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经济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作为我党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张闻天重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丰富、深刻的经济思想：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办法领导经济；开放市场，加强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坚持物质利益原则。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很注重经济问题的研究，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经济建设思想。本文试图对张闻天的经济思想作一探讨。
一、张闻天经济思想形成、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张闻天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划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前夕，在东北期间，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最早提出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和我党应采取的方针与政策，奠定了张闻天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张闻天到东北工作。除了繁忙的领导工作之外，他对经济方面的调查和实践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1946年至1948年任合江省委书记期间，张闻天曾领导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佳木斯市工商业的各种经济成分进行了几个月的系统调查，并且亲自掌握了几个大的工厂和商店，其中福顺祥商店就是他的重点调查单位。经过周密的调查后，他肯定了东北同样存在着民族工商业，否定了东北“只有敌伪资本”的错误看法，就保护私人工商业问题作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他还就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和办法进行了试验：他在佳木斯市一个大商店里，曾研究过通过国家入股的形式，把这个私人资本主义大商店改造成为公私联营商店，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同时，张闻天对土改后农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农业集体化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针对当时占比重很大的城乡个体经济，提出先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实现国营经济与农民小商品经济的直接结合。通过对佳木斯市经济成分的研究，张闻天已初步形成了东北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和对各种经济成分的方针的认识。以后，他继续对经济问题予以关注。通过大量调查和查阅当地资料，最后形成了他对东北五种经济成分的意见。张闻天通过东北工作实践，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以后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建国后至庐山会议，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理论观点和有益的主张。建国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但他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仍非常关心。身居国外时，他不断向国内索取经济建设的信息资料，了解国内建设情况。他还在1957年2月参观了上海、 杭州的一些企业，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追求高指标和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表示担心；1958年9—10月间到东北调查时， 张闻天看到“大跃进”运动呈现的盲目性，如大炼钢铁运动，花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炼出的铁却不能用；还有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等等。这些问题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后来，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诚恳地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提出一些正确观点。他的正确观点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第三阶段，庐山会议以后，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深化和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总结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庐山会议后，张闻天长期蒙冤。在逆境中，并没有消极，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的恩怨，仍然对党抱有感情，对前途抱有信心，因而他更加勤奋学习，求教马列，深入思考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他撰写了大量笔记和文稿，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曲折历史作了进一步总结，从而使他的经济建设思想得到升华。
这个阶段还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庐山会议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当特约研究员的时期，一是1971年至1975年在广东肇庆的时期。前一时期的理论研究，是围绕着“中国建设的道路怎么走”这个中心展开的；后一时期的理论研究，是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刚刚有点自由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共写下了近10万字的文稿，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理论观点。
这三个历史时期，对张闻天经济思想的形成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段的实地考察研究，使他全面地掌握了中国社会经济方面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段，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和损失，促使他思考了好多问题，并下决心进行理论研究。经过系统地学习研究，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二、张闻天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构成的分析，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制定。1948年9月， 张闻天在周密调查后写给中央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就为新中国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他提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1 〕张闻天对每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采取的方针都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认为国营经济已占有很大的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它”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重要的地位。”〔2 〕关于合作社经济，他说：“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助手。”因此，“国家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经常的适当的优待和帮助，是完全必要的。”〔3 〕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开始出现，以后还会发展。它显著的类型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代卖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4 〕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的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的加以提倡和组织……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5 〕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都有相当的发展。张闻天认为，他们“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决不可轻视，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6〕。 对小商品经济，张闻天也进行了详尽分析，提出要“在他们个体的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7〕要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组织他们参加合作社。
总之，张闻天认为，上述五种经济成分，一般地说，当时都应加以发展。即，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张闻天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分析和提出的应该采取的方针，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提议，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8〕，并作为各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方针， 其精华被毛泽东吸收进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比如，我们现在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在这个前提下，要继续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即继续发展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还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些经济成分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二）按经济规律办事。张闻天历来坚持“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规律不一样。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的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9 〕这是构成张闻天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早在40年代的合作社经济工作中，张闻天就主张，合作社在经营中必须“实行严格经济核算制度”〔10〕，而不能办成单纯的福利事业；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盲目蛮干的教训，他更加感到这个问题“应该进行研究”〔11〕。这个问题是我党在经济建设中易出偏差的地方，所以成为张闻天思考经济建设到底走什么路子的出发点。他的基本主张是：
第一，要算经济帐，要搞经济核算。建国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以单纯取得使用价值为目的，为此可以不计耗费，于是，“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人们普遍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大谈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在经济工作中严重存在着滥用、浪费的时候，张闻天明确提出“要经济是核算”，要考虑成本。他说：“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还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成本太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本。但是，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作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12〕
针对部分人不重视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不要算经济帐，只算政治账即可的错误倾向，张闻天批评道，“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就应该考虑修改决定。”〔13〕
