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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10)01-0001-10
1991年10月钱学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授奖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1]在这么隆重的场合做这样的表态,表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问题在钱学森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它绝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1991年11月,钱学森在中组部、中宣部、中国科协、中直机关工委、国家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系列讲座上,作了题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他致力于创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长远考虑,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更好、更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钱学森的理论创新
钱学森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深化和发展这一理论,并以此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它将引起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科学革命。”[2]181为此,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特别是他长期研究并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提出并论述了我们时代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今将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构想和他的主要论点概述如下。
(一)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结构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形态的发展。关于“什么是社会形态?”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3];并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性的,“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
钱学森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应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他从系统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指出,为了全面落实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具体侧面,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观点出发加以系统化,为此,他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全局性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结构。
1.首先是三个文明建设[5]11。
钱学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总称,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2]73在这个基础上,他澄清了“社会形态”概念的内涵,指出它包括三个侧面,“分别叫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5]11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是基础的观点,在这三个侧面中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为对象,研究它的经济运动的规律的[6]。
钱学森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社会形态有一定的文明与之相适应”的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三个文明建设的问题,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2]73-85。他阐述如下:
(1)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三个侧面对应着三个文明建设,这就是:经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政治建设,即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即精神文明建设。
(2)社会形态的三个侧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因而要应用系统科学理论研究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研究如何使它们协调发展,以取得最好的整体效益。
(3)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才能互相促进,为此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与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业的权力。”[2]83它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与法制建设三个部分[2]171-172。
(4)三个文明建设的理论,是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基础。
2.其次是地理建设[2]173。
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环境是地理环境。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是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7],因而除了三个文明的建设以外,还要加上国家环境的社会主义的地理建设。地理建设包括:①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这基本上指的是自然环境;②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交通、铁路、水利、通信设施等的建设,这是人工环境。
我国目前进行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在体制和机制、政策和法制、规划和计划、发展战略、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无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结构上,从三个文明建设之间以及它们和地理建设相互配套和协调发展上,研究和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有意识的人参加的,它是最复杂的、特殊的巨系统,所以方法要革新。钱学森创建的系统工程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创新。
(二)深化“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8]近代以来,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直接改造世界的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形态变化与发展的革命的力量。
1.关于科学革命
科学家大都认为,16-17世纪哥白尼-牛顿的科学革命,是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变革。哥白尼“对于西方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作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9]601牛顿这位杰出的天才,“在他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地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9]222哥白尼-牛顿的科学革命对人类思想史、文明史、认识史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所以钱学森说:“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5]9。
2.关于技术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技术革命多有论述,主要是: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0]
“机器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11]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2]
可以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技术革命以及由之引发的产业革命是最好的证明。在工业革命策源地英国,纺织工具机的变革“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4]410由此引起动力机以及相应的产业部门的发展,使得英国经济迅速跃居世界的首位。纺织部门的技术进步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于是发生了整个工业的革命:生产方法改变了,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共同在一个工厂内工作,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里[13],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5]9所以钱学森说:“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5]9。
3.关于产业革命
恩格斯指出: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14]。这就是说,产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的巨大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产业革命是全局性的,不只是工业,还有农业、交通运输业,以至经济关系的变化。因此,钱学森说:“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它使得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发生深刻的变革。”
4.关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关系
