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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2-0030-05
现代人与古代人有很多不同点。现代人重视权利而古代人重视美德是诸不同点中重要的一种。拿当代中国人与传统中国人相比，当代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正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增强，而传统中国人没有什么权利意识。在传统中国，普通人至少必须有孝心，君子则必须注重各种美德的培养，如“智、仁、勇”，“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让”等。对于我们这些亲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来讲，看到中国孝道的衰落和义人的“死亡”，不免扼腕叹息！之所以这样，并非仅因为现代伦理学是凸显权利的规则伦理学(rule ethics)，而不像古代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现代伦理学之教化作用必须通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媒体、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意识形态而得以发挥。就诸学科对人的塑造作用而论，伦理学比不上现代科学，也比不上经济学。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之历史转变过程的全面考察，才能理解现代人为何不再重视美德。囿于伦理学视阈则根本理解不了这一点。
道德依存于生活世界，而并不依存于任何逻辑体系。有些理性主义伦理学家力图用逻辑方法去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问题，无疑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逻辑充其量只是把话说清楚的方法，而道德不仅关乎思考和说话，还关乎行动①。美德必须在一个具有稳定生活传统的道德共同体中培养。传统社会是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当然也是经济共同体)，如中国的乡村或城镇。人们大多一辈子生活在一个“熟人”群体中。这便是传统生活共同体的相对封闭性。在熟人群体中，每个人都必须有几项基本的美德，如诚实、孝敬父母。你一旦过分悖德，立即就有人“戳你脊梁骨”。你若想成为有威信和魅力的人，那么你尤其必须具有美德，除了诚实、孝顺以外，你至少必须有义气、公正、仁爱。汉末刘备能成就帝业，与其义气、仁爱的美德有内在的关联。古代中国道德传统是十分稳定的，改朝换代会“改朔望，易服色”，但道德传统不会有剧烈的改变。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道德传统当然不可能不变，但改变得极其缓慢。这与现代化过程中风俗和道德的迅速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传统中国人之所以重视美德，就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熟人生活共同体中。
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生活共同体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快速的文明转型过程。中国自“鸦片战争”始，被迫踏上现代化之路。经连年战乱和“文革”十年浩劫，而于1978年走上现代化正途。迄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浓缩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各种社会变迁。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文化的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和语言都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这是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或结构性)变化。中国人之道德变化不过是这种整体性变化中的一种。
随着制度(经济的和政治的)的改革和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中国人口流动起来了，人才流动起来了。传统的“熟人”生活共同体正逐渐变成陌生人聚集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共同体的共同性程度正在降低，即人们的交往深度在降低，亲密程度也在降低。所谓交往大多是经济层面的交易。这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表现得十分明显。过去街坊、邻居间的频繁接触和面对面交流，被新住宅的防盗门所阻隔。如今，同住一个小区的人们行同路人，同一单元同一层楼的“邻居”也互不往来。现代性把效率凸显为首要价值之一(参见下文)。于是，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对员工定量考绩，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于是，满街跑的都是忙碌的陌生人。在这样的陌生人社会中，外在的制度②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至关重要。陌生人的社会必须是个法制社会③。中国近三十年来，法律、法规越来越多。在法制社会中，一个人只要在公共空间遵守外在的规则就行了，他不必有过多的美德。美德是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于外时就是一个人的习惯性行为方式。例如，仁者必内心好生，他绝不会滥杀无辜。如果我们摈弃了先验论，就不得不认为，养成美德的过程是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一个人出生之后就不断受到教导：要孝敬父母！久而久之，“孝敬父母”的规范便内化于他的心性。这样，他就能自然而然地、习惯性地、由衷地孝敬父母。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法律、法规冗繁无比，公共道德规范也便蕴含于其中。但这些都只是外在于个人的规范，很少有人想把这些外在的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德性。在陌生人的社会，我们的熟人场景较少。一个人不断从一个陌生人场景到另一个陌生人场景，很少有人对他知根知底。他最被关注的是工作业绩，没有几个人特别关注他的美德。
失去了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熟人生活共同体，传统中国人的诸多美德都失去了生活依托。美德的培养不仅依赖于个人的自觉，更依赖于亲人、朋友、师生、邻里之间的亲密接触和相互促进。《诗》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
自由是现代性凸显的首要价值。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全身心拥抱现代性的人们总把传统道德看作是束缚个人自由的枷锁。于是，现代性表现出强烈的去道德化倾向。所谓“去道德化”就是在特定社会实践领域驱除道德，使该领域中的实践摆脱道德的束缚，超越用“善”与“恶”这样的范畴进行的评价，或宣称该领域的实践中立于道德，即无所谓道德上的对与错、善与恶。祛除了道德，人们才自由，做事才有效率。
