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朴学看长江文化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朴学论文,长江论文,清代论文,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流域，叠波旷宇，山川奇秀，地灵而人杰，由此孕育出与黄河流域迥然不同的文化风格。前人论南北文化特点，有“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盦南华”（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7页。）之说，龚定盦之所谓“犁然天地划民风”（注：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1页。）者也。
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华先民，创造了雍容、典雅、肃穆的古典文化。“彝伦攸叙”的礼教，“温柔敦厚”的诗教，“广博易良”的乐教，构成了以周孔教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的显著特征。而生活在“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的长江流域的中华先民，则创造出比较富于浪漫气息和自由精神的古典文化，其中抒发性灵的楚声与吴歌，清新、明丽、灵秀，似乎把人类一切美好的情性都发展到了极致；而经虚涉旷的庄禅风格，更显示着富于想像力的超越性精神追求。以此看来，黄河文化是伦理型的，长江文化则是审美型的，这一论点似乎可以说得过去。
然而，本文所要论述的长江文化，恰恰不是洋溢着生命之鲜活气息的《子夜歌》、《西洲曲》，也不是将自然生命融入大化流行的南华庄子文、永嘉证道歌，而是一个要人收拾精神、殚精竭虑的领域，一个仿佛没有任何诗意的领域，一个仿佛只能被哲学术语称为“知性”的领域，即朴学或历史考据学的领域。然而，正是在这一领域中，我们看到了长江文化的审美型特征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一种纯粹求知的兴趣，一种对于知识的强烈的渴望，一种与黄河流域的周孔教化支配下的注重政治实用的“史官文化”迥然不同的知性精神。朴学家们以性灵治学的“人的自觉”与“学问的自觉”，直觉的智慧洞观与鲜明的学术个性，超越实用功利的审美态度，赋予了“几为苏、浙、皖三省所独占”的清代朴学引人入胜的精神魅力。
性灵、直觉的智慧洞观与学术个性
朴学有广、狭二义。
狭义地理解，朴学是以文字训诂、文献校雠、历史考据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的目的是要寻求关于其研究对象的确切可靠的知识。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南北学人只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严格遵守规则，这一规则用一句没有任何诗意的理智的格言来表达，就是：拿证据来！研究朴学的学者，不允许带有任何感情的色彩，也不允许任何主观臆测的“自由心证”。
广义地理解，朴学又是一种以考据为手段、以“闻道”为目的的学问。六书九数、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历史事实的考证，都是为了达到对人文化成的历史文化世界的“道”的认识，不少朴学大师都是遵循这一“志存闻道”的思路来从事学术研究的。这一意义上的朴学，就不是纯粹的考据学，而是将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的一种学问。它不仅揭示事实真理，而且揭示事实与人的关系的价值真理；它不仅致力于古代经典还原的工作，而且有对古代经典的创造性诠释。
然而，无论对朴学作狭义的理解，还是作广义的理解，都需要研究者具有灵心慧眼，具有直觉的智慧洞观的眼光，具有根于性灵、自出手眼的神解精识。在把朴学狭义地理解为纯粹的考据学的意义上，其方法也就是胡适。之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的如何，除了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功底以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要看研究者的灵性如何了。现代科学研究也证明，灵感和直觉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科学的新发现来说，其作用往往是关键性的。在把朴学广义地理解为从考据中发挥出义理的意义上，其方法乃近于现代解释学之所谓“创造性诠释”的方法。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说：“诠释必须具有灵感生气，且有启蒙观念的力量作为引导才行。”（注：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by James S.Churchill,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1962,p.207.）这其实就是清代朴学家之所谓以“性灵”解经和“以己之性灵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性灵”既是海德格尔之所谓“灵感生气”，又是自明代中叶以后才广泛流行的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观念。这一观念虽然原本属于文学创作领域，但却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清代的朴学研究。以“性灵”解经而发挥“自得之义理”，成为长江朴学的显著特色。
