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选择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这既是当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建宏观经济学的起点，也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较微观经济学复杂，人们之所以说经济学是一门艺术，其源盖出于此。我国自进行市场取向改革20年来，这方面的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的本事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我们毕竟经历的时间短，经验不多，加之我国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国情，使得政府在选择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自1997年我国开始出现社会需求不足、物价指数和经济增长速度双回落以来，政府所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陆续有所调整，从1998年中期起，政策调整力度加大，见效由微而著，但局面尚未根本扭转，情况为什么会如此？1999年究竟应该选择实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处在“两个转变”过程中的我国经济的特殊性，加之这些年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一些人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对实践有较复杂的影响，目前有关管理部门提出的宏观政策框架实施后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似有进一步慎重考虑的必要。下面直陈我们的意见，难免管窥蠡测，聊充引玉之砖吧。
一、中国目前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对存在的问题要积极设法解决，但不能急于求成
在宏观管理中要保证所选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恰当的，前提是必须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或者通常所说的经济形势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解决正确地判断形势的标准问题，不能凭空高喊形势大好。这样的标准都有哪些呢？经济学一般都会讲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通常有4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 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认为，既然这4项是一个国家经济追求的目标，那么， 它们也就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经济形势的主要标准。当然在具体应用时需要细化、量化，同时还应着重于动态过程的考察。按照这样的思路或标准，应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或发展趋势是不错的，当然问题也有，而且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以下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这四个方面的情况。
（一）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尽管这两年增速有所下滑，特别是在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利，国内发生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以及改革深化所需支付的成本加大的情况下，1998年的经济增长仍达到了7.8%。这个速度仍然是全球最高的， 而且这还是在产业结构有所调整、经济泡沫有所减少的过程中达成的，我们不能低估它的意义。估计1999年我国经济大致还能保持这个水平， 政府提出的正式计划是增长7%，我们预测为7%～9%，如果政策对头、措施得力，经济增长速度完全有可能超过1998年。
（二）价格下降但情况不十分严重。
从1997年10月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开始，物价负增长的态势已持续一年多，1998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下降2.6%， 超出了物价基本稳定的界限（一般认为下降不超过2%为基本稳定）。 特别是生产者价格下降幅度过大，比如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比上年下降了8%，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5.5%，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4.1%。对物价形势究竟应当怎么看？我们认为，对此应持两点论：第一，不应看得过于严重。这一年多的物价下降，包含对过去高通胀的“反动”。以1992年为基期，到1996年的4年间零售价格共上涨了67.9%（简单算术和为55.9%），平均每年上涨13.6%，直到1997年才基本上停止上涨（仅比1996年上涨0.8%），1998年回落不过3%，不必大惊小怪。同时，从结构上来说，某些农产品价格下降得多一些，除了需求不足之外，也与前些年人为地将它抬得比国际市场价格还高有很大关系，现在回落得多一点，有市场规律作用的合理成分。第二，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物价下跌并不是我国的社会总供给真的多得不得了，主要还是由于最终需求相对不足，甚至是通货紧缩的一种表现，它将导致生产者的不良预期，毕竟对经济发展很不利，因而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尽快设法解决。
（三）国际收支状况比较好。
由于我国坚持执行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在近年来极为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国际收支方面的情况还不错，1998年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方面成效显著（比如对欧美等市场的出口增长都在10%以上），进出口商品结构得以优化的同时，贸易顺差还高达436亿美元，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450亿美元，比1997年增加51亿美元，继续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金融动荡中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更是值得称道的。
（四）就业方面问题较大。
比较而言，我们在充分就业这一目标的实现方面情况差一些，目前失业还比较严重。按官方统计，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 如果加上基本上属于失业的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者，恐怕早就超出了自然失业率的范围（自然失业率一般认为不超过6%）， 何况还有为数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应当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非始于近两年，只不过改革深入使矛盾显性化了。当然，某些偏紧的政策，以及一部分人的观念不能随着改革而相应转变，加重了这方面的困难也是事实。
