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撝谦 《六书本义 》“同族字 ”探析
张治东
(宁夏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同族字是汉字在记录过程中为了适应汉语词汇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经自我调整、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而发生的文字内部孳乳分化现象。同族字中的孳乳分化字以具有完备音、形、义的母文为基础，通过加注若干具有特定意义的类属标志，从而使母文所担负的一些模糊不清的意义更加具体和明晰，孳乳分化出的同族字与母文在音、形、义上具有一定的相承关系。同族字孳乳途径主要有孳乳、假借和另起炉灶等方式。
关键词 ：古代汉语；六书本义；同族字；孳乳
一、同族字
赵撝谦是明代著名的文字学学者，其代表作《六书本义》是一部以阐释“六书”理论为导向的字书，也是宋元明时期最具典型代表的文字学著作之一。[1]赵撝谦在对文字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文字“子母”说，并提出：“主类为母，从类为子；生字为母，从母为子；显为母，隐为子；约为母，滋为子；用者为母，不用者为子；得势为母，不得势为子”[2](P290)的文字孳乳观，认为文字最基本的字形是“母文”，由“母文”可孳乳出“子字”，再由“子字”孳乳出“孙字”，而其孳乳分化的层级关系是“子从母生，孙从子出，各有所统”。[2](P288)
(1)对图5进行分析可知，沿着八边形空心墩截面周向方向沿墩壁外表面的应力梯度较小，而径向方向的应力梯度较大，并且背阳面和向阳面沿着径向的应力分布规律一致，应力大致呈对称分布。
赵撝谦《六书本义》所提上述观点与蔡永贵先生的汉字字族学理论不谋而合，两人对于汉字内部孳乳分化规律的发掘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经过多年的分析和研究，蔡永贵先生将赵氏等所提观点发展为“汉字字族学理论”，认为：“所谓汉字字族，就是说汉字在发展中，最初记录根词的‘母文’因同时记录了根词的引申义而导致表义功能复杂化。为了解决表义功能复杂化即单个汉字记词过多的问题，于是在汉语词汇‘派生阶段’，人们便逐渐在这个载义较多、兼职较繁的‘母文’的基础上，先后加注与母文特定意义(即准备用后出孳乳字记录的根词的某项意义或某个引申义)相关的类属标志而形成了一系列意义相对单一的孳乳字。”[3]
赵撝谦《六书本义》又曰：“又当识子母之相生，母能生，……母主形主义。”[2](P290)赵氏认为“母能生”之“母”，既是可以表示字义大类的部件，也是构成其他汉字的基础。譬如，在《六书本义》中，因有些“子”字既属于所生之“母”文，故赵氏将其作为“母文”的属字；同时这些“子”字又可以生“孙”，故赵氏又将其列为下属孳乳字的“母文”，后列其所孳乳衍生的“孙”字。现以赵撝谦《六书本义》卷五《人物篇·目部》为例：
支撑组件实际提供的稳定支撑力大约为M0=2.8N，代入式(6)计算可得传感器自身的系统测量误差δ=0.45%。伸杆组件的支撑力精度主要包括压力传感器测量误差和支撑组件因转动而引入的支撑力误差两项，故系统误差总和为0.45%+0.7%=1.15%，该值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综上所述，伸杆支撑组件在上述展开方法中的卸载效率均满足设计要求。
目部第一百十八凡一百三十二字：
形一：目；
形兼意一：盾；
事四：眉，睠，苜，蔑；
意十二：瞿，看，省，眼，見，相，睿，矍，直，睪，泪；
式中：Nu为努赛尔数；Gr为格拉晓夫数；θz为腔体轴的倾角，本系统使用双轴跟踪聚光器，腔体轴倾角等于太阳高度角，只随季节而变；dcav为接收器腔体直径；dca为采光口直径。
声一百十四字：睘，眗，……
1.2.1 药液制备 将多西环素、阿莫西林、恩诺沙星、氟苯尼考配成浓度为1 280 μg/mL储备液。配制时用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精密称定药物，多西环素用注射用水溶解，阿莫西林用1 mol/L NaOH调节注射用水pH为8后溶解，恩诺沙星与氟苯尼考均先加1/2体积的注射用水，恩诺沙星溶液逐滴加1 mol/L NaOH溶解至最终浓度，氟苯尼考溶液逐滴加入N’N-二甲基甲酰胺、乙酸、乙醇混合物(体积比为6︰1︰1)至最终溶解。药液配成后经0.22 μm微孔滤膜过滤分装在1.5 mL EP管内，置于4℃冰箱待用。阿莫西林需现配现用，其他药物存放时间不得超过1周。
再如“豈”字，赵撝谦《六书本义》：“豈，可亥切，还师振旅乐也。……作凱非。借同愷。转去几切，非然词。”[2](P366)依赵氏说解，“豈”本是“还师振旅乐也”，由其内含的“快乐、高兴”这一基本义项为义核可孳乳出凱、愷等字。
苜部第一百二十：夢；
見部第一百廿一：覞；
……