钱学森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总结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作用,指出了:“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14]这在今天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钱学森的总结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技术观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观点。
(三)深化“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7]321的原理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5]274,377,因而科学技术革命实质上是生产力革命,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形态的飞跃。据此,钱学森认为:“我们必须深化与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充实、发展历史唯物主义。”[2]184这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形态变革的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
钱学森坚持与发展这个基本原理,他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出发,科学地阐明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形态的飞跃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5]6-11,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钱学森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推动社会形态变革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网络式、反馈式的关系,即一种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起另外一种革命,并且其自身也要受到其他类型革命的影响,可图示如下:
钱学森在概括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丰富与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提出了他对第五、六、七次产业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观点。
二、钱学森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创新
(一)建立科学技术业
19世纪与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马克思的光辉论断: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的杠杆,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20世纪30年代,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1957年)中指出:由于科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一门职业,有千千万万人参加,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当代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科学技术成为竞争力中决定性因素的新形势下,钱学森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考量出发,卓有远见地提出:针对国际竞争的新动向,中国的发展必须把科学技术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16]。为此,他向党中央建议:“建立我国的一种第四产业——科学技术业,作为今天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5]19这是事关我国发展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产业革命是“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5]19,它必然引起社会形态的飞跃。因而产业的分类不仅是国民经济结构学的重大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分类的研究主要有:
三次产业的分类。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从社会生产发展史的角度,按照产业出现的先后次序,把人类生产活动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
农业和畜牧业阶段—工业阶段—服务业阶段
与此相应,形成了三次产业,即:
农业和畜牧业—工业—服务业
四次产业的分类。20世纪中叶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新产业革命突破了三次产业的分类,出现了信息产业。国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从人类社会经历三次技术革命,即:
农业技术革命—工业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
出发,提出“第四产业”,这就是:
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
关于“四次产业”的论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波拉特,社会预测学家奈斯比特等。钱学森是战略科学家,他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出发,对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观点独持异议,认为新产业革命带来的第四产业,不是信息业,而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业,它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带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将成为我国发展中影响全局的、带头的战略产业,从而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发生飞跃[5]7。
钱学森认为,建立科学技术业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首先,钱学森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他提出建立科学技术业就是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战略措施。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7]。
20世纪8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中央党校作报告中,在分析世界发展的总形势时,根据第五次产业革命的特点(生产工序专业化、生产组织灵活化、信息成为整个组织的中心环节、软科学与系统工程变成非常重要的学问、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的比例在上升),强调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没有科学技术就谈不上生产力[18]52-53。
其次,钱学森根据世界发展的情况,根据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向中央建议:为了组织我国分散的科研力量,创建科学技术业。科学技术业应包括:(1)全国各种科研院、研究所等;(2)各种专业公司,负责组织各种科研力量,开发新技术,出技术成果,出专利;(3)各种综合系统设计中心,或各部门的设计单位。
第三,钱学森创建科学技术业的建议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创新。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系统的整体,建立科学技术业要靠组织,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总结过去,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了‘两弹’,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是组织得好。”[5]19建立科学技术业就是要把全国的科研机构的成果组织起来,协调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协调的手段是组建科技业的公司,它在一个方面或一个领域负责全国的科技发展工作,是垄断性的公司,它的手段是按竞争的原则,进行合同的招标、签订,它的成果是出新技术、技术专利。
要使科研成果在生产中得到应用,还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各专业的系统工程中心,“它根据工厂的需要,吸取可用的成果,将一项项单个成果综合设计成生产体系,并负责培训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5]20
钱学森的创见,后来得到了深化与发展。1998年,中国科学院根据向创新型国家发展的需要,在《创新与未来》[19]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当前我们正面临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人类的未来和国家的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创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从国家发展的全局,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角度,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实际上就是把科学技术业放在整个国家的体制建设中来考虑。“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结构及其主要功能如下:
(1)知识创新系统。各种科研机构、教育科研型大学。从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转移。
(2)技术创新系统。各种科研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企业。学习、革新、创造和传播新技术。
(3)知识传播系统。高等教育系统、职业培训系统。传播知识,培养人才。
(4)知识应用系统。社会、企业、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
其中,特别强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根本保证,是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
(二)发展社会系统工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83
邓小平从这个观点出发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的体制全面地进行改革,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他多次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7]150所以他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5]136
