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先队仪式活动中拟剧理论的运用*
刘 倩1刘丙元2
（1.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济南，250014；2.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济南，250014）
摘 要 少先队仪式活动是少先队组织领导的、以少先队员为主体的群众性活动。然而在实践中，少先队仪式活动普遍存在“虚假表演”现象。需要通过“剧班共谋”，与其他学科老师共同设计仪式方案；弥补角色距离，摆正少年队员的主人公角色；通过印象管理，提高辅导员专业素养，以此来应对以上“虚假表演”现象。
关键词 拟剧理论 少先队仪式活动 虚假表演
欧文·戈夫曼的社会拟剧理论将社会比作一个大舞台，把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看作是舞台上的演员，每个人都在舞台上不断调节自身角色，以求达到预期的表演目的。在少先队仪式活动中同样存在表演现象，“表演”本身不是错误，但在少先队仪式活动中由于表演不到位、不真实，致使仪式活动沦为一种“虚假表演”和“伪表演”。那么，基于拟剧理论视角审视少先队仪式活动的“虚假表演”表现在哪些方面？拟剧理论对少先队仪式活动有哪些借鉴意义？怎样将仪式活动中的“虚假表演”上升到“真实表演”呢？
一、拟剧理论:审视少先队仪式活动的一种独特视角
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利用各种符号、道具（语言、文字、姿态或表情等）与他人进行有效互动，以期通过适当表演来展示自己期望他人认同的形象，这种通过模拟戏剧的方式来研究社会互动的理论叫做“拟剧理论”。拟剧理论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中的许多理念，就像是剧本或教案剧本、布景与教室资源、前台与后台、戏服与着装等，都可以为少先队仪式活动带来许多指导意义。少先队仪式活动是目的性强、多人参加、场域特定、分工明确的群众性活动，就像一个剧班，有着明确的目标，成熟的剧本、符号道具、导演、观众以及分工合理的角色（包括主角和配角），具备戏剧要求的种种要素。因此，用拟剧理论来审视少先队仪式活动，可以发现少先队仪式活动中更为本质的规律，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少先队仪式活动中的现实问题。
二、基于拟剧理论对少先队仪式活动问题的审视
戈夫曼认为，表演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他们从头至尾彼此间发生的一切互动”[1]。本文所说的“虚假表演”含有“虚假”“欺骗”“糊弄”之意，是指少先队仪式活动中的活动主体本身并不完全认同少先队组织的价值观与自身角色规范，为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与迎合外界期待而刻意掩饰自己的真实行为，使仪式成为一种“伪表演”。
1.“剧本”本身的虚假致使仪式活动低效化
剧本是舞台表演或演员拍戏的必要工具之一，少先队仪式活动的计划与实施，要按照前沿问题、国家政策法规、课时要求、课程标准、分年级目标这样的“剧本”进行，否则将是毫无意义的“表演”。
少先队仪式活动应以仪式活动为载体，通过营造庄严神圣的仪式氛围，将主流价值观内化于少先队员内心，凝聚少先队员对党和祖国的朴实情感与热爱之情，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思想意识进行启蒙，最终指向少先队员的全面发展。然而在操作过程中，仪式教育目的并不清晰，学校过分注重少先队仪式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忽视了仪式背后的深刻内涵和政治意蕴，对仪式是否真正触动少先队员的内心深处关注较少，教育意蕴十分淡薄。此外，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传统的应试教育思想依然深入人心，学校的教学活动依然以考试和分数作为指挥棒，大量仪式活动被削减，美其名曰“一切为了学生成绩”，国家纲要中明确要求的少先队仪式活动成为奢望。少先队参与者表面上认可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角色定义和行为规范，然而实际在内心仍保持一种疏远的态度，这种心理表现的差异性构成了一种“伪认同”。
2.主角戏份被“抢”，少先队员沦为观众和配角
角色距离是指一个人自身的素质、能力、水平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在少先队组织中，辅导员的“喧宾夺主”“越俎代庖”都会致使少先队员的角色认同感低。戈夫曼认为，进入角色须具备三个条件:获得承担某种角色的认可；表现出扮演这一角色所必需的能力和品质；本能或积极地，在精神和体力上均投入这一角色。当人们不具备这些条件时，就会与角色之间存在距离，从而导致角色扮演失败。用角色距离这一概念来审视中小学的少先队仪式，发现少先队员对自身角色的认同感还存在很多的不足。杜威强调:“虽然成人的习俗和规则提供许多刺激，引起并指导儿童的活动，但是，儿童终究还是分享他们自己的行动所采取的指导。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强加给儿童什么东西，或迫使他们做什么事情。忽视这个事实，就是歪曲和曲解人的本性。”[3]
