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远[1]2001年在《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优化——兼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方向与措施》文中提出由于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束缚，我国一直对产业结构认识不够，造成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缓慢，产业结构问题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步伐。80年代，经济学界才对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研究则更晚，地区产业结构是国家总体产业结构的子系统，它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通过相互关联影响着国民经济总体的增长与发展。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是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国土面积比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顽强条块分割，缩小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趋同状况，实现总体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逾越的障碍。 地区产业结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经济问题，牵涉的层面比较多，研究中难以把握。现有的研究大多仅从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角度进行论述。事实上，我国存在着叁大经济地带、多个大经济区和省级经济区叁重地区体制系。每一类地区都有其地区相应的地区产业结构。这叁重地区产业结构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要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必须从这叁个方面分析研究地区产业结构。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阐述了地区产业结构及其优化的一般理论。其中主要分析了在经济范畴中如何进行地区的界定；地区产业结构的概念；地区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lgl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标准。 其次，剖析了我国地区产业结构的历史与现状。其中重点考察了现阶段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及其变动情况，找出了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矛盾（叁大经济地带发展不协调、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农业与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缺乏有效增长点等）和影响我国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十分突出的政策体制因素。从而提出了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从战略高度确定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要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目标，必须形成合理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运行机制。即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特点，完善中央与地方分层调控体系的功能，把地区发展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第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东部沿海向西部转换，缩小地区差距、改变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成为地区产业结构研究的首要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地区差距的基本情况和西部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提出了如何把握西部大开发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积极调整和优化西部产业结构，建设具有特色的西部地区产业新体系。
向阳[2]2009年在《基于产业集群理论视角的贵州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产业集群能够给集群内的企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整合资源,降低交易费用,加剧企业之间的有效竞争刺激企业的创新和吸引新企业的进入等。可以说,产业集群是提升我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模式和竞争势的主要来源。因此,基于产业集群理论视角研究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有其重要意义。论文理论部分分析产业集群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在借鉴有关产业集群和产业结构的理论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产业集群的效应、产业集群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以及机理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发展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以上述为理论基础,首先,对贵州的产业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分析了贵州产业演进特征,同时,分别对叁次产业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农业内部的畜牧业、林业等粗加工,工业主要以资源为依托、以原材料生产和粗加工为主,产业链短,服务业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从企业的所有制和企业的规模来看,主要以国有和国有控股为主的分散的数量众多的关联效应和规模效应较小的企业组成。总体上表现为为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较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贵州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产业集群效应不足引起。其次,对贵州产业集群进行分析,得出贵州没有真正形成产业集群,从产业集群理论的视角得出贵州产业结构不合理。最后,从产业集群理论的视角定量定性的确定了贵州主导产业集群,并从产业的空间布局作了深入分析,得出贵州发展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杨兴[3]2009年在《吐鲁番地区产业结构分析及优化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各地都根据国家对经济规划的大方略,结合自身的优势积极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为迎接新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做准备。究竟按照怎样的经济模式发展,采取什么措施来提高区域整体经济水平,是西北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采取先进的生产模式,改变粗放式经营,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与优化,是西北地区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大变化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对于地处西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讲,则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主导产业选择与扶植。因此,对主导产业选择进行研究不仅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实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吐鲁番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扶植,是其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吐鲁番地区经济的发展,因而是吐鲁番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本文以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吐鲁番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条件,通过对该地区的资源、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分析研究了吐鲁番地区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认为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总体层次不高,第二产业结构单一,内部结构不合理,第叁产业比重不高。阻碍了地区经济良好发展,需要对其进行优化。本文将产业结构政策理论和优化理论结合起来,采用决策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研究了吐鲁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进而通过实证分析,对吐鲁番地区的主导产业进行选择。依据产业结构政策理论,提出了吐鲁番地区产业结构政策的一般思路,同时也对各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措施,旨在为吐鲁番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实现吐鲁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献计献策。