从上述衍生层面来看，“目”为母文，“盾”“眉”“看”“苜”“見”等为子辈，而“苜”下所统之“夢”、“見”下所统之“覞”则为孙辈。不难看出，后出孳乳字与母文形成了不同的层级关系。蔡永贵先生指出：“由于与母文的关系有远近之分，而形成了不同的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同一家族的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样，有谱系，有辈分。”[3]关于文字内部孳乳发展的演变规律，赵撝谦《六书本义》作了较为形象地比喻：“虽从母为子，而又不能生它字者，既见于所生母下，而又别出为部，亦犹人皆出于父母，既长而又能生其所生也。”[2](P288)
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中，通过在母文借字借义的基础上，加注若干具有提示作用的类属标志或偏旁符号而能产生出同族字的字例还有辟、瓜、禾、力、农、区、余、乍、外、明、尉、回、氐、仄、青、气、先、壬、夆、亢、夷、威、臧、力、畐、兄、巳、才、土、每、胃、兑、發、周、省、相、哥、旨、亢、牟、寻、奂、单、歲、壬、丽、来、氐、耑、羞、禺、肰、胥、隋、鹵、希、字、安、厘、启、扁、羅等。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母文是相对于后出孳乳字而言的。母文一般记录的是文字本义及其引申义，或者是母文的借字借义以及在这一借字借义基础上又派生发展出的各项引申意义，后出孳乳字则是在母文根词基础上加注若干类属标志使文字词义再具体类化的一系列字，这些后出孳乳字是对母文意义的具体化、对象化和类属化。关于母文与孳乳字的渊源关系，周祖谟先生曾如是说：“‘族’是族类的意思，汉字在历史发展中的增衍繁多主要是形声字，同从一个声符的字可以有很多。其中有的只起表音的作用，有的不仅表音还兼表义。表音兼表义的，可以归在一起，称之为‘字族’(只起表音作用的不在其内)。”[4](P552)其实周祖谟先生的“表音兼表义”的形声字声符，应该与赵氏所谓形、音、义兼备的“母文”是同一个概念，但周祖谟先生只是将它看作是形声字的一部分，而赵氏则认为它是一个形、音、义兼备的独立个体。事实再一次证明，赵氏的观点与蔡永贵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按照蔡永贵先生的汉字字族理论，后出孳乳字是在母文形、音、义的基础上加注表示具体事类的类属标志从而使母文意义具体化、对象化和类属化，孳乳字与母文在意义上相通，在形体上相承或有联系，读音则相同或相近。
在汉语发展过程中，为了减少文字书面交流之穷的困难，古人曾采取假借手段用同音字代替的方法，藉以表达所要表示的对象或概念。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为了减少理解歧义使假借字能够比较符合所要表达概念的需要，古人在假借字上通过加注具有提示作用的类属标志或偏旁符号以使之表达的内容更加具体和明晰。如“隹”字，赵撝谦《六书本义》：“隹，朱惟切，鸟总名。象形。今诗讳用鵻。转同惟。”[2](P350)“隹”，本是鸟的总称，后假借为“唯独”之义后，可孳乳出唯、惟、维、潍等字。
二、《六书本义》“同族字”类型
依据蔡永贵先生的汉字字族学理论，综合考察赵撝谦《六书本义》，经过整理和归纳，我们认为，具有同族关系的母文和孳乳字分别具有以下几种类型特点或关系属性。
(一)母文的类型特点
1.母文曾兼表孳乳字的各项意义
利用理想运动学反解模型求得的各移动副运动量L1=(li1,li2,li3)与设定目标位姿进行正解验证，经过对比，运动学正解所求位姿与目标托架位姿吻合，从而证明了各主动移动副运动量与目标位姿匹配。正解验证完成后，即开始结构误差建模。前文提到的误差模型对应下文中的线性化误差模型，由于微分算子线性化对误差辨识结果的影响未知，分析非线性化模型的结构误差辨识精度，以作参考。
蔡永贵先生指出：“‘母文’是孳乳字的形、音、义之母，‘母文’相同可以作为孳乳字同源和意义相通的依据。”[3]孳乳字在母文音、形、义的基础上，通过加注具有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从而达到“以母统字，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生生相续，各有次第”[2](P286-287)的效果。一般而言，母文记录的是源词或根词，后出孳乳字记录的是源词或根词引申出来后的派生词。在后出孳乳字产生之前，母文曾身兼数职，不仅承担着源词或根词的意义，还兼表着后出孳乳字的各项意义。蔡永贵先生认为：“母文在某种特定情况下，音义等于孳乳分化字，曾兼过孳乳分化字之职。”[3]
也就是说，母文在后出孳乳字产生之前，已在书面语言中记录着派生词或源词(根词)的各项意义。如“亦”字，赵撝谦《六书本义》：“亦，夷益切，人之臂亦也。从大，左右指两亦。亦作掖、作腋非，借旁及之词。”[2](P318)由赵氏说解可知，“亦”在派生分化出掖、腋等孳乳字之前，曾一身兼表数职，不仅记录着掖、腋等字的词义，还兼表了赵氏所谓“旁及之词”的副词功能。
2.母文只是孳乳字的一个义核
