研究历史上《孝经》今古文问题，考察和判断后出《古文孝经》的真伪，提供了可靠标本。宋代《古文孝经》学具有上通古学、下启新知的特点，应该给予必要重视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4-02-09
标签：古文论文; 孝经论文; 古文四声韵论文; 宋朝论文; 古文尚书论文; 论语论文; 读书论文; 孔安国论文; 朱熹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