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建明[1]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意义。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曾在科技上有过光辉成就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经过80多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年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技政策、科研体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甚至严重制约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在科技进步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并为下一阶段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和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要尽快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有正确的科技思想来指导科技实践。系统研究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过程，并比较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科技思想的异同，评价其成败得失；以历史为明鉴，以现实为考量，对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主要政策措施等提出参考性建议。因此本选题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关于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学术界多侧重于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而对科技思想尤其是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很不够。而且，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一般仅限于对党的领导人在某个历史时段的个体研究，鲜有人对建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科技思想及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因此本选题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时段，以马克思科技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科技思想演进发展为主线，以党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为依托；重点探讨某些重大决策出台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指导思想、主要政策措施和实施效果，对其得失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结合新世纪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对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提出对策建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研究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形成及其与实践的初步结合。首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分析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冲击，来探寻党的科技思想产生的背景渊源；其次，对建党前后党的创始人的科学思想进行梳理，探讨其对党的科技思想形成产生的理论影响；第三，对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初创、形成和科技实践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党采取的发展科学技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并研究其对建国初期的影响。第二章研究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科技思想曲折发展及其对实践的影响。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为人民大众”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号召，制定了国家科技远景规划；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在国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在本章的三、四节着重研究了党的“技术革命”思想，客观分析了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曲折发展的历程，评述了科学政治化思潮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第三章研究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党的科技思想发展深化及其对实践的指导。这一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成功与失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核心，在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阐明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倡导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强调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意义；创造性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体系，指导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技实践活动。第四章研究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深化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引领。这一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深刻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特点，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组织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标志，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民族兴衰的高度；形成了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体系，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飞速发展。第五章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科技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按照历史的轨迹对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在本章将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科技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对科技本质功能的认识、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和科技发展的动力认识等方面进行横向、客观地比较，探寻党的科技思想演进规律。第六章是历史启事与现实考量。联系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回顾历史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和价值所在。历史研究表明，党的科技思想的演进历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曲折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本章结合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科技发展取向、科技发展理念、科技发展路径与科技价值指归四个方面，来反思前人所走过的弯路、探讨新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我党明晰制定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和措施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表明：1、在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并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状态下开展一系列科技实践活动。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虽然党的科技思想经历了曲折，但党的科技思想始终在正确轨道上不断发展、深化和创新，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导着科技实践活动，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三个“黄金期”，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3、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但他们的科技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追求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其价值取向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努力探索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时代特征。因此，他们的科技思想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的有机整体，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科技观并与时俱进的产物。4、以史为鉴，实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健康和持续的发展。首先，要保持科学技术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重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以利于科学技术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其次，应将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举，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第四，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以实现科技价值的最终指归。5、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产生、演进和发展，离不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支配和影响了中国科技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赵伟力[2]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进程,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当前,党情国情世情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科技已然成为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找寻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科技现代化的“秘钥”,对于科技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甚至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技现代化提供可以借鉴参考的“中国方案”,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技现代化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特殊模式,并为我国科技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开掘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试图构建起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为双重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文章的切入点,从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社会境遇和现实动力出发,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为思想主线,以中国科技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注重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注重科技与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自身等方面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分析,从而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首先,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从逻辑上厘清“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在理论上明确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在源流关系。其次,从社会境遇和历史条件出发,具体识别并概括推动科技现代化的现实动力、基本内容、时代特性、主要成就、特殊模式和总体特征。最后,总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现实意义,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在所谓“第四次科技革命”现实境遇下所可能面临的历史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这一研究框架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科技发展观作为切入点,试图避开一般的经验性“自然思维”(胡塞尔)单一向度,把“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看作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推动科技理论现代化、科技实践现代化的综合历史进程。