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城论文,农牧论文,明代论文,主沉浮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先生接受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的请托，带领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伊克昭盟与陕西榆林之间的毛乌素沙地、宁夏河东沙区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考察。希冀以此为契机，探讨中国西北部广袤沙漠的形成原因，今后如何加以改造和利用，也使历史地理工作者参与到这一实际工作当中去。通过考察，侯仁之先生首次提出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界定了历史地理学有关沙漠研究的性质、特点与价值，并将考察中发现的大量掩埋于广袤沙漠之中的古城遗址与周边环境变迁结合起来，进一步为中国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寻求方法论的支持。1965年，他在文章中指出：
根据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所组织的毛乌素历史地理考察队初步的考察，毛乌素沙带中也有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被保留下来，其中除去明清时代的不计外，从宋元以上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被发现的就有20处之多。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遗址，自东南而西北向沙漠内部伸入最远，唐代者次之，宋代者又次之，至于明代的遗址则已经退至沙漠的东南部边缘地区。这种地理分布，在时代上的差异不仅和汉族势力的消长有关，而且似乎也和沙漠形成在时间上的早晚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从那时起，借助古城废墟、人居遗址进行环境判定，成为历史地理学有关沙漠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沙漠历史地理学也成为历史地理学中最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在此基础上，侯仁之先生以十六国大夏都城统万城、唐代新宥州（城川古城）、甘肃敦煌汉龙勒唐寿昌县城、宁夏河东沙区的明代铁柱泉城等古城遗址作为典型，“蠡测”周边环境的变迁，为历史地理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鉴于地理学相关研究滞后，考古工作尚未深入，很多关键性解释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所以，侯仁之先生将之作为“初步的探讨”，深切希望将来能有人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② 沿此思路，利用古城遗址进行西北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后继不断。其中对于埋藏于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河西古绿洲、鄂尔多斯沙地中汉唐古城遗址的考证研究，使大量无名古城被确认，构成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前期基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③ 利用这些古城遗址进行区域沙漠化研究，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河湖海子、古代绿洲及其周边环境的变化过程，其中不乏考证精当、结论可信的成功之作。④ 但是，随着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所涉时空范围的扩大，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在利用城址进行环境变迁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城址所处地域预设为环境优越之地，那么城址废弃自然也就被视为环境退化的表现，进而将城址废弃的时间认定为环境退化的起始时间。一些相关假设与推导，如城址可能或不可能建立在某些区域，州县治所的迁徙可能标示着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即沙漠化等结论，也出现在一些相关研究论著中，这些恐怕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历史地理学者对于区域环境变迁尺度的把握失衡。⑤
诚然，在中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干旱地区，沙化、水蚀等自然原因可以摧毁城堡，导致人类居址的迁徙挪移。但除此之外，城堡的兴建与废毁还应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城址是废弃的城镇，城镇选址及兴衰演替有其自身规律，不仅受地区的自然环境制约，与人文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众所周知，西北地区自古是中国农牧经济交错地带，也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这里的自然环境相对复杂，沙漠戈壁中不乏河湖绿洲，滩地海子往往又与沙丘相伴。在这一地区，王朝更迭往往更加突出地表现为边界移动、民族迁徙、农牧生产方式演替等多重复杂的关系，而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城镇选址与兴废。如何科学地阐释城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古城遗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到底有多大？它和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关联度又有多深？先民修建城池时，在选择与利用地利条件时真的就那么理性与经济？在今天，回答这些问题就不仅仅关系到边疆地区的城镇兴衰问题，而且更加突出地表现为历史地理学有关环境变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意义不言而喻。基于此，本文拟以明代陕北长城沿线营堡兴废为线索，探讨农牧交错地带城镇选址、兴衰与地区自然、人文环境之间的本质关系。希冀通过这种解读，真正揭示城址兴衰与环境变迁之间更深层次的内涵。不当之处，敬祈斧正。
一、环境诉说：北部边疆的宜耕宜牧之区
今天的鄂尔多斯南缘长城沿线分布着6个县，由东向西分别为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与定边县。从综合自然地理分区上，一般可将其划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温带风沙化干草原一淡栗钙土自然地带，其中包括定、靖北部黄土高平原滩地湖盆区、榆、神、横西北部高平原沙丘草滩区、府谷黄土丘陵沟谷区；一为暖温带草原化森林草原—轻黑垆土自然地带，其中又可细化为白于山黄土梁塬墹地区和横、子、米、佳、吴黄土梁峁沟壑区两部分，这两部分的分界线大体以长城为限，略有南移。其中第二部分在本区域内所涉范围极小，故略而不述。（参见图1）
长城以北温带风沙化干草原淡栗钙土自然地带，在地质构造上属鄂尔多斯台向斜陕甘宁拗陷带的一部分。第四纪以来地壳缓慢上升，与伊克昭盟西南部连在一起，形成辽阔坦荡但有起伏的高平原地形，海拔1300—1400米之间，较干旱。因缺乏流水切割，所以地势起伏小，地面比较平整。但是高平原上仍有地貌分异现象，地表沉积物分布、水文条件以及土壤、植被也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它们相互作用，形成许多不同的地域类型区。从西向东，变化明显，又可分为三部分。（参见图1）