钱学森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开始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逐步积累经验。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使我们的国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老在“摸着石头过河”那可不行,为了不犯错误,或者尽量地少犯错误,不要犯大错误,必须有科学预见,这个科学是什么?就是系统科学[2]10-11。以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系统工程,“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18]31,也是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系统工程“是综合了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综合了近半个世纪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并吸取了近二十多年电子计算机发展成果才成立的。”[20]38我国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体制;提出新的政策、法规与规范;提出新的思想观念与方法,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它不能没有科学的方法。
按照系统的观点,结构与功能是密切联系的,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结构出发,可以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按其总体结构分为八个大方面。这八大功能协调,国家的发展就正常、健康、可持续。社会主义国家的八大功能[18]32-45是:
(1)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国家的根本功能,是国家生活的基础,所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精神财富的创造。精神财富的创造包括科学技术的研究,文学艺术的创作,书刊、报纸、编辑、出版、印刷业、影视业、教育事业、体育事业,以至于资料情报事业,还有图书馆、展览馆等。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中,党中央认为:“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21]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3)服务工作。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要有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是服务工作。它大致相当于国外的所谓“第三产业”,包括商业、公共事业(供水、供电、供热)、交通事业(铁路、公路、水路、民用航空、邮电、通信)、人民生活服务(城市建设、卫生、医疗、住房、饮食业、修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没有服务工作,国家的其他功能就无法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事业,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对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公民的生、老、病、死负全责。
(4)行政管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行政管理机构一方面要随着情况的变化、经验的积累和工作效率的改进,及时做出调整,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为此,需要设立一个国家体制的研究设计单位,如国家体改委,经常研究这个问题,并及时地推出建议和方案。
(5)法制体系。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包括法律、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各级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首先,体系的最高层是国家的宪法。其次,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章自然也是一个根本大法。下一个层次是全国各部门通用的刑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等等。再下一个层次是部门的法规,像专利法等等。再下一个层次是部门的法令、条例、命令等等。
(6)国际交往。这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交往,还有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方面的交往;有友好访问、旅游等等,它们是互相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应该大大地加强组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互相脱节。要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搞好各方面的协同。
(7)国防事业。它包括军队,即陆军、海军、空军等兵种,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国防工业和军队院校。要发扬光荣传统,在国防现代化中,正规化、革命化的人民军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8)国家的环境管理。它包括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地质、气象、地震、海洋以及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附近的海域,还有下面几公里的地壳,上至几十公里的大气层,要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制定我国的环境政策。对于回收废旧物资和三废处理,要重视它的开发利用,这是一项复杂的环境系统工程技术。
由上述可见,进行体制改革、发挥国家的功能,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可以解决的问题涉及到改造社会,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国防力量,改造各种社会活动,直到改造我们国家的行政、法治等等。一句话,涉及到整个社会。所以,“系统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创新,整个社会面貌将会有一个大改变。”[17]218系统工程的发展是一项新的技术革命。
(三)社会系统工程是进行体制改革的科学方法
“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认识出发,设计和实施一个整体,以求达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18]211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改造社会的工程是“造社会物”(社会存在是客观的“物”),改造自然的工程是“造自然物”(物质存在是客观的“物”)。两种工程造的“物”虽然不同,但工程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同样的,都需要遵循发展了的实践论、即遵循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论、方法论。
因此,在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的过程中,钱学森坚持认为,对社会的认识与改造与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其认识过程是相同的,都是以科学原理为基础,以技术科学为中介,开发工程技术与构建工程。这就是说,社会科学要同自然科学一样,从社会科学走到社会技术,再走到社会工程,“要像工程师设计一个新的建筑一样,科学地设计和改造我们的客观世界。”[18]28钱学森对从整体上发挥国家职能的八大方面相对应的体制改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出发,按照现代科学技术认识发展规律,把我国体制改革的过程划分为三个层次,即:
组织管理社会的基础科学—组织管理社会的技术科学—组织管理社会的工程技术
并具体地列表如下(注:作者对书中44页上的表作了部分的修改与补充):
(四)对社会主义国家学(组织管理社会的技术科学)的理论创新
实现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为了适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对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进行改革。这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系统工程提供了组织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
1.系统工程是管理科学的创新
系统工程是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等同志吸收了国外关于系统工程的研究成果,根据钱学森领导和主持我国科学技术与国防建设的经验,用系统学的理论与方法加以提炼与综合建立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技术。它的迅速推广与应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钱学森在系统工程上的自主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系统工程是管理科学技术的发展。系统工程超越了西方的管理科学,后者原来是从企业的经营管理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而系统工程中的“系统”由下列六个要素组成[20]12:人、物(物质、设备与资金三个)、事(任务指标与信息两个,信息包括数据、图纸、报表规章、决策等)。因而,它除了适用于企业、机关、学校、医院、后勤等部门外,特别是适用于现代社会进行的巨大工程,凡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对之进行组织管理都需要应用系统工程。
第二,系统工程中钱学森的自主创新。1957年古德和麦克雷尔在《系统工程》一书中,曾经把“工程”的概念扩大为三个方面,即:工程实施过程、工程研究过程与工程所需的知识背景。1969年霍尔进一步把这“三个方面”发展为“三维结构”,即时间维、逻辑维与知识维,其中,时间维是关于“物”的,是硬工程;逻辑维与知识维是关于“事”的,是软工程。他们把“硬工程”和“软工程”包括在一起,称为“系统工程”。