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起来看，我们说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比如失业和通货紧缩问题。如果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比较大，而且也比较棘手，解决不好会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们也可以说形势严峻，必须认真对待，积极设法去解决。但我国经济中的问题积弊日久，解决起来需假以时日，所谓“病去如抽丝”，不能急，急于求成可能适得其反。而要巩固和发展形势好的一面，积极妥善地解决面临的问题，需要我们选择实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对近几年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反思
1992年我国确立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时正孕育着过度投资引发的新一轮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到1993年二季度这一趋势已相当明显。宏观管理当局便开始尝试以利用宏观经济政策为主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来调控经济。应该说，这次调控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改变了过去那种一紧就死、一放（松）就乱的运行特点，或者说改变了大起大落、大上大下的强调期波动特征，在“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的前提下，取得过高增长、低通胀的了不起的成绩，还使我国得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更大冲击。但这次市场经济下的宏观政策调控只是初试牛刀，自然有值得总结反思之处。我们认为，或许以下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选用的宏观政策手段至少应与希望达到的目标一样多且要相互协调。
在市场经济中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有一个政策手段与所要达到的宏观目标的数量关系问题。最先对此给予理论证明的是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J·丁伯根（丁伯根，1952，1956）， 他在战后担任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的实践中，总结出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并证明：这三个目标不采用三种特定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的。丁伯根进一步指出：你可以安然接受一个命题：为达到N个目标，必需有N个政策工具。但这一结论只有在无边界条件的线性系统中才有效，所以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工具与目标间的数量关系由“相等”修正为“大于或等于”，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德尔别尔格等人提出（德尔别尔格、麦克多噶尔，1976）：“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一般说来，如果规定的目标都要求达到，那么，规定了多少目标便必须有至少同样多的政策手段。”他们还强调，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必须使有权单独作出各项决定的权力机关，都很了解它们所控制的手段不过是同时运用的一系列手段中的一个，进而能协调地运用各种政策。总体上说，通过这几年的宏观调控，政府在掌握上述宏观调控艺术方面成绩斐然。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第一，在选择数种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时，以何种工具为主及如何协调似有可进一步斟酌之处。在这一轮的调控中，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要实现的目标，我们肯定需要两种以上的手段并将其协调好，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协调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因为这是宏观管理中主要依靠的政策手段。既然两种政策都要用，就要考虑何者为主，其他政策如何配合。从1993年起，面对社会有效需求过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而以其他政策配合搞紧缩是对的，当年最有代表性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的16条，这当中属于货币政策范围的就有11条，所以很快见效。但是货币政策紧缩时间过长后出现了相反的局面，大约从1997年起我们面对的已是失业较多、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形势，这时就不能再以依靠货币政策为主了，“有的时候有人认为，货币政策在扼制过剩总量需求时有力量，但在扭转经济衰退时可能无效。常言道，‘绳子能拉不能推’”（L·雷诺兹，1979）。在对付通货紧缩、 经济萧条时仍以货币政策为主，很可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这时就应当将财政政策的运用提到第一位。可是这时却未及时调整，仍主要依靠货币政策，以至截止到1998年3月， 尽管中央银行利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包括连续4次降息、大幅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不仅无助于解决失业，也并没有达到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之所以如此，一是降低利率无法使居民消费增加：大量的下岗工人和其他失业者的消费不足不是降息所能改变的；中等收入阶层因收入预期不好，加上若干改革都需要他们多往外拿钱，而强化了储蓄倾向，降息改变不了这一趋势；高收入者的消费已经达到了现阶段的高水平，在无新的消费热点的情况下，降息也难以增加其消费。二是贷款的增加取决于银企双方，当市场疲软，预期不确定时，一些硬预算约束的企业并不愿意增加贷款，愿意增加贷款的预算约束软化的企业，则因其风险太大银行也不愿贷。此外，目前增加住房贷款和其他消费信用，由于受居民低收入制约和社会信用度低、法律环境不具备的影响，也难有大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经济增长，过渡到以财政政策为主就是正确的选择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可是，有关部门直到1998年5月才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迄今为止，相对于所要达到的宏观目标，利用的宏观政策手段不足。无论是1993年7月～1998年4月的以货币政策为主，还是1998年5月以来的以财政政策为主， 所利用的宏观政策手段基本上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大手段。产业政策的利用不突出，说得多的不过是严禁重复建设（其实，在市场经济中所谓的重复建设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政府投资搞重复建设是应禁止，但对产权明晰的民间投资来说，何谓重复建设？至少，这恐怕不是一个由行政来禁止的问题），但产业政策远不止于此。有关收入政策手段的运用，也没有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不正式启动收入政策，居民的钱包不先鼓起来，一门心思只去想如何刺激居民多花钱去消费，以解决市场疲软进而启动经济，怎么可能呢？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谈。
