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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0)01-0018-07
2009年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李大钊率先在中国竖起马克思主义大旗，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影响了我国早期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明了方向。李大钊在这方面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我国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但本世纪初，国外有学者企图否认这种共识，而这种否认，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内某些学者的默认。本文是对这种否认的回应。
一、石川对“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的否定
2002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东京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以下简称《成立史》)。2006年，该书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石川甚为自信，以至有点自负。他在后记中说：“我相信，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方面不会落后于人。”[1-1]他一再自我表白：他提出“新观点和新史实都是为了恢复历史原貌”，“回到历史现场”，“使每一具体事项都能够反映出中共成立的全貌”[1-2]。石川认为，在中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他说：陈溥贤“在五四时期率先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他还说：“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1-3]这是对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共识的否定。我国少数学者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对《成立史》大加肯定、热议和推荐，这等于默认了他的基本观点。自然，对《成立史》提出异议者不是没有，但与赞扬者相比则甚少。
石川在其论著中是怎样否定“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的共识的呢？石川的否定是同他对“渊泉”的所谓考证有关。他在《成立史》的《后记》中讲了写作的缘起。他说，中国一般的见解(事实上这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而非中国学界的一般见解)是，在《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受老师影响，他对此有异议，通过查阅书刊资料，终于弄清楚“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他非常兴奋，由此进入了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完成了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即源于此。他告诉读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的结论是由他考证弄清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这是石川的自我吹嘘。中国学者早在石川之前就已考证出“渊泉”是陈溥贤，并对陈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方面的贡献加以系统评介和肯定①。
《成立史》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第二节是“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共四目，分别是：“《晨报副刊》与陈溥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陈溥贤与日本的革新运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陈溥贤的中介作用”和“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石川虽然也承认，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创建中共的中心人物”，但他既没有对李大钊由革命民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进行分析，更没有对李大钊在传播、阐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活动和作用加以专门的论述。从该节四个目的标题一看就知，他着重介绍的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他着重说明的是：李大钊是通过日文的文献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些文献资料是由陈溥贤作为中介递给的：因此，没有陈溥贤，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符合历史的原貌吗？完全不符合。
二、李大钊在1918年底就在中国竖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
中国人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从各自的立场和需要出发，谈论、介绍过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甚至有人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共产党宣言》写过序。但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也缺乏思想条件。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前，还说不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那时的零星介绍和翻译，只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的前史。
第一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业无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五四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蔡元培在1918年11月提出的“劳工神圣”的口号很快风靡全国，显示了当时的先进分子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于劳工，认识到“今后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和人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是以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为契机的，而不是像石川那样主要归结为“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1-4]。日本出现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潮，河上肇之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是受十月革命的推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正面教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的反面教育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他们中最早、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中明确转向十月革命，转向社会主义。他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俄罗斯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吾人唯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2]。当然，此时他在历史观上还持唯心论。但是，当蔡元培讲今后要以互助论代替进化论、陈独秀讲公理战胜强权时，他却在《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中旗帜鲜明地在中国思想界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在思想史上具有标界的作用。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指出世界和中国未来的趋势。这时的李大钊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了解不多，但这两篇文章的醒目标题说明，他确实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点，抓住了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世界观的转变有一个过程，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自然还有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杂质。