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批评模式，有责任向世界推出一批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概念和话题。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看，“人民”这个核心概念可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 “人民”概念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人民”是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被忽视，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注重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缘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概念做一番谱系梳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多次提到“人民”，其内涵在不同情况下也有所变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古希腊氏族部落的“人民大会”这种组织形式。他说：“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①这里的人民指的是社会全体。马克思也提到“人民”，他说：“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②这里的人民是指与旧的统治者相对立的革命群众，属于社会的大多数。后来恩格斯指出：“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这里的人民已不单是社会的多数人，而是阶级的集合体。恩格斯接下来又结合各国革命的历史对“人民”中的阶级做了区分：小农是“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③。恩格斯肯定的是无产阶级，而农民和小资产者只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随着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人民”这个概念则逐渐被革命的主力——无产阶级代替了。马克思表示：“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更强调阶级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有直接关系，詹姆逊曾对此作过分析，马克思那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冲突更尖锐也更加一目了然的世界，不论是单个的民族国家之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投射出各个阶级相互对立的一种明确的模式”⑤。当然，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并没有掌握政权，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还不可能深入思考和实践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
列宁在著述中经常提到“人民”，不过，他更多的是把它作为区分敌我的重要概念，并通过这种区分寻找革命支持者和拥护者。列宁认同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即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⑥，“布尔什维克一向都是讲由人民群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而绝不是由什么‘觉悟的少数’夺取政权”⑦。同时列宁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乃至士兵作了历史的具体解释，他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士兵是否属于人民阵营取决于他们对旧政权的态度，如果他们支持旧政权或与旧政权妥协，就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列宁热情歌颂人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伟大贡献：“俄国现在仅存的一点自由正是由这些‘群氓’，由人民争取来的，他们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在斗争中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不自由，毋宁死’这个伟大的口号。人民的所有这些行动正是‘群氓’的行动。俄国的整个新纪元正是靠人民的热情赢得并且支持下来的。”⑧列宁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摇摆性：“立宪民主党人不是无数次地证明了，他们既希望依靠人民，又力求遏止人民革命的高涨吗？”⑨列宁还特别指出要警惕那些资产阶级政党以“人民”的崇高名义实则背离人民利益所表现的欺骗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概念有了新的发展。“人民”概念被视为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且具革命性的阶级集合，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特点和革命的需要，将革命的主导力量从无产阶级扩展到以工农兵为代表的各阶层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为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的需要和阶级阶层比例的变化，“人民”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11)。“人民”成为最广大劳动群众的代名词。并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人民在中国社会的主体地位，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后，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执政党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宗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人民”置于优先位置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选择。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其社会结构并非两极，而是多个阶级、阶层和职业的并存。而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早期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仅用阶级概念很难解释和实现其革命目标，必须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人民”概念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政治智慧和求实精神。
二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石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文艺与世界、作家及读者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关注的基本维度，而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却没有列入其间。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那里，我们听到了有关人民的呼声：文学应该“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12)。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是列宁，他在与蔡特金的谈话表示：“艺术属于人民”(13)，并指出自由的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4)。由于当时俄国正处于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斗争之中，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15)。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确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就历史地落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者肩上。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36年11月2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后来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6)，从而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乃至文艺方针政策等方面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坚持和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的思想，并进一步扩大了人民的内涵，他反复强调：“我们的艺术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17)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原则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为其主要任务，人民或市民仅是他们救赎的对象。
正是围绕文艺与人民这个根本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等问题上从作家、作品和读者以及批评标准诸方面提炼出一些富有特色的理论观点，丰富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就作家艺术家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强调的是立足点的问题，即作家艺术家要调整与人民的关系，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与人民打成一片，体验人民的生活和情感。“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18)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一些文艺工作者主动到人民群众中去，在人民的生活中获取源泉，成就了一批至今仍具艺术魅力的佳作。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仅涉及文艺外在的各种关系，而且也关涉到内在的诸多因素。事实上，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制约着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乃至语言风格的形成。作家艺术家应当“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19)，在作品中表达人民的愿望、利益和要求，其中描写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形象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着力强调之点。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就建议他应该重点表现普通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20)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将人民的形象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后，热情地赞扬剧组把人民大众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做法，致信编导：“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21)，普通劳动人民登上戏剧舞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仅如此，基于“为人民”的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求文艺不仅仅是描写人民的苦难，更应该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展示人民的历史创造性和变革现实的主动精神。邓小平在《祝辞》中具体提出了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根本要求：“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同时，邓小平也提到“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22)。这里的英雄人物应视为人民的代表，他所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表达的是人民的心声，若背离了人民，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联想到当今影视中充塞着帝王将相、皇后嫔妃的形象，重申描写以人民为主体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民虽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长期以来却无缘充分享受劳动的成果，正如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美，也创造了赤贫。