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温表”与“试金石”：青年党的军事活动(1923—193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温表论文,试金石论文,青年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上半叶高扬革命的时代激流中，一度号称国共之外第三大党的青年党，不仅以革命政党自诩，还自认比国共更为“革命”。①青年党并不像其建党元老陈启天等对外所表述的“以社会运动相标榜，全在文化学术和教育上用功夫”②，而是极度重视军事工作。1923—1935年，青年党花费了大量的党力用于军事活动，以实践其“革命”方略。学界往往把眼光过多地投向国共的军事运动，对其他政党——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盟的军事活动，鲜有文字专门加以论述。③
实际上，直至1935年夏，在国民党及日寇的打压下，缺少底层民众支持、内部矛盾重重、组织难以为继的青年党，为了生存，最终不得不放弃军事活动。以这一年青年党的八大为标志，该党走上了改变政党政策的道路——放弃武装革命，转与南京政府妥协、合作。而国民党政权也需要给一支被降服的政治力量“一杯羹”。这既可以回击“异教徒”对国民党独裁的抨击；又能利用青年党作为反共阵营的吆喝力量；还能用接纳青年党议政这一新型“建筑材料”，为南京政府正努力实施宪政“装潢门面”。从被国民党终结革命，到被国民党吸纳为宪政的幌子，青年党军事活动的曲折命运，犹如一根“体温表”与一块“试金石”。借助它，能更准确地测量出民国政治力量对武装力量的依赖程度，更深刻地认识民国政治力量残酷的生存法则。
一、青年党军事活动的发轫
国共青三党虽然彼此敌意甚浓，但建党之始，青年党的若干重大政治话语体系与国共两党并无多大区别。④审视其1923年12月2日的建党宣言，同样呼吁“行大规模之革命”，对内“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⑤
1924年，党魁曾琦归国。1925年冬，青年党总部由巴黎移至上海，旅欧党员陆续回国。⑥为拓展国内党务，曾琦主张青年党设二级党员，目的是方便拉拢军阀、官僚和政客。随着主要党员纷纷回国，青年党广结各地军阀，力图与国共分庭抗礼。1926年，曾琦联络孙传芳，笼络孙的一些幕僚食客加入青年党。曾向孙提议，联合吴佩孚和张作霖，抵抗广东革命军。曾琦派秘书赵毓松到汉口向吴佩孚游说，孙吴对曾的建议颇为赞赏。⑦与张吴孙三大军阀的联络，是青年党从事军事活动的重要突破口。
1926—1927年，是中国政治舞台机遇频现、要角迭出的发展时期。在苏俄的支持下，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北伐，尤其有利于国民党武装力量的跨越式大发展。对于青年党而言，也为其提供了借助各地军阀力量，纵横捭阖的广阔空间。
蒋介石引领的“黄埔模式”，成为当时国内政治人物关注的焦点。宣称从事“学术教育社会各方面”事务的青年党⑧，也力图仿效国民党，通过军事学校，储备人才，建立自己的新中国。
1926年7月，正是国共联手发起北伐之时，也是南方革命力量与北方军阀政权军事决战的开端，还是青年党大力投入军事活动的重要时段。陈启天后来回忆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我们的同志于感受严重压迫之余，渐次引起一种从军运动。”⑨曾琦也认为“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必须奖励党员“研究军事”⑩，并应“扶助青年同志在国内外大学及军事学校学习专门知识及技能”。(1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余家菊、陈启天、王师曾、王慎庐、成志达等人进入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政治、法律、经济、历史等课程教官，宣讲国家主义，并为孙制定“三爱主义”——爱物、爱人、爱世界。李璜入川为刘存厚、杨森、刘湘等出谋划策。青年党骨干祝顺锟、邹香岩、林华钧、袭从民等人，则由刘存厚派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张子柱、张梦九等投靠唐继尧，出任云南讲武堂政治教官。(12)曾琦也四处奔走，并亲自为张作霖制订“四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德(13)，借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据统计，1926—1927年青年党“先后赴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四川各军军事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及军事专科学校学习军事的同志，约有1000余人”。(14)其目标是“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15)
青年党虽组建于国外，但却“没有国际做背景”(16)；又反对中共对底层民众的动员与依靠，主张“全民政治”。(17)其党员构成以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少数的农民、工人与商人。(18)青年党既无国际力量支援建军；又不可能依托人数庞大的底层民众，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一时期，青年党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该党既然要武力反共，在一无外援，二不愿深入底层白手起家的背景下，除了依托国共北伐的对象——南北地方军阀，别无他途可言。
而与军阀合作，就和青年党1923年的建党宣言大相违背。这不仅得不到国共的理解，党内也有人难以谅解，以致多少年后曾琦去世，左舜生为其辩解：“有人责备慕韩，说他不应该和若干的军阀有所接近。甚至连党内的同志，在这一点上也有对他不谅解的。现在慕韩死了，我们试平心静气的想想：他所领导的一个党，一个爱国而反共的党，简直弄得无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几个军阀。他不去和他们接近，还和谁去接近?”(19)左舜生悲从中来的感慨话语，极为传神地刻画出了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和阶层属性：一是全力走上层路线，寄希望于军阀；二是完全没有底层民意基础，没有亲近自己的底层民众。青年党真可谓是一个悬浮的党，悬浮于中国各类政治力量的中间——上不着天，下不挨地!这样的党，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土壤中，是难以生根、开花与结果的。
曾琦、李璜均为四川人，该省大小军阀是青年党发展的重要对象。青年党计划以四川为基地，以该省军阀队伍为凭依，“以国家主义精神来训练军队，对外反俄，对内讨赤，先平南方(指革命军)，然后挥军北上，号令群雄，统一中国”。(20)青年党以国家主义为中心，为各地“诸侯”编织“三爱主义”、“四民主义”，力图输出意识形态，助军阀掌控民心。军阀目睹三民主义激发出的声威，迫切需要找到可以与之抗衡的理论武器。孙传芳接受手下谋士建议：“我们的军队需要有一个主义，才能够增强战斗力量，立于不败之地。国民党的军队施行三民主义教育，所以战无不胜。我们也需要找个主义以维系之。”(21)不少军阀，“均群以国家主义者自命，甚至张作霖、孙传芳、唐继尧等卖国军阀，亦复效法其口吻”。(22)“子弹”和“纸弹”的相互借助，是青年党和军阀合作的关键。
青年党或发展军事将领为党员，或介绍党员进入军阀创办的军校任教，或输送党员至国内外军校学习军事。这些军事活动从政治的现实图景出发，也未可厚非——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也是布尔什维克改造旧军队，为己所用成功的吗?问题是，青年党依靠的军阀，同时在“子弹”与“纸弹”两个战场，被国共两党联合击垮：青年党依靠的军事实力派，既在国共建构的革命话语的疆场上，早已被塑造为革命的对象——封建军阀；又在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事战场上，或者被摧枯拉朽，或者不得已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总而言之，青年党1926—1927年全方位、多地域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这说明青年党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具有生命力的军事活动的活跃舞台。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的呢?
