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师聘任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蔡元培论文,思想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6）02—0052—06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作为中国近代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他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变化多端的时代，一生追求进步，活跃在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的许多重要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仍闪烁着熠熠的光辉。蔡元培在延聘教师方面有着独到见解和实践，他不拘一格地延揽有造诣之人才投身于教育工作，在其担任校长期间，北京大学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堪称壮观。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形成的人才群体，在当时北京大学的整顿、改革和迅速崛起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当今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探析蔡元培先生的教师聘任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师聘任制的主要内涵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 可见，学校的办学水平如何，与教师队伍息息相关。教师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水平高低，要促进学校发展，首先要抓教师队伍建设。因此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优化、素质良好、富有活力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大计，科学的教师管理制度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条件。
教师聘任制，就是聘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由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教学需要设置的工作岗位，聘请具有教师资格的公民担任相应教师职务的一项制度。[3]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是作为国家干部来对待的，实行的是计划调配的管理模式。随着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其弊端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教师管理制度。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第十七条指出，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逐步实施教师聘任制。《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八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经评定具备任职条件的，由高等学校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任。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高等学校校长与受聘教师签订聘任合同。”
教师聘任制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而实施教师聘任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正向、良性和高效运转机制，而其中至为关键的则是确立教师聘任的标准。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学校由于其具有的培养高层次人才和科学研究等社会功能，日益成为一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而高校传统用人制度的僵化已成为制约教师整体素质提高，阻碍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因素，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因此在高校建立并真正实行教师聘任制度，既是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高校教师队伍管理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4]
二、蔡元培聘任教师的标准
教师聘任思想起源于西方，经过不断的丰富发展形成了制度体系，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大学主要的教师管理模式之一。自戊戌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始，就开始借鉴西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教师管理体制也开始受到影响。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清廷并被批准颁行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5] 为了办好京师大学堂，张百熙十分注重延揽人才，他提出：“此次奉旨切实举办，自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要对那些“才具优长，通达时务”，“明练安详，学有根柢”的人委以重任。他尤其重视物色总教习的人选，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材之出，尤以总教习的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6] 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极贫积弱中国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教育制度，重视教师的思想。尽管教师聘任体制尚未成形，在实施中并未完全执行，但作为现代教师任用体制的肇始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思想是制度的渊源，而制度是思想成熟和规范的体现。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严复、胡仁源等任职校长期间，都坚持了聘任的教师任用思想。而真正形成制度，建立教师聘任制雏形的则是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期。蔡元培曾数次留学德法，西方的就学经历使他无形之中受到了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陆派”思想的深刻影响，崇尚学术自由，强调“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7]。也使蔡元培开始接触到了西方的教师聘任制，并促使他开始用德国大学的模式来选聘教师。
合格教师的聘任制及受聘教师所享有的言行自由是学术自由的核心，也是蔡元培对北大改革最重要的方面，需要详加考察，归纳起来，蔡元培聘任教师的主要标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诣为主，唯才是用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是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学术空气的一项重要措施。蔡元培认为，教师是“人类之职业”中最为重要的职业。“教育者，专门之业，学问者，终身之事”，教师不是人人都能担任的。因此，在聘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才时，应坚持严格的标准和要求。而衡量教员优劣的标准，应当以学问的好坏而定。蔡元培认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8]，作为一名教员， 尤其是大学教员，具备充分的知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时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聘用高水平的师资，“学诣为主，唯才是用”也成了他聘任教师的首要标准。