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是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的重要标志。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等联合发起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是《新青年》杂志的姐妹刊，两刊互相配合。据张申府回忆：《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实际负责。”[3]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栏发表了署名“舍”译的《共产党的宣言》(按：实为对《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起，至这一章的结束“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止的摘译)。译文前还有如下的话：“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这段文字是译者的还是哪位编辑者的，我们难以考证。但从《每周评论》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的思想倾向看，可以肯定，译文的发表同李大钊有关，很可能是他的主意。因为除李大钊外，此时无其他的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倾向马克思主义。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提议，就是激进的陈独秀此时也还寄希望于美国总统。
迄今为止，笔者既未发现此时的陈溥贤已译介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也未发现他有关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导。《成立史》也未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要知道，此时的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十分注意外文书籍报刊的订购与方便读者的阅读。他本人通晓英语、日语，完全可以从北京大学所订购的外文报刊杂志、书籍中了解世界大势和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思潮，而无须借助他人的译文。《成立史》在第一章第四节“李大钊与布尔什维克文献”题中也承认，《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二文中有关外国材料并非来自日语文献，而是来自西方英文报刊书籍。因此，据现有材料可以断定，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同陈溥贤并无关系。石川所说“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的话并无事实根据。
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渊泉”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无关
李大钊对马克思充满着敬意。1918年是马克思诞生100周年，他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各国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和纪念。1919年5月1日，他在《“五一节”May Day》一文里不仅指出纪念“五一节”的意义，而且说，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是世界的劳工共和国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位人物。他利用编辑《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期的机会，把该期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他自己也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读者。
按照以往惯例，《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期应在5月15日发行，但实际上延至9月才出版。为什么延期？这很可能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有关。虽然延至9月出版，但按正常情况，李大钊的编辑工作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则应早在5月之前就开展了。《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15日出版)在卷首刊了“第6卷分期编辑表：第1期陈独秀，第2期钱玄同，第3期高一涵，第4期胡适，第5期李大钊，第6期沈尹默。”因此，李大钊的编辑工作很可能从这年1月起就开始筹划、组稿了，就有把它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的设想。实际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期除“马克思研究”栏的3篇文章(其中陈启修1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渊泉翻译河上肇的2篇《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外，还编入由中国人撰写的有关介绍(包括批评)马克思生平及马克思主义的4篇文章(其中有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晨报副刊》从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起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先后连载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食力译的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渊泉译的柯祖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迄今为止，无有人(包括石川在内)提供李大钊把《新青年》第6卷第5期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是受了陈溥贤影响的证据。相反，我们倒是有理由认为，《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很可能是受了李大钊的提议或指导。因为李大钊与《晨报副刊》关系密切。这年2月7日，《晨报》第7版改革，新开辟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栏目。“自由论坛”的首篇文章为李的《战后世界之潮流》，连载三天。在此后至5月1日期间，他在该论坛共发7篇文章，分16天刊载，是这期间在“自由论坛”上发文最多的作者。而该论坛并无“渊泉”的文章。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带有译介的性质，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过程中的重要文献。该文最后定稿自然是这期出版前的8月，但他撰稿则很可能是在5月之前就开始。关于该文的写作动机和材料来源，李大钊在论文第一部分交待得十分明白。他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了风靡世界的势子。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解释。”[4]这表明，李大钊关注的是各国学者的研究，而非仅仅日本一国。在关于唯物史观的介绍部分，他标出“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关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的关系，日本学者、研究李大钊专家后藤延子女士在1984年10月北京召开的“李大钊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作过报告[5]。
石川提出，李大钊的文章引用了陈溥贤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论文，并以此来证明他的“撇开了陈溥贤，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石川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引用陈溥贤‘渊泉’的笔名已在《晨报》副刊上译介河上肇的论文。”[6-1]李大钊在文中真的引用了陈溥贤的译文了吗？没有，完全没有。“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首次发表在《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8日，该译文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应肯定。但若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用了该译文，则无事实根据。我们只须把两者相关文字进行比对，就可明了李大钊并没有引用“渊泉”的译文。再者，李大钊所引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和《共产党宣言》的“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一段话，均是“渊泉”译文所没有的。