以性灵治学，使得纵然是再枯燥的学问，在具有鲜明的个性、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感受和想像力的长江流域的学者们那里，也会焕发出诱人的感性光辉和智慧的光彩。这种灵光烛照下的感性直观，使朴学学者能够洞见古今人类心灵之所同，因而能够做到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注：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而这种神交古人的心灵之旅，在哲学的学理上就叫做“由美入真”。长江学人富于灵性的气质，赋予了“本始材朴”的朴学诗意的感性光辉，赋予了朴学对古代经典作创造性诠释的“理性的机智”。同时，朴学在晚明至清中叶在长江流域达于极盛，又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吴派的朴学大师惠栋，他的书房就有一个饶富诗意的名字，名曰“小红豆山房”，人们也称他为“小红豆先生”。这不禁令人想起“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诗句。惠栋精研《周易》，作《周易述》。前人作《易》，或把《易》解释为神秘的占筮之书，或借《易》作道学文章。而惠栋则从《易》中拈出一个“情”字，批评宋儒理欲之辨的谬说；又发挥“中和之谓美”的“中和”二字，以此贯通群经。
皖派的朴学大师戴震，借阐释《孟子》字义而发挥出一套张扬个性的“情感哲学”，激烈地批判程朱理学家“以理杀人”（注：戴震：《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我们看他“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这是何等地富于思想激情！在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的清代，这又是何等地富于理论勇气和大无畏的气概！其弟子段玉裁以其毕生精力为《说文解字》作注，常为未能像戴震那样阐说义理而遗憾，但我们看他的《说文解字注》和《经韵楼集》中的《夫妻牉合》篇，却借解释字义而引经据典地论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是何等地富于思想的灵性！由段玉裁传至龚自珍，更以其深厚的学问功底、敏感的气质和新兴气锐的文字批判专制制度，呼唤个性解放，成为为中国的近代化“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至于其他的皖派学者，特别是俞正燮，亦能于考据中别出新意，发挥戴震的学说，对旧礼教给以深刻的批判：他的《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人恶德论》等文章，批判自古以来儒家“大丈夫”的双重两性道德，发自至性至情而又充满理性的机智；他的两篇《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通过对唐朝和五代的艳诗和艳词中大量出现的“刬袜”一词的考证，来证明宋代以前中国妇女并不裹足，并主张废缠足、复天足，更是典型的江南学者才能作得出的考据文章。
吴派朴学中的三位著名的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是善于借考据来表达自己非凡见识的人。钱大昕论“经与史岂有二哉”，可谓卓识；借考据揭露专制制度，令人处处联想到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现实；论妇女再嫁的合理性，批判宋儒“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论，亦可谓入情入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述其治学之体验，洋溢着诗化的激情；为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翻案，批判正统儒家之陋说，独具只眼；其《钝翁类稿序》论崇真尚奇的晚明之风，与“性灵派”如出一辙。赵翼以其极敏锐的洞察力看穿了历代官修“正史”的根本症结在于“回护”（即作伪），于是揭露专制统治者对历史事实的任意剪裁、隐瞒、篡改和歪曲，遂成为贯穿其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中的一条主线；“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是以诗句来表达其治学心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是敏锐地意识到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与“变”的气息；论明代中叶苏州的傲诞士风，别有会心；讴歌未受儒家礼教影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自由生活和爱情，更是这位学术大师的“童心”的生动写照。
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焦循总结前辈长江学人研究朴学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的命题，标举“天下之知觉自我始”，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他发挥了戴震的学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反对伦理异化的斗争。扬州学派的另一著名学者汪中，更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人物。他通过解释古经来批判旧礼教，对礼教压迫下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倾注了深切的同情。扬州学派的其他著名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其富于灵性的气质，熔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于一炉，纠正了前人注解古籍的大量错误，为今人读懂读通古代典籍做出了重大贡献。