闭目养了会神，再次张开眼睛，见贵妇人还在床边，便对何美宁说，叔叔知道你是好心，叔叔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你想安慰叔叔。他又指着贵妇人说，你找这位同志来代替橘红，想安慰我，叔叔不怪你，你现在让她走吧，免得误了别人的事。叔叔求你帮帮我，再扶叔叔去一次火车站……
由对上述字例的分析可知，在后出孳乳字还没有孳乳分化出来的时候，母文既可以承担那些后出孳乳字所表示的各项具体意义，又可以是其中的某一项特定意义。在汉字的孳乳发展过程中，古人通过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使母文的意义具体化、对象化和类属化，从而产生出一系列与母文在音、形、义上具有相承关系的同族字。
(二)孳乳分化字的类型特点
蔡永贵先生根据母文与孳乳字的层次关系，将同族字分为5种类型。我们以赵撝谦《六书本义》为基点，试就这5种类型的同族字作一个简要分析。
1.以母文本义为义核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
在母文本义的基础上，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孳乳分化出与母文在音、形、义上具有传承关系的一族类属字。如“畺”字，赵撝谦《六书本义》：“畺，居良切，界限也。《周礼》：‘田任畺地。’从二田，三隔指所限。古作畕，亦作疆，作壃、疅、礓非。”[2](P311)“畺”的本义是“界限”，古人以其“界限”为基础义素，通过加注若干具有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可孳乳分化出疆、壃、疅、礓等字，这些孳乳分化字均含“界限”这一基本义素。在母文本义上添加类属标志，可使母文在意义表达上更加具体化、对象化和类属化。
蔡永贵先生指出：“另一种是母文只表示一个义核，此义核可能是母文具体的词义，也可能只是人为赋予母文的一个抽象意义。”[3]这种“母文”可能并没有承担过用后出孳乳字所记录的那些词义的经历，但后出孳乳字是以它为基础加注一些特定的类属标志而产生的。在文字的孳乳分化过程中，后出孳乳字的义核可以是母文的本义，也可以是由母文本义引申派生的引申义，或者是母文的假借义以及在假借义基础上再引申派生出的其他引申义项，甚至可以是母文的一个基本义素或抽象意义。如“亭”字，赵撝谦《六书本义》：“亭，唐丁切，人所亭亼处。屋从高省丁声。借息止也，续收停。”[2](P364)“亭”是“一种有顶无墙供人歇息乘凉观赏景物的建筑物”的象形字，引申为“歇息、停止”，古人便以其这一引申义项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类属标志，孳乳出了停、渟等孳乳字，这些后出孳乳字均含“歇息、停止”之义素。
再如“匕”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匕，火跨切，自有变无也。从到人，人死匕去之意。亦作
、化，本教化字。”[2](P314)由赵氏说解可知，“匕”本义为“从到人”表示“自有变无”。段注曰：“到者，今之倒字。人而倒，变化之意也。”[5](P384)可见，“匕”的本义应是“变化”之义，古人以母文“匕”的“变化”意义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具有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而孳乳分化出化、等字。除赵氏所举“化”“”二字外，笔者通过查阅《说文》《故训汇纂》《辞源》《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又找出了一些与母文“匕”本义相关的一些类属字，如化、、吪、货、龀等，这些字中都内含“变化”之义。
以日喂2次为基础，每餐投喂量控制为2餐自由采食量90%左右，1 h内完全吃完，再适当补加饲料，日采食量较日喂2次可增加0.122 kg/只，提高14.3%。
还如“止”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止，诸市切，止也。《汉志》：‘斩左右止。’象形。作趾非。借息也。本作弟，又与阯、址同。《诗》：‘止基乃理。’”[2](P336)由赵氏说解可知，“止”本是“脚趾”的象形字，后假借为“休息、停止”之义。由“休息、停止”义，又引申为“休息的地方”。古人便以其该引申义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又孳乳出了阯、址等字。
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中，通过在母文本义的基础上加注若干具有特定意义的类属标志而能产生出同族字的字例还有會、文、暴、旬、昏、春、昜、夕、奇、夗、熒、岡、曑、磊、永、坴、虚、亦、央、奄、免、眉、沓、叚、戒、受、段、失、要、步、登、须、频、而、冉、丩、帝、庸、原、卩、引、则、网、罔、干、戉、成等。
2.以母文本字的引申义为义核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
