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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1)03-0091-09
依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四个朋友”中，只有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当然成员，而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均必须灭失其存在。唯其如此，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都是毛泽东晚年政治抉择的合逻辑的发展，而非学术界通常所谓的理论迷失或行为失范。
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到以阶级斗争为纲
青年毛泽东尝言：“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那么何种社会组织是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呢？就是并且只能是异质性的社会共同体。本文所谓的异质性社会共同体，是指由既拥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又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的多个利益集团组成的同一个共同体：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才有必要建立某种政治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又是因为它们所拥有的根本利益相同，所以才有可能建立民主的政治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1952年以前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本人就正是从此角度来把握民主政治与异质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所习用的理论范式中，与本文所谓异质共同体等义的概念是其所谓人民。而其时他所谓的人民就是指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继而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则是“四个朋友”共同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始自1953年，晚年毛泽东开始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由此他不再承认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而是宣布“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而正是由于坚持以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理想中的中国人民就不再是一个由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构成的异质共同体，而只能是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共同体。而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曾据此尖锐地批评过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认为此法是企图通过“溶共”手段，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异质共同体变成为国民党一家的同质共同体。然而经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毛泽东企图在当代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同质共同体。关于此他说得极明确：中国有五张皮，头三张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后两张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在了。”而所有制的存在是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阶级本身不过是所有制的皮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就如同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无存在的地位并且已经灭亡那样，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没有存在的地位并且行将灭亡。既如此，曾经由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这“四个朋友”组成的异质共同体，当然也就只能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变而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而变成纯粹由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构成的同质共同体了。不过，“中国六亿人口，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小资产阶级有五亿几千万”，而“一千零七十三万”共产党员和“一千二百万”工人阶级全部加起来也不足六亿人口的5％。既如此，何以毛泽东就敢于宣称他本人的社会主义模式便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呢？对此他强调，他并非不顾及非工人阶级的广大社会成员，而是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具体说来，就是他打算在所有制改造中对非工人阶级的广大社会成员实行“阶级消灭、个人存在”的政策。即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在整体上予以消灭，而将其成员作为个体保存下来，进而将其逐步改造成为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即和农民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为工人阶级”。进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慢慢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1](P416)
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出于维系异质共同体的政治需要，处理“四个朋友”关系的政治原则当是以阶级合作为要，那么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出于建立同质共同体的政治需要，处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政治原则就只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其实认定“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是毛泽东终其一生不曾改变的信念。早在投身中国革命的第一天起，他的政治界线就十分清楚：“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所谓敌人指的是三座大山，所谓同盟者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而所谓自己人则仅仅是指工人阶级而言的。至于其时他所以强调在“四个朋友”之间“阶级斗争的口号不要提”，无非是因为国共相争、胜负未卜，毛泽东不能不持一种“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的“策略”。俟胜负已成定局，他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大大方方“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2](P23、186、145)等到了1952年底，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行将发动之际，他便果然在党内正式打招呼：“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P458)当然，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亦曾召开中共八大宣布，由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已经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然而，毛泽东在客观上有可能完成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此一转换吗？根本不可能。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变动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的既有社会利益格局，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中国城乡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社会风潮，一时间不仅农村“闹”退社、工厂“闹”罢工、学校“闹”罢课之类的“人民闹事”事件接连发生，而且“闹事”的“人民”甚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向执政党和政府“请愿”施压。[4](P278-371)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实际上他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所谓的“人民闹事”与所有制改造乃至与“新的生产关系”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是仅仅认为“闹事”的原因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可是在1957年夏季的党内整风中，帮助中共整风的人们并非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满足于批评中共党政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是对他本人经所有制改造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及中共管理国家的体制与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政治批评。正是由于此种批评在政治上的尖锐性，加上几乎与此同时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及波匈事件的刺激，就使得固执于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懈的毛泽东，将一次本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并且在运动之后他又给出如下政治判断：尽管“1956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唯其如此，“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对的提法只能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5](P475)