浙东朴学更以强调学术要有真性情著称，特重神解精识，学术个性十分鲜明。浙东是倡导“五经皆史”说和提倡“狂者胸次”、豪杰精神的王阳明的故乡，以痛斥君主专制盛名的黄宗羲更开创了浙东史学的传统，其弟子多以治史来寄托故国之思和对未来历史的春天的向往。万斯同撰《明史稿》以报故国，又有《石园文集》传世。时有豪杰之士名刘献廷者，为作《石园文集题词》，词曰：“悲愤之衷，值乎世会；渊博之学，发乎性灵；复有一种不情不绪之想出乎笔墨之外……”（注：《石园文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第443页。）虽仅寥寥数语，却将万斯同以真性情治学的精神风貌勾画得无比生动传神。全祖望以搜集明季遗闻，表彰抗清死难烈士为己任，“为之博考野史，旁及家乘，作为碑志铭传，缠绵怆恻，有变徵之音”；“参论旧闻，成《沧田录》……于沧海之变三致意焉”。（注：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09页。）章学诚最重学问与性灵的关系，其论及朴学兴盛的原因时，有所谓“山林枯槁之士，瀹灵琉性……于是始称极盛”（注：章学诚：《宋先生墓志铭》，见朱筠《笥河文集·卷首》。）之说。章学诚以富于史识著称。著名朴学家俞樾和孙诒让的弟子、杰出的近代思想家宋恕对章学诚的史论十分推崇，高吟“论史无如章氏美”（注：宋恕：《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56页。）。而所谓学问之美与论说之美，不仅在于章氏将考据与义理、辞章熔为一炉，因而其文笔美，更在于他那富于灵性的治学思路的内在美，善于在治学中综合运用和体现“由美入真”与“由真入美”的治学思路。
朴学学风、学术规范与学者人格之陶冶
身为学者，为他的社会角色所规定，他的学品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他的人品。学风问题同时也就是学者的人格问题。人格的力量体现着真理的力量，学者的人格美来自他在追求真理的途程中所表现出的不计利害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态度；学者的人格之善，或曰学者的道德，也集中表现在尊重和恪守学术规范上。一个学者在治学上与应世上可能有并不一致的情形，然而，我们决不能设想一个不肯认真治学、不遵守学术规范的“学者”在世俗生活的领域会有高尚的品格。长江朴学的学风和学术规范对于学者人格的陶冶，正体现着学品与人品之一致的要求。
朴学在晚明和清初本是民间的学问，朴学学风亦原本是一种超越狭隘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对于功名利禄之追求的超功利的学风。朴学学者虽然也有不少人应过举、做过官，但他们或者是在敲开了科举之门以后，就把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给扔了，转而终生从事朴学研究，如吴派朴学大师惠士奇，扬州学振的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或者在做官后厌倦了官场上的庸俗腐朽，辞官不做，转而专心从事朴学研究，如吴派大师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皖派大师段玉裁等人；更多的则是终身不仕、一生从事朴学研究的学者，如吴派大师惠栋及其弟子余萧客、江声，再传弟子江藩，皖派大师江永，扬州学派的大师和著名学者焦循、汪中等等。虽然乾隆皇帝也极力想把朴学研究纳入为专制政治的狭隘实用目的服务的轨道，采用征召朴学之士入四库馆、赐给个别屡试不第的朴学家“同进士出身”的所谓“殊荣”等手法，导致不少见不得一点蝇头小利的读书人因此而对经学考据趋之若鹜，但对于真正的朴学家来说，支配他们的学术研究的，仍然是一种纯粹求知的兴趣，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审美的态度。
清代朴学有两位主要的奠基者，一是顾炎武，二是黄宗羲。顾炎武要求学者们要做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注：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页。）。“博学于文”是学问上的要求，“行己有耻”是对学者人格的要求；但二者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博学于文”要求“行己有耻”，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因而不可能做到“行己有耻”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博学于文”的，即在朴学研究领域作出实实在在的学术贡献；只有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以坚强的意志抵御住各种外在的诱惑，把世俗所歆慕追求的一切看得无足轻重，方能做到“行己有耻”，亦方能做到“博学于文”。这正体现着朴学学风与人格塑造的内在一致性。黄宗羲亦十分强调学者要耐得住寂寞的重要性。他在规劝侯方域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人而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矣！”（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04页。）这是一句总结了无数因不耐寂寞而毁其一生学问名节之教训的至理名言。对于学者来说，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全其名节；亦只有耐得住寂寞，在世俗的功利追求方面有所不为，而后才能够在学术的领域中真正有所作为。我们看到，在清代朴学中，那些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人，大都是那些把学问和真理看得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人，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人，是耐得住寂寞而有所不为的人。
朴学学风是一种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这种治学态度是从实然出发，而不是从应然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政治伦理的需要出发，来平实地说真话、求真理。在真正的朴学家看来，事实就是事实，它不应该因为事实与人的价值关系而被加以任何的隐瞒和歪曲；事实是第一性的，事实与人的价值关系是第二性的；朴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实，因此，无论以任何理由，即使是以极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去隐瞒或歪曲事实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应对这种行为持唾弃的态度。然而在传统社会中，普遍流行的社会氛围乃是王阳明所痛斥的“世人作伪得惯”和李贽所痛斥的“无所不假”、“满场是假”。