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屈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屈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①屈原生于战国后半期的楚国，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他的伟大作品。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自汉以来，历代文人学士都对屈原和《楚辞》推崇备至，直至现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盛称《楚辞》“卓绝一世”，郭沫若更有题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专论，他们都肯定了屈原和《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代大家。屈原的创作，在中国文学文史上产生了典范性及其不可磨灭的影响。南朝的文学批评家刘勰有《文心雕龙·辩骚》。鲁迅称《楚辞》“影响于后来的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从古至今，屈原研究异彩纷呈，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到了近代，更是百家争鸣，异说纷起。在屈原研究这个百花园中，较客观科学全面，能历史地评价历史人物屈原的，郭沫若最早其中之一。因而客观的评价并梳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工作，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一、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概述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郭沫若始终如一地热爱屈原，崇尚屈原，并且坚信“我国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②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中，著述最多的是屈原研究，“关于屈原的东西写得大概过多了一点。”③郭老在1947年初版的《历史人物》一书中，编排了论曹植、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王安石、王阳明、甲申三百年祭、夏完淳、王国维与鲁迅、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等九篇，并附录5篇。1952 年改版时，郭沫若以屈原研究和离骚今译换去了王阳明及附论。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始于1935年。他始而考证了屈原的身世，证明了“屈原”存在不可动摇，④继而讨论了屈原的作品，他将屈原的作品分为三期：第一期《橘颂》、《九歌》、《招魂》，是屈原最早的作品；第二期《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屈原作于被放逐在汉北的十二年中；第三期《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是诗人后期的作品，是诗人精神最后一次强烈的燃烧，是诗人才情的最后一次迸发。
郭沫若从屈原作品进而到屈原艺术思想的研究。郭沫若认为屈原的艺术思想是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而屈原的伦理思想却很受了儒家的影响，他在实践上的行为很是一位现实的人物。他持身极端推崇修洁，并以诚信自戒，而于君国则以忠贞自许。他身为南人，却没有受道家虚无恬淡，寂寞无为的学说的浸润。楚国的屈原，屈原的《楚辞》，《楚辞》所折射出的屈原人格，所反映出的屈原精神，是把中国统一着的，“屈原精神彪炳千秋”，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
郭沫若在40年代又连续发表了《革命诗人屈原》、《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时代》、《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屈原研究》、《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屈原的幸与不幸》等论著，其中1943年7 月版《屈原研究》汇集了屈原历史、思想的主要成果。郭沫若认为，屈原委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屈原彻底地创立了一种体裁——骚体。以白话入诗，延长句法，扩大篇幅，使文学同生活贴近，以活鲜鲜的新文学代替了古板的贵族文学，完成了诗歌的伟大革命。“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在二千年前的屈原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郭沫若认为屈原不仅仅是一位革命诗人，更说不上什么“艺术至上主义者”，屈原的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是南方的儒者。他的自杀是因屈原的理想和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屈原只好无奈地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剧。郭老认为屈原是一位深刻的悲剧人物。正是这悲剧的深刻性促使他成为伟大的民族诗人。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郭沫若在50年代对屈原进行了更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主要著述有：《人民诗人屈原》、《评离骚的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屈原简述》、《屈原赋今译及后记》、《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1935年6月）。这一时期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具有总结性的意义， 他总的见解是，坚持认为屈原是中国民族所产生出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热爱祖国，热爱真理和正义，他的诗是由这种真挚的感情所充溢着的，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仅如此，屈原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屈原有多方面才智。但诗才尤其卓越。他是用他的生命创造诗。因而他的一生也就是一首不朽的悲壮史诗。