为避免表演崩溃，辅导员更愿意选择表现好的少先队小干部作为主角，忽视了其他队员的需求与感受，使大多数队员沦为配角，角色地位出现倾斜。部分少先队辅导员认为少先队员的年龄较小，知识面欠缺，缺乏组织活动经验，将仪式活动全部包办代替，剥夺了少先队员的主人翁角色。还有些少先队辅导员将少先队仪式活动当作展现自己能力的工具，完全剥夺了少先队活动的乐趣与少先队员的创造力，使少先队活动沦为一种“伪表演”。
（2）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的法律制度和框架，促进水资源管理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合法化的轨道。地下水管理实现“一井一卡”智能化测控，水资源管理将从过去的低效利用转变为智能化，信息化的高效管理利用。
3.辅导员角色模糊，在“导演”和“主角”之间摇摆
理想状态下，少先队仪式活动中的表演主体主要指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员，他们在少先队仪式活动中互为表演者和观看者。然而现实中少先队辅导员对自身角色定位模糊，在“导演”和“主角”之间摇摆不定。
首先，少先队辅导员作为引导者与辅助者，应让少年儿童自己出主意、想办法、做事情，自己定计划，自己组织活动与交流活动经验。陶行知的创造教育理论认为，“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须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杜威也认为，儿童的未成熟状态是积极的和建设的。因此，少先队辅导员应充分信任儿童的创造力，给予其充分的创造空间与想象自由，相信其可将仪式活动设计得生动有趣。
三、基于拟剧理论改进少先队仪式活动的建议
戈夫曼戏剧理论中的许多戏剧名词和概念都可以应用到教学领域，比如前台、后台、印象管理、角色距离等概念。但对于拟据理论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要学会体验其中的艺术魅力，积极思考如何避免表演崩溃，以期达到良好的表演效果，将少先队仪式活动中的“虚假表演”转化为“真实表演”，再由“真实表演”内化成实际行动，将少先队仪式活动发展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活动。
1.“剧班共谋”，与其他学科老师共同设计仪式方案
其次，少先队仪式活动要尊重少先队员的成长规律，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与兴趣愿望进行分层教育。
步骤2：按照式(12)～(14)处理流程，对不连续的虚拟阵列流型进行内插重构，得到连续虚拟阵列流型响应；
再次，让少先队仪式回归现实生活，借助生活去掉长期以来弥漫在德育头上的那层薄雾，用生活经验有效衔接少先队员与自身角色之间的距离。保罗·弗莱雷认为:“教师不能替学生思考，也不能把自己的思考强加给学生，真正的思考即是对现实的思考。”[4]弗莱雷认为，教育的起点是全体生命，应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个体的独特价值，要让每一个少先队员都能在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
另一方面，将少先队仪式活动渗透到思想政治课中，少先队重在对爱国理想信念、道德行为习惯、国家意识、劳动意识等思想意识的培养，与思想政治课的教育内容有很多重合之处，但同时不可忽略少先队仪式特有的组织属性和政治意蕴，以期提高少先队员的道德觉悟和政治认知，陶冶政治情感，锻炼政治意志，树立政治信念，规范政治行为。
一方面，加强少先队仪式与体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联系。洛克认为，“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少先队仪式活动可以借助体育课，带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近自然，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从学生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通过探究、反思、制作、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养，这与少先队仪式活动的开展形式不谋而合。
2.弥补角色距离，摆正少年队员主人公角色
在实践过程中，少先队员沦为观众和配角，演员主体未进入角色，致使仪式活动形式化严重。
少先队辅导员往往摒弃本应履行的少年儿童“引领者”“组织者”“服务者”的职责，忽视少先队员的主体地位，抹杀了少先队员对仪式本该有的真实感情流露，缺少对仪式的“情绪爆发性”与“高峰体验”，弱化了仪式特有的情感体验。此外，少先队辅导员身为“导演”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移，代少先队员行使主体权利，致使演员角色产生错位，少先队员成为少先队辅导员主导下的被动接受者，角色地位极不对称。许多少先队辅导员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而努力完成表演，使得表演主体与观众之间形成一种“伪关系”。
