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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化，论国企，论中国宏观经济方向，北方的企业、经济学家和政界在牢牢地把控；论企业改革，论民营，论经济活力，则南方的浙商、粤商、闽商、赣商在不断地跃动和探索。两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一方面稳稳地把握住政治大局，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力、市场经济上实现爆发，这就是中国国情下的南北经济分工。
从商有商性。
浙商、鲁商、粤商、晋商、闽商、徽商——中国每一个商派都有各自的特点。浙商抱团，粤商务实，鲁商儒气，这都是传遍业界的口碑。
如果将全国的各种大大小小商帮，全部归并入“北方人”、“南方人”两个大概念中，然后来探讨“北方人”与“南方人”在经商思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存不存在？
晋商、鲁商、京商可被看作北方商人的杰出代表，浙商、粤商、闽商可被看作南方商人的杰出典型，二者，在商业思维、营商理念、管理风格、企业发展侧重点等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可以拿来探讨的差异？换言之，南北商人之间，可借鉴些什么？
“南方人不好”？
刘涛，青岛知名服装设计师。跟不少北方人一样，她自小就有“南方人不好”的印象。
“我以前跟北方人打交道，北方人总说南方人不好，我从小的印象就是南方人不好。但是经过跟南方人打交道，我发现啊，温州的人为什么这么厉害？有它的道理。”如今，刘涛作为青岛一流的服装设计师，在服装企业遍地开花的青岛，却没有找到愿意死心塌地效力的企业，反而在温州找了个东家，兢兢业业地干了起来。
刘涛从事的服装设计是门创意活儿，需要灵感和才气，也需要设计师拥有相对宽松的工作空间和时间。刘涛想找一家能够任由他安排工作时间、不必硬性规定“朝九晚五”上班钟点的大企业，但是青岛一些国营企业，不能够接受刘涛这种要求，于是合作不欢而散。
北方相对南方而言，国企比例较多，而国有企业在管理体制上比较传统和保守，这似乎导致了一些比较有才华但又有个性、稍显任性的人才留不住。在这方面，国企似乎应当借鉴民企，北方则应当学习南方。
一个比较典型的对比是，刘涛后来找了一家温州的企业，这家企业十分赞同刘涛要求任意安排工作时间的要求，并对于刘涛的一些个性化要求一一满足。“南方老板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我把产品做出来给他们就行，他们不会管我具体怎么做。”南方企业就如同南方人的性格一样，灵活，机动，反应快，这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当中，常常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
“出英雄的地方，有英雄情结”
不过，厚重、沉稳的北方企业，也有其明显的优势。如果说南方企业是小机灵，那北方企业有时候则颇显大智慧。
梁智明，出生广州，现在是香港的知名建筑设计师和企业家，曾主持设计济南最具气派的建筑——山东大厦。来山东拓展市场多年，他如此评价粤商与鲁商：“粤商有一点不如鲁商，鲁商的气魄大。粤商做生意是战术型的，从挣一块，到挣两块，再到挣五块，慢慢挣，一路积累，而鲁商的思维则是战略型的，所以我当时一声叹息：为什么是海信收购科龙，而不是科龙收购海信？”
海信与科龙的合并方向，更多的可能是体制原因。海信作为大型国企，不大可能被科龙收购，但是梁智明提出的这个命题却很有意义：北方国企在雄图大略方面似乎更有作为，至少海信能走这一步。“山东也好，陕西也好，出英雄的地方，他有英雄情结，他要做大事。那么广东商人呢，他们不是要做很大的事，而是要做开心的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方是政治中心，而山东则是北方的第一经济大省，中国各行各业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许多有山东企业家的手笔。这种长远规划做多了以后，思维亦形成了某种战略性、长远性。
梁智明认为，广东人是缺乏战略性的，广东人能过小日子，小富即安，不求大富大贵，这当然有好处——善于把挣回来的钱用在增加生活情趣、提高生活质量上，论生活质量，广东要高于山东。但论事业的大发展、大进取、大开创，则粤商的思维便可能有点不如鲁商了。
现在，梁智明正致力于手下的员工实现“南北气质融合”，他要求南方的员工在酒桌上全部要喝酒，不准喝饮料，原因是“喝酒能生豪气”。同时，他又要求北方的员工每天必须洗一次澡，因为“只有对生活质量有要求，才会在工作上做得更好”。
“鲁商嘴上不谈钱”
马玺，青岛人，在香港、广东工作近十年，现任青岛某家船舶公司高管。
在奥帆中心的“环亚航2号”游艇上，马玺侃侃而谈港商、粤商与鲁商的区别。“粤商受港商影响比较多，非常认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种理念，宁做专，不做全。”香港是目前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商人有很强的市场分工意识和商业专业化理念。重效率，重游戏规则，重服务意识——港商的这些风气上承英国资本主义殖民时代的治理基础，并且直接影响毗邻的广东地区，带动粤商也形成类似的特质。
