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互动视角下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视角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扩大的问题也愈加突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城乡差距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中国的城乡差距在1978—1984年变化幅度较小，自1985年后不断加速扩大：如果按照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来衡量城乡差距，这一比值已经从1985年的1.72上升到2010年的3.23；如果从人均消费的角度来考察，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比从1985年的2.12上升到2010的3.3。以上两种衡量城乡差距的方法被广泛采用，然而很多学者认为这两种方法仍然低估了城乡差距，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在教育、医疗、通信、交通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李实和罗楚亮(2007)认为，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更高质量的教育、交通和医疗等服务可以看成是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隐形补贴。如果把这种隐性补贴考虑在内，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在4以上。因此，无论采用哪种估计方法，计算结果都显示中国当前的城乡差距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近年来，社会矛盾不断凸显，众多社会问题也从侧面说明了城乡差距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
目前，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探索城乡差距产生的原因。蔡继明(1998)认为城乡之间的生产力差距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蔡昉和杨涛(2000)从制度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在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在政治影响力上的差别逐渐上升为城乡差距的首要原因，由于城市居民距离政治中心较近又有便利交通条件等有利因素，因此很容易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农村居民比较分散、联合成本较高、搭便车的问题更突出，因此不容易通过政治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政治力量上的差别导致了众多有利于城市居民的政策倾斜，其结果是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陆铭和陈钊(2004)研究发现城市化偏向的政策确实是导致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这进一步证实了蔡昉和杨涛(2000)的观点。很多学者还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对城乡差距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是张庆和管晓明(2006)及李实(1999)。此外，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对城乡差距进行考察的文献近年来也逐渐增多，如钟笑寒和汤荔(2005)、姚耀军(2004)、朱喜和李子奈(2006)及许崇正和高希武(2005)等。以上研究从各个角度对城乡差距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有助于对当前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从而为本文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
但是几乎所有当前的研究都没有充分重视城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未从城乡经济互动的角度对城乡差距问题进行理论或实证方面的考察。30多年前Tacoli(1998)就曾经指出“绝大多数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是单独的对城市和农村问题进行研究，很少考虑城乡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便到现在，关于城乡经济互动方面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仍然很少。Von Braun(2007)关于城乡互动的分析对于本文的思路很富有启发性：他将城乡之间的联系分为两种类型即空间流动(Spatial Flow)和部门流动(Sectoral Flow)，空间流动包括劳动力转移、汇款以及资源在空间上的转移；部门流动是指粮食和牲畜等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如果空间流动和部门流动都能顺利进行，城乡之间就可以实现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达到快速经济增长。此外，Chowdhury(2005)、de Ferranti(2005)和Mellor(1995)的研究从需求的角度对城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根据他们的观点，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对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制成品的巨大需求从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部门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对农产品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因此，本文欲借助已有的理论将城乡作为一个互动的有机体进行研究，以期得到有益的结论。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多强?农村经济如何反作用于城市经济?本文将就以上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构造一个适用于面板数据的因果检验模型，对城乡经济的互动关系做出结构性的分析。
二、分析框架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欲从城乡经济互动的视角看待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利用修正的适用于短期面板数据的格兰杰方法对城乡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选择
本文选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首先，虽然官方收入数据依然存在误差和低估城乡差距的可能，但总体而言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还是较强的；其次，当前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度量方法还处在探讨阶段，未能形成共识，也缺少可靠的稳定的数据来源，因此统计局的数据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最后，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关注城乡差距的变动，而非差距的绝对量，只要统计口径保持稳定、数据覆盖面足够广、时间维度足够长就可以满足研究要求，因此，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依然会得到较可靠的结果。
之所以放弃使用城乡居民的消费数据是由于消费相对于收入更平滑，缺乏变动性。Dercon(2002)研究表明，居民消费反映了长期的收入变动，是消费者在考虑收入变动情况下的决策。虽然消费能够更好反映长期经济趋势，但较平滑的消费数据不利于更准确把握城乡经济之间的短期互动关系。因此，选择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更合理。
本文选用贸易的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除了尽量减小遗漏变量带来的计量误差外，还主要考虑到城市部门所生产的产品不仅面对农村居民的需求，还要满足国外需求。同理，农村部门生产的产品除了供给城市居民外，还要出口到国外。城市与农村经济均与国外经济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因此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是研究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在本文中，贸易开放程度的衡量指标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
采用1980—2011年省级数据构建一个省级面板数据。为了尽量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计量误差，本文使用31个省份的省级数据，整体样本包含961个观测值，满足本文进行城乡经济互动的实证分析要求①。
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其中UI表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I代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GDP是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Trade表示各省份贸易总额，Tratio是各省份的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二)模型设定与计量方法
1.总体样本的格兰杰检验。本文所采用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可以对城乡经济的互动关系进行总体样本的格兰杰检验。采用Hurlin和Venet(2001)以及Hurlin和Venet(2004)提出的基于F检验的方法对总体样本进行分析。为了进行检验首先构建两组回归模型。
2.部分样本的格兰杰检验：结构分析。上述的总体样本检验方法可以在总体上考察城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不能对这种互动关系的结构进行分析。Perez-Moreno(2010)的方法是基于格兰杰检验的核心思想构建适用于短期面板数据的因果检验方法，这种检验方法不仅能够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性，而且还可以考察城乡经济相互影响的强弱程度。为了检验本文所关注的城乡经济互动关系，设计下面4个回归模型：