政治原本难以与道德划清界限，但现代政治竭力避免政治的道德化，或政治道德主义。罗尔斯努力在“整全信仰”(comprehensive doctrines)④和“政治”之间划清界限，便隐含着避免政治道德主义的意向。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之政治道德主义一直是激进派的抨击目标。所谓政治道德主义，就是政教合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整全信仰”(如基督教和国家社会主义)，统治者以它为指导思想，统一制定各种制度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政策。政治道德主义容易把一种信仰体系确立的极高道德理想用国家力量强加于民众，德国纳粹政权奉行的种族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正是政治道德主义的典型。中国传统政治有道德主义倾向，但那只是温和的道德主义，“文革”时期的道德主义才是中国道德主义政治的巅峰。用暴力强迫普通人追求过高道德理想的政治，必然是暴政。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者才对道德主义深恶痛绝。与道德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似乎必然着重于自由和权利，与道德主义政治比较，它会鼓励道德宽容，它会用制度禁止任何组织强制人们追求超越公共道德⑤的道德理想。
自由主义主张政治中立于各种“整全信仰”(宗教和道德哲学)，即政治既不强迫人们追求超越的道德理想，也不鼓励人们追求超越的道德理想，主张把超越性道德理想留给个人自己选择，把超越性道德理想的宣传、激励和培育工作留给教堂等非政治组织。极端的政治道德主义无疑是错的，但温和的政治道德主义未尝没有长处。用国家暴力强迫人们追求崇高肯定是错的，但用积极的国家政策鼓励人们追求崇高，不会导致什么暴政。现代去道德化的政治使社会的“共同的善”稀薄化了。现代社会的“共同的善”似乎只剩下经济增长了！
现代经济活动或商业活动表现出比政治强得多的去道德化倾向。这似乎既与人们对亚当·斯密的误解有关，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导向有关。
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个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限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斯密揭示的真理就是：市场和社会分工协作体系可以把“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转变为有益于社会的善举”[2]，经济活动与高尚道德无关，“正直”的商人反而没有那些抓住“每一个可以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机会”[2](11)的商人对社会的贡献大。
经济学努力表明自己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它只描述社会经济领域的事实，并对较近未来的事实进行预测，经济学不谈论道德。自从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开始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那样的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的economics，这样，经济学就有了“科学”的桂冠。为了表明经济学是硬科学，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遗余力地采用实证方法和数学化方法，同时尽量避开伦理判断而公开声言要“价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做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也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引进中国以来，国内那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把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奉为圭臬，极力排斥经济学的思辨性和伦理学内容而强调实证分析，并大肆宣称他们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3]。说经济学价值中立，也就是说它与道德无关。最能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当然就是经济学，用与道德无关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无疑强化了经济活动的去道德化倾向。
科学之去道德化倾向是最强的，在驱除道德时，科学的辩护词似乎最为雄辩。科学高扬价值中立的旗帜，宣称它只追求客观真理。“真理”无疑是个神圣的词。有些人鼓吹“为科学而科学”，就因为科学是追求客观真理的神圣事业，科学可以成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科学主义则试图把科学话语界定为唯一有意义的话语。科学不容道德染指，价值中立的科学若被价值(道德)污染了，其客观性(真理性)会大打折扣。为保证科学不失为科学(即保证真理不失为真理)，必须排除道德对科学的渗透！
这么多的重要社会实践都努力去道德化，道德自然“贬值”，道德“场”⑥自然弱化！道德“场”的严重弱化，也是人们不重视美德培养的原因。
人们需要什么，才会追求什么。在现代社会人们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美德，认为过多的美德是浪费(品质浪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活动是最根本的社会活动。亚当·斯密的后继者们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过多的美德非但没用，而且会妨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机能，詹姆斯·多蒂对一场大暴雪之后某小镇不同商人行为的分析就例证了这一“真理”[2](6-13)。人们既然认为不需要那么多美德，于是就不重视美德了！人们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美德，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内在原因。
现代社会当然要求人们具有基本的美德，如尊重他人权利(生命权、财产权)的美德。与传统社会的人们相比，这只是“中人”之德，而不是君子之德。换言之，现代社会只要求人们成为中人，不要求人们成为君子，更不要求人们成为贤人和圣人。
此处的“中人”指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人。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孔子所说的“中人”似指智能禀赋中等的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引胡氏语曰：“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闻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4]朱熹所说的“中人”与孔子所说的“中人”同义。王安石说：“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5]王安石所论的“中人”正是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人。
