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定义论文,Diaspor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世界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人口的跨境流动，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乃至冲突都在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上出现全球性拓展，所谓“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全球人”（the Global Me）、“多种族人”（Multiracial Category）① 等“异类认同”（alien identity）、“弹性认同”（flexible identity）或“多重认同”（multi－identities），均已进入当代社会人类学关于族群研究的视野。在此大背景下，原本仅限于描述流散之犹太人生存状况的大写的“Diaspora”一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相关国际学术刊物上已越来越多地以全小写的形式出现。由此，diaspora也就从原先一个寓意相对狭窄、专一的特定专有名词，演化成为一个涉猎广泛、内涵丰富的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而且还延伸出作为形容词的diasporic、diasporist、diasporized，作为类型化专有名词的diasporization和diasporism。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diaspora概念的诠释主要源于两大学科：社会人类学和文学评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其所关注的都是跨文化群体；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关注的是该群体普通人的生存世界与喜怒哀乐，后者的目光则更多地聚焦于该群体之中的写作人群体及其笔下所反映的跨界人文情态。在国内学术界，diaspora也已引起关注，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能够为大多数中国学者共同接受的译名。译名的不同，折射的是使用者在理解上的歧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将diaspora置于社会人类学的视野之下，追溯其历史脉络，梳理其基本定义与内涵，剖析其所折射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评述其依然存在的疑义，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Diaspora的源起与中译
Diaspora在英文中也是一个外来词，词源始见于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版《旧约全书》第28章，原意指公元前586年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被迫流亡的历史事件。按照后人的解读，Diaspora具有两层含义：（1）是犹太人被迫四处流浪的悲惨写照。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驱逐、被凌辱，无家可归，他们虽然自信是“上帝拣选寄居在地上的人”，但“我们不是本地人，我们只是过客”。② 其悲惨境遇的顶点是二战期间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2）包含犹太人以“复兴祖国”为不懈追求的深刻隐喻。犹太人每到一处，都要建立“犹太会堂”，这成为他们凝聚族群的现实依托。因此，犹太人的世界流散，“实是天主为基督和他的教会所做的另一种预备”，而遍布各地的犹太会堂则成为异域传教的“桥头堡或前进的据点”。③ 四处漂泊的历史记忆、复兴祖国的由衷祝福、回归故乡的殷切期望相互交织，成为Diaspora的鲜明特征。
Diaspora概念明确越出犹太人的族群范畴，始见于上世纪50、60年代，是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派生物。其时，非洲大陆反帝反殖运动如火如荼，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非洲裔美国人在为祖籍国的复兴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奋起为自身的平等权利而斗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一代美国非洲裔史学家们，坚决抛弃那种把非洲作为欧美历史注脚的陈腐观念，充满激情地回溯非洲大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痛陈祖先被贩卖、被奴役的悲惨历史，呼唤非洲裔美国人对故乡非洲大陆的崇敬之意、眷恋之情。在此大背景下，类似于犹太人远离家乡、四处飘零、受人凌辱的“历史记忆”，与渴望故乡非洲大陆复兴繁荣的“现实期待”相结合，催生了具有鲜明政治含义的新词语“African Diaspora”（非洲裔流散族群），展现了当时非洲裔民权运动领袖及学者们的政治情怀。④ 虽然“African Diaspora”后来更多地被“African－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所替代，但由此开始的以diaspora为一种特定生活形态的学术流向则没有停止。进入上世纪70、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跨境流动的人数、规模、距离空前拓展，跨境生存渐渐向常态转化，饱含迁徙、故乡、记忆、想象等诸多丰富内涵的diaspora一词，在学者们的笔下，也就越来越普遍地被移植到各类不同的移民群体，成为当代人跨境生存方式的类型写照，并迅速成为当代社会人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在中国内地，学术界在犹太历史文化含意之外引入diaspora概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涉及这一概念的有限的几篇文章，基本上是对国际会议论题或外国学者论著的介绍。⑤ 1991年，香港学者谢剑在国内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及“海外华人”时使用了diaspora概念。⑥ 在此后的十来年间，中国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由国内学者撰写的涉及diaspora概念的论文仅有8篇，而且作者多曾留学北美。⑦ 然而自2000年至2007年底，在不同程度上运用diaspora概念的论文明显增加，达到250篇左右，其中约3／5隶属于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领域，若干直接对diapora进行概念解读的论文，作者亦基本上是文艺理论方面的专家。⑧ 2008年和2009年间，将diaspora融入学术探讨的文章每年均超过100篇，文学类与社科类基本上平分秋色。