马玺认为，同属南方商帮，粤商与浙商的不同之处在于：粤商坐商多，浙商行商多。粤商的起家来源于清朝“十三行”，包括“广交会”，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市场，坐等外商来主动贸易，所以称“坐商”，而浙商则千里迢迢到外地进行主动推销，从宁波北上上海，南下香港，到处开创局面，属于“行商”。“行商靠口碑，坐商靠服务态度。”
至于鲁商，则与南方的商派有很大不同。马玺认为，鲁商属于儒商，传统文化观念比较重。“嘴上不讲钱，言谈上不涉及利益，但是内心非常渴望利益。”实际上，儒学从本质而言是不排除利益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儒学作为一种高级的处世学问，要将其与市场经济较为完美地结合起来，殊为不易。因此，目前的鲁商要将这二者成功结合起来，达到“一手握论语，一手拿算盘”的境界，还需要一些时日。
马玺说，鲁商的另一个特点是忠诚。在山东企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老板与拍档长期合作，下属长期追随，一跟跟二十年，关系极为牢固，忠诚度高是鲁商非常明显的特质。
不过，在马玺看来，相较于粤商和港商，鲁商的市场观念比较淡薄，他们对公司化、企业化运作方式还不够了解，这对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求存的民营企业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粤商在市场观念、游戏规则观念上之高：“我在广州的时候，曾经联合几个老板组建联合公司，他们也支持这种想法，联合的好处他们都知道，就是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但联合的坏处，你知道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吗？不是利润，不是市场，而是如何进行老板的自我约束。他们考虑最多的是股东之间如何达成某种协议，然后用这种协议去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想法，也就是规则的问题。广东商人，典型的广东商人！”
这种思维与文化程度无关，这几个广州老板都是学历不高的人，对经济专业科班出身的马玺很是信服（十几年前读经济专业的人还不多），但是他们考虑的第一个问题竟是合作规则、互相约束，说明这种理念深入粤商之心。
中国四大商帮的兴衰
鲁商，这也算是近十年来新崛起的商群了，如果要考究历史，甚至还能找到源流。不过，若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商帮不是现在的鲁商，而是历史上的晋商。这里，重新梳理中国历史上主要商帮的发展脉络，作为南北风格对比的切入点，十分必要。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形成成气候的地方商帮。到了明朝，才诞生了第一个有全国影响力、资金雄厚至可以干预政治的商帮——晋商。
山西，山穷水恶。然而正是这片穷山恶水，才将山西的贫民逼成了大富翁。山西人首先通过贩盐赚到第一桶金，因为山西南部有盐池，然后又通过“走西口”赚到第二桶金，当时边境的少数民族不少，如蒙古族、女真族，都等着要中原的物资，而明朝皇宫也需要从外进口奢侈品，而西口作为贸易必经之路，成为了晋商的发迹地。平沙莽莽，塞北孤烟，山西商人在这种杳无人烟的荒凉之地进行长途贩运，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锻造了优良的商人品格，从而成就了大事业。
晋商的第一桶金和第二桶金来自于资源和地理优势，第三桶金则是完完全全依靠创新。现在，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银行、信用社、贷款机构，其源头就是晋商的“票号”。“票者，凭证也，你在甲地交银写票，再在乙地凭票取银，这在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货币流通中的一次革命。”（描写晋商的纪实小说《白银谷》）票号一出，大受欢迎，晋商生意越做越火，越做越大，完全奠定了他们在中国商界的一哥地位。
北方晋商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南方另一个商帮开始崛起，那就是徽商。他们通过复制晋商的成功模式，成为中国第二大商帮。之所以说他们复制，是因为他们的发家也是靠卖盐，随后也学晋商去经营票号。徽商也有创新，那是走上了“官商”之路。晋商不重视读书，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而徽商则是积极交结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垄断市场。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官场岂是易与？在同僚的打压、商业运作失败和慈禧太后的定罪之下，徽商的顶梁柱胡雪岩被革职抄家，随着胡雪岩的陨落，徽商也陨落了。徽商的衰落，是“官商”道路的结果。