其实，尽管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毛泽东对反右运动的政治效果内中还是相当自得的。他曾多次宣称：“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1956年，我看实际上是在1957年。1956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胜利”，毛泽东便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所谓社会主义建设了。1958年1月他通告中共全党：“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出于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政治狂热，一场波及全党全国全民的所谓大跃进，演变成了一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的大冒进，其后果竟是“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而正是鉴于此一后果的极端严重性，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等中共高级干部纷纷表示了自己对所谓三面红旗的忧虑与批评。然而，毛泽东并不认可彭德怀此举是劳动农民的阶级利益在其本人的社会主义模式重压之下的合理反弹，反而表示：“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站在资本主义立场，畜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进而他宣称：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的长期存在，“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6](P488、451)而正是因为斗争正未有穷期，毛泽东的政治注意力也便再次离开他刚刚“着重”了不过一年的经济建设(尽管是荒唐的大跃进)，转而重新投向他所谓的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投向他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去了。此一转向的最终结果则不仅是后来文革中大抓党内走资派的政治先兆，而且阶级斗争之为当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纲”、的“主题”、的“主要矛盾”乃至“主要任务”，也从此为毛泽东所“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须臾不敢忘记。
那么，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毛泽东头脑中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阶级斗争图景呢？概括起来，他认定的阶级斗争对象有三：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此外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二是所谓“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也就是文化教育领域“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其实，自1953年初开始推行所有制改造，毛泽东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就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不过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他心目中的这种危险主要还是指某种思想倾向而言。而经三年困难之后的经济调整，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在农村已经有“百分之十的地区发生了‘单干风’”，在城市也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要多些”的厂矿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鉴于此，1962年9月，三年困难尚未完全恢复，他就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警告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正式形成一条所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1963年5月，他又向中共全党通告“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随即部署在全国城乡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教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他不仅首次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正式见诸于中央文件，而且还首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政治概念。借此他指认，无论是农村公社还是城市企业出现的资本主义现象，其“主要根源”都来自中共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特别是来自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当然无法认同毛泽东的见解。虽然刘少奇本人即是社教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他对运动锋芒指向某些当权派也完全赞同，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当权派之所以该整只是因为他们犯了“四不清”的错误，而不是因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而正是从此一“反对”开始，毛泽东便“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于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7](P173-174、36)至于“搞掉”这么一个刘少奇便是否从此太平无事，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他反复声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之所以“必然”，是因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所以“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8](P351-352)
二、从阶级合作的“团结—批评—团结”到阶级斗争的“团结—批评—团结”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的推行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破坏完全是灾难性的。然而毛泽东不这么看。相反他强调，如果说曾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是所谓“旧民主”，曾经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是所谓“新民主”，那么同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人类政治史上“最新式”的民主。可是民主政治毕竟是以同一异质共同体内部各成员间的阶级合作关系为基础的，而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在任何基本意义上说并不是可以协商的斗争”，指的是根本利益完全不能相容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政治关系。既如此，何以用阶级斗争取代“四个朋友”之间曾经存在的阶级合作，不仅不算是政治专制，反而成了政治民主，而且还是人类政治史上“最新式”的民主呢？关于此一诘问，毛泽东并没有将精力放在说明何以社会主义民主高于民主主义民主上。因为在他看来，此一比较的政治结论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他在1957年反右前夕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时反反复复加以说明的，是何以他本人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要高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主虽然本质上也高于任何一种民主主义民主，但还不算是最高明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弊端所在，“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所以只要苏联社会有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风吹草动，斯大林便立即认为这是国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在兴风作浪。于是他处置这类内部矛盾的政治手段，便恒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的赤裸裸的暴力专政。由此他便“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的方法”。毛泽东认为他自己与斯大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此他的政治判断是：