作为一个完全是舶来品的学术概念，diaspora自登陆中国大陆伊始，就一直处于一种无法在中文世界里找到准确对应位置的尴尬处境。早期的译名差异较大，如“流布”、“散处的地域”、“家国之外”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末，译名逐渐简化，常见者如“大流散”、“移民社群”、⑨“离散”、⑩“流散”、(11)“散居”、“裔群”、(12)“族裔散居”、(13)“飞散”(14) 等林林总总，迄今无法统一。依笔者之拙见，在社会人类学视野中，diaspora一是强调其人员四处“流散”，二是突出其虽流散四海仍情系同一“族群”，因此笔者多年来一直将其译为“流散族群”。
二、迁移与聚合：流散族群的基本特征
1986年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加比·谢夫（Gabi Sheffer）主编的《国际政治中的现代流散族群》，是将diaspora导入现代族群关系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明确提出，“现代流散族群‘系’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少数族群，他们在移居国生活、工作，但与祖籍国保持强烈的情感上和物质上的联系”。(15) 1991年，国际性学术期刊《流散族群》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刊主编在创刊号“序言”中指出，“流散族群是具有跨国时代特征的共同体”，这个“曾经以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散居者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词语，现已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覆盖了诸如移民、迁徙、流亡、客工、流放、海外社群、族裔共同体等不同词语的内容”。(16) 该刊倡导既要研究犹太、亚美尼亚等传统流散族群，更要研究那些曾经长期流散各地且在过去30年选择认同于“流散族群”的群体，如非洲裔美国人、乌克兰裔加拿大人、加勒比裔英国人，还有遍布于东亚、南亚的诸多新流散族群。(17) 长期致力于民族主义研究的威廉·萨夫兰（William Safran）在创刊号上总结了“现代流散族群”的六个基本特征：（1）以故乡为“中心”迁移到两个以上“边缘”地区；（2）保持着对故乡的“记忆、想象或迷思”；（3）认为自己不会或不可能被移入国完全接纳；（4）相信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就可回归故乡；（5）愿献身于故乡的复兴；（6）与故乡源远流长的联系深深扎根于群体意识之中。(18) 在萨夫兰之后，虽不断有学者对以上定义进行补充或修订，但基本原则大同小异。(19)
2004年，美国“耶鲁大学人际关系领域资料中心”(20) 出版了全球第一部《流散族群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主编在前言中指出，“本书旨在从比较的角度为读者提供关于全球各流散族群的全景式介绍”，使读者认识到流散族群的定义、特征，认识其文化、社会及行为习俗，以及他们如何应对挑战。(21) 该书编委会特邀的118名撰稿人来自26个国家，主要为社会人类学学者，他们以撰写专题论文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部上下两卷、共1242页的大型工具书。该书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流散族群定义进行了简、繁两重定义。
简洁定义是“因不同原因而散居于一个以上地点的人群，他们虽散居各地，却可能共同怀揣回归故乡的理想，他们无法完全同化于移居国，并可能与居住于不同地方的同一族群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22) 然而，如果对“流散族群”做进一步全面、完整的界定，那么就应当涵盖社会形态、自我意识、文化生产等不同层面，至少应包含迁移、分布、定居、奋斗、网络、回归、传承等七个方面的内容：（1）迁移。由于原居住地军事或官僚体制的压迫，大批民众被迫流亡他国；或者由于经济困难或自然灾害，使得某一国经济水准严重落后于他国，民众因而选择迁移。（2）分布。外迁人口不是集中迁移到某一国，而是分别迁往不同国家。（3）定居。移民进入接纳国后，或相对集中居住于一隅，或虽然入籍却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权益。他们的处境是微妙的，既力求保持本族群的文化习俗，不接受被完全同化，又想方设法跨越各类经济、社会、政治障碍，以求能够融入当地社会。（4）奋斗。虽然移民努力奋斗以维系源自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却又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文化认同的延续势必越来越困难。群体中的成功者于是制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想象性的认同，即通过维持族内通婚，维持自身特殊的种族、宗教、语言、饮食习俗，在本族群与当地社会之间人为地划定边界，尽管这一想象的边界可能支离破碎。（5）网络。既与故乡亲人保持联系，也与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同一族群保持联系，最初往往通过亲情纽带维系跨国社会领域，继而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强化网络，并力图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6）回归。可能是一个人或一群有组织的人自主回归故乡，或心甘情愿地被送回故乡，如犹太人回归以色列；但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回报”，即通过向祖籍国投资或捐赠影响其政治、经济、文化，或是从故乡“再汲取”，小到学唱祖籍国流行的新歌曲，大到返乡寻找配偶，或从故乡雇用廉价劳动力到移居国务工。（7）传承。只有当一特定群体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并延续若干代后，方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散族群”。(23)