具体的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将198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为两个时间段的数据集。第一个数据集包含1981—199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第二个数据集包含1996—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其次，分别运用两个数据集对上述4个模型进行估计，得到8组结果。由于选择的是全国范围内省级面板数据，因此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是较好的选择，文中的估计过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再次，利用第二个数据集检验第一个数据集拟合出来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出预测误差并且进行和差检验，判断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因果关系。最后，利用第一个数据集检验第二个数据集拟合出来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预测误差，利用和差检验判断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因果关系。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格兰杰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进行总体格兰杰检验之前，利用Levin等(2002)提出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另外，还使用Persyn和Westerlund(2008)设计的模型对样本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为一阶平稳，在长期存在相关关系。本文检验了最大滞后期为一年和两年两种情况，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
(二)子样本格兰杰检验
利用两个数据集对4个模型进行的回归结果如表3、表4所示。由表3可知，无论在任何时间段，城市居民收入的滞后变量
都对下一年度的城市居民收入有显著影响，系数均接近于1，而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农村居民收入的滞后变量
并没有较强的显著性。虽然在这个粗糙的回归中，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系数的变动却能够提供很有意义的信息。从表2中可知，RI滞后变量的系数在1981—1995年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此期间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经济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是1996—2011年农村经济并未表现出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
但是第二个时间段UI系数显著小于第一个时间段，这说明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变小。
表5是和差检验的结果。表中“1981—1995年”是指根据第一个时间段的数据集进行的回归结果，“1996—2011年”表示根据第二个时间段的数据集进行的回归结果。Models(3)和(4)是指对模型(3)与模型(4)的预测能力差别进行的显著性检验，Modes(5)和(6)表示对模型(5)和模型(6)的预测能力差别进行的显著性检验。表4内容是和差检验中系数δ的回归结果。和差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哪个时间段，模型(3)与模型(4)的预测能力都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加入变量RI[，it-1]确实能够非常明显提高模型预测能力，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滞后信息可以帮助更好地预测城市居民收入，即农村居民收入可以被看作解释城市居民收入变动的原因；同理，在两个时间段中模型(5)与模型(6)的预测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差别，这说明城市居民收入也是解释农村居民收入变动的原因。因此，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根据和差检验的结果，本文认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但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力非常明显，而农村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却比较微弱。这意味着，Von Braun(2007)和Chowdhury(2005)等研究揭示的城乡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中国并不明显，而且，根据表2和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这种相互促进的城乡经济关系正在减弱。农村经济已经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显著动力，而城市经济对农村的影响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一现象可以从居民消费需求变迁的角度来解释。根据恩格尔定律，居民消费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变动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这意味消费者对食品的消费可能会逐渐趋于饱和，而非食品消费由于对应消费者诸多的高等级消费欲望，因此不容易饱和。事实上，食品消费中的主要部分是农产品，这与农业部门的产出关系密切；非食品消费相关的绝大部分是工业制成品，这与城市部门的产出紧密关联。由于农业部门提供的农产品及相关联的食品消费主要用于满足消费者较低等级的消费欲望，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相对容易饱和；而城市部门提供的工业制成品及相关联的商品和服务可以满足居民更高等级的消费需求，因此不容易饱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相适应，长期被压抑的对食品的需求不断被释放。因此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够积极地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下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均不高，因此城市居民对食品等农产品的消费还未达到趋近饱和的程度，城市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持续表现出对农村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由于中国农民收入较低，还停留在满足低等级消费需求的阶段，难以形成对工业制成品的大规模需求，从而导致农村经济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微弱。这意味着必须从动态的长远的角度来处理城乡经济关系。如果单方面推动城市发展而抑制农村经济，那么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无法实现，整体经济的平衡动态增长就会出现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但在互动关系中城市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比较明显，而农村经济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微弱。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未能实现。同时，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而农村经济已经不再表现出对城市经济的显著促进作用。
城乡经济之间未能实现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的贫困。由于农民收入较低，消费需求仍然停留在主要消费农产品的阶段，未能形成对工业制成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农村经济不能有效拉动城市经济发展，较低的农民收入和巨大的城乡差距是导致城乡经济互动的良性循环不能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实现农村发展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整个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城市经济就能够解决农村问题的观点是片面的。在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对农产品消费需求不饱和的情况下，发展城市经济的确能够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然而一旦城市居民消费超越了农产品消费需求的饱和点，城市经济将不再对农村经济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农村经济发展将陷入停滞，农村经济对城市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也将消失，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只有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才是长远的战略选择。克服阻碍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经济因素，以使整个经济社会从根本上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审时度势、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有效缩小城乡差距，这对于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由于重庆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统计系统不完善，存在个别观测值数据缺失，因此回归过程中的样本总量要比961稍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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