一是东部定、靖北部黄土高平原滩地湖盆区，占有定边和靖边县的北部地区。地表类型主要表现为黄土高平原地域类型，地面平坦完整，起伏较小。地表组成物质为黄土和粉沙，局部地区分布薄层片沙，气候干燥。在高平原中常见滩地分布，由沙及粘土组成，是由古代湖泊受气候变化干涸而成；中央低平，低洼部分常集水形成湖沼或盐地，面积大，可达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湖泊也称海子，该自然区湖泊众多，星罗棋布，靖边县有大小湖泊40多处。二是中部榆、神、横西北部高平原沙丘草滩区，占有榆林、神木和横山县的西北部地区。地势起伏，风沙沉积物厚度较大，分布广泛，沙丘沙梁波浪起伏，是毛乌素沙漠的组成部分，丘间地和河谷地带有草滩、阶地出现，为交错分布，彼此镶嵌，形成各具特性的土地类型区。沙地构成该自然区地域类型的主体，为中生代杂色砂页岩和新生代的河湖相沉积物，结构疏松，极易风化，在风的作用下，常形成连绵不断的沙丘，且以流动沙丘分布最广。滩地少面积小，且多分布在沙丘与沙丘之间的洼地区，有些分布在现代水系的上游，原系古河道的谷地，后因沙丘包围，流水线被阻隔切断，形成现在的内流滩地。该区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大小不等，水质较好，水源丰富，或可发展渔业生产。三是东部府谷黄土丘陵沟谷区，几乎占有府谷县全境以及神木县东北部地区。该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在1000—1200米之间。地形有黄土梁峁、宽阔谷地和峡谷等，地表沉积物有黄土、红土、沙以及近代河流冲积淤积物等，它们分布不同，形成不同的地域类型区。
图1 榆林地区综合自然区划图
资料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榆林地区地理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9页。
从生产条件来看，定、靖北部黄土高平原区，由于土质疏松，土层深厚，耕性良好，大片土地已被开垦种植春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滩地则由于地下水位浅，盐渍化严重，形成湿盐碱草滩，生长有各种耐盐植物如碱蓬、盐蒿、艾蒿和灰条，仅能放牧牲畜。海子多为盐湖和碱湖。定边西北部盐场堡一带，湖水矿化度高达20—40克／升，为产盐基地。榆、神、横西北部沙丘草滩区，由于流动沙丘冬春季受强盛的西北风影响，大多向东南方移动，常压埋农田，淤塞河道。因此，防风固沙、种植牧草是主要任务。固定半固定沙丘，以神木和榆神、榆横公路两旁最普遍，它们不同程度地为白草、冷荔、沙蒿、沙竹以及沙柳、柠条所固定，可用作牧场，放牧小牲畜。这里的滩地地势低平，地下水位浅，水源丰富，土质肥沃，夏季水草丰盛，是沙区的绿洲，开发方便，宜牧宜农，适合放牧羊、马和骆驼。农作物可种植春小麦、荞麦、玉米、谷子、马铃薯和甜菜，引水灌溉区能种植水稻。东部府谷黄土丘陵沟谷区，地面覆盖着薄厚不等的黄土和红土层，发育着淡栗钙土、绵沙土等，草场辽阔，可放牧牛、羊、马、驴；在开垦的耕地上，种植糜子、谷子等作物。皇甫川、清水河、孤山川等河流两岸有较宽阔的冲积阶地，地势低平，便于灌溉，是该自然区主要的粮食基地。黄甫川两岸产粮区有“金皇甫，银麻镇”的美誉。⑥
依据今天地理分区综合考察，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鄂尔多斯南缘，即今陕西长城以北却相对优越，是一片资源丰富的地域。民国时有调查称：河套地区“前套中部砂山连亘，高出黄河水面约一千尺，地势高亢，水分缺乏，沙砾弥漫，蓬蒿满目，颇不宜于农产。惟沿黄河一带及长城附近，地稍平坦，土质较佳。自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逐渐辟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皆）有汉人足迹”⑦ 充分肯定了鄂尔多斯南缘地区自然环境的优越，在沙漠草原地带，这里不失为水草丰美、宜农宜牧之区。
二、战争带来的契机：明代边墙修筑与军镇的构建
长期以来，鄂尔多斯地区始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时常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拉锯战的战场。商周之际，这里分布着鬼方、昆夷、獯鬻、猃狁等部族。春秋战国以降，匈奴族成为这一地域的主人。元朔年间（前128—前123），武帝拓边，匈奴远遁，西汉王朝在这一区域除沿袭陇西、北地、上郡、云中四郡外，又取秦九原郡西部置朔方郡、东部置五原郡，另置西河郡（西北部辖区），部分附汉匈奴被安置在这一区域。魏晋至隋唐，氐、突厥、回纥等相继占据河套，唐高宗调露元年（679）设“六胡州”管理突厥降众。两宋时期，该地区基本为西夏管辖。明代北元王朝建立，鄂尔多斯地区又成为蒙古势力长期占据之地。虽然历史时期这一区域不乏州县之设，⑧ 但民族的争夺与分割，成为这一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旋律，最终形成今日鄂尔多斯南缘——陕边六县经济地理新格局则肇基于有明一代。
明代鄂尔多斯地区较为空旷，其南缘——今陕西长城以北区域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因此，始终没有形成行政建置上的州县分区，而是军政体制相参而用，营堡、镇寨周密布设。军事性营堡的布设又与王朝在整个北部军事防线的进退相一致。明初，元朝蒙古政权被推翻以后，残余势力退回漠北草原游牧之区，成为朱明王朝的一大对抗势力，不断骚扰明朝北边。洪武年间，明王朝初建伊始，对北部边疆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建立起一整套带有攻击性质的防卫体系。以辽东、大同、大宁、甘州为连结点，分设都司与行都司，将所辖开原、广宁、开平、兴和、宣府、东胜、宁夏的各镇卫连结起来，形成坚固的防线，力图将蒙古势力围困在漠北之地。分别设于洪武四年（1371）、十二年的宁夏、甘肃两镇担当了西北地区军事防卫的重任。今天的陕北区域分设有延安、绥德两卫所，下辖部分军寨与当地的三州、十六县交错管理，布防轻弱。明初魏焕曾论，“今按河套边墙，自国初耿炳文守关中，因粮运艰远，已弃不守，城堡、兵马、烽堠全无”。⑨“土木之变”英宗被掳，明政府与蒙古的争战白热化。与此时间大体相当，蒙古部族南进，占据鄂尔多斯地区。这样，蓟州、宣府二镇成为明朝国都北门的重要屏障，开始与大同处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延绥、山西镇（偏头关）的战略地位也大大提高，经略延绥成为正统以后明政府重要的军事措置。这一时期也就成为鄂尔多斯南缘军事防线发展的关键时期。
图2 明延绥长城及沿线雷堡分布幽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陕西一》改绘（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9—60页）。
为防范入套蒙古部族对延安、绥德与庆阳等地的骚扰，正统二年（1437），镇守延绥等处都督王祯开始在榆林一带修筑城堡，设防备敌。沿边共修筑城堡25座，⑩ 大致分布在榆林边区，今天的长城沿线，所谓“延绥二十五堡，东自清水营，西至定边营，俱系通贼紧阔处所”。(11) 然此25座营堡驻军尚不多，成化元年（1465），延绥总兵官张杰就曾说“延庆等境广袤千里，所辖二十五营堡，每处仅一二百人，难以应敌”，(12) 防守任务由轮班调派的客兵来完成。延绥镇守备的完善是在成化时期，余子俊筑边墙，改守套为守边墙，形成以边墙为防御体系的沿边营堡中心。边墙最终修筑始于成化十年三月，至同年闰六月完成，主体工程历时三月有余。(13) （参见图2）
边墙，今人称之为长城。延绥长城大体分布在今陕西省北部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吴旗七县境。东北起自黄河西岸，西南至今宁夏盐池县东界，即“东起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分大边与二边两道防线，大边位北，二边居南，两者相距10—30里不等，营堡均位于大边之南，二边墙则穿行于各堡之间。(14)
伴随延绥长城的修筑，营堡进一步展拓，全线列36营堡。这些营堡大多是在以往营、寨的迁建、挪移后形成的沿长城稳固的边防基地。其中镇城榆林镇在永乐时只称榆林寨，规模很小，也无防守军兵；正统初年改建为堡；成化七年闰九月，巡府王锐于此增立榆林卫；至九年六月，迁延绥镇于榆林卫城，成为镇卫中心。其他营堡则建于成化七年至十五年之间，由余子俊督建完成，以后历年略有修葺、增筑，到万历时升至39座。据《皇明九边考》，沿边各堡之间距离多在四五十里之间，远者七八十里，最远不超过百里，可见这一防线中营堡的布设是经过一定规划的。(15) 营堡又分东、中、西三路守御。东路营堡共12处，守军14496名，设分守东路右参将一员，驻扎神木堡。中路11处城堡，守军17850名，镇守总兵官一名，驻扎榆林城。另外，榆林城作为本镇中心尚有协守副总兵一员，管理全镇边防、屯田、粮草等，巡抚都御史一员，亦驻扎此城，为全镇之心脏。西路16处城堡，守军为16693名，设分守西路参将一员，驻扎新安边营。由此，逐渐形成了以长城为防线，三十余城堡固定的防守前线。(16)
三、功能拓展：军镇职能的多元化发展