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其见解也是得到文人学者认同的。从“革命诗人”到“人民诗人”再到“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郭沫若的这一论断，后来一直被沿用，在提法上没有超越。
二、郭沫若屈原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证明屈原的存在，对廖季平、胡适等近人怀疑、否定屈原及其作品作了缜密的批判。
屈原，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民一直都在崇敬他纪念他。郭沫若更是坚定不移地热爱屈原，崇尚屈原。为了捍卫屈原在中国文化长廊上的一席之地，郭老在其著述中广征博引，言之有理地证明了屈原的存在。
郭沫若认为，屈原不但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位民族诗人。他对后世伟大而深远的影响，实在可与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相比。两千多年来，他的地位之崇高，他的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没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只在近代才产生了种种异端和疑问。
第一位对屈原存在发难的是四川学者廖季平。据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上记载，1921年四川廖季平在楚辞讲义中认为《离骚》并不是屈原的作品，是“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的仙真人诗”。郭沫若撰文《屈原研究》，批评了廖季平否定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的错误。他说道：
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第一个是四川的廖季平，据谢无量《楚辞新论》上说：“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连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他第二件拿经学眼光说《楚辞》是《诗经》的旁支。……他第三件说《离骚》首句‘帝商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它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
郭沫若采用了反证的方法，逐条予以驳斥。
第一，中国古代好些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共同的。秦楚的先祖都是商阳氏。商阳氏独指秦的祖先不能令人信服。
第二，始皇名政，别人一定要避讳。如秦正月已改为端月，所以“名予曰正则兮”是点出了始皇帝的御讳，实不可靠。
第三，秦代虽有尊“六”的精神，但秦代各种刻石都是四字一句，如《泰山刻石》、《秦风》、著名的《石鼓文》等，秦文既非六字句，怎能把六字句的《离骚》视为秦文呢？六言体的《离骚》虽与秦代尊“六”的精神暗合，但依此而断为秦文，未免是“孤证单行”！
第四，秦文极富现实性，语言质朴，而《离骚》的驰骋想象、纵横万里的超现实风格与秦文迥然不同，所以《离骚》不等于《仙真人诗》。
总之，无论是从横向看，即把《离骚》放在秦代文学之现状中加以比较，还是从纵向看，把《离骚》放在秦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加以认识，秦代是断然产生不出离骚的。
郭沫若还从正面证明屈原确有其人，其作品客观存在。
首先，司马迁《史记》前，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载已见于文献。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开篇即是：“恭承嘉惠兮，待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贾谊和屈原相隔不过百多年，而贾谊又是亲履湘水，博览群书之人。所以，贾谊是屈原存在与否的强而有力的证人。
其次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写道：“……《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上述可以证明《离骚》确系楚国文学。因此屈原的存在和《离骚》之为屈原作品是千真万确的。
郭沫若在这里驳斥廖季平，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继廖季平之后，第二位对屈原的存在发难的是胡适。1922年8月，胡适在《努力周刊》增刊第一期发表了他的《读楚辞》，他在“《史记》本来不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的大胆设想下，对《屈原列传》提出了五大疑点，文中写道：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胡适的根据是《史记·屈原传》中提到“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句中疏漏了孝景帝，以及其他一些琐屑的文字上的一些矛盾，就要把《屈原列传》连同屈原本人，乃至整部《史记》都否定掉。胡适说：“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神话故事。”
