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抗战初期（1937）中外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初期论文,中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关于抗战初期（1937）中外关系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中德、中英美及中苏关系等几个方面，体现出资料挖掘较深，观点大胆突破，文章发表较多等若干特点。
关键词 抗战初期 中外关系
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战初期的中外关系即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有关各国的对华政策无疑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因于抗战初期中外关系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和扑朔迷离性。据精略统计，近两年，学术界先后发表论文约二十篇；同时，不少专著对此亦有所涉及。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在如下几方面展开并有所突破。
一、中日关系
关于抗战初期的中日关系研究，集中在两点：
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呼吁和平，并进行种种外交活动。对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一书认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再加上希望国际调停的结果破灭，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而不是求战和抗战方针。〔1〕蔡德金认为此一观点虽比以往研 究有所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商榷，并在《如何评价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一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一文中指出：所谓蒋介石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理由为蒋介石恰恰是不愿意与日本直接交涉。因为自芦沟桥事变乃至上海事变发生后，胡适、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曾不止一次地拟定与日本直接或间接交涉的计划，通过汪精卫送交蒋介石，但均为蒋所拒绝。至于当时的地方交涉问题，蔡认为：宋哲元与日军当局达成的多项协议，并非蒋之意旨，这只能反映宋与中央的离心离德；相反，蒋却一再指出，在与日本谈判之时应先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失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而且在谈判之时，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并认定芦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且一再表示愿意与宋同负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力争取宋，使之不致倒向日本。〔2 〕宋志勇在《“七七”事变与日本外交》一文中，对蔡的观点有所补充：为防日本利用宋哲元的犹豫不决以挑拨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蒋特命中央军北上，坚定了宋哲元的抗战信心。〔3〕关于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评价的问 题，蔡德金强调指出：首先，蒋介石的强调被迫应战，是完全合理的，不仅表示了战争责任不在中国，中国只是被迫自卫，而且在法律学上称之为正当防卫，因而道义上可取得主动权。其次，蒋介石的力求妥协，实际上是当时国力和国际环境要求下不失基本原则的有限度要求，是恰当的，而正是这一点，致使日本的政治诱降始终未成。再说，妥协是双方交涉的必然结果，它并不等于投降。〔4〕
日本的对华政策。学术界一致肯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是灭亡中国，至少要迫使中国彻底屈服。由此，日本的对华政策总态势已不言而喻。不过，学术界有人进一步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各个阶段并非完全一致。丁则勤在《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一文中指出：随着战局的演化，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过重大转折，即由政治诱和政策转变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而这与日本国内各派势力集团的消长紧密相关。正如井上清教授所分析的，“天皇正是选择了政府的路线即既然同中国已经挑起了争端，就必须干到底，尤其是在攻克南京之后，天皇和近卫内阁比军部更加积极地把日本推进战争的泥潭中去，这可能是因为天皇和政府丝毫没有想停止自认为能够打胜的战争。”只不过“军部”一词似应指“军部中的一部分人”，即参谋本部。〔5 〕在这个问题上，宋志勇则在《“七七”事变与日本外交》一文中着重从外务省及其长官广田宏毅的角度作了详尽分析，指出作为日本外交主体的外务省及其首脑广田，从侵略战争的追随者发展成为战争的协同者、推动者，对“七七”事变的扩大负有重大责任，而这正是日本侵华国策的反映和体现。〔6〕至于日本的“分治合作”、“以华治华”政策， 丁则勤认为属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一政策的推行，致使中日间任何形式的议和活动无法进行。〔7 〕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基础，丁则勤认为：除了以往学术界所强调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因素外，垄断集团扩大侵华的要求，统治者对美苏动向的过于乐观及过高估计自我力量、过低估计中华民族觉醒与抵抗力量等因素亦不容忽视。〔8〕
二、中德关系
两年来，关于抗战初期的中德关系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学术界发表的文章不少，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易豪精的《从“蜜月”到断交—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吴景平的《抗战初期的中德关系》、陈方孟的《论中日战争初期的德国对华政策》等。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德日都是法西斯国家，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具有政治、战略利益关系；而中德两国尽管长期互相需要，但因社会基础和发展道路差异很大，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性、战术性的，所以德中关系会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而不可逆转地由“蜜月”走向断交。不过，陈方孟同时认为：国际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有其一致性和不一致性，只要德国在华利益还未消失，那么中德交往总要维持，只不过形式会改变。〔9〕易豪精也认为：随着全球战略的制订， 权衡利弊、希特勒德国最终彻底背弃中国，而与日本结盟。〔10〕关于“陶德曼调停”事件，易豪精认为是希特勒对华采取“骑墙”政策的反映，其背景是德国不希望因扩大侵华致使日本受损进而消弱乃至失去对苏联的钳制，故而希特勒努力协调华日关系，开始“陶德曼调停”。〔11〕吴景平也认为：在调停中，德国并非纯“递信者”，仅陶德曼本人便多次建议蒋介石及时接受日本议和条件为明智之举。〔12〕对于此说，陈方孟亦表认同。〔13〕
关于抗战初期中德关系研究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在中德关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地位问题。易豪精认为：国民党政府因未看清中德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基础，故对德国抱有较大幻想，致使在中德关系的演化中常处于被动地位；同时强调：应当看到，即使在中德关系蜜月期，德国亦非帮助中国强大富强，而是与列强争夺中国市场。〔14〕吴景平更进一步认为：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仍一厢情愿地试图挽回两国关系，尽管一味地对德迁就和退让，换来的却是纳粹德国对华政策的进一步恶化。〔15〕对于此说，王建朗则力排众议，表示不同观点，并在《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是明智的和基本成功的，表现出了少有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其理由是：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战时外交应努力促成反日侵略的国际阵线，而德国作为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大力量之一，当然成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对象，“中立德国，不使为敌”的目的和方针不仅使中国获得相当数量的军事援助，而且利用德国对共产主义的担心尽量延缓德日两大法西斯势力的靠拢进程，有利于中国抗战，有利于国民政府“苦撑待变”这一抗日战略的实现。〔16〕
