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经常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其中涉及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问题，有种种不同意见，彼此相去甚远。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充分展开讨论。本人只是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科学思想？这本身就是一个曾有过争议的问题。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在本世纪20年AI写作道：“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1)在1939年和1949 年召开的两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都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产生了自然科学，东方没有产生。”“（东方）很少有超过最浅近最初步的自然史式的知识的科学。”(2)受这种“西欧中心论”影响， 我国学者在本世纪初也很少谈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科学社”创办人之一任鸿隽先生曾于1915年著文《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年轻时也曾写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3)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倾向。 自从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陆续出版以来，情况已大为改观。李约瑟专门写了一卷《科学思想史》，以大量史料表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过科学，而且有过科学思想。在此之后，评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著作日益增多。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因而科学思想更无从谈起。
在现代物理学、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研究中，一些西方科学家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兴趣，认为其中蕴含着对现代科学研究有重要启示的思想萌芽。如普利高津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正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以创建“协同学”闻名于世的海尔曼·哈肯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久未获得足够的考虑。”(4)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玻尔发现，他最为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早就是一块哲学的基石，太极图就是互补原理最好的标志和象征。因此，他把太极图作为自己的“族徽”或“图腾”。 (5)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和《转折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其译本成为畅销书，轰动一时。不过，这些西方科学家认为对他们有所启发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并没有明确说它们是传统科学思想。
由此看来，要确定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科学思想”，关键在于对“科学思想”如何界定。在这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淼洋先生作过很深入的讨论。他指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至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科学在其起源和发展中曾与非科学的东西有过某种必然联系。科学思想主要是指自然观和研究方法。科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虽然东西方科学的“范式”（包括方法、问题、范围和解答标准）不同，但它们之间是可以比较的。(6)王淼洋先生的观点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的确，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然而在欧洲古代也并不存在。因为现代的科学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和逻辑整理的严密的理论成果，而历史上的科学观点和学说包含某些粗浅的以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东西方都是相同的。而历史上的科学观点和学说又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很少看到“纯西方”或“纯东方”的东西。李约瑟就曾认为，中国传统的有机论思想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有深远影响，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宋明理学对莱布尼茨的直接影响（这个交流渠道是当时的传教士提供的）。他指出：“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Spemann）、普朗克（Planck）和爱因斯坦的时代。 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7)
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科学思想”，应该包括与科学发展有关的，在科学发展中有引导作用的各种思想、观点、方法，它不仅包括历史上曾引导科学发展的思想、观点、方法，也包括对现代科学研究有引导作用的思想、观点、方法。有些传统的学术思想尽管当时并未影响科学发展，但只要后来以至现在对科学研究有启发和引导作用，对于整个科学发展体现出思想价值，仍应作为科学思想来看待。李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中谈到了与科学发展相关的儒家、道家、法家、佛教、理学的有关思想，正体现了对“科学思想”的这种理解。普利高津、哈肯等人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理解，也应看作是对传统科学思想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科学思想。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确不是在中国最先产生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以各种方式影响近现代科学的发展。
二
上面谈到，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历史上有过科学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在历史上和现代的科学研究中体现出思想价值。要全面评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价值并非易事。这里只就其现代价值作一下概要评说。
其一，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人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神秘化的、不科学的内容。然而它的基本思想特点有合理之处。因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对自然界采取一种征服者和掠夺者的态度，势必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复”。近些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等，就是“进攻”自然而招致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发现中国古老的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变得更合乎理性，更加优化，更适合长远的发展。
