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还有自己的读者市场吗?——《上海新批评文丛》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纪要论文,座谈会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上海青年批评家郜元宝、杨扬、葛红兵、张新颖和王宏图五人的 批评文集。2001年12月8日，出版社与上海作协联合举行座谈会，围绕市场经济条件下 文学批评的建设问题展开了讨论。座谈会由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教授主持，出席会议 的有徐中玉、钱谷融、李子云、徐俊西、王文英、方克强、殷国明、杨文虎、吴炫、孙 甘露等40多位批评家、作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批评应该继续讲真话，张扬批评个性
主持人：五位青年批评家我都有所接触，他们都是90年代成长起来的，清一色的文学 博士。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很有个性。他们在高校任教，自己也受到老一代学者治学方法 和传统文学的影响，同时他们又是开创的一代。就我自己来说，是个性毁灭的一代，而 他们是个性重新张扬的一代，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研究的独特领域和个人写作风格，这 是新世纪文学批评应该具备的品格。
徐中玉(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上海的文艺理论研究一直有自己的传统，取得过一些 成绩。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又面临不少新的问题。如何来研究和解决 这些问题?我看这也是新世纪提供给作家、批评家施展个人才华的一个机会。作家、批 评家要敢于显示自己的才华，但不要商业炒作。
钱谷融(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王纪人先生说自己那一代是个性毁灭的一代，事实上 ，文学艺术最应该尊重个性和自我。我看这五位青年朋友都很有个性。文学艺术的背后 都有一个作者存在，没有了作者，没有了“我”，便不成其为创作。今天应该说是政通 人和，比较开放，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个机遇。我希 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写出好的作品和评论。
张彦魁(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座谈会，我也很高兴能 够为上海的五位青年批评家出版文集。上海活跃着一支在国内享有声誉的青年批评队伍 ，他们有思想，功底扎实，理应得到关注。我们出版社为能够踏入上海的文化市场，能 够拥有上海的一批年轻学者的文化资源而感到高兴。作为出版单位，我们看好这批年轻 人，也相信他们的作品会拥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徐俊西(评论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实的确与70、80年代不同，80年代的“ 方法论热”等基本上还是移用西方的理论，而今天从这五位年轻的批评家的文章中，我 看到有新的长进，他们都尝试着将中外文学理论融合起来，力图建立自己的思考问题的 框架，那种浮现在表面的理论说教痕迹很少。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年轻人的事业， 要勇于讲真话，有锐气和进取的思想锋芒。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有一个模式 ，只要看个别人的个别代表性文章就行了，读10篇和读100篇差不多。今天的情况就不 同了，整个文化的大环境都变化了，批评家的个人人格、个人学识开始得到尊重，我想 这是新世纪文学批评最有希望的方面。
李子云(评论家)：近些年我很少参加各种讨论会了，但今天的会我一定要来。这五位 年轻人出版了这样一套文集，出版前他们还曾到我这儿来，希望得到帮助，想不到书这 么顺利就出来了，这种工作精神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获得的最大教训就是再 也不发违心之论了。但我发现，直到今天，讲真话还是很难，常常要讲究一点发言技巧 、讲究一点分寸。如果你对某一部作品谈了一点个人的真实看法，往往会遇到麻烦。正 是这种环境气氛，使我近几年很少甚至不写评论了。这几位年轻人有思想，有见解，有 个性，大部分文章是由衷之言。讲真话与大环境有关，与个人也有关。假如大家都创造 一些条件的话，环境也会变的。我想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慢慢会接近这个要求：要讲真话 。文学批评要讲真话，不要媚俗，不要去讨好什么人。媒体有热点，这是正常的，文学 批评和文学研究要保持冷静。上海的评论界也有一些商业炒作，但在国内还不是最厉害 的。文学批评要保持个性，最忌哗众取宠。
文学批评应该有一种现实感，应该有一种思想超越
孙甘露(作家)：谈点个人的感受。我发现今天20世纪80年代出道的那一拨人来得不多 。跟80年代的批评家相比，这五位青年批评家都有一个特色，这就是他们都在大学教书 ，做一些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譬如，郜元宝博士论文做的是海德格尔研究，杨扬做的 是现代文学研究。我读了杨扬一篇关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文章，有启发。他认为 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不是追随某种思想主流，而是偏重于对问题的研究，变成了一个 研究问题的时代。我感觉，“文革”结束后的70、80年代，大家好像都在致力于恢复文 学秩序，80年代中后期又转向语言实验，价值问题悬搁在一边。90年代以来，隐隐约约 似乎在建立某种新的东西。从杨扬、郜元宝他们的文章中我注意到他们的关注范围有所 扩大，而且好像是在有意扩大，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