从今天长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可以明显看出，余子俊所修长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地貌。陕北榆林地区的地貌分区大致可分为风沙区、丘陵沟壑区与梁状低山丘陵区三类。风沙区位北，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占全区总面积的36.7％，海拔1000—1300米。梁状低山丘陵区主要分布于西南部的白于山区，占全区总面积的11.6％，海拔1600—1800米。东部为丘陵沟壑区，面积最大，占全区总面积的51.7％，海拔1000—1300米之间。边墙大体上是沿北部风沙区与西南部白于山区、东部丘陵沟壑区的分界线东西走向，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高差。(17) 据文献记载，余子俊修长城“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举世瞩目的浩大工程。(18) 事实上，这样的工程施工，不仅大大缩短了工期，而且为陕北沿边东西走向交通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延绥镇39营堡，均分布于边墙沿线，边墙以外挖有深沟，“深沟高垒”，墙堑结合，增加了边墙的相对高度。边墙内侧形成通道，“商旅游行，循沟垒不受惊张之虞”。(19) 榆林镇东西两侧的边墙内有一条漫长的沿长城内侧而行的道路，自镇城东赴黄甫川堡，共约540余里。西去的道路跨榆溪河，历14营堡，直达宁夏花马池，路程约660里。在明代“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20) 是延绥长城之间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由于沿边交通路线均为联系各营堡而设，因此当时边墙及附近地区“东西各路沿边俱无驿，每堡额设募夫二名、站驴十头，以接塘报，草料与各驿同，其钱粮俱以布政司给发”。密集的营堡群及联系其间的交通道路节省了驿站的设置，入清以后继续沿用，成为明清两代陕北长城沿线沟通东西向最重要的官驿大道。(21)
自边墙修筑以后，明政府进一步加强这一带的军事防御能力。驻军改轮班调操为固定编制，各营堡均有固定的军额。以万历时各堡驻军来看，多者三千人，少亦五六百人。（参见表3）明代兵制，固定驻军往往带有眷属，故军户兵丁往往以户为单位，各营堡形成相对集中的聚落群体。从对万历年间各营堡的统计数据来看，营堡规模都比较大，除新兴堡为1里146步、镇罗堡307丈以及威武、清平二堡分别为280步、384步，其余均在2里以上，大者甚至8里以上，镇城更达13里314步，外加7里的逻城。(22) 这样的营堡与明代陕西小规模的州县城池基本相当。以延安府各州县来看，最小的县城吴堡只有1里70步，葭州（佳县）、洛川县城周2里左右，安塞、甘泉、府谷等县为3里多，延川县、宜君县为4—5里，延安府、延长县、鄜州（富县）、米脂县、绥德州、保安县城规模较大，为8—10里，然仍小于榆林卫城。(23)
长期战守使得营堡不仅军事装备齐全，内部设施也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榆林镇城作为全镇的军事指挥中心，其经济与文化也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职能均在加强。镇城中设有总镇署，作为三边总镇，政令中枢，榆林镇成为这一带号令四方的中心。另外榆林镇城还担负着保证下署营堡军需供应的重责，城中设有“广有库、新建库、抚赏库、榆林卫库、神机库、军器库、利益库、药局、置造局”等不同功能的仓库，(24) 储存边镇所需各种物资，为边镇物资调配服务。如本省及山西、河南民运粮或折色征发的银、布等，当时布政司规定“鄜延本色输镇城，环、庆等处输边堡”。(25) 延绥东路城堡附近无屯田，所需军事供应除一部分由盐商以引盐籴豆运赴外，大部分靠镇城东调，延绥东路货品来源也大多靠镇城转运。镇城的抚赏库、药局、置造局尚储有“发买到江浙等处缎绢、梭布、皮料”等物品，以及“川广诸药料”、“发买到诸铜铁督匠打造盔甲、炮铳诸器械”。(26) 可见镇城的货物来源不仅有邻近省区如山西、河南等，而且包含有江南、川广南方市场上的货品，这些货品主要也是为边镇各营堡军需服务的。另外，自余子俊创建镇城以后，为提高榆林官兵子弟的文化素质，还着手发展教育，兴修屯田，“清厘陕人有伍籍诡落及罪谪者，徙实之，择其才子弟为建学立师，教之，又开界石外地兴屯田，岁得粮数万石，事皆创始，而经画焕然，自是榆为雄镇”。(27) 发展到高峰时，榆林镇已是“巍然百雉，烟火万家”，(28) “屹然为三边雄镇”，(29) 成为西北边陲屈指可数的繁华城市。当时榆林镇城中聚集着大量军事将领，多“素封”之家，这些官宦世家聚居镇城，改变了城镇的整体文化氛围。榆林城镇建筑格局十分规整，所建衙署、庙宇、学宫及官员府邸、富户宅居、店铺等多仿效京城建筑风格，为砖瓦结构、四合院式，亭台楼阁、牌坊、塔楼，素有“小北京城”之称。(30)
除镇城以外，各营堡作为沿边边备中心，伴随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与文化也得到发展。靖边营是西路营堡之中心，“故无学”，西路子弟就学往往要去榆林卫城，“远在数百里外”。隆庆间，“宪副使北海杨君锦始建龙图书院于城北之阜”。万历初，大中丞郜光先等“疏请建学，后不果”。至万历九年（1581），“观察使涪陵文君作言之于大中丞，遂城”。王汝梅又仿州邑学宫制度，创建殿、庑、堂、斋、门、坊、祠宇等。后经观察使余之祯、总督徐三畏捐俸禄助修成学宫。到万历二十八年再修文庙一处，建“大成殿五楹，两庑十楹、仪门三楹，东西角门各一楹，棂星坊、教官公署各具”。(31) 经过几任观察使、总督的努力，西路学宫终于建成，彻底解决了各营子弟就学问题，而在此规划之下，靖边营城也成为榆林卫署之下的西路文化中心。
明代陕边军镇职能多元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其经济职能的成长。由于军镇消费的需求，以及沿边贡市的发展，极大促进了沿边营堡市场的发展。榆林镇作为北部边塞的商业中心，城镇市场相当活跃，镇城南北两区均分布有米粮市、柴草炭市与盐硝市；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鼓楼前；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旗神庙前后；盐硝市各随南北米粮市、凯歌楼位居城镇中心，是全镇最繁华的区域，也是市场集中区。杂货市在凯歌楼前，以后又经发展向北延续直达鼓楼附近；驼马市在凯歌楼南；猪羊市在税课司南，即南城新明楼附近；镇城广有仓前又有木料市。(32) 由于北城为镇城中心，故各市场均偏居城北。南部米粮市、柴草炭市则居南关之外、旗神庙前（旗神庙在南关外）。很明显，这一市场不仅仅是为南城居民购买米粮、柴炭、盐硝而设，同时承担了一定的批发功能，设于南关外，既方便附近地区粮食售卖者随近就市，同时不受城门启闭的制约，方便转输。除供边镇服务的军需市场外，榆林镇城北尚存在一处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即与北边蒙古交易的官方贡市市场——红山市。红山市距离榆林镇城偏北约十里许长城口外。(33)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方便双方贸易，延绥镇将在此督筑易马城，成为陕北地区最大的边贸市场，“当贡市期，万骑辐辏”。(34) 镇城以外，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其他营堡“或单日，或双日，或月六集，或月九集”，(35) 出现了军事城镇的商业化发展趋势。(36)
明代陕北沿边军事营堡因驻扎军户而构成的居民群体动辄即达五六百户，（参见表3）有些地理位置重要的营堡，驻军户口在千户以上，榆林镇城更高达三千余户，这样规模的营堡不亚于明代的州、县城居人口数量，甚至有过之。伴随着边镇军事地位的提高，其经济与文化职能也在不断加强，各营堡沿边墙一线发展形成一组独立的、体系完备的城堡聚居群体，构成后代榆林沿边城镇地理格局的最初形态。
四、从营堡到城镇：清代军镇的职能转型
1644年清军入关，结束了明王朝276年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沿边蒙汉之间近三个世纪的民族纷争。满汉关系融洽，北部疆域进一步拓展，伴随着边疆内地化的发展进程，边墙也不再是蒙汉两族疆域划分的界标。
康熙初年，沿边市场设置与明代大体一致。据康熙《延绥镇志》载：“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黄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城及营堡俱有市面，沿边村落亦间有之……其税少，止数钱，多不过二两而已，各堡之守备、把总司之，于春秋两季解布政司充饷”。(37) 鉴于陕北沿边地区民事浩繁，“夷汉杂居，必须大员弹压”。(38) 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在榆林一带划定州县，改过去的军事管理为行政划区，设置榆林知府一员，原靖边堡、定边堡、怀远堡所辖区域，以五堡为单位，划界分疆，设置州县。靖边县设于原明代的靖边营，下辖龙州、镇靖、镇罗、宁塞四堡；定边县设于原定边堡，下辖安边、新兴、砖井、盐场四堡；怀远县（今横山县）设于原怀远堡，下辖波罗、响水、威武、清平四堡；榆林府设于原榆林镇城，附郭榆林县下辖保宁、归德、鱼河、镇川四堡；外加神木、府谷两县，构成沿边六县。六县沿边墙东西分布，也称陕边六县，从此完成了陕北地区州县分区的厘定工作。此时的原明代边堡虽在撤卫立县以后失去了军事价值，但一则由于堡内设施相对齐备，建筑优于一般乡村，人口也较集中；再则这些边堡大多分布在边墙一线，仍担负着交通与防护的重任，各县之下，营堡大多设有分防把总或分防外委，（参见表1）同时布有塘汛，是重要的政治、军事与交通中心，所以仍普遍延续为本县重要镇市，经济发展也相对优越。