“流散族群”观念在导入非犹太人领域之初，主要与具有血缘纽带而散居世界各地的族群相关联。除了前面提及的“非洲裔流散族群”之外，时常被援引为流散族群典型代表的还包括亚美尼亚人（Armenian diaspora）、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 diaspora）、土耳其人（Turkish diaspora）、华人（Chinese diaspora）等族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族群亦被认为是“典型流散族群”（classical diasporas），他们大多具有如下共性：（1）都曾有过令其自豪的古代文明，在历史上建立过强大的民族王朝，长期传承自身显著的民族特征。如亚美尼亚人在公元前6世纪曾建立过北起黑海、南至幼发拉底河的“大亚美尼亚国”，巴勒斯坦地区是孕育了当今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圣地，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曾经地跨亚、非、欧三大洲，而中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更为众所周知。（2）都曾经历过战败的屈辱、流散的伤痛。例如，公元初亚美尼亚国灭亡后，亚美尼亚人辗转于异族统治之下长达千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因惧怕亚美尼亚人反叛，杀害了150万亚美尼亚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此建立“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人由居支配地位的主体民族沦为没有国家的流浪族群，长期寄寓埃及、约旦、黎巴嫩以及联合国的难民营；鸦片战争后，欧美列强恃战胜者之强权将数十万契约华工贩卖到世界各地，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血泪史。（3）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口众多，分布广泛，但又延续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长期为本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奋斗。据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估计，目前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亚美尼亚流散族群人口约在800万以上，而亚美尼亚共和国本土人口仅有大约300万，境外亚美尼亚人组织了众多政治性社团，长期为亚美尼亚国的复兴而奋斗，即使在1991年亚美尼亚国重建之后，仍然还在为它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巴勒斯坦本土人口近460万，海外巴勒斯坦人则超过470万，约旦、黎巴嫩等国是巴勒斯坦流散族群的主要聚居地，一直是巴勒斯坦国重建运动的重要海外基地。在中国，“华侨乃革命之母”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邓小平也曾高度评价数千万海外华人“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24)
“典型流散族群”基本上隶属于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其迁移及散居的历史充满了血与泪的记载，一些学者因此认定“流散族群”是一个贬义词。(25) 但笔者以为此说不够准确，从传统意义上讲，“流散族群”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哀伤的不幸群体，因此，在局外人那里，蕴含着使用主体对指称对象居高临下、怜悯施舍的心态；但在流散族群自身，则带有身处不幸却力图获得心灵解脱的意义。
三、转型与重构：流散族群的现代延展
自上世纪末叶以来，伴随着跨国流动从背井离乡的无奈求生向主动追寻人生新希望的积极意义的转化，“流散族群”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重构。
罗宾·科恩（Robin Cohen）在《全球流散族群》（Global Diasporas）一书中，提出了在传统血缘纽带之外划分流散族群的另一新标准。他依据每一类群体迁移流散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五大类流散族群：受难型（victim）、劳工型（labour）、帝国型（imperial）、商贸型（trade）以及文化型（cultural），他们都具有“全球－去地域性”（global－deterritorialized）特征。(26) 科恩的划分及论证虽然还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环绕着流散族群的哀怜与凄凉，赋予流散族群以积极选择、主动进取的全新含义，对长期约定俗成的定义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因为，除了第一类“受难型”之外，其余各类都可能是行为主体主动的、进取性的选择。《流散族群百科全书》对流散族群的选择标准也采纳了科恩的观点，将散居世界各地的德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隶属于当今发达国家主体民族的海外族群，也一并纳入“流散族群”范畴，并指出在当今全球主要流散族群中，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非洲人等多属于“受难型”，华人基本属于“劳工型”，黎巴嫩人是“贸易型”，而德国人、英国人则是“帝国型”（即为了服务于其所属帝国而奔走世界各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学者米歇尔·丽斯（Michele Reis）将流散族群划分为传统、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阶段，并集中探讨后现代流散族群的特点。她认为，当代流散族群的基本特点是“流散化与全球化齐头并进”，并提出了关于“追寻机会的流散族群”（opportunity－seeking diasporas）的新概念，认为美国硅谷以华人和印度人为主的技术人员群体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为追寻个人才能的最大机会来到硅谷，活跃于美国及其祖籍国之间，成为该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族群（majority minority）。另一代表群体是“企业家流散族群”（diasporic entrepreneurs），他们既在异国他乡投资经营，在跨国领域牟取经济利益，亦将资金、技术及企业精神等输送回原籍国。(27)