吴 炫(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我不太用“新”这个词，我关心的是如何在新与旧、 传统与现代之外，建立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思想研究。这五位朋友的文学批评是很有代 表性的，他们对个性、身体包括个人欲望等，都持一种理解的健康的亲和态度，而不是 做“烈士”的极端态度。这是我非常赞同的。有人说当今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这一判断没错，但我认为没有意义，甚至反映出一些人对开放社会的某种隔膜。重义轻 利、重义轻欲的说法，事实上在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上都使利益与欲望的正常生命状态 遭到轻视。我赞成穿越欲望，而不是轻视欲望。同样是表现欲望，像《查泰莱夫人的情 人》等作品，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品，看来欲望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今天一些文学作品和 文学批评对欲望问题给予了关注，但大都还停留在字面的书写阶段，而缺乏深厚的现实 基础，这是文学研究应该探索的问题。另外，我赞同李子云老师谈到的“讲真话”的观 点。前几天我在华东师大参加了钱谷融先生散文集《散淡人生》的座谈会，大家一致认 为钱先生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的文学批评也 应该保持这种品格，批评家对自己的写作要有一种要求，十年或几十年后再看看自己的 文章，要能没有悔意。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非常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同时也为上海的文艺出 版单位的缺席而感到遗憾。上海曾经是中国新文学最活跃的地方，也曾是中国的出版传 媒的中心，希望上海的文艺出版单位在这方面可以有些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 新的批评家登场，他们的确有不同于80年代批评家的特色和长处。我觉得新批评家的批 评，有一种无限接近纯粹文学的状态。70、80年代的文学批评往往依赖于政治，而90年 代的新批评更趋于净化。这可能与这些新批评家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而且，新 批评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对话性，不强求意志，不为流派而流派，而是个人做自己的工作 ，对90年代文学的新现象、新因素，表现出惊人的敏感，这是他们的长处。新批评家按 他们的身份来说，都是上海高校中的教授、副教授，归属于社会精英，但他们不以精英 自居，排斥大众文化和大众趣味，这与批评界一些人喜欢以精英自居的姿态是很不同的 。我很欣赏新批评家没有那种伪贵族的文化心态。但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 是文学批评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经验的总结和解读上，而是要建立起一种批评理性。现 在的文学批评原创性的概念几乎没有，大都是移用西方理论，这种状况在新批评中也没 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可能也是一种表述上的无奈和语言的无力症状；二是文学研究在 新世纪应该确立一种“大艺术”的观念，在新的审美基础上吸收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 的发展经验，充分展示审美批评的艺术个性，而现在的文学批评过于理念化。
张 生(作家)：上海是一个出产批评家的地方。在座的老一辈有徐中玉、钱谷融等先 生，20世纪70、80年代也出了不少，90年代以来，这种势头还在，如郜元宝、杨扬等20 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批批评家，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产生重要的影响，有一种流派的 趋势。
文学批评要与时俱进，确立新的审美坐标
王文英(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文学批评弄得不好容易落入理论和 创作脱节的毛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隔膜。我读了这几位年轻人的文章，觉得他们都比 较注意理论与当前创作实际的结合。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这 10年间文学创作有没有变化，文学批评有没有新的进展，如何对这些新变化进行理论上 的阐释?读了杨扬有关90年代文学批评的文章，还看了张新颖关于30年代新感觉派的研 究文章，我感到他们对这些文学史的新变化的阐释是有道理的，并且达到了一个较高的 水平。80年代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文化上也是 一个思想一元化的时代。作家该写什么，批评家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作品，都还是比较 明确单一的。90年代以来，情况就有所不同。经济上的进一步开放，文化多元的局面初 显端倪，这一切正在改变着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由此而引来的评价标准问题。今 天大概没有人会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百分之百的肯定，而是希望对照现实，以一种更 加开放宽容的态度来审视现实，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另外，对知识分子的内心焦 虑也应持同情关怀的态度。张新颖文章中提到“伪士当去，迷信当存”，我觉得包含了 很多的涵义。