其一，青年党主要模拟国民党军事运动的套路。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一面加强政党建设，一面广为宣传治国政纲。国民党的军事运动，放弃了对军事实力派的拉拢，改走以党建校、以校建军、军党合一的新路线。国民党以黄埔军校为起点，组建自己的新军队——党军。这支军队注重政治建军，面向民众，军事与政治并重。(23)军队的政治工作、苏俄的军事援助、中共的人力支援、国民党军事工作的人才与经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五项合力，方使国民党的军事运动脱胎换骨。青年党看到了黄埔军校对国民党军事运动的巨大推力，也试图依样画葫芦。但是，青年党没有自己的“苏俄”，没有自己的“黄埔军校”，没有自己的盟友“中共”，也没有自己的“军队政治工作”，意识形态也没有面向底层民众。其建军活动，自然难有收获。
其二，在军校和部队活动的青年党要人，并未如同中共那样，充分认识到精神教育对控驭军心的巨大效能，更未能找到收拾军心的良方。这不仅是该时段青年党军事活动失败的要因，也是该党整个军事活动败北的要因之一。军阀延聘青年党人作政治教官，目的是寄望于国家主义能够抗衡三民主义，为自己整合军心所用。(24)可惜，青年党精神教育的方式异常陈旧，“军人修身一课，则‘远宗孔孟，近法曾胡’”。(25)他们推崇的楷模，都是传统的儒学代表人物。其所宣讲的政治思想——国家主义，笼统抽象，缺乏教育的具体内容。青年党政治教官单纯强调“国家至上的观念”，空头说教“什么是国家和国家是怎样形成的”。(26)与国共多样的精神教育方式相比(27)，青年党教育手段太过单一，从没有把党内革命先烈作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楷模，借此树立官兵对青年党的认同和敬仰的心理。因此，尽管余家菊和陈启天“讲学的精神，始终不衰”(28)，且陈的讲演被孙传芳秘书长万仞千赞扬为有煽动力(29)，但随着孙传芳等军阀军事斗争的失败，时势剧变，令余陈等青年党要人不知所向，苦闷不已。“我们的教书工作又缓不济急，内心不免苦闷。因此我开始用纸烟来回遣闷，至成为终身的嗜好。”(30)青年党组织部长陈启天彷徨歧路、吸烟解忧的心理，说明青年党的一些头面人物，面对军事斗争的失败，连自己都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这又怎么能说服逢战皆败的军阀部队的官兵呢?
曾琦高唱“以主义对主义”，意谓以国家主义作为军队的政治教育(31)，来对付北伐军的三民主义思想。细究起来，国民党清党前后，一期和二期北伐的快速胜利推进和军阀的屡战屡败，不仅仅是双方军事力量决斗的结果，也是精神力量对决的产物。军阀部队的落荒而逃，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青年党精神教育的溃败。
二、青年党与吴佩孚的军事合作
1926年，曾琦介绍刘泗英入党。(32)刘为青年党和吴佩孚、杨森等人拉上关系。“在北洋军阀中，青年党与吴佩孚勾结较深，时间亦久。始终参与其事的主要人是刘泗英。”(33)南京政府建立后，青年党并未因军校路线的失败而放弃军事活动。1927年7月，吴佩孚率残余僚属西逃入川。(34)7月15—23日，青年党召开第二次全代会，研讨此后党务活动方针。刘泗英谓吴虽避居川东，但川中各军愿拥吴再起。有鉴于此，青年党决定继续与吴联合，派刘回川帮吴擘画，想把这只“死老虎耍活”，以为青年党利用。(35)自1927年下半年起，青年党重点利用流寓四川的吴佩孚及川中军阀，在西南进行军事布置，意图趁乱问鼎中原。同时，青年党有意亮出“多党政治”、“反对军队供私人或党派内讧之用”等招牌(36)，意图令国民党遭致“纸弹”的抨击。
1928年2月，李璜被迫旅居香港，与张君劢创办《新路》杂志。青年党对国民党多年的打击既心有不甘，又愤恨不已。青年党在《新路》发刊词中，谴责国民党醉心于党国和党军的一党专政，标榜“立国原则，在乎两党或多党政治；各出心思，以待判决于国民”。据此原则，青年党提出12条政治主张，包括：反对一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主张军队应用于国防，反对军队供私人或党派内讧之用。
《新路》发刊词在青年党的发展史上具有新旧夹杂、承前启后的重大特征：1928年的国民党，已由革命政党转为独自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发刊词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国民党的执政现状，转而要求国民党对政权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其他政治力量通过国民选举的方式治理国政。而这与此前青年党欲通过革命方式，打倒国共两党，建立排他性政权的规划已经大相径庭。数年军事活动的失败，不得不让青年党试着在“疆场”之外找寻“议场”这一新的执政渠道。(37)
青年党一边反对一党专政和军队党化与私人化，一边寄希望于吴佩孚。吴与青年党向来情投意合，他甚至将刘泗英比作卧龙。就在《新路》杂志创办的同时，青年党依旧走着以前军事活动的“旧路”。1928年2月，吴移入大竹城内，成立“孚威上将军行辕”，挂起川滇黔湘陕“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招牌，任刘泗英为政务处长，负责对外联络和谋划定策。4月，刘利用吴生日之机，与各军代表密商，拟乘国内局势混乱之际，以杨森部为基干，在川省树立拥戴力量，东下江陵，北出秦川。(38)
面对青年党硬软结合的两手策略，1928年3月，国民党政府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将包括青年党在内的众多党派列为打击对象。《醒狮》等刊被查禁；曾琦“自民国十六年至十九年秋……在沪被捕。”(39)在四川，蒋介石收买杨森部师长郭汝栋，迫使杨撤离万县。吴佩孚仓皇离开大竹，北往绥定，托庇于刘存厚。刘此时仍奉北洋号令，挂五色旗。刘部军需处长郑西屏已加入青年党，郑劝刘与杨森联合，共同拥吴。吴的多位旧部属及杨森、李家钰，均由刘泗英等介绍加入青年党。刘泗英和杨森的计划是：以杨、李两部为基本武力，利用吴佩孚这块老招牌，拉拢刘存厚，号召川军各部，在四川建立反共、反蒋的国家主义政权，俟机东出夔门，进窥武汉，逐鹿中原。1928年夏，青年党特殊党员杨森和李家钰等部组织同盟军，进攻重庆地区的第21军刘湘部。因刘已投靠蒋介石，早有准备，同盟军很快失败。(40)
国内党内思想的纷杂混乱，令蒋介石心情沉闷。7月，蒋挟二期北伐胜利之威，在北平招待各界时演讲《中国建设之途径》，声明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不合于中国建设之用”。蒋认为，思想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国民党第一步工作，要谋国人思想统一，要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41)10月初，国民党中常会公布《训政纲领》，蒋宣称：“有消耗社会元气的行为，中央必须以保姆的资格，加以抑制；有不受训练的举动，中央必以导师的资格，加以约束。”(42)
面对抑制和约束，青年党不愿就范。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青年党和吴佩孚都认为是“大好机会”。陈启天、杨叔明、秦兆、夏华清等人因刘泗英荐引，均由吴委以高级参赞名义，为吴奔走各方。(43)李璜赴四川扩大青年党的组织，并介绍留法时入党的老同志——邬刚如、曹青萍、闵明钦等，以同乡关系或技术能力渗入四川各路军队，出任军佐或兵工等工作。由青年党派遣至日本及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的同志，这时也已毕业回到四川。李璜并因刘湘的部下——青年党人钟君犹的关系，被介绍进入刘湘的第21军中任军事和团务训练教官。(44)青年党寄望借吴作政治上的赌注。(45)5月6日，吴发出“鱼电”(46)，命所部整装待发。青年党自信可以说服刘湘，运动各路军队。令青年党沮丧的是，6月4日，刘湘仍遵从蒋的命令，出兵拦截吴佩孚。
七八月间，曾琦奔走于沈阳、天津、太原之间。在张学良静待观变之际，曾琦“劝张学良提出政治主张，以取消党治、还政国民为号召，换民意为后盾，强双方以赞同，全国众望将归于张”。(47)8月，中原大战鏖战正酣，青年党想给蒋添加“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该党第五次全代会发表宣言：“对于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新军阀蒋中正，誓死反对，毫无妥协的余地。”(48)9月中旬，张学良表态支持蒋，出兵关内。10月，阎冯垮台。吴佩孚出兵计划和青年党多重谋划，再次铩羽。经此几度失败，在吴“行辕”中的青年党人会商今后策略，均认为东下已无可能，只有等候时机，往西北发展。(49)吴留驻四川与青年党及各方军阀相勾结，蒋认为是一隐患，不愿听其发展下去。1931年5月，蒋迫吴离川。(50)青年党利用吴佩孚和四川军阀，企图以四川为根据地，运动军队，到此败北。(51)
检讨这一时段青年党的军事活动，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1926—1927年，青年党既做上层军事将领的工作，也注重党员的军事教育。而1927—1931年，青年党几乎把心思全部用在高层军事将领——尤其是吴佩孚的身上。
