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不平等论文,收入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3)03-0011-06
前言
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不平等大大加剧。在最近20年，也就是第二波全球化年代，这个长期趋势有某些放慢的迹象，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和印度部分城市地区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出现局部趋同。然而，近20年同时见证了发达国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许多国家以往国内收入不平等下降趋势发生逆转。尽管对变化原因的争论尚未结束，但初步证据表明，至少部分是由于新“全球市场范式”的传播。
这个范式倡导消除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壁垒，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自由化，建立标准的专利制度来调节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以及简化调控国际交流的旅行、签证、支付制度等所有标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工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却没有出现在政策议程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法律限制增加，向欧洲的移民大大减慢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开始实行国内市场自由化，世界经济全球化正是由此才成为可能并得以推进。例如，20世纪90年代外国投资的增长常常受到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兼并的推动，同时也得益于此前进行的私有化和同时进行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同样，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90年代短期资本流动的浪潮就不会出现。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经常不可能把全球化与国内自由化割裂开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
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讨论过去20年来全球范围、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为了把这些趋势置于历史中观察，文章首先分析1870～1914年第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收入集中情况，以便强调先后两个时期的异同。其次，文章展示，标准理论关于世界经济自由化变化的预测，常常与不断出现的大量统计证据相矛盾，后者表明，在过去20年间，全球不平等加剧了，而先前出现的国内不平等有所降低的状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逆转。再次，通过分析和强调自由化、全球化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探讨可能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最后是结论。
全球收入分配的历史透视
1870～1914年出现的新、旧世界国家（注：译者注：作者所讲的“新世界国家”指北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旧世界国家”指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过程是前所未有的。由于运输成本降低以及关税削减，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在新、旧世界所有国家都不断提高，不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明显趋同，价格差别减少了81%。（注：Peter Lindert and Jeffrey Williamson,"Does Globalisation Make the World More Unequ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NBER"Globalis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ference"in Santa Barbara,Califomia,May 3-6,2001.）同时，资本市场也更加一体化，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14年，从英国、法国和德国到新世界以及几个亚洲国家的国际信贷增长了20倍。（注：Edward Anderson,"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ackground paper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UNDP,New York,1991.）在这个期间，6000万最缺乏技术的人从欧洲边缘国家移民到了新世界。回顾这些变化在不平等问题上带来的主要后果，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化浪潮所产生的影响。
第一，在现在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新、旧世界之间的移民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导致这些国家人均收入大大趋同。全球化提高了对丰盈资源的需求和回报，同时减少了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和回报，这使工资和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注：Jeffrey Williamson,"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Then and Now:the Late 19[th] and Late 20[th] Centuries Compared",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5491,Cambridge,1996;Edward Anderson,"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ackground paper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UNDP,New York,1999.）
第二，全球化导致新世界富国内部不平等扩大，而旧世界穷国内部不平等减小。（注：Edward Anderson,"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ackground paper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UNDP,New York,1999.）在英国、爱尔兰和瑞典，非熟练劳动力由于大量移民外流而供应下降，出口制造业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同时廉价进口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结果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对每英亩农田租金的比例提高了。新世界的变动情况正好相反。
第三，在北大西洋两岸国家实际工资趋同的同时，这些国家的工资率与殖民地国家的工资率的差别急剧扩大了。正像1980～2000年全球化浪潮一样，1870～1914年全球化所涉及的国家数量有限，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同步发展，贸易、资本和现代技术等促进增长和趋同的因素完全没有出现在这些国家，而由于限制移民政策和昂贵的迁移成本，这些国家向核心国家移民的道路被阻断。在那时，世界劳工市场的碎化像今天一样突出。