与“流散族群”概念重构密切相关的，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跨国族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y）、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理论的提出。在当今世界上，一方面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跨国利益追求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人力资源的全球观相伴而生，走向“开放的社会”已成共识；另一方面，每一个民族国家却无不严格地固守甚至日益强化着自己“封闭的边界”，民族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因此，“开放的社会”与“封闭的边界”就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时代悖论。(28) 随着与“流散族群”并行的“弹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认同的出现甚至流行，(29)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变化。
传统移民模式是从祖籍国A向移入国B的流动，移民者自身一般经历迁移、定居、适应、同化或融入的线性过程，最典型的代表当为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大熔炉”理论，即认为来自全世界的各民族移民都将在美国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然而，流散族群的生存形态是多线性、多元化的，他们总是既在此处又在彼处，尽管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祖籍国，定居乃至入籍移入国，但耿耿于怀的却依旧是其祖先之国度或自身隶属之民族，颇似中国传统所言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当这种形态仅为移民群中的少数“异类”时，主体社会精英们或对其不屑一顾，或视其为可怜可悲；但如果这成为移民的常态，而聚居于某一民族国家之内的外来移民数量又可以百千万为计时，其潜在的影响就不容忽视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就将大量操西班牙语的移民族群视为可能从根基上瓦解美国的致命挑战，因为他们虽身居美国，却从语言到认同都心系祖籍国。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学者也一再指出，以货物、资本、人口日益高涨的跨境流动而体现的“跨国主义”，已经并且仍然在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
然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则有所不同。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明确认识到本国（或本民族）在外流散族群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并且理直气壮地号召海外族群积极支持祖籍国的建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孟加拉、黎巴嫩等在外移民较多的国家，近年来都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部委，主管海外侨民事务，维护海外侨民权益，疏通海外侨民与祖籍国联系的渠道。菲律宾政府规定每年12月为“菲律宾侨民月”（Month of Overseas Filipinos），举办各类庆祝与表彰海外菲律宾人特殊贡献的活动，并向对祖籍国有杰出贡献的海外菲律宾人颁发总统奖章。黎巴嫩政府规定每年4月的第2个周末是“世界黎巴嫩侨民日”，号召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人举行各类文化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增进全球黎巴嫩人的凝聚力，为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重建国家而共同奋斗。在印度，每年1月9日是政府规定的“海外印度人日”，吸引海外印度人回国参加由政府主办的“全球印度人代表大会”，表彰有特殊贡献的海外印度人。(30)
当代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以及海外华人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一再被印度、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家引以为流散族群与祖籍国之间良性互动的典范。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对“华人流散族群”（Chinese diaspora）这一称谓颇有抵触，如王赓武、陈志明等都曾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31) 然而2004年，陈志明教授接受邀请担任了《流散族群百科全书》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为该书撰写了“马来西亚华人”词条；2008年，《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在新加坡正式创刊，王赓武教授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亲自审定该刊的英文名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由此可见，随着“流散族群”概念的现代重构，学者们的观念也在变化。