张业松(复旦大学博士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实，一言以蔽之，是大浪淘沙 。许多人在被淘汰，不少人又脱颖而出。从我自己的认知来说，90年代是一个成长的年 代，90年代的青年人面临的文化生态环境与80年代不同了。80年代主要是来自意识形态 方面的压力，而90年代是在双重或者说是多种的现实压力下学习、生活、思考、发言。 大家都想讲真话，但能够保留下去的到底有多少呢?像我所熟悉的张新颖、杨扬、郜元 宝和王宏图，的确都是在90年代淘沙之后淘出来的。葛红兵是新到上海的，我跟他接触 不多，不好说。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时代可以困难，人心可以败坏，甚至文化也会衰 退，但个人的东西不能不坚持。过一段时间再来回顾眼前的历史，或许会更清楚。90年 代与80年代的确是非常不同的，我相信新的批评流派、新的文化时代已经到来。
殷国明(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上海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对新事物、新变 动非常敏感。这种传统今天还在。花山文艺出版社为这几位年轻的朋友出这套书，很值 得。郜元宝的文章我经常读到，很有诗意。杨扬的文章敏感，但非常从容，从来不唱高 调。张新颖的行文洒脱，葛红兵敢做敢为，王宏图视野开阔。刚才几位的发言令我感动 ，我为什么感动呢?我想是大家对文学的诗意追求，那种永恒的追求感动了我。对我来 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研究文学，我感到，一个作家、批评家变固然重要，但 不变更难啊!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对美的追求。文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就是对文学理论中 最基本最原生的问题进行发现、解读和阐发。假如搞了一辈子研究，对一些文学理论的 基本问题都发现不了，我想这是一种悲哀。有时我会问自己，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究 竟是为什么，究竟能够留下些什么?我慢慢觉得对美的持续不断的追求和向往，这才是 文学的根啊。直到今天讲真话之所以还那么困难，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少人太 善于应变了，没有自己的定性。
王光东(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我感觉这五位朋友的评论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 是相互独立，思想比较成熟。他们每个人有自己关注的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如张新颖 的分析问题的角度，杨扬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及文学史上商务印书馆的研究，郜元 宝对评论的留意，葛红兵的批评姿态等，都是值得肯定的，我想他们的研究对90年代的 中国文学研究而言，是极有意义的。
文学批评不会也不应缺乏自己的读者市场
叶觉林(出版策划人)：有一个现象我感到奇怪，我们上海不乏优秀的作家、批评家， 但上海本地的文艺出版单位好像对他们不怎么感兴趣，否则为什么上海本地的作家、批 评家的书大都在外地出版，成为外地出版社的资源呢?我也听到上海的一些出版部门抱 怨没有读者市场，但我想这不是主要问题。外地的出版社就没有读者市场问题了吗?看 来上海的出版界还是缺乏一种长远的文化经营眼光，对本地的作家、批评家缺乏包装意 识。作为上海本地的图书策划人，我觉得上海的作家、批评家的书是有市场竞争力的， 我们完全可以打出上海的文化品牌。就拿《上海新批评文丛》来说，我觉得也可以有市 场卖点。这些批评家是目前国内最活跃的，他们的文章在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提出的 不少问题也是普通文学爱好者关注的，而且他们的文章在国内的转载率也很高。为什么 不能为他们出书，将他们推向前台呢?这几位批评家是目前上海高校中最年轻的教授、 副教授，拥有一批学生。作为促销手段，我甚至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高校中边开讲 座，边推销他们的书呢?事实上，图书市场有时是开发出来的。
王鸿生(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现在搞文学的人非常寂寞，坚守完全是因为对 文学抱有热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年轻人加盟文学研究，这让我感动。这五位批评 家的文章我都细细地拜读过。上海是出批评家的地方，如外地的《当代作家评论》的一 半版面都是上海批评家的文章，所以说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在上海，一点都不为过。90 年代文学研究有一些新东西，关照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光结合社会生活，光对社会有 亲和力是否就够了呢?对他们的文章如果说有什么不满足的话，那就是80年代这一页你 们要掀过去，不是那么容易的。让我担忧的是，这新一代学人现在受到双重的牵制：一 个是学院体制的制约，另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制约。在这双重压力下而要有文化上的作为 ，我想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文化信念，真正沉得住气。这些朋友的文章在许多方面让我 很有启发、有新鲜感，但整体上震撼力还不够。