第四，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趋势迥异，加上国家之间不平等状况的上下变动，在1870～1914年期间全球不平等持续加大。（注：Franc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isson,"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Mimeo.The World Bank,Washington,2001.）
全球不平等和国内不平等的变化
全球收入分配指世界人口人均收入的分配。它可以被分解为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分配（国家之间收入分配）和国家内部的人均收入分配（国内收入分配）。大多数全球不平等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别对世界人口收入差别的解释力为60%～90%（其中的差别取决于对不平等衡量标准的选择），而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别解释了剩余的10%～40%。这些研究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如何衡量最近20年全球不平等的水平和变动方向，受一系列统计数据选择的影响，包括是使用GDP还是人均收入、是市场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是合成数据还是详尽的调查数据，以及如何处理中国、印度和另外几个人口众多的穷国。最后一点对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尤其重要，例如在这个期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样本中如果不包含中国，结果将增高世界不平等的水平。
2.考虑到这些因素，证据表明，总起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缺乏1993年以后的分析）全球不平等扩大了，但比第一波全球化时期的速度慢一些，因为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增长比较温和。相反，国家内部不平等在许多国家明显扩大了，但它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似乎不那么明显。不过，最后这个结论取决于使用的不平等指数。
3.全球不平等的扩大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更显著，在这个时期，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经济迅速扩张，而印度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和印度农业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衰退，相对20世纪70年代来说，全球不平等处于半停滞状态。
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变动
前面谈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全球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但是，从政策角度看，国家内部不平等似乎更重要。这有三个理由：第一，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特点是路径依赖，不容易通过单个国家的政策得到改变，大国（例如美国或中国）的政策可能例外。第二，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内不平等比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更容易觉察和感受，由于这个原因，国内不平等对经济代理人行为的影响更大。第三，影响一国公民相对经济地位的大多数经济决策仍然是在国家水平上做出的。因此，需要更强调分析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二战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主要发达国家以外地区的收入分配变动情况如下：
1.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不平等上升，90年代进一步上升或维持不变。在这一时期，该地区不平等状况的变动受到几次外部冲击、由此引起的政策调整、广泛的内部自由化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衰退扩散阶段不平等迅速增加和经济恢复阶段不平等缓慢降低，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拉美收入分配两极化加重。（注：Giovanni Andrea Cornia,"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Eighties:Extent,Causes and Possible Remedies",Giomale degli Economisti e Annali di Econamia,July-September 1994.）
2.中国：在过去50年，地区和城乡不平等呈现U型变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变革迅速降低了收入两极化，到1975年，尽管地区的自然禀赋有很大差别，基尼系数还是迅速下降到0.26。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向农民提供了很大的价格刺激，结果是大大加快了农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在1978～1984年，不平等只出现温和的上升，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从占人口的30.7%下降到15.1%。（注：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How and Why Has Poverty in China Changed?",China Quarterly,Dec.2000.）相反，1985年到1990年不平等迅速上升，1990年之后上升更快。这种上升可以归因于以城市为基础的快速工业化、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增长以及由于忽略贫困内陆地区和农业所造成的城乡差别扩大。（注：Zhang Ping,"Income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 China",UNU/WIDER Working Papers,No.138,UNU/WIDER,Helsinki,Finlaod,1997.）
公共政策是收入两极化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1978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分权大大减小了中央政府通过向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来控制地区不平等的可能性。有意以地区不平衡方式推进工业和出口增长的政策对扩大不平等的作用甚至更大，因为这些政策向沿海省份倾斜，通过提供特殊行政和经济权力、税收特权和其他好处促进出口发展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3.东亚和东南亚：不平等趋势是这个地区共有的，不过，这一趋势比在其他地区温和，并且最近出现逆转。这个地区的国家由过去相对平等的出口导向增长而著称。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都上升了。