尽管青年党把不少高级将领吸收为党员，但因党组织既无外国力量作为凭借，更无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故而党力十分有限。青年党对吴佩孚、杨森等人的影响，不可能像此前的苏俄顾问鲍罗廷一样，有蒋介石等军事将领渴求的“硬通货”，因而在某个时段就有迫蒋就范的力量。青年党既没有军力，又无财力，反而依靠军阀提供财政支持。有人曾言：“曾琦是专靠向人乞讨从事政治活动的。”(52)这样的党，又动员不起任何一个阶层对自己的全力支持。既然如此无力、无财、无人，青年党对党员的约束力就会出现诸多问题。那些秘密加入青年党的军事将领，除了能从经济上接济党组织，给党内高层领导物质享用、精神聊以慰藉和自我吹嘘的本钱之外，别无他用。党对那些秘密党员身份的军事将领，没有调度指挥的任何能力。一旦事起，“青年党不是攻打不破，而是不攻自破，虽有‘四道防线’，也于事无补”。(53)一个没有强大凝聚力的政党，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想要从事军事活动，是不可能有收益的。
其二，青年党有感于“国将不国”的混乱局面，1923年出生于异国他乡——既是大革命策源地，又是启蒙运动重镇的法国。苏俄十月革命和西方民主政治在法国都能找到部分源头。崇尚法国文明的留法学生曾琦、李璜等人倡言的国家主义，“并非源于法兰西，而是源自德意志”。(54)被异族侵凌的民族危机，构成了中国与德国相似的时代氛围。(55)
或许与这块出生土壤有关，青年党具有与生俱来的纷杂芜乱的性格特征：一方面，青年党宣称自己是比国共更为革命的政党。而要达到更为革命的目标，就只能如同国共那样走武装夺取政权的列宁式的建党和建军的道路，即党治国家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青年党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时，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反对国共两党的以党治国和以党领军。但在具体行动时，青年党又极其重视军事活动，渴望借助军阀的力量，建立国家主义的政权。德国的国家主义，渲染武力和强权的至上效能。在墨索里尼获得意大利政权后，青年党内“最有朝气，最能奋斗”的一派人系“主张意大利墨索里尼式者”。(56)这派人崇拜“铁腕宰相慕沙里尼发扬国威的事业”，使“意大利的人格也提高了好多”。(57)1920年代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1930年代的希特勒德国，既是国家主义的样板，也是类似苏俄的一党专制的党治国家的典型代表。
国共青三大政党虽然彼此敌对，互相攻讦，但从救国和治国的根本方略上分析，三大政党无一不推崇强力和军事活动。这一时期对“民主”、“宪政”、“政党政治”的呼吁，毋宁说是弱势政党的生存之道和权宜之计。透过表面现象，能够发现，整个民国时期，三大政党对“力”的顶礼膜拜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如何实现、能否实现自己心目中的那份“力”。
其三，在国民党的摧残下，青年党军事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1931年，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四个专门委员会，作为执行委员会的附属机构。“表面说，专门委员会对执行委员会有建议和备咨询之权，实际只是该党笼络所吸收的社会分子的一种手段。专门委员会委员为聘任，无定额。”(58)与国共对比，青年党军事委员会从制度上仅为“建议”和“咨询”机构。如此重视军事活动的青年党，竟然在机构与制度的建设上如此的疏忽!这一巨大的反差只能说明：青年党的军事活动太过于投机，总盼望着有取巧而成的那一天。
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导因于青年党的缺“根”少“据”。青年党主要由中心城市的知识分子构成，在农村偏重于依靠大城市附近的地方绅士。(59)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青年党都极少面向农工劳动阶层。该党既然没有关注“草根”阶层，“草根”阶层自然不会亲近和护卫他们。青年党也因此不可能像中共那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组建并逐步壮大自己的党军，走出一条自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之路”。在军事活动处处碰壁的背景下，青年党又不愿束手就擒。要想在夹缝中生存下去，青年党除了口惠——口头上祭起政党政治、反对党治和反对军队党化的大旗之外，恐怕只能借助民族主义的东风，背地里小心谨慎地谋划军事活动了。
既主张革命，又反对党治；既要打倒军阀，又处心积虑地联络依靠军阀；既反对军队党化，又想用国家主义武装官兵的大脑；既反对苏俄，又羡慕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既主张全民政治，又不愿深入基层发动广大民众；既主张国家主义，自己却又没有丝毫的地盘作为凭借；既重视军事活动，又不愿加强军事机构与军事制度的建设。看来，青年党不仅是一个悬浮的党，更是一个生来就首鼠两端、不知左右去向的内心矛盾重重的党。
三、扯大旗建党军：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的军事活动
1928年6月，败退至东北的金陵军官学校与东北讲武堂合并。余家菊除在东北讲武堂任教，还兼任东三省《民报》副刊主编和任教于冯庸大学。年底，国民党克复平津。青年党重要分子相率出关，托庇于东北势力之下。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因受日俄压迫，以国家主义为救国良方，“群相附和，积久成风”。(60)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为扫除共青两个竞争对手，加强党力，1929年1月6日决定在东北筹设国民党省县党部。8日，国民党中央因鉴于余家菊等在东三省的活动，特电张学良，加以警告，并令防止。10日，张学良借口共产党的干扰活动，建议国民党中央“慎重从事”。(61)
面对南京政府的渗入，张一面允许国民党组建各级党部，一面暗中扶持青年党。1929年9月至1930年夏，李璜视察华北和东北党务，“期间曾晤张学良、冯庸等人，得其允诺帮忙，使得‘中青’在东北党务拓展不少”。(62)仅东北讲武堂，青年党员即由近百人上升至200多人。(63)1930年9月，东北军再度入关。在张的资助下，青年党声势渐涨，由沈阳香港而集合于北平，以教育局和中小学为活动大本营。天津市长臧启芳、东北炮兵司令邹作华、北平教育局长王捷侠均被青年党发展为党员。(64)南京政府对青年党在东北军中的兵运工作，并未掉以轻心。东北军第51军卫戍平津时，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军部，要求查明具报：由东北讲武堂结业分配至该部服务的学员中，有没有青年党人?(65)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蒋力量均打起民族主义的旗帜，谴责日寇侵略，抨击不抵抗策略。9月26日，青年党发表《为日军占领东北事告全国国民书》，提议“政党休战”，呼吁国民党立即取消一党专政，还政于国民。青年党决定“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行动”；“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66)12月，李璜、左舜生等参加由社会人士组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立即解除党禁，进行制宪”。(67)政党休战、停止对国民党言论攻击和革命行动，对青年党而言，有进有退。进的方面：青年党以救亡为契机，呼吁宪政，软性对抗国民政府，目的是从现行统治秩序中谋取一定的合法参政权。退的方面：青年党一直是国民党重点打击的对象，军事活动屡次毁于对手的打压。军事上，青年党没有多少实力，也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对国民党构成巨大威胁。所以，青年党停止对国民党的革命行动，一致抗日，不过是顺口说了乖话。尽管如此，相对于此前“打倒蒋介石”之类的口号，青年党还是释放了点“善意”，以便日后为自己留有政治余地。
呼吁国民党解除党禁、接受宪政，与1928年《新路》发刊词所传达出的政治用意一致。所不同的是，青年党利用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的风潮。青年党言论的渐渐转向，意味着该党针对国民党的行动策略即将发生大的转变。其奥妙之处在于，青年党虽然仍不服输，但已预留退路。一旦该党军事活动败北，党力进一步疲软，便可以“抗日”、“团结”等为口号，宣布停止对国民党的敌对行为，借以换取国民党对青年党存在的认可。
当然，此时的青年党，不会轻易放弃和国民党“扳手腕”的良机。1931年12月15日，蒋被迫下野。面对国内局势的阴晴陡变，青年党表面示好国民党，背地里采纳部分党员武力救国、组建党军的提议。(68)青年党成规模、独立的武装抗日，以1932年1月28日的淞沪抗战为标志。青年党一直津津乐道十九路军翁照垣(青年党员)部的一·二八抗日：“不知推动这次抗战的，实由于中国青年党。”(69)青年党组成由125人构成的“南京中国抗日救国义勇军铁血军”，命戴天人率领。2月3日，铁血军由南京抵达上海，交翁指挥。(70)青年党的真实用意是：“发动一二八战役，组织抗日急进会及铁血军，希图取得政权。”(71)京沪一带自南京政府建立起，就被蒋视为禁脔之地。面对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反蒋派别)，在京沪各显“抗日”神通，已经复职的蒋介石怎能善罢甘休。1932年3月1日，蒋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5月5日淞沪协定签字，中日之争以政治方式解决。6月，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京畿重地由黄埔系接掌。异己军事力量的调离、京沪抗日风波的平定，使得各反蒋力量再无借口与活动余地。青年党在京沪一带的武装抗日活动，“才算暂告终止”。(72)
