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现状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在空间不断展开，农业人口亦不断地向非农人口转移。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分断洞察，人们发现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而且还受到政治与政策、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化现状就是经济、政治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及其分期
中国城市化道路，是一个多因素、多环节的复杂过程。从因素上看，它是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的多元过程；从环节上看，它涉及到工农之间，城、镇、乡之间及城、镇、乡各自内部的多重关系；从时空上看，城市化因素、环节、程度的空间并存性和时间继起性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导致多方面的相关变动。只有运用多层次、多因素、全方位、系统论的观点，对城市进行系统、全面、综合的考察，才能从总体功能、综合因素和协调发展上认识中国城市化问题。我国城市化道路包含着四层结构体系模式：
（1）现有城市和城市人口的继续城市化。通过完善城市体系，加强城市建设，强化城市功能来增强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和消纳力；
（2）集镇和集镇人口的延伸城市化。通过增强集镇“二传手”、“中继站”功能，建设城市型集镇，容纳更多农村人口，并将职业和身份发生变化的集镇人口随时输送城市；
（3）农村社区和农村人口的递进城市化。农村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城镇，其余部分实现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口中少部分流向城市，大部分转向集镇，其余部分通过农村工业化、非农化就地转移，就地发生职业性质和社会身份变迁；
（4）村落区域和乡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跟踪城市化。逐步实现乡村人口职业变化、收入增加，城市化地区和新型集中村庄发展，生活方式达到城市人口水平。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相对于国外城市化发展过程来说，不仅起步晚、速度缓慢而且复杂曲折。
1949年，我国大陆共有城市140个，建制镇约2000个，市镇总人口为5765万人，占大陆总人口的10.6%。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才是人口城市化的起点，我国城市化的起点为50年代初，这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一百多年，比世界人口城市化起步晚了约50年，比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晚了约30年。从城市化的速度看，195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11.2%，同期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8.4%，发达国家为51.8%，发展中国家为16.2%。到1994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8.62%左右。40多年的经济建设带来的城镇化水平是不高的，且其间还出现了城镇化水平回落现象，可称之为逆城镇化过程。而40年的时间，世界的城市化水平由1900年的13.3%提高到1940的24.8%，发达国家由1850年的11.4%提高到1890年的25%，发展中国家由1930年的10.3%提高到1970年的25.8%。我国城镇化过程大致可划分成四个时期：
1.1949～1957年，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时期
这一时期全国城市增加了43个，城镇人口8年共增长4148万人，达9849万人，年均增长52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7%，是总人口年均增长率（2.2%）的3倍多。城镇人口比重达到15.4%，比1949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迁移增长。依据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又可将其细分为两个时期：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为7.5%。由于这一时期加强了交通运输建设和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建设，使城镇吸收劳动力能力在恢复的基础上有了扩展，而且这一时期国家对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未加限制。
（2）工业化起步时期（1953—1957年），在此阶段，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其突出特征是进行了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这些重点项目不仅使一些新兴工业城市诞生，而且使一些项目所在地的老城得到了扩张。这一时期，我国新设城市八座，形成了一批工业基地。
2.1958—1965年，城镇人口大起大落时期，与这一时期
的城镇化相适应，国民经济也是大起大落的
1958—1960年，由于片面强调超英赶美。以钢为纲，提出全民大办工业，使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出现了由“爆发性”工业化所引发的超高速城镇化阶段。从1958年到1961年，我国新设城市33座。1957年到1960年，城镇人口以年均10.4%的速度递增，共增加了2352万人，年均增长1000多万人。1960年底，全国市镇人口达到13073万人，比重高达19.75%，是1981年以前的最高峰。工业劳动力从1957年到1958年增加2.3倍。1958—1960年全国城镇职工总数从3101万人增加到5969万人，年均增长1434万人。非农产业人口由12210万人增加到13731万人，年均增长760.5万人，比重达20.7%，是建国以来的最高点。1960年—1963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的困难，为贯彻“八字方针”，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同时提高设镇标准，建制镇常住人口标准由过去的2000人提高到了3000人，压缩原有城市数量。三年中全国城镇职工减少了1800多万人，年均减少近600万人。1963年城镇总人口降低到11646万人，比1960年减少1427万人，下降了10.9%，非农产业人口降到11584万人，比1960年减少2147万人，下降15.6%。出现了我国城镇化的第一次低谷时期。这种逆城市化运动是对前一时期爆发性的超速城镇化所做的纠正。
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到1965年城镇人口又回升到13045万人，基本上恢复到1960年的数量，比重达到17.98%，比1960年低1.77个百分点。非农人口还未恢复到1958年的数量，只有12122万人，比1963年增加538万人，比1960年仍少1609万人，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的“大起、大落”大大延缓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3.（1966—1978）停滞发展时期