张闻天提出的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要讲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手段。如何以更少的劳动耗费获得更多有用的产品，如何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以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效益，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忽视经济效益问题，以致把它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之外，造成长期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率、投资大、浪费多、产需脱节、效益低的严重问题。究其根源，在于经济工作中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值得庆幸的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这个重大课题，今天已经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把生产、流通和建设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把生产、流通和建设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第二，坚持工农业生产“必须有利润”的原则。利润曾一度被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而被列为禁忌。张闻天在东北工作期间就坚持利润原则。当在东北办合作社时，有人认为合作社是为群众的生产和消费服务的事业，不应该赢利。张闻天认为，合作社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与赢利分红，不是对立的东西，而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合作社方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14〕这是张闻天最早提出的经济工作中的利润原则。他认为，不论是工业或农业都必须有利润，没有利润，不仅扩大再生产不可能，就是非生产机关也无法维持。因为社会主义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扩大再生产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这些物质财富除成本外，还为社会提供了剩余产品，成本总是越低越好，成本降低，企业职工为社会提供的剩余劳动就会相应增多，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因而利润是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标志。张闻天一直强调工农业生产都要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技术革新和改善经营管理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同时，对那些不讲利润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如对1958年“大跃进”时期不讲利润的现象，张闻天讲：“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15〕这些都造成“利润下降，甚至赔本”，“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16〕他对这些不讲究利润的浪费痛心疾首。
此外，张闻天还提出了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讲平衡等遵循经济规律方面的主张。
（三）要用经济的办法领导经济。我党由于受长期战争环境的影响，习惯于用直接革命的手段、群众运动的方式、行政干预的办法来领导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而不太习惯或不善于用经济的手段来领导经济。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反对用单纯的行政手段处理经济问题。他曾就对待工商业资本家问题，说过：单纯依靠武力与行政的手段，来达到经济上的一切要求，是极端有害的。到东北工作时，他提出，做经济工作，在工作方法上应该从以行政手段为主转移到以经济手段为主。譬如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他认为，组织合作社是经济活动，在工作方法上应该以经济手段为主。他提出了组织合作社的经济手段：首先在改造小农上，他认为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同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制度，不能用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来达到目的，只能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即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解决。其次，在合作社内部管理上要采用经济手段，即实行经济核算制，讲究降低成本，增加赢利，反对平均主义等。第三，国家对合作社的领导，也主要采取经济手段，特别是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帮助。建国后，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张闻天亲眼看到搞土高炉叫那么多人上山、大搞群众运动的盲目性，提出了疑问，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待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大搞群众运动，轰的办法如何？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应强调。他是认识的基础，真理的标准。”〔17〕很明显，张闻天不同意用搞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作法是错误的。
张闻天能够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一直坚持提出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是很可贵的。
（四）主张开放市场，加强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张闻天在批评和否定1958年那种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以及大搞群众运动和平均主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遵循客观规律的新路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主张开放市场，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带突破性的大胆的发展经济的建议。
当时我国传统的经济理论是“无流通论”，主张用管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供给制、地区之间的划地为牢、互相封锁就是这种管理办法的体现。还有规定很死的征购、派购任务，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公开出售，特别是“国家完全禁止一类物资的出售，目前使重点产粮区的粮农损失比较大。粮农按国家收购价格出售农产品，不但不能保证其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这各方面说来都是不利的”〔18〕。因为，交换和分配是两种经济过程不同的职能，不能用分配代替交换。没有交换和流通，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不发展交换和流通，就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如果用分配代替流通，就必然造成产供销严重脱节，整个社会再生产无法顺畅进行。正是基于这点，张闻天提出了开放市场的建议。
张闻天认为，要开放市场，首先要允许各种经济成分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因而，市场“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19〕这样才能使市场交易活跃。其次，在地域方面，应打破地区的限制，市场可以“超出本地区范围”，“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20〕。第三，要压缩一二类物资的征派数量和品种，“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21〕还有，“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哪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22〕
如果按照以上这些办法办理，张闻天预测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将是：第一、市场“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23〕。过渡的快慢，在于我们是否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是否能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第二，随着集市贸易的活跃，“配给制度也就成为不必要了”〔24〕。第三，“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质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25〕“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产和增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26〕。张闻天这个打破征购物资的限制、打破地区限制、开放全国性市场的建议，在今天看来虽然还没有完全突破计划经济的框子，但那时提出这一建议，对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很有意义的。可惜的是，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五）物质利益原则。在探索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张闻天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原则。他说“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27〕争取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28〕。
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在我国表现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种形式，他主张这三种利益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上，物质利益原则曾一度被否定，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就从理论上否定劳动者个人利益，不适当地夸大精神作用。十年内乱中，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通通被扣上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批判。正如张闻天批评的：“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大帽子！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为什么要把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呢？”〔29〕
张闻天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首先从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的任务来分析实现无产阶级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30〕“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31〕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是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其次，他又从中国的实际来分析实行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当时，中国的经济由三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小商品经济。虽然国营经济居于主要地位，但集体所有制还有生命力，且参加的人数众多；还有小商品经济。从我国这种经济结构的现实出发，“最能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2〕，既适合社会生产力水平，也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的分配原则，必须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挂钩，所以，张闻天讲：“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和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33〕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不能搬开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而且要依靠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这正如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的：“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34〕关于物质利益原则的正确性，已经由十年内乱造成的灾难和今天经济快速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得到了证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闻天倾其一生的心血，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研究及其形成的思想是十分丰富、深刻的。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张闻天坚持调查研究的结果，更是他呕心呖血，长期进行理论探讨的成果。他的经济思想，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2〕〔3〕〔4〕〔5〕〔6〕〔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3年第1期，第1、2、6—7、8、9、9、12页，封2。
〔9 〕〔11 〕刘英：《他心中装着的只有人民》， 《人民日报》1995年7月14日。
〔10〕〔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张闻天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7、494、494、437、486、553、555—556、 557、558、558—559、 559、561、563、558、559、579、581、581、590、581、609、610页。
〔3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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