华东虽暂时平息，但东北和华北向非蒋介石所能掌控。青年党一·二八抗日和告国民书，为自己博得了声誉和物质利益。朱庆澜从海外华侨处(73)，为青年党募得大笔捐款。(74)有了资金撑腰，又有不少同为沦落人的“抗日豪杰”可资壮胆，青年党组建武装的信心和勇气被刺激起来。1932年5月，李璜带着14万大洋赶赴天津，成立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统筹青年党的军事活动。(75)青年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王镇五派遣建党元老周道、喻翊忠等人，到长城冷口外永安堡组成一支不足百人的义勇军。该军直属青年党，有少数枪支。(76)
因军力过于单薄，青年党决定将义款主要用于支援原有抗日武装。李璜派人联络以马贼为主的游击武装。每次游击武装出动，两三名青年党员跟随一同作战，以起到督导和见证作用。“每打翻敌人火车一次，奖大洋五千；杀死敌人军官一个，奖大洋五百。”鉴于以义款支援游击武装的抗日方式不能持久，青年党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深入敌后。“第一，必需我们忠勇的同志独立从事去组织义勇军……第二……训练青年勇敢同志，不断的送出关去加强我们义勇军的阵容。”(77)高校是青年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大学生党员是青年党贯彻政纲的重要力量。还在1931年10月，流离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青年党员苗可秀，在党的指令下，于北平成立东北学生军。12月底，苗衔党命，出关参加东北义勇军工作，主要在辽东和辽南一带进行游击活动。(78)
为扩充武力，李璜还展开对驻守平津一带的东北军的策动工作。经李劝说，张学良答应东北军拿出一师武力，交由翁照垣统领。对蒋而言，越早解决中日问题，就可以越早解决异己武力，对其统治越为有利。李璜认为，南京政府一旦与日妥协，则翁师必立不住脚，青年党抗日作法更将无从说起。李到天津与曾琦商议对策，最终决定撤退计划，并由李返回北平布置一切。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定《塘沽协定》。南京政府在日方压力下大肆搜捕在野抗日力量，青年党首当其冲。加之此前，青年党内东北籍党员多跟着王捷侠和霍维周搞分裂活动，最终酿成霍维周案，导致青年党不能在平津立足。(79)为避抓捕，已牺牲大半的翁部解散。青年党除留下少数党员做地下工作外，大部分党员南下避难。随着北方党务的瘫痪，该党决定南下发展。(80)
青年党此前就有党务南移的准备。1932年冬，青年党义勇军出关不利，中央党部即决定“图南”。段慎修被派为湘省党部委员长，负责筹划。青年党在湘西掌握了一小股名为“湖南保商团”的部队，试图以此作为经营根据地的武力基础。湖南保商团有人枪3000多，名义上受何键辖制，但始终不为何所容。为寻求出路，自团长贺竞成等以下干部，大半加入了青年党。(81)青年党湖南省党部欲以这股力量，发起暴动，占据湘西。1933年4月，保皇党力量——汉口同善社愿意出钱，助青年党反蒋。同善社先后拨款10万元，青年党给暴动武装取名抗日救国军。除保商团外，还有会同县保安团和中央军第63师。会同县保安团有1450人，团主任和一部分干部参加了青年党，愿意接受改编。第63师在江西围剿红军，师长陈光中是准青年党分子。为使暴动顺利进行，以待西南各省策应，段慎修请曾琦到湖南统一指挥。曾把抗日救国军编为两个军，自兼驻军党代表。11月，抗日救国军向洪江进发。但是，因官兵的土匪习性、乡土观念、曾琦与段慎修之间的权力争夺，以及行动有违抗日的大趋势，抗日救国军内部发生动摇，最后被何键的部队歼灭。接替曾琦担任党代表的段慎修私自逃离部队，青年党委派的前敌总指挥喻翊忠被杀。青年党的“图南”以彻底失败而告终。(82)
在东北，1935年6月，苗可秀部在杨家沟战役遭到日军重创后，青年党作为一个团体的武装抗日活动划上了句号。(83)
对比前两个阶段，青年党这一时期虽然设置驻军党代表，建立起了自己的党军，但规模不大。在内外交困下，青年党的军事活动找不到出头之路。解码青年党的党军起伏命运，既有助于理解青年党和张学良等军事将领，相互利用、相互提防和相互拆台的复杂关系，更能深刻感悟该党诸多致命的缺陷：
其一，青年党无法改造游击和土匪武装，军力难以积小而大，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
青年党的高层领导，几乎都是高校教师(84)，意识形态宣传能力弱于共产党，却强于国民党。青年党可以比较自如地挥动笔杆子，但对如何创建党军，如何掌控枪杆子，青年党并没有自己的可行方案。尽管多年从事军事活动，但青年党一直疏于军事制度与军事机构的建设。当机会降临，可以由自己组建武装时，青年党竟手足无措。
正因为这样，青年党私下向两个政敌——国共两党学习，在义勇军中分别设置有政治部和军政部。比如，王捷侠担任义勇军总指挥兼政治主任，王兴中为军政部长。(85)在南方抗日救国军中，曾琦更是自兼党代表。党代表和政治部制是国共以俄为师，贯彻以党领军的重要制度。青年党即使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并且派遣党员监督游击武装，却依然无法控制住军队。青年党不是依靠政治教育、组织力量及与广大底层民众的连结，来增强对官兵的控驭，而是依靠金钱奖励来提振部队士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十年后李璜回忆此事，不仅没有把利用金钱统领军队，看作青年党组建党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来加以反思，反而依旧把金钱奖励作为青年党动员民众抗日的功绩，并再次大书特书。马贼出身的游击队和抗日救国军组织纪律性本就不强，随着款项逐渐用尽，他们得不到物质好处，不愿听命党的领导。青年党的军事活动，无不因此而败北。
青年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华北平津等城市的教育界，党组织的触角没有延伸到广大农村，更没有自己的地方政权和根据地。青年党从创立时起，就没有如同国共那样，建立起自己的党、政、军三位一体、互为犄角、相互借重的战略格局。青年党即使派遣党员和党代表监军，也只是徒有其表，得不到武装力量的理解与配合。青年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与国共两党的毛蒋相比，缺乏事必躬亲、不畏艰辛、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创业精神。曾琦尽管来到湘西策划暴动事宜，但与陈光中和段慎修的合作并不默契。为争夺最高军事指挥权，曾琦甚至被段慎修排挤而去。(86)统筹负责东北义勇军事务的李璜，“则远居租界，过其安适生活”。(87)知识分子眼高手低的劣处，在青年党领袖的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其二，青年党无法掌控党内军事将领，不可能像共产党那样，实现以党领军，以文制武。
武装力量原本就特别薄弱的青年党，又因为党、军领袖之间的内讧摩擦，而导致军事活动几乎崩溃。其中，李璜和王捷侠之间的矛盾，直接造成青年党在华北无以为继，并使东北义勇军陷于瘫痪。实际上，青年党最高领导一直不够稳定。这既使党组织松散无力，又刺激后起者对权位的觊觎。1932年夏，青年党于北平召开七大，内部破裂几不可收拾，致使前届委员全体弃权，后届重新另选。(88)全代会改选“少壮同志”于复先为委员长(89)，王捷侠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大上，青年党少壮派决议组织义勇军，公开抗日。(90)
两位前委员长曾琦和李璜，都有强烈的党魁抱负。在李眼中，“我知君劢与慕韩，两位皆书生习气甚重，各有其为学主见，与党魁抱负，与我之客观对事与虚己待人的习性不同”。(91)李的这段回忆文字，不仅贬低建党领袖曾琦，而且自我表扬、自我吹嘘，言谈中大有青年党“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态势。就是在最高层变动不居、青年党决定组建党军的背景下，坐镇后方统筹义勇军事务的李璜和前线义勇军负责人王捷侠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权力斗争。一方面，前届中央委员虽退居幕后，但影响仍在。另一方面，后起少壮派想聚集自己的力量，名正言顺地顶替前届委员。少壮派之所以议决组建义勇军，就是希望借助军权的保驾护航，牢固树立后起者的权力与地位。这样，党军的组建不仅没有起到弥合党内高层裂痕的作用，反而使得高层之间的分歧更为严重。
因王与义勇军联络甚久，青年党“乃任捷侠以总指挥及政治主任之职”。王在党、军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对李璜很不尊重。这不仅招致党内文人的猜忌，也引起党内武人的争权夺利。王捷侠后来称：“一二忌嫉之辈，妄言捷侠吸收义军不事报告……加捷侠以罪名。”“但彼奸邪之辈，时起怀疑之念，谓义军首领皆捷侠所介绍所指导，将来势力扩大，势必与彼不利。于是又决心去侠，而密煽长城(王镇五)继任斯职……后以化人(王慎庐)活动甚力……长城遂带病继余就职。”12月31日，李璜秘密召集青年党中全会，以王“不赴前方……贻误戎机……将该党中央所拨接济义军一万元私自浪费殆尽，毫未报账”等为由，“决议停止捷侠中委职权，并予一等二级之处分(开除监视)”。李璜和王捷侠之间的嫌隙，起因多端。双方表面是为了钱，实际是都想把有限的资金，分配到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从而增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青年党内文武要人之间的摩擦，使得“党员既对于党失望而复不平，对于党的领袖更加怀疑而失信仰”。(92)