4.南亚后发自由化国家：总的来说，二战以来，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比其他地区的变动要小。在印度，人均家庭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在1951～1961年期间从0.36下降到0.31，此后，直到1991年7月开始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个稳定经济和自由化计划，都一直在0.29～0.32之间波动。20世纪80年代，对农业发展的大量支出和“绿色革命”给农业带来4%的增长，大大降低了农村的贫困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自由化逐步推进，印度的GDP增长加速到5.6%。但这种增长高度集中在城市地区，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收入集团。尽管城市的迅速增长和城市不平等的上升并不明显，城市贫困有所下降，农村贫困也没有增加，但由于农业增长缓慢、农村发展项目和食品补助削减，农村的不平等上升。（注：Sudipto Mundle and V.B.Tulasidhar,"Adjustment and Distribution:the Indian Experieoce",Occasional Paper,No.17,Asian Development Bank,The Philippines,1998;Raghbendra Jha,"Reduc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India:Has Liberalisation Helped?",UNU/WIDER Working Papers,No.204,UNU/WIDER,Helsinki,Finland,2000.）总之，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是，由于城乡差距扩大和增长的减贫弹性下降，城市和农村内部不平等中度上升，而总体不平等显著上升。（注：Martin Ravallion and Gaurav Datt,"When Is Growth Pro-Pcor?Evidence from the Diverse Experience of Indian States",Mimeo,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1999.）
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不平等同样呈现温和的U型发展。
5.撒哈拉以南非洲。城乡差别下降，但城市之间以及有时农村之间的不平等上升。这个结论是初步的，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最近20年的可比调查数据。
过去，不平等主要来源于殖民时期遗留的城乡收入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又得到后殖民时期“城市偏好”政策的强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地区实行大规模调整计划，目标是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刺激农业出口。这些改革成功地实现经济自由化、实际汇率贬值、非洲经济对外开放。尽管如此，人均GDP却停滞不前，甚至这个地区的几个成功案例，例如乌干达和加纳，那里的经济恢复也是脆弱的，劳动密集制造业出口并没有起飞。
6.前苏联集团不平等急剧上升。1989年以来，这些经济体推行私有化和内外自由化，其中，中欧国家收入集中程度上升，但幅度不大；（注：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The World Bank,Washington D.C.1998.）工作收入不平等扩大，但比预期的要小，而国家福利得到维持甚至还扩张了。相反，在前苏联和南欧，基尼系数上升了惊人的10～20个百分点，比中欧快3～4倍（见表1）。在这些国家，转型衰退和工资份额的下降极其明显，社会转移支付减少，转移支付的构成和目标都恶化了。（注：Giovanni Andrea Comia,"Transition and Income Distrbution:Theory,Evidence and Initial Interpretation",WIDER Research in Progress,No,1,UNU/WIDER,Helsinki,1996.）
表1 1989年和1994～1995年之间家庭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基尼系数
少量上升1989年 1989～1995 显著上升 1989年1989～1995
基尼系数 年增长(%)基尼系数年增长(%)
斯洛文尼亚
23.7 1.3
立陶宛27.5 8.5
匈牙利
21.4 1.6
拉脱维亚 22.5[a]
8.5
斯洛伐克 19.5 3.0
爱沙尼亚 27.7 11.9
罗马尼亚 23.5 4.9
保加利亚 25.0[b] 12.0
捷克 18.5 4.9
摩尔多瓦 26.7 13.3
波兰 24.9 5.1
俄罗斯25.7 15.2
乌克兰23.3[a] 24.1
资料来源：UNICEF:'Regional Monitoring Report' No.5,Unicef-ICDC,Florence,1997.拉脱维亚和乌克兰来自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The World Bank,Washington D.C.1998.
注：a.1988年。由于样本框架的变动，长期数据并不总是直接可比。少数国家和某几年的数据指人均家庭总收入。b.1990年。
近期不平等变动的原因
上面的讨论指出，20多年来，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扩大了。尽管从历史标准来看，扩大速度并不很快，但是，对照标准理论的预测，这样的扩大不能不令人沮丧，而且，在1950年到1970～1975年间，由于0ECD成员国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完全就业和再分配政策，由于东亚国家、中国以及一定程度上印度采取的土地、教育和就业措施，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曾经呈现下降趋势。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趋势的逆转？我们可以提出三种解释：
1.导致不平等的传统原因得到强化。第一，这个解释集中在引起不平等的传统原因上，例如土地集中。但是，这是最不具备说服力的一种解释，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高度土地集中一直是农村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在过去50年，农业在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重到处都在下降。20世纪50～60年代，至少27个国家实行了把大庄园和国有土地分配给贫困农民的土地改革，结果，地租和农村不平等都下降了。第二，尽管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收入较高，财产不平等程度也较高，但由于矿产地租与GDP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下降，这个“自然资源诅咒”也不能解释最近20年出现的收入两极化现象。（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with Sampsa Kiiski,"Treod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 World War Ⅱ Period: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s,UNU/WIDER,Helsinki,Finland,2001.）第三，同样的结论也大致适用“城市偏好”的假定。
2.技术变化。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变化引起对新技术工人的需求，逐步出现供应减少，从而产生技术工人稀缺租金。但国际比较显示，受教育工人相对收入是否提高，并不主要取决于技术发展，而取决于政府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投资。
还有人认为，即使假定新技术在供求上平衡发展，新技术产生的收入分配偏斜比旧技术更严重，特别是在服务部门及其产业分支。但这个观点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不适用，因为在那些国家，或者不平等在这一次技术现代化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上升，或者低投资率妨碍了技术现代化步伐，例如在非洲和东欧。因此，除了几个中等收入国家以外，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不足。
