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部门改革的营利性与社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中国论文,部门论文,营利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强调营利性与强调社会性的两种改革思路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公益性国企”的概念，认为其特征是其产品或服务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保障条件；在经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因素，有些是寡头竞争、有些是独家经营；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企业并没有定价权；企业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常会承受政策性亏损等。并提出针对公益性国企，将建立有别于竞争性企业的、有针对性的出资人管理制度，考核评价应切合企业的功能定位；形成规范合理的与政府间的政策安排，以兼顾企业为社会服务和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1]。关于国资委重提国有部门“社会效益”、“服务社会”和“公益性”的概念，有一部分专家的理解是，根据“公益性”的规定，国企形态应全部退出竞争行业。他们的理由是，所谓国有企业有无公益性，不如用垄断与非垄断来做划分更为确切。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有很多私营企业不愿介入某些社会经济领域，只能以国有企业的形式解决供给。所谓公益性就是没有人愿意干的事情，因而需要政府贴钱和出面解决问题。他们的主张是，能用私营企业或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就不用国有企业或公益性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的办法解决不了或私营企业不愿进入的领域才以国企形态来解决[2]。这类主张实际上是将改革简单理解为私有化。
长期以来，国有部门改革始终是强调“营利性”的改革。早期国有部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市场竞争性差。有针对性地讲，改革确立了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的目标。经济效益用利润率来衡量，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也就是赚取利润的能力。改革不断强化和落实对国有资本金规模和经营绩效的考核，实质是用私人生产部门的同一个“利润标准”衡量和要求国有部门。改革的成绩斐然，国有部门迅速做大做强，成长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国家竞争力的保证。然而，这一时期的改革，对国有部门服务社会的责任提得少了，对国有部门为社会提供劳动权和消费权的要求基本不提。国有部门组织生产的目的也是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制造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占有剩余价值。一方面，市场竞争要求它以更昂贵的新技术、大型机器排挤工人(减员增效)，丧失了对劳动者劳动权的保护，加剧了失业的存在。它支付给劳动者生存工资，压缩人工成本。否则就无法维持高的财务盈利指标，加剧而不是缓解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指导它投资的标尺不是社会的真实需要，而是根据赚钱意愿进行生产和供给。
国有企业以“赚取利润”为己任，本无可厚非。假如国有部门一味地亏损，自身的持续生产就失去了可能性，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权和消费权都将无从说起，在经济萧条时期利用它扩大投资和生产以刺激国民经济也无从说起。把国有部门磨炼成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企业集团，是国有部门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然而，改革如果只一味地强化国有部门的“营利性”即经济责任，忽视和弱化国有部门的社会责任，就会掩盖社会性生产部门的制度优势，推动失业、贫富差距、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等经济社会矛盾，丧失其作为社会的生产部门本来具备的解决就业、增加劳动收入、提振内需、消化生产过剩的“内在稳定器”的功能。
国资委提出区分“公益性”和“竞争性”，强调国有企业“社会效益”、“服务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提出了国有部门“社会性”的理论命题，旨在引导国有部门重新回归社会生产部门的角色。一个社会性的生产部门如何组织和实现，之所以值得耗费精力、智力去探索，因为它隐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资产阶级狭隘视野内的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不同，全人类的富有是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3]126。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表现为“物的堆积”不同，全人类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4]486。社会性的生产部门正是“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生产单位。社会生产由劳动者组织，是发展生产者的能力，构建新的社会关系，释放人类潜能的根本。
二、国有部门“社会性”的理论命题
社会生产部门终结和替代资本主义私人生产部门，这一论点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关于这个社会生产部门的描述，主要散落在他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哥达纲领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社会生产部门的设想，是基于对“私人生产部门不可解决的对抗性”的认识。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私人生产部门，把物质生产活动当作私人财产积累和扩张的手段，这样的生产过程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劳动权和消费权为代价，造成劳动者的物质资料贫乏和私人生产部门的物质产品过剩。