李王之间的冲突反映出：青年党没有真正众望所归的领袖，党的至上凝聚力没有形成。权力的内耗，使得党的形象受损，力量遭到削弱，意识形态的光环变暗。而这又反过来刺激党内高层，诸如曾琦、李璜、王捷侠等人，越来越注重现实主义的东西——军权。他们谁都明白，谁能牢固控制住军队，谁就能够牢固控制住党。围绕武装力量，党内文人制服不了武人，武人也没有办法控驭住党，最终两败俱伤。
其三，青年党缺乏对东北籍军事将领活动的技巧和灵活性，张学良对于青年党的取舍态度，是青年党军事运动存亡续绝的又一重要条件。
东北军丢失东三省，张学良实力大为受损，东北集团“动荡不定”。(93)1932年8月起，张与汪精卫冲突尖锐，屡次提出辞呈。(94)与此同时，东北籍青年党领导人王捷侠和霍维舟等，与曾琦和李璜为争中央委员名额，关系逐渐破裂。王霍等人都有“豪杰”气概，不愿受曾李挟制(95)，谋划以东北籍青年党人为基础，另起炉灶。王政治眼光比较敏锐，想借张之力，聚集力量。王看到张的窘状，趁机说服他同意组建政治组织，以收拾人心。1932年冬，王捷侠见条件成熟，酝酿脱离青年党，筹组新党。
张学良此前扶植青年党，目的是为己所用。一旦青年党想突破张的控驭，并力图挖东北军的墙脚，张就会遣离青年党人。长城抗战前，张以“乱军纪”为名，警告李璜，勿打东北军的主意，真实原因是“深怕部下离贰”。(96)不过，张表面上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反而给了青年党人一个师的武力。这样，张既把暴露身份的青年党人借机清理了出去，又给了此前的盟友青年党一个面子、一份实力。但是在背地里，1932年冬至1933年初，张学良却利用王捷侠，以青年党内的东北籍党员为主干，另组国社党。(97)张想借国社党，重新凝聚漂泊在外、且饱受国人诟病的东北军的军心。
1933年2月，王霍召开青年党东北派重要人员会议，决定由王霍领头声明，退出青年党，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张学良是国社党的幕后人和支持者，出任总裁。3月初，热河兵败，张被迫下野(98)，蒋安排他去欧洲考察军事。3月中旬，张赴上海戒毒，趁机秘密与南方国社党头目张君劢会晤，商谈南北国社党合流共图大计。但因补助党费和党内席位问题，双方未达成协议。(99)
王霍的弃“青”建“国”，造成青年党重大裂痕。1933年暑假(100)，青年党派人暗杀了霍维舟。霍之死，使国社党与青年党在华北更加水火不容。“北方同志中颇多对南方同志发生误会，纷纷另做打算，致北方党务几乎完全解体。”(101)王霍之变，是在内外压力和诱惑下(102)，党内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东北集团一直是青年党获得经济资助，从事军事活动的重要依赖力量。两者之间的相互利用，发展到了后来的相互拆台。最终，青年党失去最重要的靠山，不得不退出北方。
四、内外交困下青年党路线的被迫转向
1932年，南京政府召集国难会议。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七人被邀，可算国青两党合作的先声。青年党主张先取消党治，再开会议。北平国难会议公推熊希龄、李璜等四人为代表，赴南京与国民政府商讨。汪精卫声色俱厉地对代表说，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取得的，你们要求取消党治，就革命好了。于是代表等拂袖而去。(103)“政权是由流血取得的”，这类话语出自蒋介石之口，容易让人理解。未料到，此话竟由国民党内的文人代表汪精卫说出。不过，检讨汪的政治生涯，反而更能让人体会“政权是由流血取得的”之真谛。汪的政坛经历及其“大彻大悟”的一席话，更能说明：没有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均只能永远是民国政治舞台的看客或配角。
正因为认识到军队独一无二的作用，以蒋为代表的南京政权，绝对容不下共产党、青年党等其他党派的军事运作。对于青年党，国民党固然不需要像对付共产党那样，用武力加以剿除。但也绝不允许青年党在任何一支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军队中，图谋不轨。东北军尽管不是蒋的嫡系，但他也担心异党的渗入。蒋频频向张施加压力，要求驱逐青年党在东北军和地方上的势力。蒋没有想到的是，青年党在东北军中的发展，竟引起了张自己的警觉。张对青年党的拆台和青年党的反弹报复，直接导致霍维周事件，青年党无法继续在华北活动下去。
处处碰壁，多重矛盾，使青年党不知如何前行。党内在抗日还是降日、继续反对一党专政还是与国民党妥协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不少投机政客责备曾琦“脑筋陈腐，不堪领导”。(104)大多数党员越来越“市侩化”，希望尽快改变党的路线，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这些人认为，民主政治不过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幌子，只要有利可图，没有什么政治原则可言。(105)曾琦不得不改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转与国民党妥协。因反共方向的一致，军事活动一地鸡毛的青年党，一直在寻找与国民党合作的机会。但是一党专政下的国民党，怎会善待一个指责自己专制独裁，却又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凭借的政党呢?
在这种前进无路、内外交困、组织瘫痪、党务停顿的背景下(106)，为了避免党的溃散，青年党不得不选择“放弃革命，改走宪政”的道路。(107)青年党冀望党派合作，达到与国民党分享政权和实现宪政的目的，将决战之地正式由“疆场”转移到“议场”。这样，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成为青年党路线转型政策指导下的必选之路。在国民党的压力和自身矛盾不可调解的局面下，青年党以放弃武力和不参与任何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为条件，获得了国民党的默许。其后，青年党在言论上由激烈对抗，转向小心讨好。党内决定克服反蒋情绪，改变对国民党的批评和反对态度。青年党决定停止单独的抗日活动，支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国民党领袖交换对时局的意见(108)，尽量建立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
在蒋眼中，青年党要投奔国民党，必须放下武器，远离军队。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后，拥护蒋武力统一中国。蒋借口军队国家化，捏称东北军和东北大学已“国家主义”化，要张澄清东北军中的青年党、国社党和复东会问题。张顺应了蒋的要求，要青年党交出在东北军内的名单，取消在东北军内的组织。有愿意继续供职者可以留下，但必须与青年党脱离关系。(109)这样，青年党的组织在东北军中基本消失，国社党和复东会也被迫取消。随着青年党的利爪逐条逐条的被国民党除去，蒋心头的大石慢慢放了下来。既然对手没有了武器，且两党还有共同的敌人，蒋也乐得给个人情。1934年春，蒋有意联络青年党，以便共同对付共产党。蒋致电左舜生，邀其赴庐山会谈。青年党确定与国民党合作的三原则：“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角逐”。(110)已经俯首就范的青年党，希望能给自己留下一点脸面。这年夏，左代表青年党到庐山拜见蒋，这是两党主要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蒋左达成口头协议：青年党可以存在，但不能发展；只能反共，不能反国民党；青年党在军队中的要退出。(111)
得到国民党的“谅解”与“保护”，1934年冬，青年党开始恢复中央领导机构。1935年初，左舜生临时在上海主持青年党中央工作。为扭转党的局面，他和李璜寻求与蒋的合作，以便蒋在经济上支持青年党，但却由此遭到党内广东同志的批评。左舜生在回信给广东子行等党员时承认青年党“过去十二年，用去几及百万，十之八九均来自各省之实力派”；又说：“过去靠孙传芳、张学良、韩复榘等以求生存，决不是一个革命党应走的路线，我们也承认或许将来靠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以图生存，也不是一个革命党应走的路线，但我们希望大家提出可走的路线出来，只要多数同志赞成，我们当然决无成见”。(112)这段表白不仅反映了青年党自始即联络各类军事实力派的目的所在，而且昭示了青年党在民国政治史上望他人脸色行事、地位尴尬的由来。同时，还能看出：青年党内心极度渴望走独立自主的“革命”之路，以建立自己心目中的“全民政权”。
