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书法文献价值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墓志论文,唐代论文,书法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研究，一向重视新材料。百余年来，甲骨、金文、简帛、石刻、盟书、玺印、砖瓦文字、纸书等书法文献的出土，为书史研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利用唐代墓志这一出土石刻文献开展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学术潮流。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出土的唐代墓志总数有7000余方，除未及公布和流散各地下落不明的部分墓志外，发表的约有6000方。唐代墓志墓主身份上自皇亲国戚、仆射太尉，中至刺史太守、才士名流，下到宫娥才女、杂家百姓，无所不包，记载了各色唐人的复杂社会生活。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研究唐代的文治武功、文采风流乃至社会风俗，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是证史、纠史、补史的重要史料。
对于唐代墓志的研究，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社会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少学者独辟蹊径，从个性化角度切入问题，见人所未见，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相比之下，书法视角的研究则亟待跟进。唐代墓志作为特殊的书法文献类型，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巨大的史料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唐代墓志的时间跨度大，分布均衡，能够弥补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唐史著作前详后略的重大缺陷
研究唐代书法史与研究唐代其他专门史一样，受到了正史史料残缺的巨大困扰。由于战乱，晚唐图书散失严重，五代刘昫编撰《旧唐书》时，会昌后的史料十分匮乏，武宗实录仅存一卷，宣宗直至唐末实录不传，更无国史，可据以撰写列传的材料也十分有限。史料的欠缺，造成了唐代正史的重大缺陷。唐代墓志有效改变了这种情况。以卒葬时间为准，出土墓志覆盖了唐代所有的年号。仅《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最为集中的开元年间，墓志竟多达728方；正史残缺的会昌之后的墓志，也有695方之多，即使持续时间仅1年的文德、龙纪，也都有墓志分布。对于书法史研究而言，出土墓志为唐朝各个时期都增添了珍贵史料，有关晚唐的史料尤为珍贵。此前学者对晚唐书法史的了解，多来自晚唐士人的诗文集、各种史料笔记和部分碑刻，与初唐、盛唐、中唐的书法史研究相比，晚唐书法史的轮廓比较模糊，研究成果也偏少。晚唐墓志的出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书法史料。仅以柳公权为例。柳氏所书《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撰文者是曾与柳公权合作撰写《玄秘塔碑》碑文的裴休，刻手则是为《神策军碑》镌字的著名刻手邵建初之弟邵建和。邵氏兄弟均供职于中书省，一为玉册官，一为刻石官。这方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件晚唐的书法珍品，还透露出了晚唐书家与文学家、刻手的密切关系。再如，《沈师黄墓志》记载：
今冬，官尚书河东柳公(引者按：柳公权曾封河东郡公，因有“柳河东”之称：此处非指柳宗元)，天下之名书也，请书阳武县封邑告身，珠钿锦绣，装丽错落，乡里容之。先夫人拜封，喜曰：吾得报矣。
这段材料一方面反映了柳公权在当时的煊赫书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晚唐告身书写制度的可贵信息。
二、唐代墓志以其记述的原始性