谢立新[4]2003年在《区域产业竞争力论——以泉州、温州、苏州叁个地级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认为：地区竞争表现为地区之间资源汲取能力和产业发展环境的竞争，基础在于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研究地区产业竞争力，目的在于从比较优势出发，寻求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并以此为主导(支柱)重点发展，营造产业竞争优势，获取竞争收益。本文以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福建泉州、浙江温州、江苏苏州叁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叁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产业空间聚散能力和产业组织成长能力为重点，通过对叁市产业产生、成长和演进能力的分析，试图研究和探讨地区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一般规律。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必须从五个方面入手：一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叁次产业协调发展中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二要以城市化和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卫星城镇为依托的层级城镇体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叁要立足地区资源赋予和区位特点，鼓励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兼并、战略联盟、股权投资、品牌延伸等形式，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以产业链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集群，努力营造地区产业竞争优势。要继续强化个体营销和专业市场的功能，推行特许经营、专卖、品牌、虚拟经营等现代营销手段，重视区域营销和政府营销，不断强化产业组织的营销能力。四要健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行业技术开发机构为依托，企业、科研机构、中介组织等为基础的产业技术进步组织体系。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完善企业组织特别是家族企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组织成长和产业竞争力增强。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提高产业竞争力。五要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发展行业中介组织、建立区域诚信系统、强化政府责任等措施，发挥好政府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刘苇[5]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认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王玉玲[6]2017年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成为这些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转型突出体现在:一方面服务业中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崛起,且对制造业转型以及其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持和驱动作用愈加凸显;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化趋势增强,在制造业产品价值构成中生产性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占比持续提高,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服务经济或"去工业化"过快的国家发出了警告——即缺乏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支撑,服务经济过快发展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往往是不稳定的或脆弱的。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或"重振制造业"等发展战略。在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且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偏低,这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以及其他部门发展的战略支撑和驱动作用的发挥。同时,受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方式仍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利于拉动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鉴于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让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成为驱动制造业转型的"发动机和推进器";同时引导和促使制造业部门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让制造业部门将那些自身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环节和服务部门由"内部化"转向"外部化",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借助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本文结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和经验数据,深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因、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层面因素及其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不高、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层次较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以及典型企业转型发展所积淀的国际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提高我国产业互动和融合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理论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的分析来看,作为制造业重要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产品质量和生产组织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将更多的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融入到制造业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从而降低企业的内置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组织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同时,生产性服务分工越细化、种类越多、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差别定价能力和获利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升级。但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却发现由于受市场规模、专业化水平以及发展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不甚明显,还不足以发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心脏和翅膀"作用。(2)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的认识偏见致使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管理观念和方法的延续亦严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以及其他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另外,虽然制造业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导致产能过剩、原始创新能力不高,资源能源高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正在倒逼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要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困境,一个现实路径就是清除二者联动发展的诸多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和壁垒,搭建必要的"平台"来促进二者的互动和融合发展。(3)理论分析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是产业发展重要趋势,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发达国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程度愈加深化和拓展。但通过对1997年以来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通过对体现产业互动和融合的相关指标计算,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还没有形成显着的互动关系,二者非均衡融合程度依然较高,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却较低,二者融合发展趋势还不明显。结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教训以及中国大国经济特征来看,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逐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以便为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注入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创新元素,推动制造业产品结构和品质升级,在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层次变动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还要积极鼓励和推动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市场秩序和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借助合理的激励机制诱导市场主体在追逐利润中推动和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张润君[7]2005年在《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社会联系极为密切的有机整体。国外学者大都以发达的市场机制和成熟的城市形态为基础,分别从城市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单一角度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动力机制进行了讨论,这些理论不仅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特别是对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及动力机制研究不足。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就是推动城市诞生和发展所必须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复杂系统的总和。受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城市发展经历了叁次大的变革。而这叁次变革的后面,都是城市发展动力的革命。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城市发展已进入到一个以人为中心,追求数字化、个性化、分散化发展的新时期,城市与乡村及人与环境将进入共生、共享、共荣的“叁共”和可持续发展状态。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以长期持续的城市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实现高度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从而既满足当代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满足未来城市的发展需求。它包括城市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叁个子系统。其中,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保证。经过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则更加落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没有形成有机联系,长期处于背离状态,具