而晋商呢？由于过度押宝于“票号”，晋商不久也衰落了。清末，西方列强入侵，民间起义不断，时局大变，而晋商的票号就相当于银行，讲究信用和安全感，乱世当中，谁还敢把现金往银行存？反之银行借出去的钱又有去无回，因此将所有资产都押在“票号”上的晋商，孤注一掷，满盘皆输。至此，中国封建社会一北一南两大商帮，相继陨落。
走入近代，浙商崛起。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大多规定了中国必须开放某些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而这些城市大多集中于东南沿海，这就为浙商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浙江人通过闯荡打拼，开辟了大上海，上海这座城市，半壁江山都是宁波人的天下，它是宁波人活生生地打造出来的。而香港早期商业的一半领域也都是宁波的杰作。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是近现代中国经济最耀眼的明星。同时，在中国的最南端，广东粤商也自成一格，由于广州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东人从商风气很烈，而粤商成气候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解放后，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私营经济全部归入国有经济，便无所谓浙商、粤商了。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重新活跃起来，粤商、浙商大商帮再度崛起，成为目前支撑中国经济的两支重要力量。
近十几年来，北方经济也开始赶超，“新晋商”、“新鲁商”甚至“京商”开始被提及，表明北方商人在南方商人以外，重新致力于找寻自己的方向和归属。
内陆民性VS海洋民性
若说晋商、鲁商、京商是北派，则浙商、粤商、徽商是南派。南北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商性区别？
从商帮实力和大气候而言，南方要优于北方。大而论之，中国“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粤商之中，南方占三，北方占一。细而论之，中国“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之中，北方占三，南方占七。如果看古代商帮的现代形式——商会，那么南方各地商会在北方几乎所有大中小城市都广泛驻点，分号林立，而北方商会在南方的发展则相对较弱。
南方相较于北方的一个明显地理优势是海岸线长。世界经济自从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就同时进入了海洋时代，阿拉伯商人那种依靠骆驼在沙漠中长途贩运的形式，中国晋商依靠陆上丝绸之路奔走于西北大漠的商业形式，已经过时了。海运成为主要运输形式，依靠港口的外向型经济几乎成为每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必经阶段，这个时代，对于沿海地区是有利的。北方除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带靠海，其他广袤地区都处于内陆，这与南方五大沿海省份、沿海城市遍布形成鲜明对比。
近海，塑造了南方人在商业上的进取性，构筑了南方人外向、开放的商业性格。浙商、粤商、港商，都是依靠海洋起家。
梁启超曾就民族性问题比较过沿海和内陆不同环境对人思维特征的影响。他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彼航海者，其所求固有利也，但求利之始，都不可不先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勇气、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一直到现在，海洋赋予南方沿海人的进取性还在延续。为温州企业效力的北方服装设计师刘涛就说，“我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看到八个南方的销售人员一块租房子，八个男人围着做饭，一块打拼天下。在波兰，我也看到一帮南方人，他们租了一个别墅，女的住楼下，男的住楼上，一块全力以赴地做销售。”
海洋对人性格的塑造，不仅限于南方。就在北方的著名滨海城市青岛，也深受海洋气息熏陶，特别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迅速发展起奥帆运动事业中，帆船这项海洋运动明显地改变了青岛。青岛远洋帆船选手高君说，在远洋比赛中，浪急风高，有时甚至有生命之虞，“在大海上一漂漂20几天，你的心里承受能力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你会感觉到人有多么渺小，在海上时间越长，感悟就越深。”
因此，如果说在古代航海技术不高、海路不通的时代，受北方大漠长途运输、游牧民族性格影响的北方商人其进取性要胜于南方的话，那么在当代主要依靠海洋立国、海外贸易、海洋文化的时代，则南方商人的进取性总体上已经胜于北方。
北方人“一口吃个大胖子”，南方人“穷得只剩钱”