3.对内和对外经济自由化。这个解释集中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所产生的不平等上。标准理论指出，穷国贸易自由化把非贸易和没有效率的进口替代生产转向高效率的出口产品生产，从而提高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据说能够得到比较优势。反过来，资本账目自由化被认为能提高穷国的投资、就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虽然资本积累低，但投资回报率高，这将会对平等和贫困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但是，这些措施的影响在实际生活中要复杂得多，取决于采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评价、所分析的地区以及特别的政策组合。
(1)一揽子自由化－全球化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其中，Behrman等人（注：Jere Behrman,Nancy Birdsall and Miguel Saékely,"Economic Reform,and Wage Differentials in Latin America",Working Pape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No.435,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Washington,D.C.2000.）讨论了在1980～1998年间，18个拉美国家实施整体改革计划对工资差别的影响。另一个研究提供了大致类似的证据。（注：Lance Taylor,Extemal Liberalisation,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lesewhere",UNU/WIDER Worlang Paper N.215,UNU/WIDER,Helsinki,2000.）Cornia with Kiiski（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with Sampsa Kiiski,"Trend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 World War Ⅱ Period: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UNU/WIDER Discussion Papers,UNU/WIDER,Helsinki,Finland,2001.）对32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1980～1995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虽然改革一揽子方案通常产生不平等效应，但这种效应在前苏联集团尤为显著，而在那些原来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很高的国家则不那么显著。
这些研究都没有专门分析自由化、全球化和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但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以及这里没有提到的其他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化一揽子计划通常导致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恶化，其中资本账目自由化产生的不平等效应似乎最强，随后是其他领域的自由化措施。
(2)贸易自由化。标准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将会减轻穷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注：Franc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isson,"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mimeo.The World Bank,Washington,2001;Adrian Wood,North-South Trade,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Oxford,United Kingdom:Clarendon Press,1994.）但是，最近20年的证据表明，（注：For example,Peter Lindert and Jeffrey Williamson,"Does Globalisation Make the World More Unequ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NBER "Globalis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ference" in Santa Barbara,California,May 3-6,2001.）贸易自由化在一系列国家都扩大了工资差别，包括东亚制造业出口国。
一些研究通过贸易开放对增长的推动作用说明它对穷国收入提高有好处，或者有助于降低不平等，（注：For example,Barro,Robert (1991),"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1991.pp.407-443;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mer,"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s,No.5398,1995;and more recently,David Dollar and Art Kraij,"Trade,Growth and Poverty",The World Bank,2000.）但它们的结论受到很大质疑，另外有研究（注：Francisco Rodriguez and Dani Rodrik,"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 Sc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in B.Bemanke and K.Rogoff,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Cambridge,MA:MIT Press,2000.）甚至认为，贸易开放和增长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密切关系。
(3)国内和国际金融放松管制。由“金融衰退”引发的国内金融部门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推介的首批政策之一。这个改革有利于私有信贷扩张和建立债券、股票市场，但经常伴随银行监管不当、利率和股息显著上升和银行破产增加。这些措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容易把握，但有资料数据表明这种影响是消极的。事实上，这些政策变化与美国1982年利率上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大幅度提高利率的政策合在一起，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的实际利率上升。在发展中国家，实际利率的上升常常达到10～15个百分点，使很多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即利率上升增加了还债成本，进一步推动赤字和债务增加。金融放松管制从而引起金融资产回报率增加、资本收入在GDP中的份额上升以及有利于国家债券所有者的再分配。