普利高津曾指出：“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8)卡普拉认为， 现代系统论的观点表现着向古代中国人思想复归的特征，体现着老子的的伟大的生态智慧，这意味着现代科学观同古代东方思想的平行。(9)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且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10)在建筑领域，很多建筑学家也谈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影响，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浓厚兴趣。他主张“有机建筑”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他的理论与老子“崇尚自然”的观念非常吻合，而他本人则对老子的思想推崇备至。(11)他的一些著名建筑设计，如落泉别墅等，都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类似的还有美籍华人工程学家林同炎和建筑学家贝聿铭的很多工程设计，都是中国古代天人观在现代建筑中的成功应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而不是束缚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12)
其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
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征：既有原则性，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在于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是一种敏感或机伶。”(13)汤川特别欣赏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因为老庄思想曾在他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激发创造力的源泉。他在50年代从事基本粒子研究时，突然想起庄子所讲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由此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14)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发。他认为中国哲学家总是强调直觉与理性的互补性质，并用阴和阳来表示，这是中国思想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理性部分得不到直觉的补充是没有用的。这种直觉赋予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他们有所创造。他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15)卡普拉相当看重“经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更深刻的理解。应该说，卡普拉从中国传统思想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原则上也可以概括为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西方近代辩证法思想体系中早已存在，为什么卡普拉还要到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启迪和灵感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辩证思维的表现方式是生动的、具体的，便于领悟和体会的。它们借助一些寓意深远的语言和图案，把极深刻的思想以非常简练明快的方式叙述出来，使人们容易铭记在心，并在长期的体验过程中逐渐把握其精神实质。这种思维模式更多地依赖人们的以往经验、感受和悟性，不是靠知识的学习积累即可完全把握的。当卡普拉等现代物理学家接触这种思维模式时，之所以感受兴奋异常，正是在于实现了现代物理学研究的亲身体验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贯通，从大彻大悟中获得了创造性的灵感和激情。
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有着与卡普拉类似的感受。他在从事宇宙创生和演化研究中提出的物理学质朴性原理与老子的思想惊人的一致，这就是都强调“无”中生“有”，强调兼具宇宙本原和秩序法则的“道”的创生能力。1981年惠勒来中国讲学期间，在上海观看舞剧《凤鸣歧山》。当他被告知舞台上姜子牙指挥三军的令旗上写着中文的“无”字时，变得极为高兴，因为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找到了先驱者。(16)
老子有无相生的思想还影响了前面所提的世界建筑大师赖特。1946年，他对赴美开会并表示向他学习建筑理论的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回去，最好的建筑理论在中国。”紧接着，赖特便背诵出《老子》第11章中的一段话（“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他把这段话誉为“最好的建筑理论”，并作为校训写在他自己创办的学园的墙壁上。(17)
应该指出，老庄的思想、道与气的学说以及太极图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成果，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以科学思想形态存在的。它们只是在现代才体现出对物理学、宇宙学研究的思想价值。为什么这些成果会“尘封”如此之久才显现其作为科学思想的特点呢？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以来主要的思维工具是源于西方的形式抽象思维，其基本特点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种思维模式在整个近现代科学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是过于强调“非此即彼”，注重分析，往往使思维带有一定的刻板性，限制了创造力的发挥。尽管西方辩证法思想体系中早已有许多对形式抽象思维局限性的讨论，然而对于科学家而言，哲学观念只有同他们的实际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中间关键的一环，是有一些既体现辩证思维特征，又具形象化特点的，便于体验的模式化认识成果，它们才能直接启发和激励科学家们的创造性研究活动。而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成果是相当合适的。当然，哪一种认识成果在何种场合发挥作用，要视科学研究的具体情况而定。现代物理学、宇宙学研究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科学思想价值，是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际上，正是由于形式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在这些领域体现得日益明显，才使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得以突现出来。