在母文本义的基础上，通过引申联想作用而产生出若干引申义项，古人以其中某一项引申义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类属标志，使孳乳分化出的一族类属字与母文在音、形、义上具有相承关系。如“辟”字，赵撝谦《六书本义》：“辟，必益切，法也。……从辛从口用法，从卩制辛为意。……又与嬖、避同。”[2](P300)“辟”，甲骨文写作“
”，像手拿刑具向犯人施法，表示“施加刑罚”，引申出“法律、法度、法庭”等义，因“法庭”是一个庄严场所，要求人们肃立两旁“肃静”，由此又可引申出“回避、退避、躲避”等义；当“辟”读作[pì]时，还指“开启、开发”，如“开辟”等。查阅《说文》《故训汇纂》《辞源》《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我们发现，闢、臂、劈、鼊、擘等字都内含“两侧”之义；避、壁、璧、譬、嬖等字则都内含“偏向一方”之义。
寓意式（allegorical）主题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兴盛，热情高涨的艺术家们在创作构思寓意画或雕塑作品时，亟需获得来自古代权威的智识性资源支持。因此，视觉艺术领域的创作者会从古典文学作品、异教神话以及各类象征符号中寻找灵感和依据。在当时，里帕以纯正天主教徒信仰为指导的、融合了各种寓意资源的《图像学》，可谓是一部应时见机而作：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图像志手册不但终结了文艺创作者们莫衷一是的引据困扰，也为教会与宫廷赞助的大型装饰项目提供寓意形象的创作标准和设计指南。⑧
再如“尞”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尞，朖鸟切，火烧也。《诗》：‘若火之尞于原。’从火烧草，则光炅之意。亦作燎。隶作尞。双音，力照切，祭天柴也，或以为从慎为意，亦通。”[2](P300)由赵氏说解可知，“尞”的本义是“从火烧草则光炅之意”，引申出“明亮、光亮”之义。古人便以其引申义“明亮、光亮”为义核，通过加注具有一定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而孳乳分化出燎、爒、憭、嫽、鐐、璙等字。
还如“皃”字，赵撝谦《六书本义》：“皃，如移切，孩子也。从人，上指小儿头囟未合状。……方音研奚切，亦作倪、婗。”[2](P313)“皃”本为“小孩、儿童”之义，小孩一般不具有正确处理事务或判断事情真伪的能力，故又引申出“不沾边、有偏差”之义。古人以“皃”的“不沾边、有偏差”引申义项为义核，加注若干与孳乳字所代表的引申词义有关的类属标志，将母文之引申义归属于具体事类，可孳乳出倪、婗、睨、猊、霓、誽等字。
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中，以母文本字的引申义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与母文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而能产生出同族字的字例还有交、喬、莫、也、多、皮、莫、灰、龠、畾、丹、州、今、次、尼、重、临、耆、韋、耎、夸、育、加、皮、帚、支、尃、尌、争、攸、農、正、长、函、委、半、孙、向、容、官、血、昷、益、為、弃、春、臽、区等。
3.以母文借字的假借义为义核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
下面，我们以蔡永贵先生的汉字字族学理论为理论依据，综合考察赵撝谦《六书本义》文字孳乳发展情况，比较古今方家之说，试就“同族字”孳乳类型、产生原因和产生途径等问题作一个浅显探析。
再如“辱”字，赵撝谦《六书本义》：“辱，如欲切，耻也。从寸，法度者乃所以定人之耻，辰声。作
、
非。”[2](P331)“辱”，金文写作“
”，像手拿石锄耕地，表示“辛苦劳作”之义，假借为“耻辱”之“辱”后，古人以该假借义为义核，通过加注具有提示作用的类属标志或偏旁符号又造出了等字。
写作教学中同伴反馈研究以书面同伴反馈居多。 尽管目前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对于同伴反馈的定义、分类和识别存在重叠和不一致的现象。 与同伴反馈有关术语众多(同伴评估、同伴编辑、同伴反馈、同伴反应、同伴互评和同伴修订等)； 国内学者的译法各异，如同伴反馈、同伴互评、同侪互评、同侪反馈等。 这种状况不利于反馈的理论研究，也影响相关研究结果的比较和归纳。
还如“弄”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弄，虑贡切，玩玉也。从収，奉玉为意。借鸟吟声，作哢非。”[2](P331)由赵氏说解可知，“弄”本是把玩玉器，表示“做某事”，假借为“鸟吟声”的拟声词后，古人加注具有提示作用的“口”旁孳乳出了哢字。