墓志是墓主去世以后，由文士撰写的记载墓主生平事迹的文体。撰写墓志的目的，旨在防止所谓的“陵谷变迁”，埋铭以志人。这就要求撰文者必须简要而全面地概括墓主的一生。一般而言，撰文者与墓主生活于同一时代，不少还是墓主的亲朋好友，相互之间非常熟悉。他们所使用的材料或为自己所掌握，或为墓主家人所提供，往往是原始材料。就史料的可信度而言，墓志在各类文献资料中位居前列。它通常比各类传世文献更接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相，以墓志为依据，往往可以补充、订正传世文献，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如，《旧唐书》对褚遂良多是正面描绘，对他的人格缺陷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贵的是，一千多年后，《李爽墓志》揭示了事情的真相：
君以天姿刚直，权豪惧惮，中书令褚遂良贸易之间，交涉财贿，既挥霜简，因触时蠹，遂良出为同州。寻而缘隙兴嫌，厚成诬毁，君坐迁邢州刺史，寻除魏州。鷽方二伍，言甚三至，柳爽遂良，共谋萋斐，因被贬黜，违托瓯闽。涔阳极浦，空嗟臭物；长沙卑湿，方叹恶禽。
这些是被正史有意无意地掩饰掉的历史真相，让我们看到了褚遂良在刚正不阿之外，还有贪婪豪霸、诬枉忠良、睚眦必报的另一面。
三、唐代墓志为研究唐代书家、书手提供了丰富史料
1.唐代墓志保存了一批著名书家的书迹。唐代著名书家的书迹极其罕见，任何有关他们的新发现都是对书法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而唐代墓志却不乏此类书迹。这类著名书家包括：欧阳询、颜真卿、李邕、韩择木、柳公权、苏灵芝、张旭等。欧阳询撰文并书丹的《温彦博墓志》出土较早，它与由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写的著名碑刻《虞恭公碑》合在一起，展示了欧阳询晚年的书法风貌。作为楷书大家，欧阳询的存世书迹仅有几件，而墓志尤少。叶昌炽说：“有唐一代墓志，惟欧虞褚薛诸家，则绝无片石。永兴之汝南公主志，信本之邕禅师铭，皆为摹本。黄叶和尚、女子苏玉华志，皆好事者假托，不足以当信本之奴隶。”它与《虞恭公碑》同为欧阳询81岁时所写，是欧阳询存世可信书迹中年代最晚的两件。尤为难得的是，与《九成宫》等碑不同，这篇墓志近于小楷，且字口清晰，拓片完整，1022字的长篇巨制，洋洋洒洒，蔚为壮观。欧阳询这样完整而成规模的石刻十分罕见。
2.大批书法名家撰写的志文，为认识书家的文学造诣提供了便利。历史上的著名书家往往兼有文人和书家两重身份，他们的文名常常为书名所掩，不为人所知，他们的文学风流在墓志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唐代书法名家如欧阳询、贺知章、徐浩、颜真卿、李邕、韦述、郑虔、韦应物、柳宗元等都曾为他人撰写墓志。上文提及的《温彦博墓志》即是一例。史称欧阳询“……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欧阳询虽然奉敕主持过100卷大型类书《艺文类聚》的编纂，但是欧阳询本人的文章却极为罕见。欧阳询这篇志文条理清晰，叙事详明，词旨渊雅，简而有法，确有良史之材。欧阳询奇崛清高，不偶众流，竟能亲自为温彦博的碑志撰文兼书丹，足以说明二人的深厚情谊。
3.志文隐含大量与书家身世、经历相关的史料。在叙述墓主生平事迹时，为了突出逝者生前的显要，墓志往往会提及先祖亲贵与社会名流的交往。众多书家的身世和交游也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这类史料不如上述几点显见，是被学人忽视最多的方面之一。以唐代著名书论家张怀瓘为例。张怀瓘除几篇书论之外，传世文献中有关他的史实很少。我们对他的生卒年代、家族谱系、仕宦经历等方面，知之甚少。张怀瓘父、兄及曾侄孙墓志的出土，帮我们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方墓志是《大唐故朝请大夫盛王府司马诸王侍书上护军犯阳张公(怀瓌)墓志铭并序》。张怀瓌是张怀瓘的胞弟，墓志云：
曾祖礼。祖隆，唐太子左司御率。父绍宗，赠宜春郡太守。公即宜春之第五子也。
介绍了张怀瓘兄弟的先祖。据张怀瓌曾孙张中立的墓志来看，张怀瓘乃著名书家晋司空张华之后，父亲张绍宗、弟弟张怀瓌也都是声名显赫的著名书家。而且，从《张中立墓志》的叙述和张怀瓌的官职来看，张怀瓌在开元天宝年间的书名，当不在其兄之下。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展开。据墓志，怀瓌天宝十四载卒，年六十四。张怀瓘行三，可以推知，张怀瓘约生于垂拱至永昌年间。陈尚君先生曾提及《张怀瓌墓志》，但未结合《书断》、《书后品》、《述书赋并注》等书法文献，以探讨张怀瓘家族与书法的渊源问题。又如李邕家族墓志，现已发现李邕及子、孙三人的墓志《李邕墓志》、《李翘墓志》、《李正卿墓志》。这三方墓志，对李邕的家世、才艺、仕途、遭遇、子嗣有详尽的记述，是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史料。类似的还有韩择木及孙女的《韩择木墓志》、《昙简墓志》等，很有研究价值。