三、中英美关系
近两年，有关中国和英美在抗战初期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章较多，大致有：徐小明的《试分析“七七”事变后美国对华对日政策》、朱贵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关绍纪的《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政策》、李精华的《抗战前期美国对华政策之演变》、刘喜发的《走上结盟之路—浅析芦沟桥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美关系》、何品的《1937—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研究》、吴景平的《抗战时期中美租界关系述评》、张新军的《论抗战初期英国民众援华的几个问题》、张勇的《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对华政策述评》、王建朗的《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等等。综观各文，学术界对于中英美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英美为主的国际组织与中国抗战的关系上面，尤其是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更是成为关注之焦点。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对于中国1937年前后的抗战来说，诸如国际联盟、九国公约会议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的，因而也是失败的，与英美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其本质是与帝国主义在远东利益相关的绥靖政策。正如李精华所论述的：九国公约会议由英国发起，但英国不愿也无力承担远东责任；美国则在会议上消极冷淡，客观上无异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日本更清楚美国的真正态度。〔17〕对于此说，宋志勇表示不能认同。宋认为：两次国际会议（指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的相继召开，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18〕王建朗进一步认为：在抗战前期，英美尽管对日本作了不少妥协，对中国的抗战也未给予大量援助，但是国民政府事实上实现了自己的基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和争取友邦，并展示了正确的外交方向。〔19〕以张勇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认为：抗战前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矛盾性，其根源在于一方面企图借用日本的力量在远东对抗苏联、镇压中国革命，因而纵容、姑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其在中国的利益，让日本独占中国，因而给予中国以有限的援助，对日本侵略进行一定节制，反对向日本作更多损害美国利益的妥协。〔20〕
此外，张新军对抗战初期的英国民众援华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揭示出英国民众援华抗日的背景是30年代兴起的国际和平运动以及战前英日在华逐鹿和争雄；原因为和平主义思潮已成公众意识、人道主义等与甘地非暴力主义的结合作为思想武器、公众对在华利益的关注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推动等；特点有广泛社会性、方式多样性及组织涣散性等；意义是作为民间性的援华抗日活动，直接推动了英政府的对华支援，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21〕关绍纪对抗战前期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政策作了有意义的探讨，指出1937年美国奉行的是避免卷入政策，即对日谴责但无制裁行动、对华抗战表示同情但拒绝援助、赞成国共合作但不愿介入中国政治。〔22〕何品则把1937—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层。〔23〕
四、中苏关系
有关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除王建朗、王家福等人略有论及外，王林涛、李嘉谷、吴景平等人还作了专题研究。总的说来，学术界对于中苏关系给予肯定，但在程度上略有分歧。吴景平认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和苏联方面正在努力改善双边关系。1937年8 月21日在南京签订的互不侵略条约是双方都作一定让步的结果。从条约本身看不出双方有“互助”的义务，但从实际情况看，条约签署之后，苏联大大加快了援华步伐。另外，在初期的中苏交涉中，向中国派遣苏联军事顾问是又一重要事项。所有这些，都是中苏关系走上积极的实质内容。〔24〕李嘉谷进一步认为：七七事变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及时的，作用是巨大的。〔25〕王林涛则更进一步指出：抗战初期，苏联不仅从道义上、精神上，而且从物质上、军事上多方给华以真诚有效的援助，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性质。具体表现之一，从战时中国急需出发，苏联克服种种困难，不附任何政治、经济条件，甚至还要牺牲一定的本国本民族利益，给华以无私、真诚的援助。其二，选派素质优秀、英勇善战、经验丰富的军事骨干来华参战。其三，及时供应中国军队以先进的军火武器。〔26〕
在肯定中苏关系中苏联援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于中国方面给予苏联的支援作用，学术界也给予充分肯定。李嘉谷认为：中国的艰苦抗战也援助了苏联。〔27〕王林涛进一步指出：中国抗战的援苏作用是显然的，首先是支援了苏联的战略防御准备；其次是物质支援。〔28〕
来稿日期：1997年3月14日
注释：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 第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2〕〔4〕蔡德金：《如何评价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3〕〔6〕〔18〕宋志勇：《“七七”事变与日本外交》，《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
〔5〕〔7〕〔8〕丁则勤：《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 ，《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9〕〔13〕陈方孟：《论中日战争初期德国的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10〕〔11〕〔14〕易豪精：《以“蜜月”到断交—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2〕〔15〕吴景平：《抗战初期的中德关系》， 《民国春秋》1995年第2期。
〔16〕〔19〕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7〕李精华：《抗战前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1995年第2期。
〔20〕张勇：《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对华政策述评》，《中国现代史》（人大复印资料）1996年第5期。
〔21〕张新军：《论抗战初期英国民众援华的几个问题》，《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22〕关绍纪：《抗战前期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政策》，《文史哲》1995年第5期。
〔23〕何品：《1937—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研究》，《档案史料与研究》和1995年第3期。
〔24〕吴景平：《抗战时期跌宕曲折的中苏关系》，《民国春秋》1996年第4期。
〔25〕〔27〕李嘉谷：《中苏关系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26〕〔28〕王林涛：《略论抗战初期中苏蜜月般关系—苏联援华抗日述评》，《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