由于“文革”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镇化运动，城市工业停滞，在工业建设方面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有利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国防，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业的吸收能力。1978年城镇总人口为17245万人，这虽然比1966年的13313万人增加3932万人，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到1978年才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非农产业人口的比重，仍比1966年降低了0.8个百分点。
4.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城镇化时期（1979年至今）
1994年，我国市镇总人口为34301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17056万人，增长率为98.9%，年均增长率为6.2%，城镇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4年的28.62%，上升了10.7%，大大超过自1951年—1978年28年来城镇化发展的进程（这一时期城镇化水平只上升了6.14%。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
这一时期的城镇化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使我国非农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镇化有了坚实可靠的动力基础；（2）由于农村改革，农村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作为城市化的补充得到长足的发展；（3）由于改革开放，外资的流入大大加速了我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城镇化；（4）降低了城镇建制标准，使城镇数量迅猛上升。
二、中国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及特点
1.作用机制分析
综上所述，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反映出了长期以来政府行为左右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作用于城镇化。行政上的指挥失调、政治上的波动以及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城市户籍制度等又带来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中国城镇化及其基础——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这种政府发动型城镇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①城镇的建立和发展受政府支配，形成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二位一体为城镇网络，在某些阶段，城市发展的政治指向优先于经济指向。
②由于政府是确立城镇化过程的主体，政府能通过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盲目转移，同时，政府可根据某种目标进行“爆发”式的城镇化。
③政府发动的城镇化可以使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方式从农业中积累城镇化、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建设资金。这种积累方式不是通过个人储蓄，不是通过税收，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进行隐性积累。
（2）政府行为与政策导向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这一点从上面中国城镇化的分期中便可印证。
以上阐述的中国城市化作用机制的鲜明个性，并未排除城市化的最基本，也是主要的动力——工业化。除此之外，近期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动因还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农村剩余人口的强大“推力”作用，它构成了我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动因。这表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进程也具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一般特点。
（2）我国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动因，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独特动因。
（3）我国城市化的第三个基本动因是由于我国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增长。
2.中国城市化的特点
纵观4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的历程，我国城市化的主要特点是：
（1）城镇化吸收农业劳力的能力低。
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过程，从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人口向非农城镇转移的比例（表1）看，大多数年份我国农业人口的非转移率是很低的，在20%以内。若扣除城镇待业人数，则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非农劳力的吸纳的能力是相当低的，可以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从城镇化所提供的就业人数和城镇失业人员组成看，很大程度只是一种虚化，表现在：①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有限，农业人口在占有其中一部分就业比例的同时，也带来了城镇待业人数的上升超势；②市带县，县改市的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人员进入了城市人口过程中，但其从事的职业未变。
表1 中国农业人口的非农转移情况（1978—1992）
注：本表的非农转移人口是指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2）城镇发展以乡村经济繁荣和发展为基础。
世界各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都是与其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一向以农立国，历史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历史上中国的城市大都是建立在大陆内部中心地域。明清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出现和发展，沿海城市才逐步兴起，所以中国的城市始终是处于“农村包围”之中，主要是依靠农业，与农业的发展共兴衰。这种建立在乡村繁荣和农民富裕基础上的城镇化，从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在初期阶段，建立在乡村调敞、农民破产后，盲目流入城市的城镇化。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
1.我国城镇设置的条件与标准过于单一、缺乏分门别类的指导