林春山[8]2011年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长期、持续的贸易增长现象不仅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个政治奇迹。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国企对于经济活动的介入程度之深,调控力度之大,在世界大国之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中国经济活动的任何重要领域进行考察,都离不开对于政治运作、政经互动的深刻理解,对外贸活动的研究和把握也是如此。当前中国贸易政策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既有全球调整贸易政策、民主政治进入动荡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外部因素,也有国内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央与地方博弈增强、政府治理改革加速等内部因素。不仅有我国GDP超越日本登上世界第二位置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不仅有关于贸易政策调整、过政治民主化之河(韦森,2010)等日益高涨的急切呼声,也有大豆贸易、稀土贸易、铁矿石贸易和轮胎特保案等重要实践案例。面对复杂形势,贸易政策的调整和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选定了这一研究方向之后,找到好的切入视角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基础,引入行为经济学成果,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外贸活动、贸易政策的各个方面,力图从中提炼一般规律,为研究中国贸易调整与转型问题提供一个指导性框架。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八章为全文总结。除此以外,本文主要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叁章引入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因素,借助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中国出口增长和国内政治体制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贸易增长、贸易顺差的重要制度性根源,忽略或者绕过地方政府改革因素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化解贸易顺差问题并不可行。第四章在综合PFS模型、POS模型和PFSL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集中管理型经济秩序和民主集中制政治秩序,构造了PFSLC模型,用于考察中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机理。进而,以1992-2004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对PFLS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贸易政策内生化理论在中国基本成立,国内政治因素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虽常被忽略但却确实存在,利益集团化、政治民主化将成为贸易政策调整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五章承继第四章的研究,从国际视角探讨不同决策体制国家进行贸易博弈的结果。全章分集团调节型宪政民主制国家率先挑起争端和集中管理型民主集中制国家率先挑起争端两种不同情形讨论了贸易博弈的均衡解。推导显示,无论哪一类型国家首先发动贸易争端,虽然有着不同的贸易成本和博弈均衡解,但对于贸易流量和贸易总福利的影响都是毫无疑义的,加强贸易协调机制建设尤显重要。第六章从政治、经济、社会和贸易转折点出发,考察韩国、日本和台湾等地经验,研究经济发展和贸易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接着,基于13个贸易大国1960-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增长和贸易依存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应当清醒认识和理性接受接近贸易转折点的现实,加快制度变革和模式转换,有效应对新的发展环境,顺利安度贸易转折期。第七章从反思单一目标贸易政策框架入手,参照货币政策运作体系,首次提出了叁元目标的贸易政策运作框架。同时,利用1978-2009年相关数据,逐一考察了贸易增长、贸易平衡和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贸易平衡和贸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其地位和受重视程度应当得到有效提升。从长远看,要综合平衡进口和出口,搭建符合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贸易政策运作框架。
赵京[9]2006年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东西部经济差距却日益扩大，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团结带来严峻挑战，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世纪之交，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6年来，虽然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扩大。基于这种背景，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西部经济发展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互补，运用政府干预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基于对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功能两重性的认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采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综合运用等具体方法，探讨了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一般关系，系统梳理了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一般理论，并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政府干预的支持性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对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从政府职能视角进行现实剖析，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是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框架内，运用趋同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对经济发展绩效的理论解释，并结合世界各国开发落后地区的国际经验，对我国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关键经济职能给予界定，认为政府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职能领域应该在于：促进西部市场化进展、参与西部人力资本形成、介入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援助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不发育—政府替代、市场残缺—政府补充、市场失灵—政府矫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逻辑，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对政府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各个关键职能领域的介入进行理论论证和现实分析，证明了在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在四个关键职能领域内发挥重要职能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合理性。最后，结合政府的职能属性，对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四个关键职能领域内的职能运行与职能实现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基于关键职能领域的政府经济职能分析框架。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通过对西方政府职能演进的历史分析，论证了政府职能及其范围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为政府发挥职能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建立逻辑起点；在现实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约束下，首次将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定位在：促进市场发育，维护生态安全，推动经济增长，制定适宜政策；从市场和政府功能两重性出发，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框架内，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对政府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职能领域进行了界定；运用