戈夫曼用“剧班共谋”来指称任何一种密谋沟通，这种沟通方式非常谨慎小心，因而不会对在观众面前所促成的假象构成威胁[1]。在少先队仪式活动中，少先队辅导员要加强与其他学科老师的交流协作，使少先队仪式活动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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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活动的实效性，可将少先队仪式活动与其他课程整合。首先要明确仪式活动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始点是研究的一半，它使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得以澄清”[2]。目的是少先队仪式活动开展的始点，少先队组织者要明确，仪式活动的目的在于引导少先队员树立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培养少先队员对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朴素情感。关于少先队仪式活动的主题设计要和“剧班”所有老师反复研讨，制定出真正切合少先队员健康成长的活动主题。
3.通过印象管理，提高少先队辅导员的专业素养
戈夫曼认为，当个体呈现在他人面前时总会刻意地表现自己，并且总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价值，尽管他本身并不认同或不具备这种价值。同样地，少先队辅导员为了更好地迎合外界期待，在学生、家长、领导等观众面前塑造完美形象，可以运用印象管理方法来塑造和完善自己的前台行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理想化表演。戈夫曼认为，理想化是使一种表演能够被“社会化”，并通过模塑和修改使表演与它所面对的社会的理解和期望相符合[5]，即严格遵循社会公认的准则和期望而进行的表演。这需要少先队辅导员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具备新时期高要求的辅导员专业素养。少先队辅导员除了要掌握基本的教育理论知识，还要熟练把握少先队专业知识，尤其要时刻关注少先队政策性文件和前沿问题，深刻把握少先队之特有属性，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其次，还应具备良好的组织沟通能力，处理好与上级领导、家长和少先队员的关系。还应具备创新意识，走出惯性思维的限制，形成开展仪式活动的独特风格。
神秘化表演。戈夫曼认为，神秘化就是限制接触，即与观众保持社会距离，使他人产生并维持一种崇敬心理。少先队辅导员不仅要成为少年队员的亲密伙伴和知心朋友，还要用一种神秘方式把自己塑造成少先队员心目中的榜样，做少先队员道德养成和行为塑造的引导者。戈夫曼将表演区域划分为前台、后台和余留区域。对辅导员而言，前台就是课堂，后台即没有学生在场的区域，主指办公室。辅导员在后台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和表现某种行为，但一旦有学生闯入办公室，此时后台立即转化为前台，辅导员应立刻停止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谈举止，重新切换为少先队辅导员角色，维持好自己的神秘感，避免降低在少先队员心中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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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剧理论认为，戏剧的“合法化”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信任、戏剧实现和理想化。信任指表演者要对自己的戏剧角色深信不疑；戏剧实现指表演者把自己信任的角色表现出来；理想化指表演者使其角色理想化的实现[6]。少先队辅导员所扮演角色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理想化，辅导员老师要通过社会对教师角色的期待与自身角色的理想化追求不断提升自身专业发展，明确自身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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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4]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修订版）[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周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靖东阁，朱霞.基于拟据理论的中小学教师角色偏差及矫正[J].教育科学论坛，2011（04）.
*该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2017 年度重点项目“青少年教育仪式话语的特点、作用机制及其有效建构策略研究”（17BJYJ04）的成果之一
[作者:刘倩（1994-），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研究生；刘丙元（1972-），男，山东德州人，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白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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