（二）宏观总量调控政策是相机抉择、随机调整而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能够用来干预经济，特别是进行总量调控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的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调整（缩减或增加）税收、公共支出以及转移支付，以调节社会供求关系，达到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手段。货币政策则是国家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为着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金融措施，它由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及其中介指标构成。关于这两大政策，曾经有过何者为优的争论，如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就是对立双方的代表。我们认为不能抽象谈哪种政策更有用，主要是它们适用的经济环境各有不同，大多数时候需要二者协调配合。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它们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逆对现行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的反周期政策或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在实践中，这两大政策的松紧应因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机调整，无论松的还是紧的政策，都是根据具体经济情势的不同而交替使用的，不可能是中长期固定的政策，不能试图5年甚至10年都不变。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当初提出这种政策的背景，即我国经济原本是供给约束型经济，供给短缺，通货膨胀压力大。但市场取向改革已20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出现根本性变化。然而，我国管理当局不仅宣称长期政策取向从紧， 而且在这次反周期操作实践中紧缩的时间也长了点。 我们早在1996年初就曾提出要改变紧的政策取向（李茂生、柏冬秀， 1996a ， 1996b），但实际上货币政策的改变迟滞了一年， 财政政策的调整拖延的时间更长些，不仅1996年时还在大讲本世纪末基本消灭财政赤字，而且直到199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还是一个减少赤字的预算。
（三）选择实行何种政策要使用规范语言以便形成有利于实现宏观意图的预期。
在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大致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作为总量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性质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是有明确界定的。以两大主要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例来说，各都有扩张性（俗称“松”）、中性和紧缩性（俗称“紧”）三种类型，是松是紧都有严格界定和客观标准，不能随意解释。作为反周期政策，它们需要的是逆对现行经济风向，本身并无抽象的好坏之分。但是在我国，不知什么缘故，我们有些人近几年来在政策定性上不使用规范语言，却热衷于利用汉语词语丰富的特点玩文字游戏。比如说货币政策，自1993年夏季开始就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说是中长期一直要坚持的政策，甚至两年中连续6次降息并同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都不改口。面对通货紧缩、 需求不足明显的态势，再强说适度紧缩太不合时宜了，遂有“1999年要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的提法。但这种提法同样不妥。什么叫适当的货币政策？今年要实行适当的政策，是否去年的政策不适当？前年的政策适当吗？此前6次降息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扩大贷款规模， 这样的政策是否适当？我们那一年提出过要实行不适当的政策？说得客气一点，说这样的话等于没说。后来有人出来解释说，适当的货币政策，就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仍然不解决问题。远的不说，这十余年间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货币政策的松紧交替，但这期间无论哪一年，也无论是M[,0]、 M[,1]还是M[,2]，无一例外都是增加的（见下表），人民银行每年初提出的都是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计划，哪一年说过这种计划增加的量是不适当的？
90年代以来货币与准货币增长率 单位：%
年份
M[,0] M[,1] M[,2]
199012.8 19.728.0
199120.2 13.426.5
199236.4 35.931.3
199335.3 38.837.3
199424.3 26.234.5
1995 8.2 16.829.5
199611.6 18.925.3
199715.6 22.119.6
199810.1 11.914.8
又比如财政政策。许多人都说1999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含糊的提法问题更大。既然说是继续，那么，1998年实行的当然已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这一年财政支出是大幅度增加的，以至国债比上一年多发了几千亿，财政赤字从年初预算的460亿元增加到960亿元，翻了一番还多，是典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此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代名词了。为什么不用规范语言而用代名词呢？须知“积极”相对的是“消极”，既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那么，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就是消极的了。然而我们注意到，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概念的人又一再声称，1998年实行的这种财政政策是临时措施（1999年自然是继续临时），从中长期来看，还是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照此推理，我国中长期要实行消极的或比较消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积极的政策只是权宜之计。这能说得通吗？他们能接受此种合逻辑的推论吗？恐怕不能。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提法上兜圈子，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就说是什么政策。政策的松或紧在性质上无好坏之分，不能认为“紧”的政策就是好的、正常的，“松”似乎不大好；或者“扩张”是积极的，“紧缩”就是消极的。其实，它们都只能是应对某种特定经济情势的措施，与经济实际相适应就是正确的，促进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稳定、协调、快速发展的政策就是好的、积极的政策。