为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清代沿边各县对城堡大多进行修葺与加固，内部结构也进行改造。榆林镇城设置为府，作为地方府一级的行政治所，政治职能更加突出。雍正九年设榆林府、县署后，原明代旧有的衙署城堡厅改为府署，知县署占用原察院，道署移建在新明楼巷。在此之前的康熙初年就曾整修或重建各衙署，原明代榆林城北部所建榆林卫、兵备道、管粮厅、布政司等带有军事性质的衙署或已废弃，或改作他用，而相应的增修、扩修文庙、学宫、书院等各种文教设施以及钟楼、鼓楼、凯歌楼、新明楼等各种城市标志性建筑。白康熙至乾隆年间又修建万佛楼、文昌阁等宗教与文化性建筑，城市的军事氛围一扫而空，军事城镇转向地方化发展，榆林城市性质彻底改变。(39)
神木县城与之大体相当。明代的神木县城本继元云州城而来，后“御史王翱查边，奏县寨居山顶不便，宜移置平川”。正统八年迁筑于“东山旧城之川口”。(40) 这是明代陕边军镇中极少的几处位于平川之上的堡镇。入清以后，神木县城维持原址，并经多次修葺。（参见表2）明代的县署继续延用，城中以凯歌楼为中心，南北分区。清顺治年间，知县程启朱又仿各州县规制，于凯歌楼南北分建鼓楼、钟楼各一座。由于神木县地理位置重要，清王朝于此设理事司，直接受制于理藩院，分管蒙古事宜，神木理事司员署借希文书院改建而成。其他儒学、文庙、典史署均延用明代旧址而略有修葺，明代的军事衙署察院、神木道署等则因官署撤并大多荒弃。(41) 伴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神木县市场也逐渐发达。雍正年间，县中市场分三区，城内集市在凯歌楼前，当为服务于城内居民的小市。(42) 较重要的转输中心一在南关，“南关外多过客店房、酒肆、饭铺”，是为中转贸易客商服务的中心；一在北门外，是康熙年间在观察使罗景劝谕下新建的市场区。志载“北门外自古无关厢，康熙乙未，观察罗公景留心地方，出示劝谕，民皆踊跃，争先建房贸易，人烟凑集，不啻城市”。(43) 这种市场区向关外延伸在陕边六县城镇中非常普遍。
孤山堡是府谷县内明代重要营堡，位于二边长城之上，府谷县城之北40里处，成化年间移建，万历三十五年巡抚涂宗浚包砖，周围3里34步。(44) 撤卫立县，本堡未立州县，但设有分防、塘汛、驿传。(45) 康熙十年六月俞亮升孤山堡守备，“至之日，堡中草深三尺，唯见破壁败垣，不辨街巷。兵民寥落，官无廨舍”，“乃于旧署之废者，创而新之。有堂、有室、有库、有廊、有宾馆、有厩房；有门翼然，有垣截然”。(46) 经过修复，孤山堡成为府谷县下一个重要的军事与交通中心，经济发展也日益明显，市集每月逢三日大集、八日小集。(47) 清代陕边六县下的各营堡发展模式大率如此。
这样，由镇城到府治，由卫所到县城，边堡分防、塘汛的设置，形成了沿边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各营堡之间的联系。因此，入清后，原明代沿边较大营堡不但没有因撤军而消亡，反而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各地方官大多致力于边堡的维修，使之为新王朝服务。陕边六县的城镇体系也大体延用明代边堡系统，沿边墙一线分布。这些边堡经职能转型，既承担了本县行政与防卫中心的职能，也担当了本县经济中心的职能，其网络体系与明代保持不变。
五、兴废有时：晚清州县城镇体系的北延与边镇衰微
陕边州县城镇体系的北延是伴随北部蒙地的开垦及蒙汉民族交往而不断深化的。雍正九年州县设置，以后民户不断增多，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是边外地土的拓展，与蒙古民族的交通往来日益增多，市镇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逐渐由明代的带状集中分布，演变为分散、多元的发展模式。
清初，政府为保证蒙古各部游牧经济的发展，对其实行“盟旗制度”。为区别农耕与游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保证互不相扰，在陕北边墙以北划出50里禁留之地，不准汉耕，也不许蒙牧，这50里禁留地成为蒙汉两族的中间地带。(48) 康熙二十二年，蒙古多罗贝勒松阿喇布以“游牧地方狭小，应令于定边界外暂行游牧”，(49) 请示理藩院，得到同意，禁留地开始向蒙古部落开放。三十六年三月贝勒松阿喇布再次上奏：“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50) 汉人有收获，蒙人收租赋，两得其便。考虑到游牧民族切身的需求，康熙皇帝再次同意了这一请求。至此，禁留地发展为伙盘地，伙盘地形成新的聚落。至清末，50里禁留之地已基本成为汉人的农耕区，虽名义上土地归蒙古王公所有，但从人口构成、生产方式与民籍管理上，这一地区的实际管辖权是归属陕北六县的。(51) 边地开垦进一步带动了沿边交通、贸易的发展与中心市镇的成长。
清代以前，由于边墙阻隔，边外地土经常成为蒙古铁骑冲击的对象，镇市设于边内，无论营堡交易或边贸往来，只有待开市之期于边内进行。清代则一改旧例，边境平靖为边外镇市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麻地沟（今麻镇）位于府谷县城北约40公里的黄甫川西岸，本处边外，康熙末年，为方便交易，边市北移，由黄甫堡北门外的呆黄坪改置于此，定期蒙汉贸易，使之逐渐形成市场，且发展繁荣起来。乾隆二年，陕西抚院上奏，请于此设巡检，此时的麻地沟已发展为“居民一千五百余户，铺户二百余家”的商业巨镇了。(52) 另外由于府谷县位于黄河北岸，跨河与山西保德县相邻，随着蒙汉交往频繁，本县正当陕北联系山西与鄂尔多斯蒙古的中间地带，终清一世，陕北及鄂尔多斯蒙古所需棉布、棉花以及日常用品大多来自山西，(53) 府谷成为沟通两地商贸往来的要道。故入清以后，以县城为中心形成多条南北向通道，沿此道路，商贩往来，不断形成新的市场与镇市。民国时人称，“府谷县边外属地几占全县之半，哈拉寨、沙梁、古城等镇商业繁盛，为全县精华萃聚之区，由哈拉寨东北行三百五十里，为通包头镇控道，汉蒙贸易，往来若市，汉以五谷布匹、茶叶等类为大宗，蒙以皮毛、牲畜为特产，彼此交易，信用各著”。(54) 由于府谷县边外地土的开发，人口北迁，商业格局出现北重于南的局面，在明代边墙以北新发展出麻地沟、哈拉寨、沙梁、古城四大重镇，成为府谷县最重要的商业市镇。以至民国时，陕绥划界，府谷地方提出，此地“一旦划归绥区，不惟诸政立即停止，即汉蒙贸易因关税之设势必断绝”，对两地经济的发展将造成极大困扰，可见边墙以北地土以及相关镇市发展对带动这一地区经济成长之作用。当然，边墙以南仍有镇市成长，这些镇市大多位于交通要道，商业繁盛。如乾隆年间，府谷县新发展起来的市镇就有盘塘、碛塄、圆子辿、石马川四处，与边墙以北之镇市构成南北贸易统一体，终清一代持续发展，成为省内重要的交易中心。而与此大体同时，府谷县原明代边堡则在逐渐衰退，康熙年间，县境镇羌堡已无市集开设，(55) 乾隆年间由于堡设分防与塘汛，经济又有复苏，集市恢复，但其东北部的木瓜园堡市集又衰落下去。(56)县城的变化最具典型性。府谷县城位于腹里，城垣建于何时已无可考，城址位于黄河北岸，建于半山之上。由于县城区山川相间，沟谷洪水多穿街而过，清代以前仅建石桥供周围居民往来行走，没有任何防洪设施，任由洪水横流，县城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碍。(57) 康熙年间县城内已无集市，集址迁至刘家川。(58) 刘家川在府谷县城西门外，与县城一体，实为府谷县城西关，但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位于黄河与小河川交汇处的冲积平原上，地势低平，交通方便，又于城门以外，不受城门启闭的影响，因此，这一带逐渐发展为府谷县城的附属商业区。乾隆年间，县城与刘家川已轮流开集，月逢一、六，早在城，午在川。(59) 民国年间财政部直属的税局、邮政局、盐税局均设于西关（刘家川）。目前，府谷县城已彻底迁驻刘家川，老城区已较为衰败。
变化最巨的要数靖边县。靖边县设治时由靖边、龙州、镇靖、镇罗、宁塞五堡构成。县城设于原明代的靖边营。传说北宋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曾驻兵防守，故又名范老关。(60) 明景泰四年（1453）陕西巡抚陆矩改筑，后经三次拓筑，达到城高3丈6尺，砖石围砌，周长8里的高大坚实城堡。清雍正九年改卫为县，将卫署改为县署。乾隆三十年，知县何廷章补修城墙，销银15961两。嘉庆四年，知县郭士頖又捐款补修。清初设县于此一方面考虑它是县境规模最庞大的一座镇堡且处于县境的中心（靖边营处于二边以内，是沿边各营堡中位居腹里的镇堡），地理位置重要，同时它与各方联系也较方便，向北可达镇靖堡，与沿边交通往来，向南经杏子城、园林驿、安塞通延安府城。县城的设置为靖边营城的发展注入活力，使之成为清初靖边县城首镇。然而，自康熙平定噶尔丹，实现蒙汉一家，边内与边外经济协调发展，靖边县的经济也随之超越牌界，向北伸展。宁条梁率先发展起来，不仅成为靖边县，甚至是整个沿边地区最早发展起来的边外城镇。其发轫可追溯到康熙年间，乾隆时期人口达三百余户，这在北边风沙滩地区已属人口繁盛的商业重镇了。(61) 伴随着边外垦殖的推进，靖边县经济发展由对内延安府转为外向蒙古贸易。经济中心开始北移，靖边营城逐渐失去了发展的优势。至清后期，伴随蒙汉经济贸易的发展，位于边墙内的镇靖堡由于位处东西交通要道，设置塘汛，成为“通商大路”，“承平时治在新城（靖边营城后称新城），税局在镇靖”，“城中向极繁富”，(62) 已有取代县城的势头。同治年间陕甘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回民起义，关中、陕北受害颇巨，靖边县城堡皆毁，“四乡居民沿崖傍涧，往往二三十里仅见一二人家”，(63)“民数无几，荆榛瓦砾之场。回忆昔时全盛，竟不得百分之一二焉”。(64) 县城靖边城，“城陷破坏”，“民多逃亡”，“衙署一切均被贼毁”。(65) 这次战争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原本已出现衰落的老城更加破败。同治八年（1869），县治彻底迁至北边镇靖堡。关于迁治原因，靖边地方多强调是靖边堡在回民起义中遭受的破坏较大，甚至到二十余年后的光绪年间，“仍无人烟”。而镇靖堡虽在战乱中也遭到破坏，但相比而言，“五堡均被贼毁，民多逃亡，惟镇靖居民尚有三四十家”，(66) 与靖边堡的人烟全无相比，情况稍好一些。实际原因当与靖边县经济中心的北移有关。镇靖堡在战乱前即已“商贾云集，为繁要地”，且与蒙古贸易方便，县治迁于此堡对靖边县总体经济的成长无疑更为有利，也为民国以后县城再次北迁张家畔（今县址），彻底脱离明代的边堡系统准备了条件。(67)