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兴起于晚明而到清代中叶达于极盛的朴学为学术界保留了一方净土，使朴学成为为中国近代积累道德和文化资源一个重要领域。朴学的研究者，至少在他们本身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内，能够坚持非真不言、非全真不言的学术准则，同时也坚持了说真话、不撒谎的做人原则。这种学风和做人准则如果能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事实上不少朴学家不仅在专业领域内，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域内也是坚持这一原则的，如戴东原谴责专制统治者“多凉德而善欺背”、“行暴虐而竞强用力”、“肆其贪而不异寇取”（注：戴震：《原善》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0页。）；戴震的大弟子王念孙敢于为天下先，首次上书弹劾权倾朝野的当朝第二号人物和珅；著名朴学家洪亮吉不怕坐牢杀头，公然上书批评嘉庆皇帝等等。这种代表社会的良知而勇于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之声音的崇高人格美，与执著追求真理的朴学学风是一致的。
朴学有着十分严格的学术规范。这些学术规范体现着求真的要求，也体现着善的道德准则，更体现着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的治学态度，因而对于学者人格的陶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朴学的学术规范主要有以下数端：第一，学者既不可听气候于官场，也不可听气候于商人，否则就是顾炎武所痛斥的“倚门卖笑不择老少之伦”。第二，治学当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即顾炎武所说的“采山之铜”；而不是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出发，就像是收购废钱来铸铜一样。第三，凡著书，要著前人所没有著过、且为后世所不可缺少的书，著自成一家之言的书，即顾炎武所说的“必前人所未及就而后世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第四，凡立论必有充分的证据，在证据不充分时，应当阙疑，不可据于孤证以立论。第五，不可改窜前人之书或窃他人之书为己作。凡抄袭剽窃者皆被视为“钝贼”（笨贼），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第六，凡引述前人的言论，应当引述其原文，注明前人姓名及引文出处；即使是得之于同时代学者的言谈，也当予以说明。如此等等，都要求学者既要做到“胸中磊磊，而无丝毫阉然媚世之习”；又要做到有实事求是之意，而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心；不自欺，不欺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地做人。
从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的治学态度出发，讲求学术规范，这就有了衡量真假学问的客观标准，由此知道什么是真学问，什么是“学术泡沫”；说明在学术上丝毫浮躁不得、作伪不得、炒作不得、急切求成不得、骄矜狂妄不得；就会尊重真有学问的人，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重”，在学人们之间形成相友相师的良好氛围。在这方面，钱大昕与戴震的友谊，焦循以江声为学术上的诤友，以及阮元与龚自珍的忘年交等等，历来在学界传为佳话。这正是审美的治学态度所造就的审美的人生佳话，造就的学者的人格美。
乾隆皇帝也知道，代表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的，御用文人的货色是绝对摆不上台面的，因而通过修《四库全书》来笼络朴学家，既想以此获得“右文之主”的美名，也企图把朴学纳入为朝廷服务的轨道；很多封疆大吏也结交朴学家，延揽他们充当其幕僚，为之编书、修志、作文等等。所有这些，都为那些既不做官又无其他收入来源的朴学家提供了谋生的渠道。很多朴学家们的著作，要靠达官贵人的资助才能付梓刊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见识不高的朴学家以得到帝王和达官的赏识为荣耀，也是官僚本位社会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功夫在学问之外的情形，为了饭碗而“窝里斗”的情形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些情况的存在都与朴学学风没有关系，而是官僚本位的社会体制干扰和破坏学术研究所造成的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章太炎先生把士人所从事的专业与其人品联系起来，说：“理学之士多诈，朴学之士多贪，文学之士多淫。”（注：章太炎：《革命的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6页。）其中“朴学之士多贪”一句，是说朴学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史料或证据，史料或证据越多越好，于是便导致朴学家在钱财上也是一样的贪婪。这种说法似乎过于牵强。学者在搜集资料时恨不得“竭泽而渔”，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也想把天下的财富据为己有。
朴学学风与科学精神
朴学家以其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态度治学，因而在学问上能真正讲求“实事求是”，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体现着科学的精神。然而，科学的精神又不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更是一种自由的和宽容的精神。没有自由和宽容，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很难的。审美的治学态度唯真理是求，这就有了无所畏忌的主观精神自由；审美的治学态度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无需与他人争高下，斗输赢，这就有了宽容。从学理上说，这正是科学精神源自超功利的“形上之爱”的生动表现。