重视考证的石川并没有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渊泉”译文进行比对。他不是拿证据说话，而仅仅从自己设定的前提进行推论。他说，在中国，“汉语的社会主义文献奇少自不待言，连与外语有关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几乎难以弄到，想到这点(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李大钊在1919年上半年就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介绍，其背后除李大钊自身的原因外，另一原因是有着陈溥贤等这些提供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最新文献的支援者。”[6-1]他进而又推论说：“五四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离开了同时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是不能论及的。”[6-2]他在《成立史》中更进一步说：“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李大钊的。”“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日本朋友。”[1-5]“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克思主义的。”[1-3]很显然，石川的上述论断并无任何的考证根据，仅仅只是一种主观推论而已。而他的推论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条件上的：陈溥贤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再加上陈溥贤提供的日文马克思主义文献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料的唯一来源。这前提条件显然不真实。日本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首要渠道，对此，一般中国学者都承认。石川在具体厘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之间的关系上花了很大功夫，提供了许多具体材料，对此应加以充分肯定。但是，一方面，日本决不是唯一渠道，此外还有西欧各国和俄国；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李大钊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直接从英、日语的经典著作和解释文献及有关报导中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定要借助于陈溥贤的资料不可。
四、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影响和地位是陈溥贤不能相比的
从思想文化传播史讲，所谓对某学说或思想文化的“第一传人”、“率先传播者”，固然具有时间方面的含义，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其在一定时期之内的影响和地位，如蔡元培所言严复是近代把西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传播时期的影响和地位而言，陈溥贤无法同李大钊相比。
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闽侯人，比李大钊小两岁。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中学卒业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在留学时任留日学生会文事委员会编辑，李大钊则为该编辑委员会主任。他俩又同时是“中国经济财政学会”1916年的责任会员②。陈回国后，一度任北京众议院秘书，1918年赴英，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旋即返国，入《晨钟报》任编辑。1918年9月，《晨钟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出卖山东权益的丑恶行径而遭勒令停刊。同年12月1日复刊，更名《晨报》，陈仍主持编辑。1918年末，陈作为《晨报》记者被派往日本，五四运动前回国③。
1916年8月，《晨钟报》创办时，李大钊任编辑主任，但因政治观点不同，很快(9月5日)就辞职，离开该报。所以梁漱溟回忆道：陈溥贤“与守常(李大钊)同主《晨钟报》笔政”。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梁前往吊唁致哀时曾遇陈[7]。据此，笔者认为，“李大钊与陈溥贤是老同学、老同事。”[8]陈溥贤在五四时期译介《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人类三大基本之权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资本论释义》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应肯定的，尽管后来的历史表明，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作为《晨报》派往日本的记者写的报导对李大钊无疑是有益的。甚至我们也可认同石川的以下推论：他把在日本收集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递送给好友、同事李大钊，对李学习马克思主义有所帮助。但如前所述，李大钊绝不是通过陈溥贤的中介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相反，倒是可以认为，陈溥贤是在李大钊的影响、建议和推动下译介上述论著的。因为李大钊本人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辑，无暇从事翻译，完全有可能建议自己的好友、同事陈溥贤来做这工作。
翻译经典原著和解释性著作，无疑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因此，对译介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给予充分肯定。但也应看到，译介只是传播的一种形式，除译介外，还有其他形式，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等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中国实际，写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和从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际运动。从这方面讲，李大钊不只是译介者，也不只是一般的传播者，而是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一文，既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远远超出于当时的一般译介者，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同时也表明，他是同非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论争的第一人。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而决不是仅仅把它看作单纯的学术文化。他在《新纪元》中明确指出，1917年俄国革命的血，1918年德奥国革命的血，洗出了一个新纪元。从今以后，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被国界。“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9]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看到了一线曙光，一线光明，应努力前去为人类的活动，作出点有益人类的工作。他在《战后之世界潮流》中指出：新发生的德、俄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不同于从前的英、美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今日的世界大有Bolsheviki化的趋势。他在《劳动教育》(1919年2月14、15日)、《青年与农民》(1919年2月20-23日)、《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1919年3月14-16日)、《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文中，关注工人、农民、农村、青年问题，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他在《废娼问题》(1919年4月27日)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提出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办法，非根本改造社会组织不可。以上文章，自然带有幼稚性，杂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向则是鲜明的，都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运用的文献，有筚路蓝缕之功。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前已同陈独秀、胡适等一起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颇有社会影响。他之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其影响和作用，远非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者所能相比。也正是这种地位和影响，使他与陈独秀，一北一南，形成了相约(携手)建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