这样，至少自乾隆年间，府谷、靖边境内镇市分布格局已出现变化，晚清民国时期陕北六县市镇体系则进一步打破了明代沿边墙集中分布的旧局面，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境，大小不一，沿主要商道分散布局的统一的市镇网，较之明代，市镇格局已大为改观。府谷、靖边如此，其余四县与之大体相当。
那么，明代的旧有营堡在这种新的地理格局中如何发展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新市镇的成长，明代营堡经济发展上的弱势不断地呈现出来，由军防体系筑就的防守严密的军事营堡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大多营堡始终无法成长为本地的经济中心。至晚清时期，社会动荡，各堡镇又相继成为各方势力冲击的对象，营堡残毁，年久失修。尤其进入民国以后，陕绥划界，陕边界址北移，原清代设于各堡的分防系统也被裁撤，其军事功能彻底丧失，年久失修的城垣或遭沙埋，或被毁坏，居民大多迁至平川居住，城堡沦为废墟。今天鄂尔多斯南缘长城沿线的明代堡镇，大多已衰落下去（维持原址不变的城镇只有11处，参见表3），仅举数例如下。
表3 明清以来陕北长城沿线营堡设置、兵额变动及延续情况表
续表3
资料来源：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第23—32贞；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第682—683页；神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神木县志》，西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438—439页。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第553—554页；横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横山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7—568页；定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定边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49—87页；靖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边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9—390页；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618—748页。
表中标识：
：为今市、县、乡、镇政府驻地；
：营堡已废，地名尚存；
：堡城已废，地名不存。
今榆林市下属之保宁堡，明嘉靖四十三年修，万历九年包砖，砌城墙垛口。现西、北、东堡垣被流沙埋压至顶；南垣少部被沙埋压，城砖尽被拆除，残垣尚存。常乐堡建于明弘治二年，万历二十四年以砖包砌城墙垛口。现堡垣砌砖全被拆除，残存土墙大部被沙埋压至顶，现居村民70多户，存明清时期永宁寺庙一处。双山堡建于明成化年间，万历六年砖砌营堡城墙。现堡垣较完整，但砌砖大部被拆除，居民仅存四五户。建安堡建于明成化十年，万历三年砖砌包堡城墙。现堡垣砌砖全被拆除，残土堡垣完整，居村民30户，部分辟为耕田。(68) 归德堡建于明成化十一年，嘉靖年间砖砌包堡城墙。现堡垣砌砖全部被拆除，残土垣尚完整，该堡中间有一冲沟，将堡侵蚀为两部分，堡内村民均已迁居堡外。我们曾对其进行考察，据当地人介绍，民国年间堡内尚有居民，现堡内住户已很少。靖边县镇罗堡，明嘉靖年间筑。清乾隆年间尚有修复，同治六年被回民起义军毁，变为荒城。以后城之西南角被水冲塌，东城墙由于洪水淤积，几与地平，城内全部变为农田，现遗址尚存。清平堡，明成化初年置，万历六年砖砌垛口。现西、南城垣多被黄沙压埋，变为荒城。龙州堡，明成化六年巡抚王锐筑城，万历六年砖砌墙及垛口。嘉庆十四年，大水冲塌南北城角各一段，同治六年回民起义军攻陷城堡，后为荒城。(69)
六、走向衰亡：延绥长城诸营堡废弃原因分析
综上，陕北长城沿线大多数营堡经历了从卫所到城镇再到村落的过程。（部分升为市、县治所的堡镇仍在利用的除外）它是城址荒废的前提基础。那么，营堡由城镇沦为乡村，是否一定意味着城址就要放弃呢？固然，旧有城镇经济地位的下降会使营堡失去一定的发展优势，诸如人口数量减少，交易功能减弱，文化职能降低。但从聚落发展规律上来讲，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聚落实体也要搬迁。目前陕北沿边39营堡仍有儿处维持原址不变，有些营堡虽沦为村落，但也还有部分居民居住，不是完全成为空城。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旧有营堡还是被荒弃了，究其原因，恐怕还得从居民迁出的过程中找答案。
从现有营堡与居民点的位置关系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营堡废弃大体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营堡沦为村落之后，居民外迁至堡城周边地区，营堡作为村落名称仍保留下来，但相对位置已变。这样的营堡约有13处，（参见表3）居民迁徙与营堡初建时选址的不利因素有很大关系。
我们知道，明代陕北沿边营堡的修筑主要出于军事目的，是配合边墙防守而建。这些营堡均位于边墙内侧，与边墙近在咫尺，每个城堡相应负责一段边墙的守御任务。边墙和城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点线结合的防御体系中，二者缺一不可。军防的需要使这里的营堡在位置选择上大多考虑的是“烽火传递”与“易守难攻”。从表3统计可以看出，这些营堡大多筑于“山上”、“山畔”、“山原”（39营堡有24座如此），或临水依涧，建于平原上的极为稀少。文献记载也可证实此点，“榆林东路黄甫川堡与晋之岢岚、楼子营仅一河之隔，迤西至双山，一十二城，冈阜交错，深堑高崖，蜿蜒四五百里，东南逼临大河。故东路之利，利在险也”。西路“定边转而东，为砖井、龙州十五营堡，皆依山临堑，倚险可守”。(70) 沿边营堡除镇城外，大多只开2门或1门，少数有开3门者，军城的特征十分明显。这样的城址选择固然对军事防守有利，但承平之时，城镇的经济发展所受限制就非常大。清代学者梁份就曾说过：“善用之则为险，不善用之，则为害也。”(71) 害在何处？黄土高原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全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西北少部分区域在400毫米以下，降水量的季节分布又相对集中，全年降水量的83.4％集中在夏、秋两季，春、冬季节降水极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6.6％。(72) 依山临水型城池经常会受到洪水的袭击，前面所举府谷县城即是一例。在各县方志中，经常可以看到暴雨或洪水泄流，冲毁城墙、民舍等相关记载。如神木县城在乾隆二十六年“雨损城垣，知县吴裴龙捐修”。至嘉庆五年，大雨再次“圮西南城墙，知县王文奎捐修”。(73) 靖边县的镇靖堡位于现靖边县城南芦河及其支流西芦河之间，两河夹带，易守难攻。但是水患不断，明清以来多次发生，有记载的大水灌城即达6次之多。(74) 2007年8月，我们对此城进行考察，城中大片土地荒为农田。据当地老乡介绍，1941年靖边县治由镇靖堡迁往张家畔主要原因即由于芦河水泛滥，水淹县城所致。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但居民居住于此，时时都要面临洪水的威胁，这对任何一个城镇发展来说都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在相关39镇堡中，目前有据可查的受过洪水、暴雨袭击的堡镇有6处，这在北边风沙过渡地带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除此之外，在城址选择上，选险不选利也使得许多城堡所处周边环境十分恶劣。沟壑纵横成为营堡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如龙州城“四面天险……堡之沟涧良多”，(75) 孤山堡“堡置山巅，昔屯重兵开市，及移神木，而堡日就荒凉”。(76) 目前陕北沿边明代营堡很大一部分是因居民迁居山原之下而造成城址荒废，许多地方空留营堡之名而无其实。