明确将人民作为文艺的接受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突出特点。毛泽东在论述文艺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上就是从人民的接受水平出发的，他指出：“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23)。对此，1980年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尔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译本撰写的导言中称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高到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的人”(24)。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接受者”的概念，而且他所说的“接受者”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这恰是他不同于西方其他批评家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所在。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人民的“接受者”具有主动和创造精神，他们会随着欣赏水平的提高，对文艺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强调为人民的价值取向，“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成为批评的核心尺度。邓小平说：“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25)这与马克思早年提出的“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26)的论断一脉相承。一部作品是否优秀，是否有价值，就在于它是否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传达人民的心声，得到人民的认可和认同。文学批评的职责就是要“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27)。在对待文艺遗产的态度上，“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28)。评价作品艺术形式也须以人民的需要为准绳，提倡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以上内容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建构中较为独特的一个部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变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过时或偏颇的观点，但总地来说，如此明确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文艺为人民的问题尚属首次，并且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人民”概念的改善和拓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虽然扛起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有进一步改善和拓展的空间。为了使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审视和拓展。
关于“人民”的界定，国内外学界曾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视人民为抽象概念，或“想象性称谓”，甚至认为人民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因而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推出“人民”概念时，尤其须认真研究“人民”的具体性和多样性，避免将“人民”概念抽象化和同质化。马克思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旧派共和党人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就是他们的那种人民偶像崇拜主义。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的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29)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成分联为一体。”(30)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特定的历史活动中，人民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组成的。诚然，“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代表人民这一整体，但没有那些鲜活的个体，人民这个概念就无所依附。文学作品中的人民都是特定的“这一个”，像莫言小说中高密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张承志小说中蒙古包的牧民，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中华大地上演了波澜壮阔的活剧，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对这些千差万别的人物群像的描写展示“人民”内涵的丰富性。当然，当“人民”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推向世界的时候，它又上升为“具体的抽象”。
“对人民的态度”上的偏移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在中国，尽管人民在理论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人公开否认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但在有些具体的实践中人民并没有至上，即使那些以底层劳动人民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如当代小说中的有些底层叙事，粗看起来描写了普通人的经历和苦难，但实际上整篇都弥漫着作者的“优越感”，作者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俯视众生的。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叙述者带着一点有限的同情，叙述那些不能自助的可怜的“穷人”和卑微的“小人物”(31)。不过，中国当代小说中也有不少从底层人角度创作的优秀作品，如方方的《万箭穿心》、《出门寻死》等作品，字里行间透出小人物的韧劲和抗争，使读者强烈感受到普通人的不易和坚强。在对待人民态度上的另一倾向是将人民“神化”，特别是在处于消费社会的今天，一些作品以人民的名义实则是以资本的驱动将艺术俗化和恶搞，不惜以暴力、色情等来博取读者和观众的眼球。文学艺术需要满足多数人的需求，但应有审美的底线，过分迎合和迁就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顺便说的是，在探索新形式时，也不妨孤独的前行。如何将艺术的大众性和艺术的独创性很好的结合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又一问题。
还想补充的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可以肯定地说，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是单极而是双向互动的，人民和文艺正是在这种互动和互塑中获得进一步发展。邓小平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段话可作为建立文艺与人民新型关系的基础。“人民需要艺术”，是因为人民需要艺术来表达自己的心声，需要艺术来充实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从更高的要求说，人民需要在艺术熏陶中得到升华。“艺术更需要人民”则是强调文学艺术对人民的依赖关系。有位叫德索的德国美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说：“人们常说，艺术一旦脱离了群众便会变质。但我倒认为，一旦把艺术献给了人民，那么艺术就给毁了。”(32)此话若用于批判媚俗还有其合理性，但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看则大谬。人民是艺术的母亲和源泉，艺术对人民的依赖不仅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文艺提供多样的书写，为文艺带来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而且表现在人民中潜藏着巨大的渴求改变的能量，而这种要求改变的能量构成了推动文学艺术不断创新的原动力。能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不仅关系到文学艺术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文学艺术的生存。在这种交互过程中文学艺术将会越来越走向人民，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德勒兹讨论文学时的一个概念——“未来的人民”——来表达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中出现的新的“人民”形象。德勒兹的“未来的人民”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人民，我们所说的“人民”形象在认同他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更强调“未来的人民”的多种身份，即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又是艺术的享受者。“未来的人民”不再限于从事某一种职业，劳动与艺术都将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这一预言曾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而在今天正逐渐变成现实，文艺与人民的交互推动将构筑它们的未来。
总之，“人民”概念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质，将与“政治”、“民族”等概念一起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区别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显著标志。“人民”概念的提出和完善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注入了生命活水，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世界文坛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6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⑤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第8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⑥(30)《列宁选集》第1卷，第623页、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⑧⑨《列宁全集》第13卷，第52—53页，第81页，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⑩(15)(16)(18)(23)(27)(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12页、第811页、第820 页、第817页、第806—807页、第826页、第82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2)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第18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13)蔡特金：《列宁印象记》，《列宁论文学艺术》，第4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17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19)(22)(25)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1，183页、第183—184页、第182页、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24)郑忠超主编：《西方学者谈毛泽东》，第202—203页，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版。
(26)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9)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1)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3—22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2)参见［德］玛克思·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兰金仁译，第4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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