城镇和乡村最明显的差别特征有三个，即人口聚集、经济聚集和基础设施聚集。长期以来在我国划分城镇与乡村时仅使用了第一个特征，利用一定区域的总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比例来设置城镇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现状的重要作用因素，而对经济聚集和基础设施聚集特征考察得不够，经济聚集是产业发展带来的，对于城市来说，非农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是城市的主要动力，工业化过程推动了城镇化过程，具有客观规律性，依据一定地区工业总量水平和地位来设置市镇受到忽视。此外，利用区域的基础设施来确立市镇在我国还未有过先例，在国外，例如秘鲁、澳大利亚、法国和瑞典就有这方面的规定。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务件千差万别，单一的城镇设置标准是难以准确地指导我国城市化进程顺利进行的。
2.城市发展模式缺乏渐进性，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日益模糊，全国
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和统计指标，城市化进程难以得到准确反映
在以前推行“切块设市”、“切块设镇”的城市化模式时，城市的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相差不大，城市化的相关数据基本可反映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但随着县改市、县并市、乡改镇、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的模式推行，城镇的行政地域和实体地域混乱，反映城镇化进程的城镇人口虚化扩大，大量的乡村人口未经职业和空间的转移，而只是因为所在地行政建制发生了变化，一夜之间变成了市镇人口。同时，有些地、县为了达到设市或升级标准，利用不正当方式盲目扩大非农人口，导致城镇基础设施相对不足、流动待业人员增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如何推行有效的城镇发展模式还没有很好解决，县城设市后与其原有区域的行使关系如何确立应予以研究解决。一些国家将城镇空间范围的扩大看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英国把人口密度超过每英里0.6（约150人／平方公里）、总人数在750人以上且与城镇相邻的地区逐步纳入城镇范围，加拿大和印度把近郊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约390人／平方公里）的地区逐步划入城镇范围，菲律宾要求城镇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平方公里，并对那些接近行政首府、人口超过1000人，人口密度超过500／平方公里的行政区也认为是城镇区，这正体现了城镇发展的渐进性，比我国的突发式撤县建市、撤乡建镇好。
3.政府对城市的发展缺乏有效的调控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贯彻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这在特定时期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不相适应。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城市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发展的初期，大城市发展要快；发展中期，中等规模的城市发展最快；而在发展的后期，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最快。并认为，欠发达国家应把注意力集中到由于人口集中所产生的原因上来，而不是把其努力用于阻止集中本身。同时提议分配城市公共投资的正确立法应与城市发展的这种情况相适应，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政府应把相当大一部分投资分配给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规模上，要更多地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的要求，使其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要与地区发展水平相适应。
4.土地市场不完善制约城市房地产业的正常发育，开发区设置过
快、过多，城市持续发展后进不足
房地产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城市的主要产业之一，我国由于城市建设所需的土地按行政手段划拔，无偿无限期使用，排斥了地租地价对城市土地需求的调节作用，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土地的闲置和浪费，另一方面未能发挥土地在筹集城市建设资金方面的巨大作用。
近年来，尤其90年代以来，各地不顾条件、相互攀比、一哄而起地出现了“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为竞相招商和吸引外资，自行为开发区制订各种与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类似的减免税收政策，甚至有的还不惜以低成本的价格批租出让开发区土地，导致全国范围内开发区设置和建设的严重失控，造成种种不良后果：
①盲目圈地开发，造成大量耕地拓荒，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②因竞相给投资者减免税收和压价批租土地，导致国家资金的大量流失；
③许多开发区无明确的产业目标，基本来者不拒，为房地产投机商大开方便之门；
④存在不少选择不当、名不符实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投入大量资金发挥不了放益；
⑤为了迁就外商而任意改变原有城市规划的合理布局等。
5.大城市核心出现衰退，中小城市过快增长
许多特大城市地区，市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及郊区和郊县，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个别特大城市核心区出现人口开始下降，受“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影响，城市边缘用地增长迅速，出现明显的郊区化倾向。尤其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区，一方面成为城市快速发展蔓延的主要地区；另一方面城乡界线开始模糊，开敞空间消失，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然。
中小城市增长过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又一突出的问题，包括城市数目的增长、城市建成区范围的盲目扩大和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城市发展与区域发展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6.城市化的发展聚集于城市规模，忽视了城市内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导致城市化的质量极低
从现状看，我国城市化的水平是较低的，然而在这些低的城市化水平下却存在着类似于“超城市化”的现象，如待业率高、隐性失业严重、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交通住宅紧张等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将城市化的表象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城镇人口的增加作为我国城市化的主线，而将城市化的本质——二、三产业还包括第一次产业的发展忽视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最主要的原动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重要作用因素。而农业的发展在中国对于城镇化具有积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何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内涵更新与产业升级才是城镇化最本质的问题，应是城镇化的核心。