从科学技术本质论、发展观、人才观及动力论等四个方面来论述科技理论现代化,从科技体制、科技规划、科技人才及科技成果等方面论述科技实践现代化。显然,当且仅当“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论域时,才能克服研究当中可能存在的盲目性、片面性,才能更为深入地揭示科技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主要矛盾,更为全面地把握科技现代化实践的一系列基本规律。其次,在对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质性研究基础上,初步勾勒出一个相对普遍的量性变量体系与观测点指标体系模型,力图达到理性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模型的相互支撑。通过数据图表的分析和对比来客观地、深入地论证中国科技现代化的经济、社会、科学及民生等方面的成就。这样,既可避免主观臆断而导致的缺乏说服力,凸显出文章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必要性,又可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分析科技现代化“秘钥”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凸显的历史主义意识出发,着力彰显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科技史普遍意义,从历史比较中揭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实践性特质。以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及实践为分析视域,深度解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并从主体性、集约性、效用性及人文性四个方面系统呈现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特殊模式的总体特征。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动力为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而形成了彰显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因其实践哲学取向贴切时代精神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与推动科技现代化迈向新境界。
崔禄春[3]2000年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对新中国科技政策的递嬗进行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资益于我国当代。 文章由序言和正文组成。 序言首先从世纪之交、千年交替的关口，回顾中外历史变迁，得出两个结论：一，科学技术逐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其作用和影响日益凸显；二，随着社会的新陈代谢，当政者越来越看重科学和关心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那么，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作为当代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是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此，研究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变迁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其次，对科技政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新中国的科技政策是指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发展科技事业而制定的根本方针和原则。最后，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本文的主要框架与思路。 正文分五章。前四章从宏观上分四个时期对新中国50年科技政策发展的历程进程了梳理。 第一章是奠基时期（1949——1955年）。在追溯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和分析建国初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科技政策的内容与功效。党确立了人民科学的方向；组建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科研机构；团结改造培养科技人才；实行了学习苏联先进科技的政策；提出科学联系国家建设实际等。这是奠基时期，初创阶段，是新中国50年科技政策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源头。 第二章是科技政策“马鞍形”的曲折发展时期（n956——1965年）。1956年，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双百”方针，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实现了科学建制国家化，推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但是，自1957年夏起，科技政策出现偏向。反右扩大化，使被错划为右派的科技人员受到压抑，“双百”方针受到损害；“大跃进”运动中科技界的浮夸和献礼，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闹技术革命等科技“跃进”政策使科技事业元气大伤。于是有了科技调整，颁布“科技宪法”，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重新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这是中国式科技政策的探索时期，既取得了很大成果，也存在严重的失误。主要经验教训有：坚持科技发展的规划模式；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双百”方针；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第三章是“文革”十年（1996——1976年）。“左”倾口号和言论代替了系统的科技政策而占主导地位，党的科技政策发生扭曲。“左”倾科技政策主张所谓“两方向”、“三结合”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鼓吹“突出政治”和“开门办科研”，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及“反动”学术观点，反对学习外国。导致大批科技人员受到打击和批判，科技事业受到摧残，科技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同时，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坚持正确的科技政策，采取了－些保护科技发展的措施，使科技事业在动乱中仍取得了若于成就。“文革”时期科技政策的扭曲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要正确处理好科技事业与专政的关系、科技工作与突出政治的关系、学术民主与政治要求的关系、科学研究与群众运动的关系以及正确认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等。 第四章是新时期 11977——1999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邓小平成为科技事业的领路人，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拨乱反正，实现了科技政策的转折．唤来了科学的春天。80年代，党最终确立了“依靠”、“面向”和攀高峰的科技发展方针，制定实施了多个科学规划，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把科技工作部署为三个层次，真正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科技政策。90年代，为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党中央提出了跨世纪的战略决策——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战略。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浪潮，我国科技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与完善，鼓励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新时期的科技政策尽管在体制改革、科技投入及人才利用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基本上是－条上升线，具有全面系统性、稳定连续性、与时共进性、眼光宽广性和可操作性等几峪点，促使账发展突飞猛进、捷报频传。 第上章是新中国科技政策的总评。通过对新中国科技政策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新中国科技政策与政治路线密切关联，政治路线的曲折，使科技政策的发展也呈现出曲折性；科技政策的目标是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理论基础；以科技规划为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t文章最后提出了科技政策管理方面的几点启示：政策的稳定压倒一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管理科学技术：匆忘马克思的两个科技观点，即科学己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观点，重视“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的观点：并提出了解决科技发展深层次问题的若干建议，包括：明确下世纪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从源头上理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体制和机制，依法加大科技投入，加
李丽莉[4]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国以来,科技人才在科技、经济、国防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对科技人才的管理和培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强大。过去这30多年,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国家经济的发展导致科技人才管理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在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过程中得以全面体现。1978年至今,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百余项科技人才政策,从培养到使用,从评价到激励,几乎涵盖人才管理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可以揭示出中共中央科技人才管理思想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管理方式的变革。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我国政府针对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等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时间为轴,以人才管理方式为纲,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人才政策,总结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脉络：从恢复到调整再到转型,最后到现在的人性化发展。本文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段的节点,将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为,第一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恢复,如恢复文革前的高考、职称等政策,重建国家科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等中央人才管理部门；第二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调整,从计划经济的僵化的人才管理模式向商品经济的灵活的管理模式调整；第三阶段：科技人才政策向市场化转型,从个别调整到全面转型,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一场变革,科技人才的管理思路、管理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第四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人本化发展,这一阶段是第三阶段管理变革的延伸和发展,各项新政策得到逐步的完善。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政治经济的政策制度与科技人才的政策制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的科技观与人才观也不断改变。顺应时代要求,中央政府不断对原有的科技和人才战略方针进行调整并制定新的战略规划,这直接导致政府修订原有的科技人才政策和制定新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又推动了国家科技水平和人才队伍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再次对科技人才队伍提出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再度制定新的科技人才的方针政策,如此循环上升,不断发展变化。因此,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反映出中共中央对科技和人才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过程。本文通过分析科技人才政策前后的变化,揭示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和人才的管理思想的转变,即从文革期间的“以政治为本”→改革开放初期的“以经济为本”→21世纪的“以人为本”,中共中央对科技人才的管理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曾丹凤[5]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文中认为厘清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相关概念和关系,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思维方式及其演进动力和阶级因素的相关论述,揭示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趋势和动力以及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境遇和作为对中西方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分析,更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具有了理论基础。