第一，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亦即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总题目”。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四个朋友”同三座大山之间的斗争，“四个朋友”之间的政治关系主要是阶级合作关系，所以其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总题目”是敌我矛盾。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由于人民与三座大山的残余之间的斗争在中国社会阶级斗争总格局中已经退居于“少数”与“部分”的地位，“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加之“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在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之间，根本利益却不尽一致，因而种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就“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既然如此，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亦即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自然也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总题目”。[6](P357)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谓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矛盾实质上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9](P269)但是从“正确处理”的角度看，它们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看不到“实质”与“性质”之间的微妙区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的过程中，就可能因忽略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阶级斗争“实质”，而导致“不分敌我、认敌为我”的右的偏差；又可能因忽略在“处理”上这种阶级斗争毕竟还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而导致“过分强调敌我”的左的偏差。[4](P672、310-325)要避免这两种政治偏差，特别是要避免斯大林式的左倾错误，就只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既要明确这种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实质”，又要明确这种阶级斗争的内部矛盾“性质”，从而不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处理敌我矛盾亦即“四个朋友”与三座大山之间矛盾的“大民主”方法，而是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亦即“四个朋友”之间矛盾的“小民主”方法，来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对非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果然如此，在毛泽东看来，便既可以保证这种阶级斗争的政治民主“性质”，又可以保证这种政治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于是这种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民主，自然也就可以称得上是人类政治史上“最新式”的民主了。
应该承认，在阶级合作的大背景下，比如说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当异质共同体内部矛盾各方的政治利益完全一致而仅仅是政治操作策略有“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区别时，或者当各方根本利益相一致而仅仅是“局部性质的利害”相冲突时，所谓“团结—批评—团结”确实不失为一种解决矛盾的“民主的方法”。关于前一种情况毛泽东曾多次回忆说：“当年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而后者却力图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来解决这种分歧，“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鉴于这种政治教训，后来毛泽东本人在解决这类分歧时就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其结果不仅“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而且党内民主也得到了发扬。关于后一种情况毛泽东亦同样多次回忆说：“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怎么办？通过倾听老百姓的“怨声”和自己的“反省”，“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公粮减少了，1943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同时也转变了“延安人民对我们”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政治态度。[10](P285、338、403-404)毫无疑问，与王明左倾相比较，毛泽东当年首倡“团结—批评—团结”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自毛泽东以工人阶级对非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纲”，以此“纲”为政治运作框架的“团结—批评—团结”就已经不再有任何民主意味可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团结—批评—团结”中的第一个团结，亦即作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之出发点的那个团结。本来在中共建国之初，“四个朋友”已经“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可是为什么到了1953年初，毛泽东又要将“是不是从今年起，或者从明年起，就不要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重新提出来，并且郑重其事地再次表达自己关于“团结的愿望”呢？“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具体说来，就是因为依毛泽东的所有制改造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间已经不再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因而“四个朋友”之间出现政治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当然，以“对立统一、阶级斗争”作为自己所信奉的政治哲学，毛泽东从根本上是不在乎甚至还欢迎这种政治分裂的，所以他才会于反右运动大获全胜之后向党内这样表示：中共虽“应防止”同时“也可能防止不利于人民的大分裂”，但是除了有“不利于人民的大分裂”而外，还有某种有利于人民的大分裂存在，这就是促使潜在的阶级敌人暴露出来进而将其从人民内部剥离出去。从这个意义来说，“分裂是好事”，即使“以后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也是正常现象，他本人就“准备挨骂，党内分裂”。[11](P201、199)不过，尽管从根本上看“分裂是好事”，但是在1953年初，面对国家经百年战乱之后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政治稳定局面，毛泽东确实有必要事先向全国人民表明，他下面要走的“万里长征”第二步至少主观上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不是企图分裂人民。关键的问题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就没有、实际上他也根本不可能重新找到一个能为“四个朋友”所共同拥有的根本利益，因而他就只能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而只要“打主意”时仅仅站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而不再是“四个朋友”共同的立场上，毛泽东再表白自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所谓“团结—批评—团结”中的第二个团结，亦即毛泽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所希望达成的“新的团结”，也就不再可能是“四个朋友”之间的相互的团结，而只可能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即是由工人阶级来充当团结其他阶级的政治主体，由其他阶级来充当被工人阶级团结的政治客体。而此种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的政治关系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依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有工人阶级才有政治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唯其如此，所谓团结，当然就只能是所有非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员统统被“团”在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周围，经由彻底放弃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乃至思想观念，而逐步地与工人阶级“结”成为一个完全同质的社会共同体。