由此原则出发，蔡元培撇开了派别、政见的因素，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之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9]。遵循此原则，北大既留用延揽了部分思想守旧但的确在某一方面饱有学识的名流，也聘用、扶掖了一批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学者到校任教并视为依靠力量。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十分注重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蔡元培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明确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0]。因此，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研究能力和研究精神，能引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一方面，这是大学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之要求。“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问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1] 在大学读书的人，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因此，大学教员的任务不仅仅是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教给学生知识，使他们具备毕业生的资格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研究学问，并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学一事，非如一碗水，历数器而成分不变者。”当面临着社会科技、学术研究日新月异的变化时，大学教员不能只满足于讲授原有的、陈旧的课程内容，而必须“不断的继续研究”，“年年用功，传授新学”，“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12]
（二）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蔡元培认为教师应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13]。为此，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为了一改老北大的官僚习气，在教师中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蔡元培于1918年1月19日发起成立进德会，在教职员中提倡个人道德修养，力图塑造新的道德风尚。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教职员工入会者甚众，其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对北大教师道德风尚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4]
另一方面，在从人才至为难得，不能求全责备这一兼容并包的观点出发，“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动，悉听自由，”对教员中那些素行失检、私德不高者，只要不荒废功课，亦取自由主义态度。但他对此有一个最底限的要求，就是“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15] 所以他虽致力于邀约饱学之士来校任教，增进学生的智识，但亦十分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如果教员的行为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也决不姑息，例如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员，人品低下，自诩为“探艳团”团长，影响恶劣，就被辞退出校。
（三）重视研究，善于引导
蔡元培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他说“大学的学生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讲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由的研究学问的。”[16] 而教师的职责是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因此必须具有引导学生的教学技能。要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师必须“不但研究所教的学科，还得研究教学的方法”。[17] 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入水瓶，注满就算完事”教学方法，认为“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18] 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针对当时北大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的计划提了出来，主张“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19] 采取每门课都发给学生纲要式讲义的办法，对改进教授法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教员专任，规范教学
原先北大教员中兼课之风很盛，而法科教员也多有政府官吏兼任。蔡元培到校后，增加了专任教员，并发出通告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另外，鉴于他到任前，北大学生的当官之意远胜于向学之心的状况，蔡元培特意对教师资格作了一个规定：“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以免学生通过官师的援引去做官。同时还规定“教员如未经校长及本科学长的允准，不得在本大学以外兼任他事”，这些规定，既肃清了北大当时官僚浓厚的风气，成为新式学堂的开端，也保证了教学进程的实施，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蔡元培聘任教师的特点及影响
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教育家，深知要实现自己的大学理想，必须依靠教师，同时要创造有利于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据此，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一种具有革新意义又符合时代精神与大学发展趋势的办学原则与用人方针，即“兼容并包”，并以此作为总的办学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他在北大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组织制度的建设和规章制度的设立，初步建立了教师聘任体制的模型。
（一）不拘一格，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0] “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会。”“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因而，蔡元培对教员的延聘，采取了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方针。“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精髓，也是指导其具体教育措施的总纲。
蔡元培极力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他多次强调，“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21] 由于重视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用人才能够容人所短、用人所长，充分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专长，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既汇聚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和沈尹默等新派人物，又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而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的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也使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百家竞说，互相争鸣，盛极一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中心。