王安石似乎已说得很清楚，古代人也是中人居多，连士这个阶层也是“出中人之上者，千百而无十一”。但古代中国与现代社会有根本区别：古代中国人以圣人为最高榜样，以君子为现实的榜样。古代中国的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摆脱道德的约束，富有的货殖者未必能得到众人的景仰，手艺精湛的人，若毫无美德，则可能遭人唾弃。现代社会则不然，现代人不在乎美德，但万分看重才能，各行各业都以能人为榜样。有中人之德，且有特定专业的非凡业绩，就足以使你成为今日的伟人。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可能只有中人之德，但他有非凡的外交和经济决策能力，所以，即便有了性丑闻，也不影响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今日歌星、影星、球星大多只有中人之德，但他们因为在专业方面非凡卓越，所以有大批的“粉丝”！企业家也是如此。笔者不久前听几位商界人士谈商界某位成功者，从他们对其德行的描述，至多只能算是中人，但他们对其业绩乃至人格都由衷地倾倒。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某企业的领导人因贪污、腐败而被拘捕，该企业许多职工自发集合为之请愿，要求释放这位“贪官”。为什么？因为他能干，能为企业带来利润，从而能为职工保住饭碗、带来福利。许多大科学家也只有中人之德，但他们由于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深受众人景仰。
现代社会把金钱凸显为最珍贵的东西，现代人认为，有了钱就有了立身处世的根本。这与传统中国把“修身”或“做人”当作立身处世的根本迥然相异。儒家教导人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良善本分之家在教育子女时，也总是谆谆告诫，先学会做人，再学做事。随着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这一套理念鲜有人理会了。这是好，还是坏，难予评说。
一个能让人把金钱当作立身处世之根本的社会绝不能完全没有道德。这样的社会即华勒斯坦所谓的“万物皆商品化”的社会，是人的绝大部分需要都可通过商业交换而得以满足的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制度变迁的“逻辑”，成本—收益计算法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指南。然而，它仍然需要道德的支撑。把金钱的魔力发挥到极致依赖于私人财产权和货币信用制度的完备。私人财产权制度的完备化是以个人自主性的凸显为前提的，或说私人产权制度的完备化需要康德的伦理学。货币信用制度的稳定既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大致诚信，也依赖于私人财产权的保障。谁从银行贷了款都不偿还，那便不可能有稳定的货币信用；在一个强盗凭其武力就可把一块土地据为己有的社会，无从谈论私人产权制度，没有私人产权制度，货币的魔力就无从发挥。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凸显了三种道德价值：自由、平等和公平。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都重视这三种价值，只是对这三种价值的解释不同。
现代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对个人的美德要求。现代社会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共同目标。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是比伦理学强健有力得多的智力探究形式，经济学被标榜为科学，而伦理学曾被贬斥为无意义的情绪化表达。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好”即“有效率”，“坏”即“无效率”[6]。在经济学的导向之下，效率与公平始终处于张力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提高或保持效率依赖于公平的维持。为保持物质生产或经济增长的效率，不仅须有正义的制度(这是罗尔斯十分重视的)，还须有一定比例的具有公平德性的人(公民)。仅当一个社会有较多的具有公平德性的人，人与人之间才有大致的诚信，交易成本才会降低，私人产权制度才能得到尊重，货币信用才会稳定，金钱才有巨大魔力，经济活动才有效率。公平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或敬重康德所阐述的道德法则：永远把你自己和他人的人性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当作手段⑦。这就是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美德，亦即中人的美德。
但离不开经济增长的社会又不容人们具有太多的美德。市场经济社会容不下圣人，一个社会若有太多的颜回和梭罗一类的人，经济发展就乏力。市场经济甚至容不下传统中国的孝子，一个孝子必然把尽孝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为尽孝他会失去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个社会的孝子太多，经济发展也势必乏力。子曰：“父母在，不远游。”如果子女都“不远游”，则如何搞活经济？为不断发展经济，必须有一大批永不知足地赚钱的人。这些人大多不把美德养成或境界提升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对他们而言，美德只是赚钱的必要条件，如诚信只是赚钱的必要条件一样。现代社会以这样的人为中坚，孔夫子那样的境界极高的人就不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榜样。倘真有这样的人，势必被排挤在社会边缘，他甚至都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容有太多具有美德的人，这可谓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外在原因。不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抑制“资本逻辑”的规制作用，人们就不会重视美德。
对现代性毫无批判性反思的人们认为，现代社会优于传统社会。他们认为，无需满街有圣人，也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圣人，甚至根本没有圣人；无需有那么多君子，也别指望社会各级领导都由君子担任。满街跑中人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只是不能没有能人；让中人中的能人担任各级领导，就能创造各行各业的繁荣；有越来越理性化的制度，就足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人中的能人大多是没有远见卓识的人，是只有聪明没有智慧的人，由这种人领导的文明不仅是堕落的，而且是极度危险的！
注释：
①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道德与伦理学体系无关。
②注意：制度可分为外在的制度和内在的制度，外在的制度指有明确颁布日期的法律、法规，而内在的制度指在历史上无形中流传下来的风俗、惯例等，道德既与外在的制度相关，也与内在的制度相关。
③注意：“法制”不同于“法治”。
④所谓“整全信仰”即全面指导人的生活和价值追求的信仰，它涵盖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生活知识。每一种整全信仰都强调真理的统一性和排他性，例如，基督教就强调，只有基督教信念体系才是唯一的、统一的、普遍的真理体系，根本信念与基督教相悖的信念体系必是谬误。
⑤现代公共道德规范应是持不同信仰者就道德规范达成的基本共识，当代中国的公共道德不过就是以“不伤害他人”为戒律的“底线道德”。
⑥“场”是借自物理学的概念。场是弥漫于空间的。道德原本是渗透整个生活世界的，故像一种场。
⑦此律令近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恕道。现代社会要求有此美德，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多数人都有此美德。事实上，今日中国有此美德的人较少，故法律的有效性较低。古代中国以圣人为最高道德榜样，立乎其上，得乎其中。现代社会以中人为道德榜样，立乎其中，得乎其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