不仅如此，由于无论是作为出发点的团结，还是作为目的与归宿的团结，其主旨都在“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思想观念上的存在，因而作为达成“新的团结”的政治手段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同时失去了其为“民主方法”的本来意义。道理很简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能够有效进行，就必须有一个为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各方所共同遵守的政治标准；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能够不仅有效地，而且民主地进行，又只能以参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各方所共同拥有的根本利益为此种标准。这也就是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本人所宣称的：“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而“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12](P81)问题是到1953年初，随着毛泽东放弃已有的以“新民主主义原则”为政治基础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转而谋求以他本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政治基础的“新的团结”，他所设定的“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用以判断“真假善恶”的新的政治标准，就不再是全国政协《共同纲领》，而是他本人理想模式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了。在他看来，过去的“四个朋友”就必然会被这个标准分裂成为“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一方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另一方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6](P457)既然如此，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本身，自然也就不再可能是曾经的“四个朋友”济济一堂，或者就如何谋求共同的根本利益而“提出意见”，或者就如何协调相互之间的具体利益冲突而“提出要求”，而只能恒是由工人阶级据此标准向非工人阶级做政治批评，由非工人阶级据此标准向工人阶级做自我批评了。如此也就是毛泽东在所有制改造高潮时所谓的“现在我们革民族资产阶级的命，取消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资本家，给他们上课、开会，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批评”。[1](P91)
最能体现“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批评”之为“最新式”民主的政治个案，是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党外人士梁漱溟之间发生的政治冲突。其时，随着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即“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快速推进，全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毛泽东顾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于是他采取了“紧张”乡村保城市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此梁漱溟“代表农民”请求政府一视同仁，像对待工人一样也对农民“施仁政”。虽然就事论事，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点”。而农民则因为政府“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生活确实“还有困难”。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脱离既定政治批评标准的就事论事，他强调“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或曰“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那么什么又是所谓的“大仁政”呢？这就是贯彻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既然实行“大仁政”就是贯彻总路线，而贯彻总路线本身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不能不遵循的政治标准，毛泽东应付起梁漱溟的政治批评来就显得十分游刃有余了。他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可是光批评别人而不作自我批评，“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因为“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既然贯彻总路线就意味着推行一化三改，推行一化三改就意味着不是站在农民阶级而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那么自然而然，“非”的就根本不可能是“我”，而只能是“梁先生”了。可是“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所以真正“拒谏饰非”的，“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反而“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意味”的，同样也就不可能是“我”，也只能是“梁先生”了。令人感叹不已的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为“是”、“梁漱溟之流”为“非”，毛泽东甚至不惜推翻早已为他本人所多次敲定的历史陈案：“强调小仁政”而非“大仁政”，这种情况“在延安就碰到过。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的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这就如同“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为此而“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5](P104-115、336、87)
三、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非工人阶级究竟能否经由“团结—批评—团结”的途径而与工人阶级结为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毛泽东本来是完全没有把握的。实际上，几乎从投身政治活动的第一天起，他就“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于小资产阶级，则早在中共七大他就提出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此种“两面性”决定了农民必然“自发”倾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不过历史发展到1956年春天，当毛泽东看到三大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他对“团结—批评—团结”之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感召力，又显得信心十足起来。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由是他还改变了以往对于非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员的消极评价：“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毛泽东亦认可：由于“这些民主党派不仅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现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肯定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党派”。[1](P169)然而，关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之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感召力，毛泽东的自信心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1957年春夏之交，帮助中共整风的人们不仅批评中共党政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进一步批评毛泽东本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及中共管理国家的体制与方式。而在毛泽东制定的供人们在政治批评时区分敌我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并且他历来认为，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就等于他本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谓“党的领导”就等于中共管理国家的具体体制与方式。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居然敢于对此二者提出批评，那么不言而喻，这种批评就不可能是“人民”的批评，而只能是“敌人”的批评。唯其如此，“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5](P394-478)