北方人豪迈大气，南方人细腻精明，反映在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浙江人从小生意做起，小商小贩，小商品，小商品市场，最后竟做成了遍及全世界的大买卖。北方人擅于规划，喜欢制定目标，他们在战略思维上优于南方人，一位港商形容：晋商老字号“都一处”经历了百年变迁。北方人“会把做企业升华到就像去做一个城邦一样”。
在思维方式上，南北人各有千秋，但就经商而言，它不像政治般重视大是大非，也不像战场般强调英雄气概，在市场上求生存需要细致、谨慎和精明，特别是民营企业。因此，有时候北方人的大气在市场经济面前会显现不出优势，有人就对北方商人有这样的评价：小的生意看不起，大的生意做不了，总是想着一口吃个大胖子。而相反，在南方的一些商人，则是做起生意来如“小脚女人”，瞻前顾后，谨小慎微。
在顺德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刁先生说，如果是谈生意，他喜欢找北方人，够豪爽，如果是找合作伙伴，他喜欢找南方人，因为做事够细。另一个跑业务的北方伙计说：“跟南方人谈生意是挤牙膏似的谈判，很多北方人受不了这种迂回，往往就是自己松口把价格往下降。”这些，就是南北谈生意的不同风格。
北方人大方，不喜欢讲钱，特别是东北人。南方人完全不忌讳钱，特别是广东人。在许多东北人看来，广东人太俗了，“穷得只剩钱了”。但在广东人看来，没钱怎么行？寸步难行。一个广州本地人，现在在经营小额贷款公司，他谈起自己年轻时人生观的转变，“当时，我走在街上为了区区500块钱到处奔波到处借钱，受尽白眼，那时我就发誓一定要有钱。”后来，经过艰难的原始积累，他经营起了贷款公司，很快就买了房子，而他的思想则很能代表一些广州生意人，特别是老一辈。
北方官商南方民商
北方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与政治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官“商”来形容一些北方的商帮如晋商、鲁商、京商，比较合适。南方“山高皇帝远”，与政治联系相对松散。特别是广东与浙江，企业老板的“草根性”十分明显，用“民商”来形容，十分贴切。
在广东，你时而会在杂货铺看到几个中年男人在闲坐聊天，穿着拖鞋，衣着十分简陋，谈吐如同市井小民，然后一经了解，他们个个都是千万身家的大老板。
记者前往采访青岛广东商会会长梁智明，以其“位高权重”，企业在香港拥有金字招牌，自身坐拥三条游艇，记者以为派头会很大。然后一见之，浓郁的平民气息扑面而来，低调的穿着，平淡的谈吐，似乎在提醒着别人：我只是个商人，不是什么大牌明星，也不是大官。
北方商人则气质不同，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正式场合，论坛，会议，与政府打交道，与文化人交流，他们更愿意以自己的财富地位换取社会地位，博得别人的尊敬。
在北方，读书做官才是正统。刘涛说：“山东人骨子里就瞧不起做生意，山东人爱读书做官，所以山东是个考试大省，全国没有多少地方能够考得过山东的。”在南方，做生意就是王道。吴振亭——青岛宁波商会副会长，宁波人，他说：“北方的父母教育孩子：好好读书，不然长大让你做生意；我们那边的父母教育孩子：好好读书，不然长大让你当官。”
北方政治风气浓，人们当官、从政、考公务员，即使做起了生意，也喜欢跟官员交往；南方商业气息盛，人们开店、办厂、做买卖，即使当了官，也喜欢跟老板打交道。
北方人大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记者在采访时遇到一位女企业家，与记者就马列主义、统战问题进行探讨，这在南方是难以想像的。在这方面，北京商人是典型。京商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如同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也有种说法：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
鲁商也有同样的特点。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排名，广东在南方居第一，山东在北方居第一，而在经济结构上，改革开放之初曾有“资本主义看广东，社会主义看山东”之说，这反映了国企与私营在两地的比重之别，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广东与山东之别，只能算是市场与计划之别，而非姓资姓社之争。
北方由于国有企业较多，在日常谈话中经常会使用“民营企业”一词来区分“国有企业”。而在南方的日常用语中基本不使用“民营企业”，因为一提到企业，一般就是指民营企业。
论国有化，论国企，论中国宏观经济方向，北方的企业、经济学家和政界在牢牢地把控，论企业改革，论民营，论经济活力，则南方的浙商、粤商、闽商、赣商在不断地跃动和探索。两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一方面稳稳地把握住政治大局，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力、市场经济上实现爆发，这就是中国国情下的南北经济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