由上述赵撝谦《六书本义》卷五《人物篇·目部》之字例可以看出，赵氏所谓的“母文”不仅具有孳乳分化能力，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形、音、义兼备的独立个体。后出孳乳字则是在这个形、音、义兼备的母文基础上产生的，是母文意义的具体化、对象化和类属化。如“岡”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岡，居郎切，山脊。从山，网声。作崗、堈、罡非。”[2](P308)“岡”的本义是“山脊”，因“山脊”内含“高大”义素，故古人以其为义核，孳乳分化出了崗、堈、綱、掆等字。“崗”指山体的高大；“堈”指田埂隆起高于两侧的地方；“綱”指提网的大绳；“掆”指用手高高举起。不难看出，由“岡”所孳乳分化出的这一组字中都含有“高大”之义，只是类属对象不同。在孳乳分化出崗、堈、綱、掆等字之前，“岡”曾一身兼表上述字的各个义项。从这个角度讲，母文加类属标志而形成的后出孳乳字是母文具体意义的分担者之一。
4.以母文借字的引申义为义核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
在此类同族字中，古人在文字借字借义的基础上，通过引申联想作用再派生出若干引申义项，以母文借字借义中的某一引申义项为义核，加注若干具有区别作用的类属标志，孳乳出一族与母文在音、形、义上有传承关系的字。如“竟”字，赵撝谦《六书本义》：“竟，居庆切，乐音终也。从音，入声。借但训终意与续与境同。《记》：‘天子巡狩，诸侯待于竟。’”[2](P328)“竟”甲骨文写作“
”，像一个带着枷锁被押赴刑场的人，假借为“乐曲终了”之义。在借字借义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边境、界限”的义项，古人以其“边境、界限”为义核，加注若干相关类属标志，孳乳分化出了境、镜、璄、傹等字。
再如“反”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反，甫远切，手覆物也。从又，厂声。……借同返、仮，又举兵。”[2](P330)“反”甲骨文写作“
”，像手在石崖下攀附，表示“攀岩”。后借为“正反”的“反”，再引申出“返回”之义。古人造字时，以该字的引申义“返回”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相关类属标志，从而孳乳分化出返、仮等字。
孟导听说这些值钱，心情好了不少。老贾则在一旁补充说新疆红钱之所以叫红钱，是因为铸钱的材料是新疆自产的红铜。如果红钱背书满文，则价值一般不低。除此之外，‘乾隆通宝’也有背书汉文的，因为数量相对较少，所以价格也会相对高些。
还如“冥”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冥，芒经切，幽暗也。从日，从六，阴数也。冂声，作冥非。海水深黑，故借为冥海字，亦用溟。方音莫回、莫定二切，转瞑眠字。”[2](P304)“冥”的本义是“幽暗”，古人以其“幽暗”义素为义核，通过加注具有一定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又孳乳出了溟、暝、瞑、螟等字。
在赵撝谦《六书本义》中，以母文借字的引申义为基础，通过加注类属标志而能产生出同族字的字例还有来、童、夢、里、咸、司、商、詹、章、竟、皆、息、司、寺、次、合、蜀、台、央、丑、隶、事、度、攴、将、菐、奂、乎、也、甬、不、齊、离、禽、解、弱、非、畏、负、朋、胄、監、康、敝、系、亶、亭、且、毕等。
5.以母文的某一项基本义素为义核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
古人以母文所记录的某一项基本义素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与孳乳字所代表的派生词义有关联的类属标志，从而形成一族与母文字义相近、读音相同或相近，在字形上具有相承关系的同族字。如“巠”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巠，古零切，水脉也。从川在地下。一指地，壬省声。……俗儃知用經。”[2](P309)“巠”的本义是“水脉也”，因水流具有行径去向，所以引申为“路径、支干”等义项。在“巠”的引申义基础上，通过加注若干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可孳乳分化出徑、莖、涇、經、踁、脛、逕等字。
盾部第一百十九：
还如“旨”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旨，掌氏切，曰也。从匕声。古作
。通借指，荀物则指矣。……借与恉同。”[2](P327)“旨”甲骨文写作“
”，像人在取食品尝，表示“味美”之义，后假借为“意图、意旨”之义，古人便以其“意图、意旨”义素为义核，孳乳造出指、恉等字。
需要说明的是，在母文上所附加的这些类属标志只是辅助性的成份，不表具体意义，只起指事或提示作用，或把母文的有关意义归属于具体事类，或使母文的特定意义具体化、对象化或类属化，可帮母文在一些具体场合减少词义不明确、不具体的有歧义状态。简言之，母文的某一项意义是孳乳分化字的义核，类属标志只是它们的区别标记或外在标签，母文加注标记偏旁或类属标志而孳乳分化出的字只是母文所承担或记录的部分意义或义项。