如果说廖季平先生的“屈原否定论”影响甚微。但到了20年代，经知名度颇高的胡适的进一步张扬，使一群人趋之若鹜，积极呼应，“屈原否定论”遂成为学术界的一股思潮，曾经一度，动摇了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根深蒂固的地位。鉴于此，郭沫若认为关于屈原的存与否，实在有加以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郭沫若认为，胡适借《史记·屈原列传》推断的理由欠充分。他指出，《史记》流传了两千多年，当然免不了有些窜改或错误，我们不能因为这点错误，就说这篇传不可靠，更不能因为这篇传不可靠，便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素无屈原及其作品的怀疑否定之说。到了本世纪20年代初廖季平率先否定屈原及其作品之谬说，此后又有胡适、何天行等扬其说，尤其是何天行，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最完全彻底的否定。他认为，屈原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屈原列传》是汉代刘向父子伪造的；《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屈原否定论”因不得人心，在它流行的短暂的三十年中不断受到批判。郭沫若是其中批判得较深入彻底的学者之一。郭老至始至终是屈原的保卫者。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为其中之一。从此，屈原否定论暂时销声匿迹。到了80年代，屈原否定论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日本学者稻烟耕一郎和三泽玲尔先生分别写了《屈原否定论系谱》和《屈原问题考辩》两篇论文，又系统阐述并发展了何天行的观点，再次对于屈原及作品提出了否定。对此，1984年5月23日至27 日在四川师范学院召开了“全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对屈原否定论进行了批判与驳斥。不必赘述。现在我们重读郭沫若的《屈原考》、《屈原研究》等著述，温故而知新，使我们倍感亲切。我们坚信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必将不可磨灭地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二）考证了屈原的生卒年月和作品的真实性
证明了屈原实际存在以后，郭沫若就进一步去研究屈原的时代、生卒年月，并考证作品的真实性。
郭沫若以《离骚》开首“摄捉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推断出：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二十八年）的正月初七； 从《楚世家》“倾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出发，推算屈原卒于公元前278年（楚襄王二十一年）的五月五日。 有学人评价说，郭老此说可信。屈原生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当时已由春秋时代的十二大国归并而为七个大国，而在七国中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是秦楚二雄。对此，郭沫若从天文学、历史学角度对上述结论的由来，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
虽然，屈原的生卒年问题，古今研究者见解不一。汤炳正先生据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文物资料进行推算，认为楚宣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342年。由于楚国究竟使用什么历法目前尚无定论， 因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一段时间。但郭沫若与后来学者的推断还是相近的。
屈原作品见于《史记·屈原传》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及《怀沙》。《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类》首揭“《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的《楚辞注》是以《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共二十五篇为屈原所作，而以《招魂》为宋玉作。郭沫若依王逸《楚辞注》本的次序，就各篇依次分论，得出如下结论：
《离骚》是屈原的晚期作品，同时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
《九歌》共十一章，是屈原早年得志的作品。目次是《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在遣词用意上与《离骚》是一脉相承的。
《天问》是作于顷襄王时被放逐于汉北以后，是作在《悲回风》之后，《哀郢》之前。《天问》是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全篇以“曰”字领头，通体用问语，一共提了172个问题，涉及宗教信仰、 神话传说、历史记载、人生道德等诸多方面，从保存的史料之多看，足能与五百篇《尚书》媲美。
《九章》是顷襄王八七年后，屈原晚期的作品。（除《橘颂》以外）目次是《橘颂》、《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
郭沫若认为《远游》、《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远游》因多整袭《离骚》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遂被列入《楚辞》而误认为屈原所作。《远游》在结构上与《大人赋》相同，所以郭沫若提出了《远游》是《大人赋》初稿的猜想。后来有学者也赞同此见解。《卜居》和《渔父》当是宋玉、景差之作，是很轻妙的文章。这也向后人后世间接的证明了屈原其人其作的真实性。
《招魂》是屈原为悼楚怀王而作。《招魂》中巫咸的招辞在句末是“些”，据郭沫若分析，“些”字和《周南、汉广》与《周颂·贲》的“思”字是一个系统。据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和《招魂》本身的内证，可以断言，《招魂》确系屈原的作品，而《远游》极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