但是，倘若一旦离开了军事实力派的经费援助，党连生存问题都不能解决，又怎么能独立地走向青年党心目中圣洁的革命呢?这样的党，又没有国际力量可做依托，在专制独裁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又有多少的生命力可言呢?要“革命”，还是要“保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缺少底层民众支持的青年党，万般无奈地选择了向国民党低头。1935年夏，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八届全代会。在蒋介石的授意和支持下，选举左舜生出任委员长。以八大为标志，青年党的政治路线被迫正式转向——由独立转为依附。这也意味着，那个曾以革命政党自诩的青年党革命身份的终结。
五、结语
国民党百般打压青共两党的军事运动，用意无非是：通过垄断军事运动，肃清一切异己力量，最终垄断全国所有权力。透过国青两党的恩怨角斗，可以更好地解读“有兵始有权”、“有兵始有政”、“有兵始有一切”的严酷现实。青年党军事活动的失败，实际宣告该党试图与国共一决高下企图的彻底破产。第三大党自此沦为虚名。青年党要想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美其名曰改走“宪政”之路。其间的奥妙之处，并非完全如青年党所言——为了整个民族的抗战。
学界常把国共之外的其他党派，或定名为民主政党，或称之为中间势力、第三种力量等。青年党由革命政党，到被迫放弃军事活动的前因后果，毋宁说明：所谓的民主政党、中间势力、第三种力量，从国内政治发展的全局来看，最多只是一个暂时的、表面的、泡沫化的力量。要么依附于“国”，要么依附于“共”，不管有多么的不情愿，这却是包括青年党在内的众多其他党派必然的、注定的命运。
青年党军事活动从兴起、发展到归于平寂，恰恰说明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20世纪以来，表面喧闹一时的所谓“民主”政党的出现、发展，决不是中国政治多元化发展的合理、顺利与积极的产物。相反，极度冲击人们常规思维的是，这种现象实实在在的是中国政治泛武装化、武力独大下的无奈畸胎。
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3)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任何政治力量只能依靠物质力量——军队——打垮政治竞争对手，才能成为时代的主角。而支撑起军队，使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为意识形态，二为人民群众。进一步地推究，克敌制胜的法宝，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政治力量与广大民众距离的远近。
1923—1935年青年党军事活动的跌宕起伏，既说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秩序渐趋稳定，更揭示出青年党自身的暗斑过多。青年党无论党内文人还是武人，都没有办法使党的武装力量积小而大。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红军部队，面对国民党倾尽全力的军事围剿，历经数万里的战略转移，军心却仍然凝聚成强固的一体。中共在陕北的后来居上，既与抗日时代背景有关，更与党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运动的策略密切相关，尤其是与深得民心的土地政策密不可分。历史是公平的。在民国政治舞台上，历史给了青年党多次锻造武力的机会，青年党却没有能力使武力发扬光大。
直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依旧不允许青年党从事军事活动。为此，李璜气愤已极。1949年秋，李抵达香港，拒不赴台湾。“彼时我对台北，业已失望达于极点；经我半年奔走经营，临到大局整个崩溃边沿，而当政者仍旧党见甚深，不愿异军起而集结武力，以抗共军，则我既无官守，又无言责，跑去台北，有何意义。”(114)有心从事军事活动却无力回天的青年党，尽管多数党员去了台湾，但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戒严时期，注定摆脱不了继续依附的“花瓶”命运。
注释：
①青年党在建党9周年后的1932年，仍宣称自己“实为领导民众救国的唯一革命党”。《中国青年党建党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国民书》(1932年12月15日)，转见方庆秋《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②方庆秋：《中国青年党》，第59页。
③因农工民主党发起人邓演达的军人背景，学界对该党1930年代前期的军事工作较为熟悉。此外，目前对青年党、民盟及其他中间势力的研究，多从民主、抗战、思想文教及其与国共关系等入手。海峡两岸很少见有专门论及中间势力军事活动的文字。这一疏忽，非常不利于对中间势力客观、全面的解读，更不利于深刻了解民国政治力量的生存规则。
④有关青年党的革命观，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4—105页。
⑤《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1923年12月2日于法京巴黎)，方庆秋：《中国青年党》，第3—4页。
⑥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7页。
⑦分别参见汪潜《青年党的前期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李森《国家主义青年党与五省联军的一些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⑧《“中青”之诞生与少年中国学会》，天裳：《中青史话》，《中青》(半月刊)创刊号，1941年4月18日。
⑨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152—153页。
⑩曾琦：《自订年谱》(1926年)，转引沈云龙《两位分共先驱——梁任公与曾慕韩》，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5期，1978年5月，第37—44页。
(11)《中国青年党简史》(1946年7月)，方庆秋：《中国青年党》，第16页。
(12)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51页。
(13)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北平鹰山社出版部1930年版，第11—12页。
(14)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27页。
(15)曾琦：《自订年谱》(1926年)，转引沈云龙《两位分共先驱——梁任公与曾慕韩》，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5期，1978年5月，第37—44页。
(16)《中国青年党简史》(1946年7月)，方庆秋：《中国青年党》，第16页。
(17)《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1923年12月2日于法京巴黎)，方庆秋：《中国青年党》，第3—4页。
(18)《中国青年党简史》(1946年7月)，方庆秋：《中国青年党》，第14页。
(19)左舜生：《记曾慕韩》，《中国现代名人轶事》，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版，第99页。
(20)汪潜：《青年党的前期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249页。汪早年参加青年党，后任青年党四川省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242页。
(21)李森：《国家主义青年党与五省联军的一些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108页。李森当时系金陵陆军军官学校学员队学员。
(22)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对国家主义派的反攻》第1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1926年印行，第56页。
(23)李翔：《主义治军、以党领军与以军控党——论1923—1926年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引入与变异》，《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92—199页。
(24)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152—153页。
(25)余家菊：《回忆录》，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51—52页。
(26)李森：《国家主义青年党与五省联军的一些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108—109页。
(27)李翔：《模铸革命先进：论黄埔军校思想教育方式》(1924—1925)，《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213—219页。
(28)余家菊：《回忆录》，第51—52页。