第二，在中、西路风沙地带。有些营堡已被彻底废弃，除残垣断壁外，城内已无居民，营堡作为地名均已不存在，据统计共有15处。（参见表3）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风沙所致，沙壅埋城成为营堡废弃的主因。然而，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否是土地沙漠化加剧所致？事实也不尽然。
韩昭庆认为，明代“河套地区边警不断，人民很难安心种地，明代农耕主要在长城沿线以南，边外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尤其是成化年间余子俊修筑长城之后，故不会因为垦殖造成边外大面积土地的退化，因而在明中后期沿边长城的流沙主要是自然原因，而非人力可为。相反，为巩固长城的防御功能，人为活动，如扒沙抑制了流沙向东南发展的势头。”(77) 近年邓辉等人也选择明长城作为地理参照物，将明清时期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与遥感影像反映的现代流沙分布南界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亦认为：“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仅在局部地区有所扩展……过去500年来，虽然人类活动的强度不断增加，但毛乌素沙地并没有随之发生大规模的向东南或西南的扩展，其南缘地区的流沙—黄土分布格局是基本稳定的”。(78) 上述结论基本得到同行学者的认同。从这一认识出发，笔者认为，明代位于沙区的营堡最终废弃还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考之史籍可以发现，明代建城之初，在选择城址时，实际上从来就没有避开过沙漠地带，也无法避开这一自然屏障。即便在沙漠边缘，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要想避开风沙搬运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毛乌素地区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不仅风大而且频繁，且具有“风旱同季”的特征，风沙的搬运活动极其强烈，边墙与营堡的构筑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了风沙南侵的阻力。因此，在边墙与营堡修筑以后，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积沙高与墙等”、“沙壅埋城”之类的记载，扒沙工程也就成了沿边屯军的一项重要工作。
成化年间，余子俊建议修筑边墙，时人已颇有质疑，原因之一即为榆林一带“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79) 尤其榆林中路营堡，“东起常乐，西抵波罗，沿边积沙，高与墙等，时虽铲削，旋壅如故。盖人力之不敌风力也！”(80) 嘉靖时曾铣称：“夫使边垣可筑而可守，可也。奈何龙沙漠漠，亘千余里，筑之难成，大风扬沙，瞬息寻丈，成亦难久。”(81) 但是这样的自然条件是否会影响到边墙与营址的选择呢？以榆林西路营堡安边营为例，安边营有新旧之别，旧安边营位于大边长城一线，“余子俊以平漫沙漠，难于筑浚边濠，不利士马出入”。在二边长城内筑新安边营，原本为避开沙漠，取代旧安边营，但时过不久，就由于守卫不利，继续改回守御旧安边营，(82) 可见明代陕北沿边诸营堡在城址选择上，军事守卫是第一位的，绝不会因沙漠的原因而改变营址。这样，人工扒沙就成为处理壅沙的主要方式。史载：万历年间“中路各堡，地多漫衍，无险可恃……沿边城堡，风沙日积，渐成坦途，欲即扒除，则历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且黄沙弥望，旋扒旋壅。数日之人功，不能当一夜之风力”。(83) 万历三十七年，榆林卫中、西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今榆林至靖边间，“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流沙与边墙齐平，有的地方积沙高过城墙一丈，为防止“边虏”得利，镇卫组织军兵、百姓扒沙，自三月起至九月止，扒除了长城沿线32933丈5尺的积沙，扒沙过后，“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为防止风沙再起，还在扒沙的地方“密布裁蒿，以防复起”。(84)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明代边墙内中、西路营堡大多与流沙为伴，时常受到风沙的侵袭，但由于驻扎有大量的卫所军队，可以进行大规模扒沙工程，所以所受侵害尚不能构成大的威胁。入清以后，上述营堡为新的王朝所利用，虽府县官员时有维修，但风沙侵袭并没有缓解。康熙年间梁份所撰《秦边纪略》有载：榆林卫“东南山阜参差，林木隐蔽，沙峰置楼，则高于城埒，攻击可虞也”；常乐堡“塞外飞沙，逾垣而入，虽有獐水，浅不可隍”；保宁堡“版筑虽坚，而风沙特甚”；波罗堡“然沿边之外，沙高于墙”；定边营“营西郭外南北二沙，挑之复塞，石坑旧寺，已为沙埋”。(85) 针对盐场堡“沙塞平原之地……且边外风沙，墙常淤没”，梁份曾提出“与其挑浚徒劳，不如近堡改筑之有功”，(86) 但始终没有得到过实施。
明代由于延绥镇处于边防前线，政府对这里的投资较大，大规模的扒沙工程成为遏止风沙南侵的重要手段。入清以后，这种风沙威胁仍然不断。而各县政府多无力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沙壅埋城成为这些城堡的一大隐患。以榆林府城来说，自入清以来，不断得到府县官员的维修，康熙六年总兵韩应琦、榆林道周云福重修城墙，乾隆十三年知县邱时随再次请修城墙，二十七年知县徐元弼捐俸修城。然至道光年间，府城威远门、龙德门仍被弃置。(87) 其中原因史无明文，当与维修失时或环境因素有关。同治二年陕甘回民起义，此时关中、陕北内忧外患，经济发展急转直下，更无力修城，榆林城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缩城改筑。史载，同治二年，“常道宪瀚鉴于本省同州、朝邑之回乱，目睹北城沙压残废，于十月内倡议改筑”。(88) 相度地形，将北城南徙，东北隅缩回114丈，西北隅缩回171丈。北城门名广榆门，本为旧城西门。西城门原有四座，除改做外，龙德门亦废，止存宣威、新筑二门。东城门本有二座，威宁门亦废，只留振武门。(89) 这是清代榆林府城的一次较大改筑，沙壅埋城是主要原因。改筑以后，同治六年、光绪元年（1875）、十年、二十年又经四次重修、加固，平均每十年就要维修一次，可见处于风沙过渡带的榆林府沿边诸城堡，城池维修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晚清时期，尤其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对陕北、关中冲击巨大，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各县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下滑，大多州县已无力进行城池的维修工作，而这样的营堡一旦缺乏政府投资，官方维护，走向衰亡也就成为必然，清代先民早就有这样的论断。俞亮《重修孤山堡公署记》可为证。
康熙十年六月，予以秩满，量移孤山。至之日，堡中草深三尺，唯见破壁败垣，不辨街巷，兵民寥落，官无廨舍……于是率父老子弟登城堡，一望丘墟，烟火晨星，泪潸潸欲下。随问疾苦，具曰：塞下与内地异，全藉士马为富强，自协守副将移镇神木，兵裁十之九，是堡中无米粟也。移镇之后，市口亦禁，是堡中无商贾也。去此二者，而兵民皆鸟兽散！职此之由，急议招民复故业，莫如官寺为先。今之官，寄居民舍，何以为治！乃于旧署之废者，创而新之……今堡有署矣，官有治矣。率而妇子聚族于斯，有干有年，以长子孙。安知衰者之不复盛，而危者之不复安也。愿后之莅斯堂者，必仰而思废兴之由，起制作之艰难，且俯而念兵民之疾苦，早夜勤补，以期匪懈。庶几美可传而盛可继尔！(90)