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称为“有机自然主义”，(18)，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的认知特点是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辩证施治，了解生理和病理变化，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抗病祛邪，保证身体健康的目的。中医的经络学说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至今尚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而在经络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灸疗法却有着举世公认的疗效。中草药要比西药更顺应自然，更少毒副作用，这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医养生保健正在引起现代人的广泛关注，其影响早已越出国门。卡普拉曾在他的《转折点》一书中大谈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对主观知识的正确评价肯定是我们能够向东方学习的地方。”他还说到，虽然日本人大约一百年前就自愿采用了西医，但M ·洛克的调查表明，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医生被称为“汉方医生”。(19)中医药学的现代价值，反映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是重物不重人的。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的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间的有机协调。提出Z 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正好像人体中的一个器官一样，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特征。日本管理学者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尤其是在世界性的不景气阴影的笼罩下，中国经典犹如一盏明灯，为企业家们指出克服艰难的路程。(20)
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的思想价值正在被发现，或在将来被更多地发现，全面而详尽的评述还有待时日，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
在充分估计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成果作牵强附合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
近些年来兴起的“周易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易经》中的确包含一些科学思想成分，这就是能为近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就曾指出，易经的动态模式大概与S 矩阵理论（描述强子及其相互作用的散射矩阵理论）最为接近。(21)还有些人用易经的观点解释说明一些天文学、数学、生物学问题，如认为易图结构是一种量子代数结构。(22)，用64卦解释生物学上64种遗传信息密码等等(23)，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易经的原理毕竟不能直接为现代科学研究所利用。有些人由于易经某些内容具有科学思想特征，就断言整个易经是最深奥的科学原理，是指引未来科学发展的思想航标，这就有些不着边际了。至于把与易经有关的方术活动，如算命、相面、占星、堪舆之类披上现代科学外衣，称为“现代预测学”等等，则更属荒唐。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成果中的科学思想成分和非科学思想成分明确区分开来，而且弄清楚科学思想成分的实际功能，才不致将非科学的东西当成科学来加以推崇。
还应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思维模式在一些领域里可以体现科学思想价值，但未必在所有领域都具有这种价值。比如观察和体验的方法在中医领域有独特的功能。这种方法在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方面是相当有效，而且它有一套特殊的认知程序，决非简单的表面观察，(24)然而， 如果将这一套方法用于研究非生命领域的物体变化， 从现代科学角度看，那就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都采用直观体验的研究方法，这在当时是有思想价值的。但是如果现代仍坚持用这一套方法，甚至用来取代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现代研究手段和方法，那就不可能促进而只能阻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曾经有过“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之类的教训，不能再让这些教训重演了。
最后需要指出，充分认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使传统科学思想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影响，需要在科技教育方面给予必要的保证。现在很多国外著名科学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发生兴趣，热心研究，而且取得显著效果。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未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深度。现在许多科技工作者对传统科学思想了解不多，没什么兴趣，只关心自己专业领域里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科技教育本身就没有提供足够机会以形成这方面的素养。我们的理工科大学生很少有机会了解《易经》、《老子》、《庄子》、《论衡》、《黄帝内经》、《梦溪笔谈》等等许多包含科学思想成分的古典学术著作，因而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所知甚少，怎么可能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将传统科学思想同现代科技发展联系起来呢？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是在科技教育中适当增加有关中国古典学术著作的内容。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刘君灿曾提出在理工科大学生大学语文教材中增加有关篇目，如《易经系辞》上下传、《考工记》前言、《中庸》21—26章、《孟子》尽心篇、《荀子》解蔽篇、正名篇、《论衡》率性篇、《春秋繁露》有关篇目、《物理小识》总论等等(25)，这个方案很有启发意义。当然，究竟应该选哪些篇目，才能较完整地体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但通过结合大学语文学习来掌握古典学术著作的有关内容，并辅以必要的专门讲解，肯定有助于理工科学生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了解。这对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注释：
(1)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页。
(2)转引自《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6页。
(3)(5)(20)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4)(6)(23)转引自王淼洋：《比较科学思想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307页；第一章。
(7)(1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8页。
(8)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9)(16)参见董光壁：《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10)(11)(17)参见葛荣晋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九章。
(12)参见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七章。
(13)(1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2页。
(15)(21)灌耕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09—110页。
(19)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 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22)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66页。
(24)参见王前、刘庚祥：“从中医取‘象’看中国传统抽象思维”，《哲学研究》，1993年第4期。
(25)刘君灿：《谈科技思想史》，明文书局，1990年版，第234—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