杨文虎(上海师大中文系主任、教授)：这几位批评家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当他们发出 他们的声音时，我知道，又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整个是要 从政治的战车上解脱下来，给文学以自由。90年代新思想出来后，80年代过来的一些批 评家沉默了，并不是他们不写文章，而是不少人写出来的东西好像有些错位，跟90年代 的现实有些隔膜，依然在用80年代的标准要求90年代。新批评的崛起大概也正是在这个 时候。我发现更年轻的一些批评家，如杨扬、张新颖，正是在这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刚写文章时，还是依附在80年代的批评家后面。但9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集合。他们的声音、他们的位置，在今天已经是不可替代了。80年代 这一页该不该掀过去?其实这由不得我们，该掀过去的时候还是会掀过去的。80年代有 许多教训倒是值得今天吸取的。《上海新批评文丛》座谈会召开，我表示欢迎，而且我 觉得文学批评还应该不断保持个人的新的感受。
西 飏(作家)：作为20世纪60年代人，我感到和这些批评家一样，面临共同 的问题和困惑：现在前几代的作家创作量在渐趋减少，新的作家、批评家在成长，这种 重要是因为排队轮到的，还是我们的作品本身具备了这样的质量?在今天的条件下，这 个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
郝 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我觉得可以从流派的角度来看待新批评家的出现。 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意识：这是21世纪了，20世纪固然重要， 但21世纪再也不可能完全重复20世纪。这就要求我们在清理20世纪的文化经验的同时， 不应停留在原有的文化经验基础上，而是要越过去，建立自己的理论命题和文化意识， 这方面的市场空间和文化空间，应该说有很大的潜力。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谢谢大家。我个人认为，批评家是作家的一面镜子 。作家的工作是呈现，而批评家的工作是阐释。批评家阐释作品的力度，得益于思想和 生活多方面的滋润。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曾说，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意味着一切都将被超 越、被越过或被忽略。就目前的情况看，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是困难的。我不赞 同商业化的行为，我想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想真实地表达自己。然而，什么是应该思考 和言说的东西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对不少人而言，说话是不成问题的。譬如像王蒙 那一代作家，始终希望社会来聆听他们的声音，“知青”作家也是如此，表现出一种使 命感。而到了我们今天，时代似乎不需要、也不让我们这一代人说话，似乎还不到时候 ，有许多牵制。原有的语言淤积使我们无法超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至于进入到价值 判断和立场领域，自我便很容易消失，立场也很容易淹没个人。以前我迷恋语言，现在 我放弃了这种迷恋，因为思想激发我朝更新的方向努力。
杨 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不少否 定性的意见。听多了之后我就在想，究竟是作家、批评家个人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和 文化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假如许多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一些批评还在以既定的 价值标准来要求创作和批评，那当然会造成评价上的错位。我感觉9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 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对当代文学和批评的评价，应该摆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来看待。 我对以震撼性标准来要求当代文学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所谓震撼性也仅仅是文学史 上的一种标准而已，在今天的适合性如何，还有待检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看，今天 到底产生了多少震撼性的作品，很难说。从文学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成长都有 一个时间性。有的时代可能没有产生出多少伟大的作家作品，但从文学史角度看，还是 非常重要。如晚清最后10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能用一种历史标准来要求正在变化的文 学现实，更不能以此责难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创造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在今天比任何 东西更重要。上海在文化多元化方面是有历史传统的，30年代的上海是鲁迅的上海，也 是茅盾、巴金、施蛰存、邵洵美的上海，从来不是一枝独秀而压抑了其他作家、批评家 的发展可能性。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批评是个残忍的职业，它需要借助分析文本来发出自 己的声音。有时批评家类似于阿Q，明知无意义，但仍然坚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 ，在今天，批评家的声音有时也要依赖好的策划和出版家。我这次将自己的书取名《轻 快的柔板》，意在说给自己听。应该有更多的人出版新书。
王纪人：最后我想说，花山文艺出版社选择这五位上海青年批评家出书，是有眼光的 ，将来时间会证明。相比之下，上海的文艺出版单位就缺乏这种文化远见。文学批评并 不像一些出版社所想的完全没有读者市场，上海的作家、批评家不断在外地出书，至少 说明读者市场是欢迎他们的。面向市场，不等于都要创作，而是需要我们更真诚地探讨 学术。
罗云峰、康丽娜整理，未经发言者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