欧阳询撰并书《温彦博墓志》
蔡希寂撰并书《李琚墓志》
李邕撰并书《臧怀亮一号墓志》
韦应物撰并书《夫人元苹墓志》
4.墓志中包含了一批在历史上享有盛名而书迹无考的书家书迹。历代图书文物的散失，使得众多历史上的书家手迹湮没无闻，徒留名号。孙过庭就曾感叹：“若乃师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郸淳之令范，空著缣缃。”唐代自然也不乏其人。幸运的是，唐代墓志的出土，使得不少名家书迹1000多年后重返人间，使我们能够一睹他们的风采。这类书家有殷仲容、刘秦、徐珙、张少悌、韩秀实、徐顼、权璩、唐玄度、于瓌、郑仁表、蔡希寂，等等。其中，蔡希寂为唐代书论家蔡希综之弟，蔡希综在《法书论》中曾提到过他的书法成就：
余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十九代祖东汉左中郎邕有篆、籀、八体之妙，六世祖陈侍中景历，五世伯祖隋蜀王府记室君知，咸能楷隶，俱为时所重；从叔父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有邻，继于八体之迹；第四兄缑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阳尉希寂，并深工草隶，颇为当代所称也。
可见蔡希寂的书法在盛中唐颇为世人称许。窦臮、窦蒙在《述书赋并注》中还提到，蔡希寂属意法书，收藏甚富：
蔡希寂，济阳人，金部郎中，玩学润身，假借盈箧。
如此知名的书法家、收藏家竟无片纸只字流传，甚为可惜。洛阳近年出土的《李琚墓志》，书者署名为“洛阳县尉蔡希寂”，并非多部文献记载的“金部郎中”，当是蔡氏早年笔迹。《李琚墓志》成为目前唯一的一件蔡希寂书迹，弥足珍贵。
5.墓志中还有不少有关史迹无载的善书者的记载。2007年8月，唐代韦氏家族墓志重现人间，有四方重要墓志：《韦应物墓志》(贞元十二年)、《夫人元苹墓志》(大历十一年)、《子韦庆复墓志》(元和四年)、《庆复夫人裴棣墓志》(会昌六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韦应物为妻子撰文并书写的《夫人元苹墓志》。众所周知，韦应物是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书法竟也不让名流。又如，晚唐程修己也是一位史传无载却享誉当时的书画名手，并其二子也都是擅书者。据温庭筠之子温宪所撰的《唐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修己)墓志铭(并序)》记载：
……上宠礼特厚，留于秘院凡九年。问民间事，公封口不对，唯取内储法书名画，日夕指擿利病。……公于草隶亦精，章陵玉册及懿安太后谥册，皆公之书也。丞相卫国公闻有客藏右军书帖一幅，卫国公购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公曰：“此修己绐彼而为，非真也。”因以水濡纸抉起，果有公之姓字。……世人有得公片迹者，其缄宝耽玩，千万古昔。
……有子三人：长曰进思，鄜州甘泉主簿；次曰退思，诗歌尤高妙，与公迹殆相乱；又其次曰再思，于小学靡不通，工篆籀，其为状澹古遒健。
程修己是位能够“书乱右军”的善书者，且受到过皇帝的赏识，是位类似于张怀瓘的禁中书法名手。此类史料呈现出了更多的历史细节，使被淹没在历史烟尘中的书家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有助于还原唐代真实的书法生态。
6.唐代墓志还展现了书手群体的书艺风采和生存状况。书手是唐代书法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书艺状况和生存状况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目前已有较好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除晚唐外，多数墓志的撰文、书写、镌字的态度都十分郑重，少有敷衍之作。我们发现，多数墓志都署有撰文者的官衔和名字，却有相当多的墓志未署书写者的身份和姓名，至于刻手，则更是很少提及。这种署名上的差异，明确反映了唐人观念中文章、书法、镌字三者的位置。
四、借助唐代墓志，可以考察唐代墓志的撰文类型