综上所述，明代陕北沿边39营堡废毁的原因线索已基本明晰。这些营堡从一开始修筑，目的就很明确一为了军事防御。但自筑就以后，由于所处位置特殊，边墙、城堡相呼应，墙堑结合，防守一体；进而沿边墙内侧打通了晋陕至宁夏、甘肃的东西交通线，成为北方边塞沟通东西方的交通主干道，而分布其间的诸营堡也成为这一交通线上的枢纽城镇。这样的结构不仅在战时可用，承平之时仍有发展的余地，故相延明清两代，历时三百年长久不衰，为地方的开发与城镇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军防体系毕竟是为军事而设，其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城址选择上，单一的军事保障功能成为发展经济的一大障碍，边疆内地化与军防前线的丧失又使军事分防系统崩溃，这些都为其荒废准备了条件，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那么，从环境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肯定地说，明代陕北沿边39营堡在一开始的城址选择上就存在一定问题，许多营堡在修筑之初就没有避开沙漠地带；即便建于原畔平川的营堡，在选址时，周边的丘壑深沟也会为军事保障而在所不避。多数营堡自身的弃用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关系不大，相反，当军防体系发挥着边疆保障作用之时，它是具有存在价值的。因此，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当政者还是会考虑它的现实应用性而加以利用，只不过会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进行防护而已，绝不会考虑另择他址。这一点，从明清两代各方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大规模扒沙工程上，已能窥见一斑。也可见人类对于环境利用、改造的强度之大，力度之深。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在北边农牧交错地带，城址与环境的选择上究竟谁主沉浮！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沙化、雨水等自然因素对城堡的侵害，也相信这些自然原因能够摧毁城堡。对于环境脆弱地区，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会加剧土壤的沙漠化与沟蚀的产生，这样的案例也很多，前人相关研究不在少数。但如上述所举明代营堡系统兴衰过程中非自然因素引发的案例也决非只此一例。位于靖边县境内的大夏都城统万城的废毁，经侯仁之先生考证，认为“公元994年统万城终被毁弃，毁弃的真正原因也不是因为流沙的侵袭，而是宋王朝为了防止地方少数民族的据城反抗，而进行的有计划的破坏。”(91) 王北辰先生在研究居延地区土地沙漠化过程中也提出过，在汉代“居延地区即有流沙之害，所以农业生产和军事工程都受到了沙的威胁，为与沙害作斗争，简文中明记兵士的任务之一是除沙。”(92) 李并成先生利用锁阳城遗址研究河西走廊地区绿洲沙漠化的结论认为：“人为作用导致的开发地域的转移及其水流状况的变化乃是锁阳城绿洲沙漠化过程的主因。”(93) 这里也提醒我们，就锁阳城本身来讲，它的废弃与沙漠化在时间上不存在因果关系。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其实处于北部风沙地带城址的兴废往往并不简单，大多有着复杂的原因。进而将城址兴废引入到环境变迁研究当中去，作为历史地理学有关沙漠化研究的方法论支撑。我们就更不能排除上述因素的干扰，而简单地将城址弃用视为环境退化的表现，或人为地界定城址可能与不可能选建在某些地带，这样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历史事实并不相副。
回顾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侯仁之先生开创的中国沙漠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古城遗址作为西北干旱地区宝贵的历史资源，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它历经沙埋、水泄、冲沟、塌陷等环境变迁的印痕。以之为标尺进行周边环境变迁研究，其科学性与可行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其中自然因素与人为作用所占比重如何？如何科学、有效地利用城址进行相关研究，还是值得深思的。城址性质不同，它的选址也就不相同；选址不同，它的环境基点也不会相同；环境基点不同，我们对环境是否变迁的判读就更不会相同。城址的兴衰演替不仅受地区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断垣残壁、古城遗址，其所蕴含的内容应该是相当丰富的，它的“环境指示意义”只能是相对的。脱离了对城址性质的认识，建设历史的考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其所处周边环境是否有变化，变化的程度如何，更不可能正确指导今天的人类对环境科学地、可持续地利用。目前，环境变迁研究不断深入，对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认识这一点，思考这类问题，对于我们以后修正研究思路，将工作做得更深入、更科学，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附识：本文承蒙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地理》1965年第1期，引自《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② 相关论述参考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科学通报》1964年第3期；《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化蠡测》，《中国沙漠》1981年第1期，均收入《侯仁之文集》，第256—343页。
③ 王北辰：《库布齐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沙漠》1991年第4期；《甘肃黑水国古城考》，《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河西明海子古城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甘肃河西古城骆驼城考》，《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甘肃锁阳城的历史演变》，《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均收入《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117—230页。李并成：《残存在民勤县西沙窝中的古代遗址》，《中国沙漠》1990年第2期，第35—42页；《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第71—76页；《西汉酒泉郡池头、绥弥、乾齐三县城址考》，《西北史地》1995年第3期，第7—11页。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上）》，《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第135—152页；《河西考古杂记（下）》，《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第130—148页。吴祁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孙修身：《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8—17页。
④ 如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故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中国沙漠》1991年第2期，第20—26页；《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71—78页；《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第106—115页；《今天的绿洲较古代绿洲大大缩小了吗——对于历史时期绿洲沙漠化的一些新认识》，《资源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21页；《张掖“黑水国”古绿洲沙漠化之调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辑，第17—40页，等等。