7.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城镇职能体系不够协调
近年来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政策，扩大了地方的承包权、投资立项权，但政府管企业的职能尚未消失，市场发育不完善，价格体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各地竞相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业，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现象相当严重，一方面造成土地浪费。另一方面许多城市的同类企业争原料、争市场比较严重，使原来经济效益好的城市工厂效益下降。导致各城镇职能分工不明，职能体系混乱。
8.城市用地标准低，用地结构不合理。在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占地标准一般只达80平方米（见表2）
表2 城市平均人口占有地面积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内部用地结构相当不合理，工业用地比重过高，一般都达25%—30%；生活用地、商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化、体育等用地严重不足，需要调整改善用地结构十分困难。不少城市的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城市要继续发展，必须向外扩张，侵占周围农田。
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现状原因探析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明在历史上曾一度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却大大落后了，我国现有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也要差20—30年。旧中国的城市发展步履艰难。中国城市化起步导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从1949年到1994年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0.6%提高到28.62%，增长18个百分点，其中相当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尤其是近五年来发展的结果。
通过对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的考察发现，亚洲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率年均增加1%，城市化率则增加1.88%，而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工业化率每增加1%，城市化率只增加1.075%，大大低于亚洲1.88%的平均水平。按照这个模型，1988年我国工业化率为22.6%，城市化率应为42.5%，而实际上我国目前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滞后十几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是由于在旧体制下的户口限制、住房限制、就业限制和商品粮限制，四位一体城乡壁垒的作用和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发展战略导致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小所致；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国家遏制城市发展的战略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强大的束缚力量。两个令人不能忘怀的例证是：60年代初期，2000多万城市职工被谴往农村；60年代末期，又有2000多万城市青年学生被派往乡下。这种遏制城市发展的战略思想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其重要的政治体制背景。
在城市化的作用机制上，我国城市化动力主体的非经济性因素使城市引力场的作用被严重扭曲了。例如发达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完善的市场机制，资本、技术的转移及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城市化的拉力和推力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城乡之间呈良性循环状态。一般说来，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发达国家，乡村分享到的城市文明程度越大，乡村本身越繁荣。美国和加拿大都属于这种情况。而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主体是政府，从而具有明显的超经济性，城市化如何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政府行为，即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于是在指导思想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导致忽视经济规律，不计成本，浪费惊人。
在工业化战略上，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重型工业结构严重阻碍了城市对劳动力吸收能力的增强。
在对待第三产业问题上，决策者长期以来持一种自然经济思想，认为服务业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应控制其发展，从而不重视流通，不重视城市的商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科技中心和文化中心这类经济作用的发挥，使我国的第三产业相当不发达，而第三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行业，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城市引力的发挥，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在城市财政制度方面，由于国家对城市实行经济补贴政策，使国家的财政包袱越来越重，一方面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不但不能创造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连城市本身自然增加的劳动力也难以吸收；另一方面长期的财政补贴使城市居民开始习惯于低物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逐渐减少补贴，往往引起居民的不满，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了就骂娘”的现象。
从乡村推动方面看，国家长期以来曾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政策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实现工业化，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也受到大大的制约，农业的基础至今尚未稳定、强大。
标签：城市经济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