三、“同族字”产生原因
同族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语言与文字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汉民族创制文字时的造字思维所致。其中，语言与文字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汉字字族产生的根本原因，而造字思维的继承性、类推性和创新性是汉字字族产生的重要原因。
目前，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大多借用母体院校或普通高校所使用的教材，这既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也不利于差异性人才的培养。因此，建设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合适的教材体系已显得十分必要。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教材体系建设应着重体现以下原则：
(一)语言与文字发展的不平衡性
语言与文字发展的不平衡是汉字字族产生的根本原因。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6](P47)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受语言发展的制约。但是，文字适应语言变化的速度远远滞后于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在汉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呈开放式、无限式状态，数量可以达到无穷，而文字形体则总有一定的限量，无论文字怎么发展变化，都难以适应词汇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蔡永贵先生指出：“文字适应语言的变化是相对滞后的，它一般尽可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稳定，用旧字记录新词(包括派生词)，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变的。”[3]可见，在语言和文字的相互适应过程中，以有限的字形去记录无限发展的词汇，必然会出现矛盾，失去平衡。于是，人们在创制汉字的过程中，很早就找到了用假借手段来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然而，假借方法所带来的交际困难也随之出现。为了明确分散原字或母文所承担的各项意义，包括引申义和假借义，人们便以原字或母文的本义、假借义或引申义为义核，加注与特定意义相关的类属标志，孳乳出与原字或母文各有关意义相对应的成系列的一组汉字，以分担原字或母文所担负的部分职责。如“立”字，赵撝谦《六书本义》：“立，力入切，驻也。从大立于地上，一指地。”[2](P318)“立”本是“站立”之“立”的本字，后引申出“帝王或诸侯即位”之义，《左传·隐公三年》：“桓公立，乃老。”[7](P1131)为了分担“立”之“即位”的表义负担，古人添加形符人旁造出了“位”字。新产生的字与原字或母文形体相承、意义相通、读音相同或相近。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字族的产生主要是在汉语词汇的派生发展阶段，由汉字通过内部孳乳分化方式，以适应汉语词汇因词义引申而无限派生扩大的形势所致。
(二)造字思维的继承性、类推性和创新性
汉字是汉族先民超凡智慧的结晶，它的产生和发展深受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制约和影响。汉族先人利用本民族固有的造字思维模式创制了一系列集意蕴、绘画、建筑等美感于一身的方块汉字，这些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承性，新字往往会在原字的基础上通过添加相关的类属标志孳乳而出。因为在汉语发展的初期阶段，初具规模的汉字与汉语词汇的结合是建立在人们对当时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意识得到不断提高，对事情的分辨能力随之增加，对事物的认识更加准确、细腻和具体，对原来混沌不清、区隔不明的事物渐趋明朗，有了一定的区别度。反映在文字上，便会在原字或母文分担的各个义项基础上，加注一定的区别符号或类属标志，使之在意义表达上更加清晰、准确。因此，孳乳字在读音、形体和意义上与母文具有一定的相承关系。蔡永贵先生指出：“初民对事物的认识不深，尽管是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出发的。