钱学森系统工程的独创之处在于:它不仅包括“物”和“事”,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人”。钱学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因而在组织管理中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调动与发挥人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所以在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概念中,“人”是管理的核心。他非常重视从事工程的人的精神,这是工程的灵魂。1955年归国后,在帝国主义封锁、经济困难、科技落后的情况下,钱学森领导和主持的两弹一星工程之所以取得光辉的成就,令世界震惊,令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程的建造与管理过程中工程人员形成的“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精神,参加工程的全体人员不怕苦、不怕累、迎困难而上,铸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刘源张教授对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有深刻的体会。他说:“系统的复杂性全在于有人。没有人在其中的系统,不管它在结构上有多复杂,它也不能是复杂系统,因为没有人的复杂结构总可以用‘物理’最后说明,而有人的真正复杂系统要用‘人理’去说明。”[22]在组织管理中,人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系统工程是工程方法的综合集成。在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时要综合考虑,采取五个结合的方法,即: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结合;局部描述与整体描述结合;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结合;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结合。
2.系统工程为改革提供的科学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用系统工程作为科学方法来管理组织社会改革的各个方面,有助于发现社会改革的某些具体规律,从而对改革进程进行预测,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从系统工程角度看,可以把社会改革的基本点阐述如下:
第一,社会改革的对象。改革的对象是社会系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方面一定要协调进行。”[2]171它“是一个特殊复杂巨系统”[2]42,其社会系统的总体结构可表示如下:
其中的S是社会系统,I是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自然环境系统——人口、资源与环境,与社会环境系统——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构成的集合,R是社会子系统之间关系的集合,s表示空间,t表示时间,f( )表示系统的结构,由系统中的子系统、关系、时间与空间组成,表示社会系统的边界,E表示社会系统边界以外的环境,B表示社会系统在环境中的行为,F表示社会系统的功能,反映系统对环境的作用[23]。
第二,社会改革的方法。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改革过程呈现出非线性、多层次、多子系统、不确定性等特点,因而在改革过程中科学的组织与管理是保持发展、稳定、可持续的重大问题。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改革工程的组织与管理提供了普适的方法论。
(1)社会改革工程的目的性。社会改革工程的目标,是党和国家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根据基本路线提出改革的总体设想(三步走战略)、规划、方案、计划以及可行性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改革进行论证,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其次还要对改革过程中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进行科学管理,以保证改革的效果、效率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对改革的社会经济效果“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15]23,作为评价改革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以此来检验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系统工程方法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实现方法。它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步骤如下:
系统建模—系统仿真—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优化
(2)社会改革工程的系统建模。要对复杂系统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并得到有说服力的结果,必须建立系统模型。系统的模型是从理论上对系统某一方面的本质属性的描述,它以文字、符号、图表、实物、数学公式等表示。
系统是演化的,因此,系统模型应是动态的,要从系统的整体与局部的结构演化关系来考虑。在这方面,动力学系统理论与方法提供了描述系统动态行为和演化规律的模型,提供了系统分析的语言,特别适用于描述复杂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适应性和演化。对建构社会工程而言,系统建模就是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
例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项系统工程,它的系统建模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4]:
①企业。要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制度创新,转换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以增强企业的活力。
②市场。要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包括债务、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市场;要加强市场制度和法规建设,以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
③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要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加快工资制制度改革;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④政府。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是政企分开,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
⑤国际贸易。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格局,以便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⑥精神文明。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系线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在各行各业进行职业道德建设。
(3)社会改革工程的系统仿真。它利用模型、以计算机为手段、对系统进行实验研究。在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的新形势下,由于安全上、经济上、技术上或者时间上的原因,对实际系统(如航空、航天、核反应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医学等领域)进行物理实验往往很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对复杂的大工程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系统工程,系统仿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实验”手段。
系统仿真包含系统对象、系统模型与计算机三个基本要素。它通过建立和运行计算机仿真模型,模仿实际系统的运行状态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实现在计算机上进行实验的全过程,并通过对仿真运行过程的观察和统计,得到实际系统的仿真输出参数和基本特性,据此来估计和推断实际系统的真实参数和性能。系统仿真为复杂系统问题研究创造了一种“柔性”计算机实验环境,使人们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对实际系统运动规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认识。
(4)社会改革工程的系统分析。在处理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研制、和运用问题时,必须对系统进行分析,主要的内容包括:目标、可行方案、费用、模型、效果、准则、结论。系统分析伴随系统建模与系统仿真的全过程,系统分析方法一般分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大类,前者有德尔斐分析法(专家预测法——以专家的个人判断为基础进行归纳)等;后者有投入产出分析法、效益成本分析法等。
(5)社会改革工程的系统评价与决策。系统评价是对系统开发提供的各种可行方案,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从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等方面,提出评价的指标体系,综合地予以评估;全面权衡其利弊与得失,为决策选择最优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社会改革的控制。社会改革工程是系统演化过程,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发展与稳定是一对基本矛盾,而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硬道理,因为:一方面,稳定是为了发展,没有发展的稳定是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发展是稳定的前提,没有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无法解决。
社会控制论研究的问题是:从整体的观点出发,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改革过程中社会系统的运动和演进的规律;提供控制、调节与自调节的方法与技术手段,以保证社会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从控制的观点看,系统可以划分为控制系统与受控系统。控制系统的作用是对受控系统施加影响,并支配它的行为,以期引起受控系统行为状态发生合目的的变化。对硬系统(不包含人的机械、设备、技术手段等)的控制属于工程控制论;对软系统(包含人)的控制属于社会控制论。
控制是控制系统对受控系统的调控行为,其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是反馈控制,它利用控制系统与受控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即:
之间的通讯构成反馈回路,使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来自受控系统的信息不断调整控制作用,从而实现系统稳定协调的发展。反馈控制的机制是:将受控系统的输出信号的一部分作为输入,再来控制它的输出。反馈的结果有两种:正反馈使受控系统输出越来越大;负反馈使受控系统输出越来越小。经常使用的是开环反馈控制系统,它是在环境变化,系统偏离目标时,将受控系统的输出信号,与目标信号进行比较,作为反馈信号,再输入手控系统,使系统仍能向预定的目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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