通过粗略统计，唐代墓志的撰写大约有五种类型。1.皇室成员和股肱重臣的墓志，往往由皇帝或借皇帝之名指派官员撰写。指派又分两种：或是特意指派重臣或有官爵的文章名手撰写，或是由当时执掌此事的翰林院文臣例行撰写。究竟如何，关键要看皇帝与墓主感情的亲疏远近。如《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由时任“中大夫守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公”的名臣、著名文学家徐峤奉敕撰写。这属于第一种情况。唐元和五年，21岁的会王去世，会王年少，未及建功立业，与宪宗亦无过深感情，其墓志即由时任“翰林学士将仕郎守京兆府户参军”的白居易奉敕撰写，文章十分简短，则属于第二种情况。2.墓志由墓主的门生故吏撰写，而且这些门生故吏多已跻身官场。如《陈皆墓志》署“故吏浙江东道都团练副使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崔芃撰”，崔芃即陈皆的“故吏”。3.出资请非亲非故的官员撰文。《苗府君夫人墓志》：
孤之室，金不贯缗，粟不墆囷，取何以买铭于达官巨卿？况其兄且弟三人，皆有教训，得以文章窃科名，而欲因他人言语以光扬淑德，孝其然耶？愔惧不敢詶，乃茹毒操觚以图徽懿曰：……
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取巨资求墓志铭于达官巨卿乃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请官员或尚在任，或已离职，都无关紧要，墓主家人仅欲借以抬高身价，顺添哀荣。如《慕容曦皓墓志》，由“朝请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孙成撰”。4.由墓主的亲友撰文。翻检唐志，近半数的撰文者与墓主有亲属关系，有祖孙、父子、叔侄、甥舅、夫妇等种种关系。顺便一提，书丹方面，甚至还出现了“再从侄孙”书志并篆志盖的情况，如《孙公夫人李氏墓志》由“再从侄孙乡贡进士絿书并篆”。因朋友关系而撰写的，如颜真卿以“友婿”的身份，曾为墓主杜济撰写过墓志。5.自撰墓志。即由墓主本人为自己撰写墓志铭，这一类型非常特殊。笔者发现的此类墓志有八方，如《韩昶墓志》、《崔慎由墓志》、《卢载墓志铭》、粱宁《刘复墓志文》中所引刘复自叙等。韩昶乃韩愈之子，继承了其父奇崛孤傲的性格，50余岁时自为墓志，一腔孤愤尽见于铭文：
噫韩子！噫韩子！世以骁骧为贤而黑白分，众以委委为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岂命也夫！岂命也夫！
凡自撰墓志者，多是个性鲜明的文士。在传世文献中，《旧唐书·严挺之传》和《新唐书·李栖筠传》里提到的严挺之、李栖筠也都曾自为墓志。
五、借助唐代墓志，可以考察墓志的刻手情况
墓志的刻手可分为两类：一是官方刻手，唐时于中书省置刻玉册官，有刻手数人当值。玉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形式模仿简牍，册文直接镌刻在编连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唐宋时期，玉册是王朝即位、册命、上尊号、上徽号、上谥号、追谥、封禅等礼制活动中的重要物品，刻玉册官专司此职。除此之外，中书省还有刻石官。刻玉册官与刻石官都时常参与碑石的镌字活动。出土唐墓志中就有数方出自刻玉册官和刻石官之手。如《刘遵礼墓志》为“镌玉册官邵建初刻”，《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为“中书省刻石官昭武校尉守京兆周城府折冲上柱国邵建和镌字”，《唐故赐魏国夫人崔氏墓志铭》为“中书省刻石官臣强琮刻”，《张液墓志》由“文林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刻玉册官李郢刊”。第二种即为普通民间刻手。如《卢载妻郑氏墓志》署“扶风马瞻刻字”，此类墓志极多，不再举例。
除了这几个重要的方面之外，借助唐代墓志，我们还可以探讨异体字、书法民俗、风尚等问题，难以遍举，希望能引起更多有识之士更进一步的研究。如上所述，出土唐代墓志的价值极其显见，然而其“掩瑕颂德”的缺陷也不容讳言。撰文者受恩于墓主或受恩于墓主家人，往往会着力称述墓主的道德功业，甚至不惜夸大其词。而对于墓主的污点、缺陷则少有述及。唐代李翱曾为韩愈等人撰写过行状，他深知这类文字有它根本的弊病。因此，他在《百官行状奏》中写道：“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这是使用墓志类史料时应当格外注意的。从使用的角度讲，若善于去伪存真，综合分析，自然可以尽可能地避免这一点带来的误失。
唐代墓志的数量已经极为可观，对于书学研究者而言，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利用好这批材料，尽可能全面地发挥其书法史料功能。唐代墓志仍在发掘补充之中，我们一方面期待有更多的墓志出土、出版，另一方面也特别期待那些已经出土却下落不明的墓志，能够早日公之于众，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文献资料，造福于如火如荼的唐代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