总之，“流散族群”概念的当代转型意义深远。正是因为随着流散族群之涵盖面越出传统被压迫民族的范畴，“流散族群”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挑战民族国家之传统观念的论辩。1648年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核心是确认国家主权像人的生命一样不可随意被剥夺，但是伴随着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与日俱增，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仅运作于既定的边界之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为常态，而流散族群正是这一转型时代的实体性表征。传统“移民”给人以一种趋向定居、融入的总体印象，但“流散族群”则是动态的，是行为主体“在路上”的主动的不断追寻，或曰路上就是家、就是归属。因写作《想象的共同体》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安德森在论述当代资本主义认同政治时，提出了“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移民即使在地理上远离故国家乡千万里，也能通过电话、传真等现代电讯手段而“与家同在”；现代金融手段使移民能够在瞬息之间把在异国他乡挣到的钱汇回家乡；(32) 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允许越来越多异民族移民得以入籍移居国而在政治上成为其国民。由此，移民的国家认同就可能在不同国家之间徘徊。他们“故乡情结”的政治指向是一个“想象的祖籍国”，他们不住（或不愿住）在那里，不向那个国家纳税，那个国家的法律也无可奈其何。因此，在远距离的想象中塑造并抒发的民族主义，是时空剥离的政治，在社会环境相对宽容的时代，就可能罩着人为的光辉，伴随全球性而蔓延。(33) 这正是当代流散族群政治性的形象写照。
四、“流散族群”的歧义与问题
“流散族群”在被越来越多学者接受的同时，也派生出一些新的歧义与问题，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无限泛化的趋势。仍以前述《流散族群百科全书》为例。该书除了使用前面业已提及的“流散族群共同体”（diaspora communities）和以迁移动因为主的归类法外，同时还出现了以地区或国家为定义的“大洋洲流散族群”（Oceanian diaspora）、“南亚流散族群”（South Asian diaspora）、“瑞士流散族群”（Swiss diaspora）；以职业进行划分的“军事流散族群”（Military diaspora），“传教士流散族群”（Missionary diaspora）；或在同一民族之内再进行不同区分的次级流散族群，如在汉民族之下，又划出一个“客家流散族群”（Hakka diaspora）。如此缺乏同一标准的标新立异，不能不造成理解及分析上的混淆，其结果必然因无限泛化而抹去原本应当具有的基本特性及特定意义。
第二，与“泛化”趋势相关联，是不恰当地将所有移民及其后裔都纳入“流散族群”范畴，过度神化历史上的“祖国”或“祖先之根”对所有移民及其后裔具有一以贯之的特殊意义，且无视移民群体内部业已存在的明显分化。例如，虽然“海外华人”一直被视为一个典型的流散族群，但是，一个出生成长于泰国的华裔与出生成长于日本或美国的华裔之间的共性，可能更少于前者与其身边泰国同龄人所具有的共性；而所谓“中国性”（Chineseness）对于不同区域、不同代际、不同阶层、不同境遇之海外华人所具有的不同意义，亦早已为许多中外学者所反复论证。又如，一项对澳大利亚“锡克流散族群”（Sikh diaspora）的研究表明，即便同是生活于澳大利亚的锡克人，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利益认同，也没有共同的民族想象。(34) 因此，究竟何时、何地、何人、在何形式下或在何情境中，想象的跨国流散族群共同体（imagined transnational diasporic community）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认真探讨的问题。
第三，存在过分美化“流散族群”的倾向（这一点在文学批评领域更为明显）。流散族群从实体到认同的常态化，是对民族国家权威的挑战，是对任何纯粹民族想象的背离，如此趋势无疑如同双刃剑：既可能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进步发展的外在动力，但也可能成为鼓动祖籍国某种政治分裂势力的外部推手；既可能升华为超越民族文化隔阂的宏大情怀，但也可能沦为民族单一主义或本民族至上的狭隘意识。因此，一味用赞美的语调推崇“流散情怀”，甚至将其无限拔高，认为其充满生命繁衍的喜悦，不仅过于理想化，而且是十分片面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对跨国移民群体的多年考察与研究，笔者以为，“流散族群”之实体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分享相似经历的群体，虽散居于不同地区，却又通过联系彼此的动态的跨国网络而具有现实或虚拟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流散族群意识”，是由彼此能够心领神会的情感记忆、话语习俗、梦想追求乃至讽喻冲突交相碰撞而成的。“流散族群”的客观存在，就民族国家层面而言，是对全球化时期特殊的、处于运动中的、越来越壮大的移民社群别无他择的认可或默许；就流散族群中的个人而言，“流散”是博弈于最佳市场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追求，“流散认同”既可能是某些人颇具自豪的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也可能是一些人身处跨界边缘无法进入主流时无所适从的无奈调侃。
总之，作为全球化时代跨族群互动空前活跃的产物，“流散族群”以及由此派生的流散政治、流散认同、流散主义、流散文化，及其对当代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业已产生和可能拓展的潜在影响，无疑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 “多种族人”即人们习惯所说的“混血儿”，但又特指那些因祖辈、父辈多次异族通婚而具有两个以上不同种族血统的后裔。
② 摘自圣经课程“彼得前书”，载http://pcchong.com/1Peter/1Peter2.htm.