也许有人说，政策怎么“命名”并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做，你将“积极的”理解为“扩张性的”不就行了吗？我们觉得，科学要求认真和实事求是，中国文化讲究“正名”，古人说“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是有道理的。使用规范的、明晰而不会引起歧义的语言，一方面，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建设，包括有利于与国际经济学界交流。本来中国的经济学就有为政策注解、为领导人的言论作诠释的传统，我们若再拒绝使用能与国际接轨的规范语言，那就与科学的发展更加背道而驰了。在与国外同行交流时，如果说我们选择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人家马上就明白；如果向客人介绍说我国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适当的货币政策，就得很费一番口舌去解释，而且听者还可能似懂非懂。当然我们也理解，政府领导人、政治家采用这类较含糊的语言，有其政治需要、政治上的合理性，搞政治，有时需要“顾左右而言他”。但经济学家则不能跟着官员变来变去，弃科学范畴和规范语言不用而迎合政治家的需要。经济学对运用它处理复杂问题的人来说，固然可以说也是艺术，但它本质上是一门科学。科学要讲民主，讲逻辑，要使用严谨的、科学的范畴，规范的、明晰的语言，反过来这又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在民间形成经济稳定发展的预期。在目前这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政府提出含义模糊的年度宏观政策，又将它包容于中长期从紧的政策框架之中，而中长期从紧反映的是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想以此在民间形成有利于反通胀的预期，然而目前恰恰需要在民间形成一种环境将比较宽松的预期，这样一来，政府事实上的反周期操作就难以达到目的了。因为，预算约束硬的民营企业，由于担心得不到后续资源而可能现在就对投资畏葸不前；居民的即期消费，也会因对未来的收入增长缺乏信心而难以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增加。明确提出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不同了，明白无误的政策信号，无疑将使企业和居民形成的理性预期同政府的意图吻合，宏观目标也就比较容易实现。
三、目前我国应选择实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在作了以上分析之后，下面就来具体谈谈我们对我国目前应该选择实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我们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要实现的宏观目标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宜实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组合是：实行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并以之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增加居民即期购买力的收入政策而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予以支持。
（一）实行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许多人都认识到，要刺激需求或增加需求，在内需和外需两个方面，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需求的增长很有限，我们只能着重在扩大内需上作文章。固然，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可以扩大内需，但所扩大的内需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货币政策扩大需求的中介主要是增加银行贷款，贷款的对象基本上是企业（我国目前的消费信贷很少），增加的是中间需求（直接用于发工资的“安定团结贷款”虽可增加最终需求，但预后不良），在当前市场疲软、企业产成品积压严重的情况下，它也难以转化成最终需求，形不成良性循环，自然难以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初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不同了，它可以直接增加最终需求而拉动经济增长。比如财政扩大对公路、铁路、机场、通讯、电网改造、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诸如增加就业、增加工资可以有30%～40%转化为消费需求（最终需求），带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而且它增加的对物的需求大部分是对建筑材料和工程机械的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除了以上两方面的直接带动外，基础设施供给的增加，缓解了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市场实现条件，其对经济增长长期起作用的意义也是不能忽视的。说到这里，我们还想就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提一个非常具体意见，那就是在抓紧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尽早上马“南水北调”工程，它以解决北方干旱缺水为直接目的，可以立即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而且可以解决北方地区每年因黄河断流和其他缺水所损失的数以千亿计的GDP。应该说， 现在是上南水北调工程的最好时机。
以上所说的是财政支出方面。当然我们还应当指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本来还有减税的手段也可以用，但是在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很低的情况下， 在费改税未有大的实质性进展之前，除了提高出口退税还有点空间外，降税方面难有大的动作，所以，政策的扩张性只能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实现。1998年已经这样做了，1999年应当继续，而且思想应该更解放一点，比如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建设债券。