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对类似的事物、行为混而为一，不加或不能区别。表现在语言上，便呼之以一词(往往是单音节的，是派生词的根词)，进一步表现在记录语言的文字上，便往往代之以一字(也是单音节的，是孳乳新字的母文)。”[3]如“辟”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法也。……从辛从口，用法，从卩制辛为意。……又与避同。”[2](P300)“辟”本义“施加刑罚”，引申出“法律、法庭”等义，因为法律具有警示作用，“法庭”要求人们“肃静、肃穆”，由这一意义又引申出了“回避、退避、躲避”等义。古人为了分解“辟”字的表义负担，于是增加形符“辶”另造“避”来承担其“回避、退避、躲避”等义项。古人在造字过程中，为了便于记忆和类推，字形之间往往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类推性。对此，蔡永贵先生表示：“为了保持文字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文字发展的连续性、简便性，有利于书面交际，于是受这个时期词汇同源分化的影响，汉字也采取了母文孳乳的方式，……追加具有对象化、外化原字意义作用的类属标志，造出了一系列表示具体意义的孳乳字，分担母文的意义。”[3]
四、“同族字”孳乳途径
综合考察赵撝谦《六书本义》，我们发现古人为了使汉字更好地适应汉语词汇派生发展的需要，主要采取孳乳、假借和另起炉灶等方法来解决文字与词汇不相适应的问题。
共振解调技术具有以下特点[7]：①每一次冲击都对应激发一次共振解调波，不遗漏任何一次由故障引起的冲击，即一一对应性；②只有故障冲击才能激发共振解调波，正常振动不能激发共振解调波，即选择性；③微小的故障冲击就能激发很大的共振解调波，即放大性；④共振解调波的幅度与原始故障冲击幅度成正比例关系，即比例性；⑤原始故障冲击波经共振解调后被展宽，且展宽的程度与共振频率和冲击的频率无关，即展宽性；⑥共振解调将故障冲击的高频能量调理为低频信号的形式出现，即低频性；⑦共振解调波的频谱为等间距的梳状谱线，即多阶性。以上特点能够保证该方法有效地将故障特征频率从复杂的干扰信号中提取出来，准确的实现故障诊断。
(一)孳乳
陆宗达先生指出：“语言中的词派生后，为了在书面形式上区别源词和派生词，便要推动字形的分化。”[8](P254)纵观整个汉字发展史，结合赵撝谦《六书本义》文字释例，我们发现，汉字的内部孳乳分化主要是在旧的字形基础上，以母文的音、形、义为基础，通过加注若干具有一定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从而产生出新的字形集合，新字形与旧字形在字形上具有一定的相承性和类推性。如“昏”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日冥也。从日，氐省，日氐下则昏之意。”[2](P304)“昏”本表日之昏暗，后引申为心、目、水等的不明状态，以及由于古人举行婚礼多在傍晚进行，故又派生出“结婚”的义项，古人在为“昏”的这些本义、引申义和派生义造出“惛”“睧”“涽”“婚”等字之前，“昏”兼表着这些词的本义、引申义和派生义等多个义项。后来，古人在旧的字形“昏”上，分别加注具有一定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产生了新的字形“惛”“睧”“涽”“婚”“殙”等，以分别记录“昏”字所承担的上述意义。在这一类型的同族字中，孳乳字与母文的关系，有些类似于文字学上所谓的“累增字”，正如王筠所言：“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9](P173)
(二)假借
随着汉语的发展，有限的汉字逐渐贫于记录无穷的汉语词汇。汉字创制者为了济文字之穷的窘迫状态，便借用旧的字形以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形、音、义的统一体。在文字使用过程中，为了减少书面交际带来的交流困难，古人一度采用改造假借字的办法来区分字形和词义，王筠《说文释例·卷八》曰：“正义为假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区别之也(冉字之类)。”[9](P173)在同族字的孳乳发展过程中，假借是古人为使汉字适应词汇派生情况而给派生词配备字形的一种重要手段。人们以母文借字的假借义或引申派生义为义核，通过加注具有一定区别意义的类属标志，从而孳乳分化出一族新的类属字。如“某”字，赵撝谦《六书本义》：“某，莫桮切，酸果也。李阳冰曰：‘此正梅字也。’从木，上指其实，非甘也。……亦从每声，作梅、楳。……转莫后切，凡事不知其名之称。”[2](P342)由赵氏说解可知，“某”本是“梅”的本字，借作“凡事不知其名之称”后，人们便以该假借义为义核，通过在母文上加注一些具有类属意义的形旁，从而孳乳分化出新的字体，来分担“某”字在词义假借过程中因词义派生而承担的各个义项，如：“计划做某事”的“谋”字，“为某些人撮合婚事”的“媒”字，“为某人求子而进行祭祀”的“禖字”，等等。