朴学学者以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态度治学，以“实事求是”为治学的最高目的，这就必然要从“实事求是”中引申出自由和宽容，这正表明了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从超越一己之利害的审美态度出发，顾炎武强调学者当有独立的思想和“立言不为一时”的自由人格：“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注：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80页。）不应作取媚于一时的应景文章，而应为天下万世立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他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乾嘉时期的朴学家。戴震宣称“解蔽斯以尽我生，尽我生斯欲尽乎义命之不可已”，主张“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注：戴震：《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187页。）钱大昕主张以豪杰精神治学，高呼“能为于举世不为之日者，其人必豪杰之士也”，强调治学当“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注：钱大昕：《重刻孙明复小集序》、《戴先生传》，《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131、710页。）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作为科学精神之本质属性的自由品格。
朴学学者以求真为最高目的，因而反对把任何政治的、伦理的、功利的原则凌驾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之上，这正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顾炎武拒斥自孟子以来治《春秋》者所杜撰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的传统，把《春秋》的史学方法还原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纪实方法。王鸣盛进一步把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与批评宋儒“议论法戒”结合起来，认为“动欲操笔削之权”乃是“头脑冬烘”的“三家村夫子”们的无聊游戏，而“援笔辄效圣贤，开口自任道统”亦是“腐头巾村学究”们的作为，强调“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续修四库全书》第452册，第137页。）而赵翼更把历代正史的作伪根源追溯到孔子所主张的“为尊者讳”的“掩护之法”。他们都敏锐地意识到，历朝《实录》不可尽信，官修的所谓“正史”不可尽信。为了廓清历史中的谎言，据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由顾炎武开其端，王鸣盛、赵翼、钱大昕踵事补益，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即“多重证据法”。从顾炎武论证“史策所载，未必皆为实录”，到赵翼大声疾呼“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正是一个对历代官修史书作伪及导致作伪之原因的揭露日益全面、系统而深刻的发展过程。没有超越一己之利害算计的审美态度，没有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学术研究需要自由探索，更需要宽容不同的意见。不是为了显示大度和雅量才宽容不同的意见，而是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是错误的，从而尊重和宽容不同的意见。这样一种宽容正是以超功利的审美态度来认识自己、反思人自身的局限性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的结果，那种满脑子利害算计的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朴学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深深感到，个人的认识能力极为有限，人既然不是无所不能，也就不可能无所不知，因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客观真理，不可能懂得所有的学问，更不可能掌握所谓终极的绝对真理。“盖天下之理无穷……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注：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页。）因此，标榜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至”，以无所不知自居，乃是真正的无知和虚妄；幻想掌握终极的绝对真理，也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夸大狂的梦呓。朴学家们还体会到，研究千年以上的名物制度，即使只从经文字句上考察，也未必能与历史实际完全相合，因此，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十分必要的：“盖学问之道，愈辩乃愈精耳。”（注：凌廷堪：《与程易畴先生书》，《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27页。）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在认识过程中又很容易犯错误；而要尽可能地避免错误，也只有靠自由讨论，在争论中逐步地确立真理：“鉴以磨