（二）以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
以上论及为什么要运用财政政策为主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特别是对“绳子能拉不能推”的比喻，在理解上不能绝对化，绝不意味着目前不要利用货币政策。特别是在较长时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后，由于银根紧成为经济低迷的因素之一时，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以及降低利率可以刺激一部分人的需求，不能说对解决通货紧缩、启动经济没有作用。更何况，没有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效很可能因产生“挤出效应”而大打折扣。扩大政府支出所多占用的社会储蓄资源，需要扩大货币供应才不至于影响民间企业增加投资的资金需求。 因此， 1999年应继续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还需要强调指出，根据我国目前的金融状况，放松银根不仅仅是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范围问题，即应该包括银行贷款支持范围的扩大。这种扩大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不成文的所有制限制，在贷款发放上对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的企业应一视同仁，近期应重点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二是商业银行对投资银行提供融资服务。现在人为地割裂金融市场和资金流动，规定证券市场资金（主要是股民在证券营业部的保证金即备付金）单向大量流入银行，除投资者本人动用外，其相对稳定的余额不能返用于证券市场，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货紧缩的形成不能说与此完全无关。应当制定相应的法规，允许商业银行对投资银行融资，对它们在证券承销、公司并购等业务中的资金需要予以支持。
（三）实行增加居民即期购买力的收入政策。
扩大内需必须着眼于扩大最终需求，最后归结于增加居民即期消费需求。应该说，对于这一点，多数人是清楚的，问题在于如何增加。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政策的重点放在促使老百姓少存款、多花钱上，比如银行连续6次降低存款利率就包含此种意图。 所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有人说这是中国老百姓就是愿意储蓄，储蓄仍然是高增长。这种看法恐怕不全面，因为，第一，现在的居民储蓄增长率，特别是边际储蓄率已经大大降低了。以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为例，目前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低的时期：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速度，六五时期为32.4%，七五时期为34.1%，八五时期为33.4%，而九五时期前三年平均仅为21.7%，1998年则为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只增长17.6%。可见主要不是过分储蓄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第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应该承认，九五以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市场疲软的一个原因，以1998年为例，即使将物价下降因素考虑进去，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增长5.8%，是增幅最低的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4.3%，仅略高于1991年。收入增加得少了， 消费当然会受影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改革需要居民拿钱太多，工资改革又跟不上。有关改革需要职工拿钱的简况可参见下表（见第10页）：
按已出台的7项改革措施，从起步到完成要花掉职工工资的25 %到60%左右，这个比例若同发达国家工薪族同类项目占工资的比重比较，似乎并不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国是低收入、低工资国家，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很高。恩格尔系数高，说明中国老百姓还很穷，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可是我们许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往往忘记了这一点。以城镇居民收入增加较多的1994年为例，当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约为0.5，也就是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50%，如果加上衣着消费14%，日用品消费11.8%，文化消费3.8%，已占到整个消费性支出的79.6%， 也就是说吃穿用三项最基本的消费，就已占城镇居民收入的71.4%，只剩下28.6%。如果职工工资不作大的调整，需要居民增加支出的改革就只能在这个28.6%之内做文章。表中所列7 项改革一起步就要用去收入的25%～26%，居民收入最后只剩余3.6%～2.6%，这意味着居民基本上没有储蓄，这能行吗？1999年的情况如何，估计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1994年降低8个百分点左右，但上述7项改革占收入的比例却要增加10个百分点，居民除了“节衣缩食”、控制日用品的购买、尽可能存些钱以适应改革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利率降低一些又怎能改变居民的这种消费——储蓄取向？
职工社会保障及其他生活收费改革所需支出占工资比重 单位：%
起步阶段目前所到下世纪初
收费项目
所占比重占比重所占比重
养老保险费4
68
失业保险费1
13
个人医疗费2～3
3～4 8～12
住房(租房类)支出
8 10
15
子女教育费 4
68
水电燃料及排污收费 2
35
公共交通及电讯服务 4
6
10
合计 25～26 35～3657～61
资料来源：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或改革意见整理。其中目前所占比重中部分数据是笔者根据文件和实际变化作出的估计。
更为严重的是，按有关部门设想，大约到“九五”结束时这7 项改革到位，其费用占到工资的60%左右（何况这里的住房改革支出15%是按到2000年住房公积金缴交率达到10%，加上房租占工资的5 %计算的，若要买商品房，则远不止此数）。但要这样做而又使城镇居民的生活过得下去，那得使他们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2左右， 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要使恩格尔系数从0.5降至0.2，在保持食品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也要求工资增加约1.5倍， 我们能在三年内使实际工资翻一番多吗？根据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九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仅5%（纲要未提工资增长指标， 若按每两年提高一级工资，还达不到这一比率），根本无法支撑这种需要职工拿出60%的工资的改革。这个道理不难懂，居民的预期不可能好，在这种状况下，扩大消费的基础又在哪里？