(29)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76页。段曾任青年党中央常委、北平市党部委员长、湖南省党部委员长、中央内务部长等职。段是新中国在押战犯中，未及释放即病逝于管理所的167人之一。《中国青年党的真相》是其在押期间的交代文字。因段担任内务部长，故对青年党的事务所知甚多。
(30)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152—153页。
(31)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76页。
(32)青年党人刘泗英(1895—1995)与吴佩孚的关系甚密。这从多年以后的一件事情中，更能看出来：1939年元旦，蒋介石派刘秘密抵达北平。蒋通过刘，送吴佩孚一笔巨款，以免吴被日本人利用。参见《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33)汪潜：《青年党的前期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248页。汪潜和汪崇屏两人的回忆，均传递出同样的信息：青年党人刘泗英和吴佩孚过从密切。
(34)《杨森致刘湘等告以吴佩孚抵夔秋凉西上电》(1927年7月22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页。
(35)汪潜：《青年党的前期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249页。
(36)本段及下一段引文均出自《新路》(1928年2月1日)，《新路》第1卷第1期，发刊词。
(37)抗战时期，青年党等第三种力量“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口号，在《新路》发刊词中均已露出其端倪。第三种力量“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真实用意，参见李翔《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因素试析(1945—1946)》，《民国档案》2011年第4期，第127—129页。
(38)黄应乾等：《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91页。黄应乾(1903—1968)，先后加入过共产党、国民党、民盟。解放战争时期，响应中共号召，对刘文辉、邓锡侯的起义起过一定作用。
(39)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73—174页。
(40)汪潜：《青年党的前期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250页。
(41)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在北平招待各界讲)，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行，第323页。
(42)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1929年4月25日)，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4页。
(43)陈祖武：《吴佩孚逃川记》，《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177页。陈祖武、汪潜、黄应乾三人，对青年党与吴佩孚在四川的军事运动，均有比较详实的记录。此三人的文章，与李璜的有关青年党在四川军事运动的回忆文字，既可以相互补充，又可以相互印证。
(44)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第169页。
(45)黄应乾等：《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94—195页。
(46)《吴佩孚定期离川赴汉致各国驻华使馆电》(1930年5月29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477页。
(47)沈云龙主编：《曾慕韩(琦)先生年谱·日记》，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印行，出版时间不详，第30页。
(48)《救国真铨》，全民书局1930年印行，第15页。
(49)分别参见汪潜《青年党的前期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250页；黄应乾等《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02—206页。
(50)《吴佩孚致川各将领告别电》(1931年5月9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478页。
(51)1931—1932年，青年党又利用从四川潜赴山西的吴佩孚，谋求在西北的发展。在蒋的打压下，该计划亦告灰飞烟灭。分别参见汪潜《青年党的前期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251—252页；黄应乾等《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02—206页。
(52)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89页。
(53)曾琦自诩：“二级党员是党的核心，也是党的基干，它的外围有一级党员，外围的外围有青年团，青年团又还有别动团体作它更外的外围。从别动团体到二级党员核心，共是‘四道防线’……青年党有这‘四道防线’比任何党的组织都要严密，是攻打不破的。”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80页。
(54)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2页。
(55)[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彭刚等译：《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56)1920年代，青年党内有一批人曾想联合梁启超，共谋未来。梁记载了青年党内的少壮派对意大利墨索里尼及法西斯运动的推崇。欧阳哲生等：《粱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55页。
(57)《意大利的棒喝团与中国的国家主义》，《国魂周刊》第37期，1927年6月1日。
(58)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78页。
(59)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第205页。
(60)《贾毅请防止国家主义派活动呈》(1930年12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12页。
(61)张友坤等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337、345页。
(62)陈正茂：《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李璜先生传》，台北《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第31—35页。
(63)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第166—167页。
(64)《国家主义派之总检讨》(1930年12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919—920页。
(65)李森：《国家主义青年党与五省联军的一些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110页。
(66)沈云龙主编：《曾慕韩(琦)先生遗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13—114页。
(67)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成都，国魂书店1941年版，第54页。
(68)李献礼：《中国青年党的抗战建国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7年，第36页。
(69)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第50—51页。青年党揽淞沪抗战之功，只是该党的一面之词。陈铭枢回忆：“翁早年参加过国家主义派，但以后并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在军中搞组织活动。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有了一点声名。而青年党曾琦、李璜之流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淞沪抗战是青年党领导的’，我记得我同十九路军几位负责人曾公开予以驳斥。”见朱宗震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70)上海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军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71)萧文哲：《现代中国政党与政治》，南京中外文化社1946年印行，第30页。