石川偏爱陈溥贤是可以的，重视陈溥贤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功绩(其实，对此中国学者王炯华在由庄福龄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由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两书里早有系统介绍)也是应肯定的，但他无根据地说“撇开陈溥贤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的历史地位，这是极不严肃的。《成立史》字里行间流露出石川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存有偏见。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郭湛波就从思想史角度有过充分肯定李大钊历史地位的类似评论。他说：“李(大钊)先生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者，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其重要可以知矣。”[10]郭湛波只是一位尊重历史的进步学者，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更非是共产党人。
五、为什么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这里还须讨论的是：处在同一条件下的众多革命民主主义者中，为什么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如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对我们有何启示？
李大钊比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要早1年多时间，前者对后者的转变有重要影响，后者完成转变的主要标志是1920年9月1日刊于《新青年》的《谈政治》。从两人的相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为什么能率先竖起马克思主义大旗，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者的原因。
第一，李大钊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始终注视着西方各国的政治动向，从而最先感知由俄国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和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对西方政治学和欧洲革命史有较好的了解，这是他进行法、俄革命比较并得出正确结论的重要知识条件。他不仅关注国内问题，而且关注世界大势和动向。据《李大钊文集》，从1917年4月至1918年12月，他共发表50多篇文章，其中有关国际问题的约16篇，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欧洲工人运动等。正是从对世界形势的观察中，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危机，看到不可阻遏的世界革命潮流和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的形势，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俄国革命。陈独秀则不同，据《陈独秀文章选编》，他从1917年4月至1918年12月共发表文章、通信等约60余篇，其中专论国际的只有三四篇。这时的陈独秀埋头于国内问题，集中精力批判尊孔复辟逆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这种情况使他不能更多地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看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西方的工人运动，听不见俄国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民主主义上，迷信公理战胜强权，寄希望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只是在1919年5月的巴黎和会、五四爱国运动、尤其是98天的铁窗生活的实践教育下，他才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具有世界眼光，时刻关注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动向是多么重要。另外，李大钊比陈独秀年轻10岁，俄国十月革命时，还不到30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没有陈独秀深，因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他先于陈独秀转变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是，重视众庶的力量，批判英雄史观。他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四万万中国人民。李大钊历史观上的这一优点，使他能比较容易地从西欧的革命运动和俄国的革命中，看到群众运动的威力和劳工的伟大，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发出“庶民的胜利”的呼喊。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正相反，他在历史观上的突出缺陷是群众落后论，片面夸大群众的落后面，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历史观的这种缺陷，使他不能像李大钊那样很快从十月革命中看到劳工阶级的伟大，也认识不到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若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与陈独秀的《克林德碑》一文相比较，就能明显看到，两人由群众观的不同导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看法的不同：在思想上，一个与时俱进，一个则停滞不前。
第三，在文化观上，李大钊高出于同时代的人，主张东西文明融合，寄希望于由东西文明融合而成的第三种文明。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具有丰富的直观的辩证法思想，他看到矛盾的普遍存在，既承认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又承认矛盾对立的同一、转化。受调和论、互助论的影响，他把对立面的统一看成是对立面的调和，主张调和论。基于这种观点，在东西文明的关系上，他同陈独秀的东西文明若水火不相容的观点不同，主张两者调和、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他认为，东西方文明都不能解救当前世界的危机，只有调和东西文明的第三种文明才能担当此重任。第三种文明在哪里？受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处于欧亚交界之处，故其文明要素具有欧亚文明之特质，未来世界新文明，舍俄罗斯人文明莫属。哲学上的调和论，自然不正确，但东西文明融合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上的地理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李大钊寄希望于俄罗斯文明的思想，无疑有利于他转向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有利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
总之，李大钊和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国内形势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外历史发展的使然。李大钊具有以上诸方面的优点和特点，这是他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的主观条件。
注释：
①详见笔者的《有关“渊泉”的考证及其他》一文，该文刊于《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笔者在文中列举了我国学者对“渊泉”的主要考证，并以无可辩驳的材料说明石川本人是知晓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光明日报》还同时刊发了朱文通的《也谈对“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问题的考证》和吴二华的《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的考证问题之我见》。
②见《民彝》杂志1916年5月第1号。
③关于陈溥贤在《晨钟报》的任职和整个生平可参见：樊荫南编纂的《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出版；林徵祁撰《陈博生传》，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七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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