可是这些敌人仅仅在百十来天之前还都是人民的组成，如此瞬息之变岂非过于出人意料？毛泽东根本不这么看。他宣称，以战略而论，唯物辩证法早已表明，“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这就表明“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以策略论，毛泽东也声称，早在“一百天”之前甚至早在数年之前，所谓“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究竟“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放在哪一类”，他在正式定夺之前就已经经过反复斟酌。“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只是因为考虑到“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他这才有意识地“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即“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所谓“当作”，所谓“说成”，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同理，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我们的政策也是“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总之，这些“一百天”之前的人民，“一百天”之后的敌人，本来就是一些政治定位居两可之间的角色。我们倒是一以贯之地对他们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了。若他们果然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并且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当然就可以在人民的队伍里一直呆下去。关键是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而且表现也确实不怎么样，既如此，他们之由人民的组成一变而为人民的敌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5](P365-394)
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那么敌我矛盾又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毛泽东胸有成竹：既然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矛盾实质上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要解决这两种矛盾的政治目的也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促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向作为国家雇员的工人阶级转变。而要完成这种转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所谓“善转”，所谓“和平的转”，即是指对被转对象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以促成其转。所谓“恶转”，所谓“强力的转”，则是指对被转对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迫使其转。如果被转对象果然“心悦诚服”地接受“团结—批评—团结”的主张，那就说明他们与我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善转”，就可以“和平的转”。倘若被转对象居然不听“团结—批评—团结”的主张，自己不愿意“善转”，不愿意“和平的转”，那就说明他们与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我们也就只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好迫使他们“恶转”，只好迫使他们“强力的转”了。[5](P279-478)
然而，中共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建立的是“由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毛泽东手里并不握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呀？对此毛泽东依然胸有成竹。早在反右发动之前半年他就已经在中共党内发出通告：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4](P175)“鲜明”在何处呢？就在人民民主专政是“四个朋友”联合起来对三座大山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独自掌握国家政权，对所有非工人阶级的社会成员实行全面专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凡属“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理由”何在呢？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发展趋势”。在他看来，“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倘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果然能经由“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认清这个前途”，并且“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也就是说能够做到“善转”，能够做到“和平的转”，那么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就做到了“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就有可能逐步地与工人阶级结为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如此也就当然不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专政对象了。倘若有人偏要拒绝“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偏不认清并主动奔赴这个“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的前途，那么对于这种“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对于这种偏不愿意与工人阶级结为一个同质共同体的人，工人阶级之动用专政手段迫使他们“恶转”，迫使他们“强力的转”，岂不正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吗？[8](P530-531)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对于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有着社会发展规律意义上的理由，而且也有政治游戏规则意义上的理由。他承认，按照一般的政治游戏规则，阶级独裁是与政治民主正相反对的。唯其如此，在中共建国以前，他本人就曾“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同时他亦明确表示，即使将来“共产党得势之后”也不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13](P962)然而1953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运动刚一展开，毛泽东的政治态度就发生变化了。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即公开表示：“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此岂不同过去的国民党政权一样，也是在破坏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吗？未见得。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所谓政治民主仅仅是指少数服从多数，并不包括多数尊重少数。既然如此，他在处理如今业已彻底平反的胡风案件时就振振有词：因为“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5](P210、158)可是中共党员和工人阶级全部加起来也只占六亿人口的5％，何以就成了多数呢？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分策略与战略两个方面。从策略上看，他每操作一次具体的专政行为，总是把被专政的对象限制在不多于总人口的5％，同时又宣称95％以上的人都与自己站在一边，如此岂不就成了每次都是多数“有充分的道理”专少数的政了吗？从战略上看，所谓专政无非是通过“恶转”、通过“强力的转”，来迫使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转而成为工人阶级的同质共同体。倘若每一次专政行为都能“恶转”几个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成为与工人阶级同质的“新人”，长此以往，工人阶级在中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不也就越来越大了吗？毛泽东似乎能够自圆其说。然而究其实际，不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之以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为专政对象并非理所当然更非势所必然，而且就是从纯学理上看，他之以多数与少数的关系来为这种专政作辩护也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少数与多数，指的是根本利益相同、具体利益相异的同一个异质共同体内部各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其游戏规则即如毛泽东本人曾经所说，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即当少数人与多数人意见相左时，“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而当少数与多数具体利益不一时，又当实行“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的互利政策。即并不是“人多就称王”，也“不是少数民族、人数少的阶级、人数少的党派、人数少的团体在政权组织里就没有份”，当然就更不是少数者因其人数为少“就有充分的道理”被视为国家政权的专政对象，而多数者因其人数为多“就有充分的道理”被视为专政机器的独裁者。[12](P81，259-260)原因很简单，专政与被专政并不能等同于多数与少数，其涉及的并不是同一个异质共同体内部各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而是指的根本利益完全不能相容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外部性的政治关系。且正是因为双方的根本利益完全不能相容，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就都会力图使自己成为专政机器的独裁者而以对方为国家政权的专政对象，至于双方在人数的比较上究竟以哪一方为多，又以哪一方为少，倒是与这种政治关系的形成丝毫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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