不拘一格还反映在引进和使用人才时，能打破常规。蔡元培不拘泥于陈规，坚持知人善任、唯才是举，在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的时候，不惟年龄、资历、学历，而非常注重学力和能力。如梁漱溟中学毕业报考北大未被录取，后自修哲学，蔡元培看到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认为是“一家之言”，欣然聘请当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担任北大哲学系讲师，主要讲授印度哲学课就是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时期，招揽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到北大工作，这使当时北大的教师队伍相对“年轻化”。据统计，北大的教员人数由1912年的53人增加到1918年的217人，其中教授90人，占42％，教授中35岁以下的共有47人，年龄最小的仅25岁。这一支学贯中西，朝气蓬勃，思想相对进步的教师队伍，为北大带来了朝气，对扭转北大的校风学风、推动学校改革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蔡元培的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并不是无所偏倚的，正是这种以开阔锐利的眼光和不拘门派的公心开创一个多元化的学术格局，才能在“新学”的旗帜下，向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夺取阵地，才能提倡民主，推广近代科学文明。其实质是向封建文化斗争，为新思想、新文化开拓道路。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才有可能开始在北大冲破顽固的封建文化桎梏，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北大才聘请了各派学者，实行学术民主，破除旧的观念，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杰出人才。
（二）严格标准，制度保障
蔡元培在聘用教师时，坚持了严格的标准。在订立标准的同时，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如1918年1月制定的《北京大学教员担任课程钟点办法》规定：①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再兼任他校教科；②本校教员担任教科钟点以二十小时为度；③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④本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科者，须将担任钟点报告本校；⑤本校兼任教员，如在本校已有教科钟点十二小时者，兼任他校教科钟点不得逾八小时以上；⑥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我们可以从中略窥蔡元培对教员的要求之严格。但是，这种严格是以一定制度保障为基础的。蔡元培于1918年主持校评议会通过《北京大学教师延聘实施细则》，通过校长与受聘教师签订合同书建立了教师聘任制度，其中规定第一年为初聘，有效期为一学年，具试用性质，至第二年6月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过期未送续聘书者，即作为解约。并制定了《教员保障案》来规范教员的使用，“各教授担任何项功课，应由该系教授会开会，共同商定。一经商定后，应始终令其担任。即欲变更，亦须再行开会议决”；“凡已得续聘书之各系教授之辞退，应由该系教授会开会讨论，经该系教授会五分之四之可决，并得校长之认可，方能办理。如该系教授不及五人，应经全体教授可决。”[22] 这是为防止单凭学生之意见， 或主任或教务长一人之意见，将其贸然辞退。这些都表示了聘任工作的郑重和对教员的尊重。
同时，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不高、缺乏工作责任心、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教员，不论其资历如何、不论中外教员及背景如何，蔡元培一律按照聘约合同予以解聘。
在程序与组织机构上，蔡元培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委员以教授为限。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开会。凡新聘或延聘的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应该说这种审核还是相当严格的，这种群策群力，严格把关的聘任方式，也初步体现了以制度规范教师聘任，是蔡元培教师聘任思想的进一步成熟的表现。
（三）广延名师与终身教职相结合
针对当时一方面人才缺少，另一方面欧洲科学的确比我们进步的现实，蔡元培认为“本国人才不足，不妨参用外国人”，“外国人学识高深、热心讲授的”也可以延聘。同时，他曾力邀罗素、杜威、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麦克乐等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讲学或任教，尽管有的并未成行，但都为国际间文化、教育学术交流开了风气，也扩大了北大的国际影响力。这对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与活跃当时北大师生的思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蔡元培在对北大教师队伍的改革，主要通过选聘一批全新的新教师体现出来的。而在重点把好进人关之后，蔡元培又通过实际上的终身教职是教师能安心从教和研究。北大当时所聘任的教授一般在第二年获得续聘后即无任期限制，终身教职的形成，保证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由于广延积学而热心之士，采取“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择师方针与终身教职的结合，使这时期北大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学生纷纷称赞这些教授“学识丰富而有见解”，使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23]，北大的发展进入一个兴盛时期。
四、结论与思考
蔡元培的教师聘任思想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实践于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他那兼容并包、别具一格的教师观宛如一股清新的空气给当时的教育界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正是因为蔡元培从整顿教师队伍入手，率先实施教师聘任，才使北大一改官僚习气，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学府，甚至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今日的北大，仍为中国一流的大学，集聚着中国一流的学者，并且在向世界名校进军，究其原因，与蔡元培当时广聘名师，推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一脉相承。我们研究蔡元培的教师聘任思想，就是要借鉴他的思想服务于今天的教育，推动当前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师资建设的发展。面对当今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分析蔡元培的教师聘任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坚持学术为主，采用多元化的聘任标准。
教师是高校的立校之本，必须形成严格和开放的教师聘任机制，面向国内外广泛招揽人才。对于“五四”时期的北大来说，正是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指导下，突破以往的文凭、资历、私德、思想新旧等非学术标准。坚持以多元化的标准来衡量教师，广延名师，聘用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最终使北大完成了从一个老式学堂向现代学府的嬗变过程。
其次，加强教师梯队建设，改善年龄结构。
政策适度向中青年教师倾斜。在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教师骨干梯队总体趋向年轻化，“五四”时期的文化干将，多为接受了新思想的一批年轻教师，他们富有创新活力，从而给暮气沉沉的北大带来了新的生机。相比之下，当今我国高校学术骨干队伍老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亟待改善，否则将形成学术梯队断层的现象，最终影响到我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最后，完善制度建设，培育良好的人才环境。
现代管理学认为，制度是组织工作取得绩效的必要保证。人才的发展需要辅以良好的人才环境，同样，优秀教师成长也需要才能建设良好的人才培养环境。正是由于制定聘任标准，严格实施，并与终身教职等制度相结合，才使北大教师聘任程序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最终形成了良好的用人机制。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不论是传授知识还是创造知识，教师的作用都是主导性的，这决定着大学办学质量的好坏和社会对其认可的程度的高低。可见，教师队伍在一个大学里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没有任何东西比选择和聘用教师更为重要。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讲过这样一段话：“只有教师的绝对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准，一个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优秀大学。”[24] 所以说如何选拔和聘用教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今天，我们缅怀蔡元培先生，缅怀蔡元培先生的教师聘任思想，以史为鉴，必将进一步推进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建设的步伐。
收稿日期：2005—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