所以，要解决目前宏观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应当强调收入政策的运用。当前收入政策的重点是设法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让居民有增加即期消费的实力或基础，通俗地说就是让老百姓有钱花。可供选择的具体措施有：
1.较大幅度地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具体可根据上述7 项改革将占工资比重的60%倒推（这里设定这些改革标准不再变更，因而据此倒推的算法就是合理的，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吃单向思维的苦头太多了，应该学得更辩证一些，账要多方面算。需要职工拿钱的改革，绝对需要与收入政策的调整、工资水平的提高全面考虑、统筹兼顾），比如公务员工资3年翻1番是必要的。国家领导人曾讲过，公务员工资太低，应该增加一倍，但前提是人员减一半。现在这个前提已经具备：1998年中央机关的人员已减下来了；1999年省级机关、2000年县及乡镇的人员也要减到位。留下的精干的公务员加薪一倍理应实施。这是爱护干部、尊重人才的根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养廉”和“养能”（柏冬秀、李茂生，1997），这是保证政府勤政、廉洁、高效的基础。其他工薪劳动者亦应比照办理。
2.建立规范的退休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在职人员加薪的确有一个必须顾及与养老者、失业者收入的平衡问题，但首要原则是不能消极地将就后两部分人的收入现状，因为那样既不利于解决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也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应积极采取措施相应增加他们的收入，第一步是提高现有退休金特别是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标准，目前由政府拿钱对此予以保证是必需的。第二步，接着抓紧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下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核心是使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标准能保障这部分居民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称的基本生活需要。在采取这两步措施时都需要相应增加政府财政支出。
3.综合利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扩大就业。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直接就能增加就业，这一点上面已经说明。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利用扩大的财政支出，通过投资补贴或贷款贴息引致投资上急需发展的项目以增加就业岗位，在这方面特别要为非国有甚至非公有制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促使它们发展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增加，就是居民收入的增加，就能增加即期消费。
4.依靠政策和科技增加农民收入。若干时候以来，很多人从开拓农村市场出发提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但什么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我们认为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根本因素是我国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太少，就业不充分，农业边际生产率太低。中央早就正确地指出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所谓靠政策，已不应该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现在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够高的了，许多产品价格已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已无提价空间。可供选择的政策有：①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政策，使农民能在比现行的做法更高的层次上搞产、供、销一条龙。不能以反对重建设为名限制农民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②支持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政策。现在某些城市搞传统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保护主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拒绝农民进城就业，比如明文规定三四十种就业岗位不许用外地农民，国家应当通过立法逐步废除对农民的就业歧视。③支持农民创办公司，在这方面应降低注册门槛。关于依靠科技，科教兴农当然也可以说是政策，是大政策，有更深的含义。如果说前三项政策的重点在于使农民转向非农产业，解决土地资源稀缺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制约；那么，科教兴农则侧重于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和以高新技术取代传统的种养技术，从而提高农业的边际生产力、农产品的附加值，最终使农民收入能够实实在在地增加。当然这需要财政政策支持。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科教兴农是科教兴国的基础，否则农民的素质提不高，农业技术不能进步，不仅农民的收入增加只能是空谈，而且整个民族的振兴也谈不上。通过增加财政投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而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产品通过更新换代提高了技术附加价值，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办法。为了它的实现，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必须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收入水平，以及建立健全重奖为农业技术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人员的制度，以便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人为农业技术进步服务。所有这些，都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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