③ 马玉田编译：《天恩溯笔：〈旧约导读〉》，载《中国天主教》，2006年第6期。
④ Melvin Ember,Carol R.Ember and Ian Skoggard (eds.),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2004,p.430.
⑤ 如杨周翰：《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1届大会述评》，载《国外文学》，1986年第3期；艾石：《苏联〈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民族集团〉一书摘要》，载《民族译丛》，1987年第6期；邓锐龄：《评谭·戈伦夫新著〈近代西藏的诞生〉》，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
⑥ 谢剑：《试论香港客属社团对都市化情况的适应》，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⑦ 如穆立立：《哈萨克斯坦当前的民族进程和民族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93年第4期；赵毅衡：《为什么没有“新留学生文学”？》，载《花城》，1995年第2期；杜国清：《世界华文文学方法研究试论》，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6年第2期；阮炜：《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载《书屋》，1997年第6期；李其荣：《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美国的中国移民与意大利移民的比较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宋伟杰：《地方性还是全球性：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载《花城》，1997年第2期；王昶：《一种注视：英语世界中国电影研究简介》，载《世界电影》，1998年第4期；郑苏：《近十年EML在西方的新发展与女性主义研究》，载《中国音乐》，1999年第4期。
⑧ 如童明：《飞散》，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饶芃子、蒲若茜：《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载《暨南学报》，2005年第1期；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凌津奇：《“离散”三议：历史与前瞻》，载《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⑨ 如在国内英汉翻译学界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英汉大词典》从词源上将diaspora译为“大流散”，并引申其意为“移民社群”。
⑩ 如饶芃子和蒲若茜在《从“本土”到“离散”：近三十年华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评述》一文中，将diaspora译为“离散”，并引申出离散文学、离散诗学、离散批评理论等。
(11) 如2003年9月13日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流散文学和流散现象”学术研讨会。主办者认为“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为“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
(12) 如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不同的作者就将Diaspora分别译为“裔群”（第2—3页、58—74页）或“散居者”（第279页）。
(13) 如张京媛主编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均将diaspora译为“族裔散居”。
(14) 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童明撰文力主将diaspora译为“飞散”，认为这一翻译“少了些离乡背井的悲凉，多了些生命繁衍的喜悦”，更贴近diaspora的本意。详见童明：《飞散》，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15) G.Sheller,“A New Field of Study: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G.Sheffer(ed.),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Croom Helm,1986,p.3.
(16) K.Tololyan,“The Nation State and Its Others:In Lieu of a Preface”,Diaspora,vol.1(1),1991,pp.4-5.
(17) Diaspora出版说明，载http://www.utpjournals.com/diaspora/diaspora.html.
(18) William Safran,“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Diaspora,vol.1(1),1991,pp.304-305.
(19) 如Robin Cohen,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 James Clifford,“Diaspora”,Cultural Anthropology,vol.9(3),1994.
(20) 该中心英文全称为“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at Yale University”，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跨国研究组织，麾下有分布在近40个国家的大约400个团体会员。其宗旨是为全球范围内各种关于行为、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信息。其下属的民族志收藏中心成立于1949年，业已收藏了总计超过100万页的关于全球文化的各类资料，分为700多个类别，涉及全球380种以上的不同文化。
(21)(22) Melvin Ember et al(eds.),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2004,pp,XIII,XXVI.
(23) 根据《流散族群百科全书》的相关内容进行翻译整理。详见Melvin Ember et al(eds.),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pp.35－36,559－562.
(24) 摘自《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讲话》，载《人民日报》，1993年1月23日。
(25) 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26) Robin Cohen,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Oxon:Routledge,2008.
(27) Michele Reis,“Theorizing Diaspora:Perspectives on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Diaspora”,International Migration,vol.42(2),2004,p.51.
(28) 李明欢：《国际移民学：研究、范畴、框架及意义》，载《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9) Aihwa Ong,Flexible Citizenship: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30) 丘立本：《外国侨务工作新动向及其原因与启示》，载《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2、4期。
(31) 根据笔者听过的二位学者在多次学术会议的发言及个别交谈。详见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第172页。
(32) 安德森此文发表于1992年，当时互联网尚未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今天，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更是对跨境生存产生了深远影响。
(33) Benedict Anderson,Long-distance Nationalism,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es,Amsterdam:CASA-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Amsterdam,1992.
(34) Verne A.Dusenbery,“Sikh Positionings in Australia and the‘Diaspora’Concept”,in Melvin Ember,Carol R.Ember & Ian Skoggard(eds.),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2004,pp.485-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