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一方面通过组织项目所在市县考察学习先进省的建设管理经验，分级组织召开项目建设启动会、推进会、督察会和现场会，将山洪灾害防治纳入市县防汛目标责任考核，建立旬、月进度统计通报制度和山洪灾害防御责任追究制度等方式，全面督促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另一方面采取以奖代补措施，对建设工作重视、积极性高、组织得力、建设质量好、发挥防洪减灾效益明显、配套资金落实情况较好以及山洪灾害严重、县级财政困难的县区重点予以奖励，有效调动了相关市县抓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三)另起炉灶
尽管前代已造出大量可供使用的汉字，但后人在使用过程中因思想观念或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而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很多汉字在造字之初的构字意图与后来的实际认知产生了背离，其当初的造字本义使人们在不断遗忘中被逐渐尘封。如“吕”字，赵撝谦《六书本义》：“吕，两举切，脊肉，象垂骨联结形。亦作膂，借旅。昔太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子孙因以为姓。……续收侣。”[2](P338)由赵氏说解可知，“吕”本是“两骨相联在一起”的象形，后借为“伴侣”之“吕”，由“伴侣”之义又引申出了“成双成对”的义项。于是，古人以此为义核，通过加注若干具有特定意义的类属标志，孳乳分化出了梠、侣等字，而“吕”的本字则由“膐”来代替。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字义虽然随着古今人们的不同理解而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字的本义却能在同族字中得到展现。如“非”字，赵撝谦《六书本义》：“非，鸟翥也。象两翅奋起形，或混蜚。不是也，又同绯。转上声，续悱同，又同诽。”[2](P351)“非”的本义当为“飞翔”之义。以其“飞翔”为义核而孳乳的同族字有蜚、诽、罪等。“蜚”是一种轻小能飞的臭虫；“诽”会因“流言诽语”而给当事人造成“飞来横祸”；“罪”则是一种捕捉飞禽走兽的工具。
五、结语
同族字是汉字在汉语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字现象，它的产生与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族字是汉字在记录汉语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汉语词汇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经自我调整、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而发生的文字内部孳乳分化现象。同族字中的孳乳分化字以具有完备音、形、义的母文为基础，通过加注若干具有特定意义的类属标志，从而使母文所担负的一些模糊不清的意义更加具体和明晰，孳乳分化出的同族字与母文在音、形、义上具有一定的相承关系。研究同族字中的母文孳乳分化现象，不仅是探析汉字内部孳乳发展规律的一个新视角，也是了解汉语词汇在汉语的动态发展中如何进行派生和发展的一个新视角。同时，研究同族字对于勾勒汉字发展史和完善汉字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探讨同族字的孳乳过程、孳乳规律以及孳乳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探寻汉字内部孳乳分化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人们在汉语词汇的动态发展变化中认识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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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19)03-0086-07
收稿日期 ：2018-04-22
作者简介 ：张治东(1976- )，男，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编审，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民俗文化学研究。
[责任编辑 萧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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