（三）首倡“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诗人要推数屈原”的观点。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这是郭沫若首倡并得到后人沿袭与公认的。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极有抱负的政治家，爱国者。屈原对国家、民族的忠烈、尊重正义和抗拒强暴的精神，都是我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髓。郭沫若特别强调了屈原精神在抗战时期的现实斗争意义。并写历史剧《屈原》加以宣传，使屈原形象深入人心。尽人皆知。人们心目中的屈原即是郭沫若之屈原。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相比之下，历史家相形见绌。
郭沫若把屈原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第一次提到最显著地位：同情人民，热爱祖国，热爱正义，热爱真理，艺术上创造了新形式（骚体），实现了中国诗歌第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他彻底地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打破了《诗经》时代的四言格律。如去掉“兮”字，即为五言、七言即六言长短句。屈原诗歌的句法之长，篇幅之大，古所未有；采用白话入诗，自然韵律的运用，而且是真正抒情言志之作，故为古今第一诗人。
（四）论及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只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郭沫若认为中国真实的文化期起源于殷代。《楚辞》的超现实性，是殷文化超现实的复归。殷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在殷朝灭亡后分为了两大支，一支是北方文学，另一支是南方文学。南方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南方的江淮流域，在春秋以前，已经有高度的文化；二是南方的文学也有和《楚辞》的风格迥然不同的。中国的诗在屈原手里是起了一次大革命的，屈原的《离骚》创造了一种新诗体——骚体。
三、郭沫若对有关屈原各种谬论的批驳
（一）驳“弄臣”说。
1944年，在成都诗人节上，川大教授孙冶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并自称为“新说”。根据是古时从事文艺工作的多是奴隶，即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所以孙冶舟认为，屈原已然是一位文学奴隶而且是楚怀王的一位男妾，是文学弄臣。后来闻一多著《屈原问题》一文，说“屈原诚然是弄臣，但弄臣而能革命”。为此，郭沫若撰文《屈原不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指出“弄臣说”在政治上的恶劣影响，方法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三闾大夫，而屈原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人民诗人，“弄臣说”证据不足。郭沫若认为，假若屈原是文学弄臣，怎能有那样强烈的人民意识，这比本身是贵族的还要难于解释。“弄臣”说近来又有人提起，可见此一问题还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二）驳“善淫”说。
因屈原在《离骚》的一句感叹“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近人就给屈原戴了一顶“善淫”的帽子，甚而臆说屈原又遭“情杀”（见朱大可文，载《新民晚报》1994年6月2日）。郭沫若认为《诗经·卫风》里也有“螓首蛾眉”是形容壮美的容貌的，在古代这不是形容女性的专词，它泛指美丽。古人质实，自己美就说自己美。我们不能因为屈原自述“蛾眉”，便武断地认为屈原自比女子，便是“善淫”，遭了“情杀”。
（三）驳屈原作品为刘安作。
朱东润先生在《学术》三十六期上发表了《“离骚”以外的屈赋》，几乎把屈原的一切著作权全部剥夺了。他认为：《九歌》“大致作于汉武帝时或其后”；《九章》中“《涉江》、《哀郢》两篇很可能是淮南王安底遗臣经过元狩五年全民大迁徙的产物”；《抽思》、《怀沙》两篇的地位似乎在《涉江》、《哀郢》之下；“《橘颂》这一篇的作者可能是楚人，也可能是淮南人”；其它都是“小学生描红影，答习题的产物”；《天问》这一篇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何天行、刘心予亦曾提出否定《九歌》为屈作。为此，郭沫若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一文加以反驳。他认为，朱先生的《楚辞》研究，是有胡适和他本人“大胆的假设”作为前提的。而朱先生比胡适更大胆，他青出于蓝地又有了新的假设“屈原无其人”！“《屈赋》不是屈原作的”！朱东润、胡适的假设既是他们的前提，同时也是他们的结论。朱胡二先生采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先把新奇的结论假设出来，再来挖空心思找证据。也就是戴着刘安和其群臣这副眼镜看待屈原的作品，于是乎全部《屈原》差不多无一而不“淮南”了。郭沫若认为，有关文学史的讨论，在须有正确的史学根据之外，还应有相当的文学修养。
四、存而不论关于闻一多论屈原的见解
1982年2 月《晋阳文刊》上刊登了一篇《闻一多先生论屈原》一文，它是闻先生40年代初（40年—41年）在西南联大主讲《楚辞》课的一篇讲稿。闻一多认为：屈原乃代表中国历史转变时期的悲运或被牺牲者。作为“清土”、“廉士”的屈原贵己而不贵生，迷恋旧理想（三代黄金时代社会理想），不能适应新环境，愚不可及。屈原以廉土的身份而兼有法家思想，对现实有清楚的认识，政治上遭受挫折，乃退而抱消极态度，由廉士转为隐士，方士，可又无法解脱，虽然在苦闷中驰骋想象，乘龙骖鸾，云游太虚，仍难忘记早年的政治理想，最后在忧愤中死去。所以，屈原本是具有法家思想的政治改革家，失败后突然降为庄周和慎钊的思想境界，这二者之间相差太远，不能调和，遂一死了之，屈原是作了旧理想和新现实不能协调的历史转变时期的悲剧。这种迷恋旧理想风气在屈原死后遂绝。（三代遗风怕失面子比死更厉害，战国末年人视死如归即此风）。
几年后闻一多又发表了一篇《屈原问题》，文中他赞成弄臣说，但闻一多有所发展，他认为，屈原诚然是一位文学弄臣，但他能够革命，所以愈见值得崇敬。郭沫若认可说：的确，屈原那样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学家，纵使他是一位弄臣，比起一位贵族文学家，似乎更值得尊敬。但郭沫若认为屈原是文学弄臣之说，证据不够。郭老又没能找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论证屈原非文学弄臣，所以郭沫若对此抱存而不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