而愈光，丝以脱沤而益热。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不让者，争之谓也。”（注：焦循：《代阮侍郎撰〈万氏经学五书〉序》，《雕菰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9页。）由此在朴学领域中形成了一种自由探索、自由讨论、宽容不同意见的风气。
朴学家们赋予了孔子之所谓“当仁不让于师”以新解，这种新解实即西方人所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胡渭说得好：“夫入室操戈，固非师之所望于弟子。而义苟未安，则为弟子者虚心平气以待公论之自定，未为不可。彼一闻异议，辄疾之如仇，欲执兵而掊其后者，亦非君子之道也。”（注：胡渭：《易图明辨》卷一《河图洛书》，《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659页。）他认为学术界的“君子之道”在于：一方面，弟子要不苟同于师；另一方面，老师要有“从善服义之公心”；师、弟之间，皆不可有“党同门、妒道真、挟恐见破之私意”。（注：胡渭：《易图明辨》卷一《河图洛书》，《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659页。）这种观点，是对数千年宗法社会传统的有力冲击。很多朴学家都能身体力行这一新型师生关系的君子之道。例如阎若璩实为顾炎武的门生，顾炎武作《日知录》，阎若璩为之驳正若干条，顾炎武欣然采纳；段玉裁是戴震的学生，但对于戴震考据学著作中的错误，也一一加以更正，指出“师说非也”。朴学家中也有当大官的，如朱筠是“中朝显贵”，阮元是封疆大吏。然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身居高官的朴学家的见解有不同意见，普通学者照样可以公开与他争鸣。戴震去世后，朱筠极力反对将戴震的《答彭进士允初书》收入行状，洪榜乃公然作文与朱筠辩论。
学术争鸣当然也是要讲求规范的。争鸣是为了“求其是”，“非将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注：焦循：《代阮侍郎撰〈万氏经学五书〉序》，《雕菰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9页。）要看到学问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未深核乎各说之本原，私意所属，求胜先正，此不可者也；力学之久，积疑成断，了然有得于心，以补前人之缺与误，此学经者所不可废也。”（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四《〈左传刊杜〉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626页。）在展开学术争鸣时，还应做到“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不足观耳”（注：钱大昕：《答王西庄书》，《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页。）。总之，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能因为别人的著作中有几处差失，就抹杀其学术成就。在朴学学者中，似已隐然形成了这样一种具有主流性的共识：别人对自己著作中的缺失提出批评，“是亲我重我因而规我”；因而，对于他人的批评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其规之当，则依而改之，其规之不当，则与之辨明，亦因其亲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诚，非恶乎人之规己而务胜之也。”（注：焦循：《江处士手札跋》，《雕菰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94页。）总之，学者之间要互相尊重。对于他人的批评，对的，要敢于认错；不对的，也要予以善意的回应。如果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对他人批评中的那些错误的看法也不予回应，那就是缺乏待人之诚心的表现。
朴学家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确有一种审美的治学态度，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有了这样一种治学态度和人生态度，自然胸怀宽广，尊重一偏之见，乐闻相反之论。也只有如此，才算是具有了现代科学精神。可是，如今的中国学者还有几人有这样的情怀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也不能不促使我们痛切反省、深沉反思。
处于言论极不自由的专制时代，朴学学者们不可能有如同现代社会那样可以对一切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外在的自由环境，但很多朴学学者们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他们那不受干涉的内心自由，没有变成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抨击的那种“心奴”。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培育起了一种自由探索、自由讨论和宽容不同意见的氛围，这种氛围使他们真正能够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而那些最杰出的朴学家（如戴震、焦循、钱大昕等），则通过考据而展开了对新义理的求索，把以出世的态度研究学问与以入世的态度关爱人间有机结合起来，把朴学研究的科学精神与悲悯恻怛之仁的人文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思想启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当今世界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时代，朴学学者们所开创的把科学精神融入人文关怀，从而建设一种体现现代科学精神的新人文精神的思路，无疑是中国长江文化贡献给21世纪世界文明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