随着国内放松管制而来的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跨国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票证投资的自由化。这些措施带来了激烈的经济社会后果。Stiglitz（注：Joseph Stiglitz,"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UNU/WIDER Annual Lectures,2,UNU/WIDER,Helsinki,Finland,January,1998.）认为，1975～1994年间那些发生了金融危机的国家，它们随后5年的GDP增长率与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平均下降1.3%。对分配的影响也是负面的，特别是那些劳动力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的国家。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注：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1.The World Bank,Washington D.C,2000.）金融自由化使收入分配恶化而提高了贫困率，这种状况甚至在增长完全恢复之后还会持续下去。
(4)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国内政策变化。国内经济自由化政策的重要目标是使国家对外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例如，在劳动力不流动而资本流动的世界上，国内劳动力市场在全国或有选择的出口加工区，通过在解雇、工作安全、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工会和集体谈判机制等方面降低标准来实现自由化。同样，国家在公司税收、基础设施发展和私有化等方面可能考虑到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个因素，后者寻求低工资、低税收并具备适用的硬件设施的投资地点。但是，这些“相辅相成的政策”在评价开放措施的时候很少考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可能推动就业和工资提高，它对分配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工资不平等效应”和“创造就业效应”两者的平衡关系，也取决于非正式部门的相对重要性。
吸引外国投资者的税制改革可能同样产生不平等效应。最近20年，税收制度从公司和贸易税转向间接税。此外，财产累进税和直接税率降低，通过取消免税和改善征收而更强调横向平等。这种变化的影响因国家不同，但总趋势是税收累进更低。Morley（注：Samuel Morley,"Distribution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 an Era of Structural Reform",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Policy Dialogue on the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30 November-1 December 2000,O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关于拉美税收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变化把税收负担从富人转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
5.为自由化而实行私有化。这在拉美和东欧最突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混杂的。大工业资产私有化的影响更复杂，但由于在反垄断立法、竞争政策和对私有化的公共资源供应和外国投资的调节领域制度改革落后，常常有助于不平等的增长。最糟糕的后果出现在转型经济国家，那里的私有化导致资产迅速集中到前国企经理等一小撮精英手中。
结论
今天的全球化与1870～1914年全球化相比，既有相似的特征，也有不同之处。两个时期都出现了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对称性，但在第一波全球化中，国际移民在缩小工资和收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当前的全球化中则没有这个作用，原因是发达国家实施限制移民政策。相反，技术似乎在当前全球化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资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流动的影响似乎远比上一次全球化显著。
全球不平等在过去20年继续增长，但不如1870～1914年期间迅速，这是由于一些相互抵消的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相对OECD成员国而言，中国沿海地区和几个其他东亚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导致全球不平等降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次，相对于中国农村、印度农村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而言，中国沿海地区和OECD成员国较快的经济增长又助长了全球不平等。最后，东欧、拉美及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缓慢经济增长或者停滞助长全球不平等，尽管这些地区人口比重相对较小，产生的影响不大。
正像1870～1914年一样，当前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只把有限几个国家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核心，因而是有选择和不对称的一体化过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尽管都全面对外开放，却未能享有一体化的好处。在1870～1914年，纳入世界经济核心的只是欧洲边缘国家，而当前全球化被纳入世界经济核心的主要是东南亚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可能还有一部分印度城市地区。有意思的是，这些国家能够毕业、进而参与到世界经济核心地区往往由于它们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实行在贸易、金融、专利和汇率领域中把市场改革、实用主义和高度非教条政策等因素结合起来的“本土战略”。
为什么大量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不能搭上全球化的列车？原因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能归结为对经济自由化承诺不足。例如，正像上面提到的，非洲国家在最近20年大大改革了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但还是比以前更严重地被排除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流动之外。
与第一波全球化不同，在最近20年的全球化中，国家内部不平等呈现广泛上升的趋势。有三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与第一波全球化不同，最近20年能够移到先进国家的移民很少，无助于缩小移民发源地国家的收入分配。第二，国际金融流动更不稳定，比第一波全球化产生更大的扩大不平等效用。第三，不平等受国内政策改革的影响不容忽略，例如劳动力市场、金融、税务改革等，这些改革可能是为了推动穷国的国际一体化，但对劳动力和工资差别产生不利的影响。
最后，标准理论关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对不平等影响的预测更容易解释上一次而不是最近20年全球化的变动。事实上，大多数有关全球化对不平等影响的最新证据都与标准理论的预测相矛盾。标准理论不能反映其他许多因素的作用，例如国内体制薄弱、多国和多商品环境中贸易和金融的复杂性、北方国家保护主义的持续和上升以及国家内部为促进全球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对不平等的影响等。
［收稿日期：2002-11-07］
［修回日期：2002-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