以自然科学在技术发明和工业生产中的自觉应用为界限,把技术思维方式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类型;把握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一般趋势和态势,并以此为参照系,对比明清至民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演进的不同态势以及1949年以后它在中国的演进态势,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问题由此得以凸显,即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1949年以后呈现出了不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演进态势。其根源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技思想体系(思想领导)、领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技术活动主体开展技术实践活动(组织领导),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不断地向前演进。其中,1949—1976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首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继续发展为第二个形态。尽管期间经历了曲折,而且第三个形态在中国的兴起也受到了阻碍,但1977—1988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三个形态开始在中国的兴起。1989—2012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三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快速发展为第四个形态,而且还具有了伦理意蕴。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四个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孕育着新的形态,伦理意蕴日益浓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技术活动主体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六十多年里,前三十年,历史性突破与不足并存,后三十多年,实现历史性转折后取得了重大跨越。同时,这一演进进程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的发展和融合以及中国技术发展态势的转变,助推中国跻身第四个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潮头以及创新型强国前列,还有助于“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实现。
许莹莹[6]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科技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在农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农业科技政策日益成为引领农业发展的风向标,农业科技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对于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业科技政策的引领下,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利于我国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然而,农业科技政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逐渐显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逐步调整、优化农业科技政策,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本文由引言和五个部分构成,系统地分析、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科技政策。引言部分阐释了本研究的背景意义,综述了相关文献,阐述了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农业科技政策的内涵、构成与主要特征。第二部分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业科技政策的发展历程。该部分从三个阶段阐述了我国农业科技政策的调整过程,即农业科技政策的调整阶段、农业科技政策的深入调整阶段、农业科技政策的全面调整及创新阶段。第三部分分析了农业科技政策的目标和原则。从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四个方面,阐释了农业科技政策的目标;从遵循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原则,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技术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体现综合系统性原则三个方面阐释了农业科技政策的原则。第四部分概括了农业科技投入与人才培养政策的主要内容、农业科技创新政策述要、农业科技推广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五部分提出了农业科技政策的积极价值、不足和优化理路。本部分主要从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农业科技的转化与推广以及农业科技创新四个方面剖析了农业科技政策的不足,以及针对以上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优化农业科技政策的主要思路。
史衍朋[7]201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三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三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李盛平[8]2017年在《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十六大以来,中国科技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关键因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赖于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的领导核心作用。基于国情的现实考量,立足于科技社会发展,党的科学技术思想应运而生。党中央依据国情世情,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实践,用全局战略视角指导创新型国家的方向。中国取得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实力增长的系列成就。“创新驱动”战略,在深化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界定了“科技”、“科技思想”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及中国领导人的科技思想来分析其理论基础,揭示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时代背景,并且分析十六大以来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部分为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梳理出“自主创新”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等十六大以来的科技思想。并对胡锦涛、习近平同志的科技思想进行提炼。第三部分为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实践活动及其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四面的活动:一是以基础研究为基石,完善“自主创新”科技体系;二是树立人才观,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培养的摇篮;三是坚持“科技强国”战略,部署创新驱动优先体制;四是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明晰“科技体制”衡量指标。系统研究科技思想及其实践过程,明晰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演进过程。尽管取得一定的进展:自主创新载体培育,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创新人才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基础夯实,创新驱动供给增强;科技水平向质转变,科技体制改革深化。最终探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结合十六大以来新形势,对我国科技事业提出四点建议: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视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的进步。完善稳定科技政策,引导创新驱动方向。聚焦改革“深水区”,精准科技体制“硬骨头”。
张玉明[9]2015年在《建国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演进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指出科技政策,也就是指科技发展的总政策,它不仅决定科技发展方向,还影响着科技发展规模和速度。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最辉煌的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21世纪,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纷纷制定科学、符合国情的科技政策,以期占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中共自建立之初即十分重视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导集体的科技政策既有共通性,又有独特的政策取向和需求。本文旨在充分利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进行研究,尤其是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导理论、宏观决策、主要措施、科技政策以及科技管理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揭示党的科技思想内在逻辑,由此抽剥出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达到以史为鉴,资政利国的目的。本文主体框架如下:绪论,主要涉及选题背景、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解读相关概念。第一章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与中国现代化进行述评,具体分析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确立环境;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确立和初步发展;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主要成果;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发展等。第二章阐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转型与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具体分析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形成的社会背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转型;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主要成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第三章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进行探析,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形成的社会因素;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现代性升华;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主要成果;第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与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等。第四章对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进行综合比较和评价,研究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的共性和差异性,并对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对中国现代化促进作用进行评价及思考,进而对当前中共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与现代化进行展望。结论部分,纵观全文,对建国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演进及其对中国现代化促进作用综合考察,得出结论。
赵小平[10]2012年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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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赵伟力. 西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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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D]. 曾丹凤.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业科技政策研究[D]. 许莹莹.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7].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D]. 史衍朋. 山东大学. 2016
[8].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李盛平. 江西农业大学. 2017
[9]. 建国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科技政策演进与中国现代化研究[D]. 张玉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10].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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