(72)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第51页。
(73)张铁石：《我所了解的(北方)国家社会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张文记载朱庆澜募款到账的时间是1932年5月。
(74)《王捷侠等告青年党书》，《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1933年8月7日，“附录”，第4页。
(75)李璜：《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义勇军》，《学钝室回忆录》第10章，台北《传记文学》第19卷第3期，第12—15页。
(76)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期，第90页。
(77)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第182—183页。
(78)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记载苗可秀奉青年党党部命令，出关的时间是1932年7月。
(79)余家菊：《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1页。
(80)李璜：《翁照垣与长城抗日之役(1932—1933)》，《学钝室回忆录》第11章，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5期，第10—13页。
(81)1933年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喻翊忠策动驻湘西靖县湘保安第四区第一团团长贺竞成哗变，称全民救国军，揭五色旗，喻任前敌总指挥，贺任第一师师长。宣称：“(一)取消一切稗政，解除民众痛苦；(二)肃清各地共匪，恢复固有文明；(三)建立民众武力，准备御侮救亡。”7日，由靖县向洪江进发。何键令第十九师李觉部往剿，并分电桂、黔当局派部协剿。贺部团长杨桌投降。12月下旬，贺部在洪江附近与国民党省军战斗中失败，喻被俘枪决，贺率残部向黔边逃逸。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6页。
(82)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100—104页。段的回忆与《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所记，有如下相异之处：1、贺竟成的“竟”，分别写作“竟”、“竞”。2、喻翊忠的党籍，分别记为“青年党”、“社会民主党”。3、暴动部队的名称，各自记作“抗日救国军”、“全民救国军”。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同，一或与段记忆的减退有关，二因青年党的军事活动全系秘密运作，三因恰在此时，王捷侠等脱离青年党另立国家社会民主党，许多党员同时具有双重党籍。参见刚诚《国社党与青年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293页。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段的回忆文字可信度非常高。
(83)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第53页。
(84)李佩青：《我所知道的中国青年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287页。
(85)《王捷侠等告青年党书》，《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1933年8月7日，“附录”，第3页。
(86)段慎修：《中国青年党的真相》，全国政协文史资科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4辑，第102页。
(87)《王捷侠等告青年党书》，《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1933年8月7日，“附录”，第4页。
(88)《王捷侠等告青年党书》，《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1933年8月7日，“附录”，第2页。
(89)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173—174页。
(90)《王捷侠等告青年党书》，《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1933年8月7日，“附录”，第1页。
(91)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第201页。
(92)《王捷侠等告青年党书》，《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1933年8月7日，“附录”，第3页。
(93)张铁石：《我所了解的(北方)国家社会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320页。
(94)张学良：《就汪精卫来电的谈话》(1932年8月6日)、《致国民政府等请求辞职电》(1932年8月8日)，毕万闻：《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04、606页。
(95)张铁石：《我所了解的(北方)国家社会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320页。
(96)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第52页。
(97)此国社党又名国家社会主义派，非张君劢的国社党。王捷侠曾于1934年两度到上海与张君劢商谈，均无结果。分别参见张铁石《我所了解的(北方)国家社会党》；刚诚《国社党与青年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319—320、294页。
(98)张学良：《致国民政府请辞电》(1933年3月7日)，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661页。
(99)张铁石：《我所了解的(北方)国家社会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319—322页。
(100)刚诚：《国社党与青年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第293—294页。刚诚先为青年党党员，后来转入国社党，出身东北大学。
(101)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165页。
(102)网络上有文章透露，王霍之变与南京政府的收买密切相关，这就使得事件更为错综迷乱。参见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8f69c00100yvy3.html，2012年2月17日。
(103)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第54页。
(104)李湛之：《国家主义之检讨》，内外通讯社1934年版，第18页。
(105)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106)1933年下半年起，青年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逐渐陷于瘫痪状态，党务活动也因而停顿下来。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136页。
(107)王曼：《1935—1938年中国青年党的政治主张——以〈国论月刊〉、〈国论周刊〉和〈国光旬刊〉为考察对象》，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41页。
(108)柳下：《十八年来之中国青年党》，第54页。
(109)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108页。
(110)左舜生：《寿介公总统八十——述我与蒋先生之间的几件小事》，台北《中央日报》1966年10月31日。转引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140页。
(111)左舜生：《近30年见闻杂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6页。
(112)左舜生：《覆子行等同志书》(1935年2月26日)，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806—1808页。
(11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114)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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