私人生产部门的内部，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4]707。痛苦的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大量存在，成为资本再生产的条件。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是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其间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这种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4]693-694。失业工人后备军使得全体工资劳动力丰富而廉价。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压力增大，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4]697-698。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指现役劳动军，笔者注)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4]699-700。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4]706-706。社会需要主要由劳动者的需要构成，因为他们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当物质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也就一般地超过了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私人生产部门的劳动，就总会有一部分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无法被承认为社会劳动、无法有效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财产。
矛盾有可能在私人生产部门内部得到解决吗？马克思否定了矛盾解决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4]708-709。
替代性地，马克思设想了一个社会的生产部门，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95。在这个社会生产部门里，劳动者直接地、自主地与社会的生产资料结合劳动，它有三方面的规定性。
第一，经济计划性。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5]20。劳动结果直接归属社会所有，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4]95。劳动者的需要由社会从总体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给予满足，不存在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对社会产出缺乏购买力的问题，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避免了私人劳动的浪费和劳动者的生存资料不足的悖论。
第二，经济民主。在私人生产部门，经济强制是必不可少的。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不符合劳动者的阶级利益，作为自主活动的个人，他不会自觉地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4]222。然而，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是资本的利益所系，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紧张程度、强度来耗费。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从这上面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因为浪费了的原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物化劳动量，不能算数，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4]222。异化于劳动者的、劳动者之外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就成为劳动场所的规则。外部力量的规制逐渐地使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内容相异化，丧失了创造热情、乐趣、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生产场所工人自主劳动、自我管理的好处不仅带给劳动者自身，更带给全社会，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4]486，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5]23。
第三，以制造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4]95。社会生产部门既为全部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提供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即赋予劳动权；也为全部劳动者及其家庭提供符合其需要的、能够承担得起的最终消费品及制造最终消费品的中间产品，即满足消费权。
劳动者的劳动权和消费权的满足，意味着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部门也就为私人生产部门产品的销售创造出社会购买力，这是由第一个社会职能衍生出的第二个社会职能，是利用社会的理性解决和补偿私人生产部门的盲目性、浪费性、对抗性的有效途径。马克思的这一主张也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吸收。Roger Ashton McCain(1971)设计了一个兼具私人生产部门和社会生产部门混合所有制的宏观经济模型，并设想在经济萧条时期以社会生产部门进行扩张取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对私人生产部门的有效刺激[6]71。
他以N=a+bDH+gDK+dDD表示私人生产部门的就业函数。其中，H为家庭部门支出，K为私人投资，D为政府净支出。b、g、d为乘数。a是没有任何刺激时的自然就业。赤字支出DD=G-T(G为政府支出，T为税收)。