张子珍[10]2016年在《基于企业区位选址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突破口。从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的“城市偏向”政策到2003年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目标提出,各级政府对城乡统筹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导下,释放了农村潜在的生产力,提高了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城乡产业关系进入了由城乡产业分割向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但目前城乡产业还面临着市场联系不顺畅、产业关联度不高和产业一体化发育程度较低的现状。党的十七届叁中全会、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五中全会多次强调,要把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动力来着力推进,要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有效发展机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党中央的工作报告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要求,为中国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指明了方向。城乡产业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企业作为产业的微观载体,它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就会在城乡寻找最佳区位,城乡产业一体化的推进过程就是企业进行区位选址的过程。传统企业区位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址侧重于对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市场潜力等方面考虑,在对成本权衡的基础上,企业区位选址一般倾向于市场发育程度高、技术人才集中的大中城市。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一方面,大城市集聚不经济现象凸显。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的集聚使得城市空间扩展规模空前强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由于缺乏扩散空间而进展缓慢,许多工业仍占据着城市的黄金地段,城市出现了集聚不经济现象,表现为人口密集、地价昂贵、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城市集聚不经济制约着城市的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网路发展对传统企业区位选址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众所周知,城乡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种差距又难于改变,而信息网络要素的注入降低了城乡区位差异,使得在改变企业“实体”约束的同时,也影响着城乡产业的空间布局。在大城市集聚不经济凸显和信息网络化发展新形势下,现代企业区位选址行为将会呈现什么新特点?其微观机理如何实现?企业区位选址行为如何影响不同类型产业和企业的分工与空间布局?不同类型产业和企业分工与空间布局又如何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其空间分工布局模式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寻求一条破冰之路加以解决。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城乡产业一体化的微观机理和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模式产生新的认识,从而进一步丰富企业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产业转移与扩散理论。本文以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为研究对象,以企业区位选址行为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微观机理和空间分工布局模式。首先对文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城乡产业一体化概念,并对城乡产业关系演变历程中企业区位选址问题进行了分析,还以传统企业区位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新形势下企业区位选址的影响因素,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次,将大中城市集聚不经济和信息网络化作为影响因素,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尝试从企业区位选址视角来探讨城乡产业一体化的微观机理。接着,分别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产业和企业与城乡产业一体化横向、纵向实现联动的问题。再次,通过实证,一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城乡区位选址中的影响因素,目的是验证与本文提出的企业区位选址因素分析框架是否吻合;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程度和空间分布态势。最后,依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对如何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工作、结论及创新点如下:(1)企业区位选址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微观基础,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网络化成为新形势下企业区位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企业区位选址行为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其实是企业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进行城乡区位选址的决策。本文在传统企业区位理论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时期企业区位选址的影响因素,构建了包括“传统时期影响因素—新形势下影响因素—政府制度影响因素”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框架,指出信息网络化成为现阶段企业区位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弱化传统区位影响因素的同时又催生一些新的因素,信息网络化使企业区位选址具备了较大的多样性和区位自由度。(2)在城乡产业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城市集聚不经济凸现和信息网络化发展使企业区位选址行为及结果趋于分散化。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方法,构建了包括城市集聚不经济和信息网络化变量的cicp新经济地理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企业在城乡的区位选址活动呈现出“分散—集聚—再分散”发展趋势,再分散不是分散的简单重复与回归,而是初始分散的优化与升级。城市集聚不经济与信息网络化成为企业区位选址和空间布局的分散力量,具体表现为:第一,城市拥挤成本作为城市集聚不经济的量化指标,当城市拥挤成本越大时,企业区位选址的扩散效应越明显,两者呈正向关系。第二,信息网络凸现了“以时间换空间”和“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的融合,造就了城乡“时空压缩”,降低了城乡贸易成本。从时间维度看,当城乡贸易成本非常高或非常低时,企业区位选址趋于分散化布局。当城乡贸易成本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时,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将促使企业区位选址活动由集中转向分散。企业在乡村的分散化布局有利于避免城市集聚不经济的出现;从空间维度上看,距离仍然是影响城乡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信息网络化减少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企业集聚与扩散在城乡空间上出现并存局面。(3)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城乡区域差距拉大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过程的“分娩期”,企业在城乡空间选址的公平最优和效率最优将趋于分散化布局。信息网络化影响下的城乡贸易成本成为影响企业区位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随着城乡产业一体化的推进,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态势。随着城乡贸易成本的下降,城乡区域差距扩大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体化发展的“分娩期”。就城乡产业一体化效率与公平而言,当城乡贸易成本较高时,政府在效率和区域差距扩大间要做出权衡;当城乡贸易成本较低时,政府在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两方面均可以实现。(4)城乡产业合理分工与空间布局是对产业集聚力和分散力作用权衡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产业和企业区位选址决定了分工与空间布局模式在城乡间的差异。就不同类型的产业而言,城乡产业通过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空间市场的联动发展推动了城乡产业横向一体化发展;就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通过产业链的构建实现不同企业在城乡空间上的分离推动了城乡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5)通过实证检验,中国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态势与区域市场化程度具有一致性,东部居高,中部紧随其后,西部相对较低。从空间维度看,东中西地区出现了集聚与扩散并存的局面,东部区域以扩散为主导,中西部区域集聚为主导。同时,本文指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城乡产业一体化问题是一个探索性很强的课题,其内涵涉及较广泛,属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和生态学诸学科交叉的领域,目前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囿于篇幅、笔者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加之参考借鉴的文献较少,在分析和论证的过程中尚存一些需要完善、拓展和深化之处,这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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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D]. 王玉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7]. 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研究[D]. 张润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5
[8]. 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转型研究[D]. 林春山. 复旦大学. 2011
[9]. 西部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D]. 赵京. 西北大学. 2006
[10]. 基于企业区位选址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D]. 张子珍.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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