维持就业目标的反经济周期干预手段通常有两种。
第一，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然而，这种政策可能受到“流动性陷阱”的限制，即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那么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
第二，财政政策，即通过政府对货物和服务的购买或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令
为目标就业，可以把就业方程转化为：a+bDH+gDK+dDD=，财政政策在就业公式中表现为调整DD以实现就业目标。a+bDH+gDK，那么，必须有DD＞0，即D必须逐年增长，意味着政府赤字T-G的逐年累积，这是不可持续的。
假设替代性地增加一个社会生产部门，它唯一的资产是它的生产资本R。社会生产部门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来自盈利DR的再投资。就业公式变成N=a+bDH+gDK+dDD+zVR。其中，DD=G-T+DR-VR，G是政府购买，T是税收，DR是社会生产部门的净收入，VR是社会生产部门用于再投资的净收入。与一味地扩张政府赤字的财政政策干预不同，扩张社会生产部门的投资和生产通过该部门自身的净收入来实现，是可持续的。
McCain在他的论文中强调，上述功能的发挥有一个前提即社会生产部门的扩张决策必须独立于商业预期。在整个国民经济繁荣甚至过热时，非常有必要运用社会理性控制社会生产部门的投资和生产过分膨胀；在经济萧条甚至危机时期，私人生产部门不敢或没有能力追加投资，在停工停产时，反向地扩张社会生产部门的投资和生产。也就是说，社会生产部门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生产部门。
由前述理论，可以把国有部门的社会性概括为，视劳动者的劳动权和消费权为最基本的经济权利，以保障和实现劳动者的基本经济权利为己任。保障“劳动权”，意味着提供给社会更多的自主劳动机会，既包括劳动机会，也包括劳动的自主性；也意味着用按劳分配替代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改变私人生产部门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保障“消费权”，意味着提供丰富合格的普通劳动者消费得起的物质资料，既可以直接提供最终消费品，也可以为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提供中间产品。分解为操作性指标，主要有两项。
第一，考核国有部门自主革新技术的能力。通过国有生产部门提升整个民族工业在国际分工链中的位置，提高整个实体经济的活力，带动上下游与之发生产业关联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权。
第二，考核国有部门发现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以最小的成本提供质量符合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如果产品提供给国内市场，则以劳动者能够承担得起为定价原则。即使国有部门生产的是中间产品，供给国内下游的私人生产商，仍以最终消费者承担得起作为定价原则。因为在一个混合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私人资本的存在主要是以中小资本的形式，而中小资本是具有富民的社会功能的。但可以要求最终产品的私人生产商定价时，要考虑到国有部门让渡的利润。如果产品提供给国际市场，则以利润标准定价。
强调国有部门的社会性，不是简单地退回到改革以前的状态。国有部门需要改革，因为它是不成熟的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有大的差距。改革就是要想办法缩小差距。社会所有意味着深度的民主——在决定我们的社会劳动成果的运用方面，普通劳动者作为主体发挥作用，既作为生产者，也作为社会成员。而假如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官僚)支配这一部分财产，假如一旦掌握国家权力即可获得相应范围内支配国家财产的权利，那么，它就是不成熟、不合格的社会所有制。
第一，经济计划性。社会生产部门的劳动结果直接归属社会所有，一部分重新用作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分配给社会成员，成为个人支配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一部门的物质生产活动，理应接受社会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尽管“计划经济”被别有用心的学者贴了“无耻”的标签[7]，但是，美国《华尔街日报》2011年12月的文章，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高级官员、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等却在深刻地反思：“政府必须在确定优先顺序和动员相关力量方面扮演战略角色”，“我们热爱美国，并相信美国拥有足以保持世界头号经济发动机的资产，但美国没有规划的现实令我们感到沮丧。美国亟须为增长和创新制定规划……美国需要一个前瞻性的、长期经济计划。”[8]所以，中国的国有部门改革，要摒弃各种干扰，坚定地按照社会利益完成宏观调控目标，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计划性。
第二，经济民主。劳动过程受生产场所的集体民主的自主调整，培养直接劳动者的脑体合一的劳动能力，以小组的方式自我管理，集体实现劳动过程设计、劳动过程管理和劳动过程的执行，直接生产者控制劳动过程。这方面，“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过去的宝贵探索，应该加以继承和研究。
第三，外部监督。国有部门既然是全社会的生产部门，该部门的企业发生需要接受财政援助、做出重大投资决策、确定内部职工和高管薪酬的数额、确定向国家财政上缴红利的数额等重大事项，必须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接受全体公民的社会监督。
三、社会生产部门的“三方面的规定性”补论
经济计划性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实现生产的有组织、合比例，最突出的缺陷则在于与全部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难以完全啮合。少数技术精英组成的计划机构难以应付长期和大尺度范围内任务的极端复杂性，社会计划无法完全替代价格体系的作用。因而，在一个同时具备社会生产部门和私人生产部门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国民经济里面，社会生产部门并不能替代私人生产部门。
经济计划性意味着经济资源配置权的相对集中，容易滋生出掌握公共企业的人(包括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任意支配”经济资源的特权。如何避免公共的社会生产部门成为滋长腐败、寻租、在职消费、微观企业内部的浪费等弊病的温床？寄希望于对管理者的遴选和教育，选拔品行能力兼优的人员担任高管，营造诚实守信等的企业文化氛围[9]106-111，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教育者和选拔者本身也有着强烈的“任意支配”的自利动机。只有发挥“生产场所的劳动者的集体民主”，每个劳动者都受益于公共的生产企业的经营收入，这才能激励生产场所的劳动者主动地监督和反对管理者的腐败、高薪水和在职消费的过度增长，这种来自生产场所劳动者的监督在迫使公共的生产企业内部的政治过程透明化方面可能是最有效的。
在混合所有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社会的生产部门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实体经济部门。社会生产部门创造满足劳动者的劳动权的保障条件。减少国有部门普通雇员的工资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推动私有部门普通雇员的工资向国有部门普通雇员工资看齐，在全社会范围内统筹建立广覆盖的“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和管理、医疗保险模式、企业补充养老保险”[10]8-12，才是提高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可行途径。国有生产部门创造满足劳动者的消费权的保障条件，既包括生产劳动者承担得起的、符合劳动者需要的最终消费品，也包括由国有部门率领各类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承担得起的、符合劳动者需要的最终消费品。
国有部门若能切实地落实了“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的规定性，还将有效地避免“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现象。国有资本涌向投资性、投机性的股市和楼市，就是因为对国有部门“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的规定性强调得不够。只要严格监督国有资本切实从事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即使政府难以限制私人生产部门的资本投向虚拟经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还是有保证。
围绕探索公有制的恰当实现形式，后期的改革将愈加任重而道远。改革既要维护和进一步增强国有部门的竞争力和营利性，也要落实公有制承诺给社会的劳动权利和消费权利，还要探索克服掌握国家企业的人“任意支配”的弊病。三方面各自的出发点迥异，彼此本身就可能存在发生不同程度的摩擦和冲突，国有部门推进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四、结语：国有部门改革向何处去？
《英国卫报》2012年1月17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在全球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关键在于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与英、美和欧盟不同，中国的财政赤字相当温和，约2%左右，这使中国能够安然渡过2007-2008年的全球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启动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但不是通过财政赤字，也不是通过印纸币，而是利用政府对银行和国有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来增加借贷和投资。这是中国自危机爆发以来仍能够实现10%的年均增长的理由。同一时期，西方和日本均陷入衰退。今天的中国已不是改革以前单一公有制的国家，它有着庞大的私人生产部门和大规模的外国投资。但是，它的混合所有制的经济模式建立在以银行和大公司为核心的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所以，当欧洲和美国政府在危机中依靠间接机制拯救私人投资崩溃时——私人银行和公司把援助资金储存起来，而中国有直接的杠杆可以繁荣投资、就业和收入。
西方对中国国有部门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实际上都意识到了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和正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社会功能，这恰恰是西方国家的私人生产部门缺乏的，也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无法实现的。按照《英国卫报》的这篇评论员文章的说法，在当前的危机中仍然不承认私人生产部门和市场的失败，是要被时代淘汰的。拒绝利用社会生产部门来帮助经济走出危机是愚蠢的。不愿正视一个公共的社会生产部门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正如中国经验表现出来的那样，是要被历史嘲弄的。
私营化或“国退民进”的简单主张实际上掩盖了两个更基本的问题。第一，一般来说，所有西方公司经营的目标都是给股东回报。然而，在中国，一部分公司认为经营的目标不只为利润最大化工作，例如具有公益性的国有企业。让私有部门的企业以股东回报的模式运行，国有部门的企业以社会回报的模式运行，中国的企业能够运行这种双轨制吗？第二，衡量社会回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问题就在于国有企业需要在兼顾营利性和社会性的层面上更高效地运营，而传统的衡量效率的方法是纯粹金融意义上的。所以开发评估国有企业建立在营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基础之上的工具是必要的。在同一个市场内的公司以不同的规则和目标运营是一件好事，既承担着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历史责任，也承担着探索人类社会转型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历史意义。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产部论文; 投资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