⑤ 参见冯绳武：《河西荒漠绿洲区的生成与特征》，《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30—38页。李吟屏：《和田地区沙漠与绿洲的变迁——从文字史料与考古资料得到的启示》，《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70—80页。顾琳：《明清时期榆林城遭受流沙侵袭的历史记录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第52—56页。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51—60页；《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第99—105页。宋乃平、汪一鸣等：《宁夏中部风沙区的环境演变》，《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4期，第7—12页。张维慎：《试论宁夏中北部土地沙化的历史演进》，《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第94—100页。何彤慧、王乃昂等：《对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沙漠化的新认识》，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1—121页。程弘毅、王乃昂等：《河西地区沙漠古城及其环境指示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第122—136页。王乃昂、何彤慧等：《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第36—46页。桑广书、陈雄等：《黄土丘陵地貌形成模式与地貌演变》，《干旱区地理》2007年第3期，第375 380页。何彤慧、王乃昂等：《宁夏河东沙地历史时期沙漠化过程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08—111页。
⑥ 本部分参见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榆林地区地理志》第11章《土地类型和综合自然区划》，第242—244页。
⑦ 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北京：京华书局，1923年，第219页。
⑧ 康熙《延绥镇志》载：“延绥镇在周为猃狁，春秋为白地，战国时属赵，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略河南，拓榆中地千里，属上郡。汉广长榆，为云中郡及五原郡之南兴县地，而榆溪之水出焉。所谓榆溪旧塞是也。东汉因之，晋为九原、云中两县地，属并州新兴郡。隋初置胜州，炀帝初，州废，置榆林郡，统县三，曰榆林、富昌、金河，有榆林宫，东为榆林关。唐武德中没于梁师都，师都平复，置胜州榆林郡，领县二，曰榆大、河宾，宋没于赵德明，为夏境，金元为米脂县地。”（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刘汉腾、纪玉莲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⑨ 魏焕：《巡边总论·论边墙》，《明经世文编》卷25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29页。
⑩ 《明史》卷91《兵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7页。
(11) 余子俊：《处置边务等事》，《明经世文编》卷61，第492页。
(12) 《明史》卷91《兵志三》，第2237页。
(13) 《明宪宗实录》卷130，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17函，第166册，第5b—6b页。
(14) 参见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97页。
(15) 魏焕：《皇明九边考》卷7《榆林镇》，《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79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6—299页。
(16)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第10—15页。
(17)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榆林地区地理志》，第28—48页。
(18) 《明史》卷178《余子俊传》，第4736页。
(19) 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总镇·边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20) 王琼：《北虏事迹》，《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3册，第136页。
(21) 雍正《陕西通志》卷36《驿传》，《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册，第445—446页；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53《交通二》，《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7册，第464—468页。
(22)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第24页。
(23) 嘉靖《陕西通志》卷9《土地九·建置沿革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13—431页。
(24) 万历《延绥镇志》卷2《边饷·贮所》，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25)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2《食志·运法》，第102页。
(26) 万历《延绥镇志》卷2《边饷·贮所》。
(27)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第44页。
(28) 陆重沐：《香严寺新创万桃山序》，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28《附录·碑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817页。
(29) 榆阳绅耆：《重修榆林镇城记》，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28《附录·碑文》，第819页。
(30) 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11《城乡建设志》，第331页。
(31) 涂宗浚：《重修靖边所儒学记》，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6《艺文志》，第595页。
(32) 万历《延绥镇志》卷2《钱粮下·关市》。
(33)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2《建置志·市集》，第113页。
(34) 涂宗浚：《镇北台记》，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6《艺文志》，第594页。
(35) 万历《延绥镇志》卷2《钱粮下·关市》。
(36) 参见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第76—85页；《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为例》，《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第63—71页。
(37)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2《建置志·市集》，第113页。
(38) 《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00，雍正八年十一月壬午，《大清历朝实录》第16帙，第7册，第13页b，（伪）满洲帝国国务院发行，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承印。
(39) 道光《榆林府志》卷7《建置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8册，第210—216页。
(40) 道光《神木县志》卷3《建置上·城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7册，第487页。
(41) 道光《神木县志》卷3《建置上·衙署》，第37册，第492页。
(42) 雍正《神木县志》卷1《市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7册，第380页。
(43) 雍正《神木县志》卷1《关厢》，第379页。
(44)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第28页。
(45) 乾隆《府谷县志》卷3《驿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1册，第98页。
(46) 俞亮：《重修孤山堡公署记》，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6《艺文志》，第614页。
(47) 乾隆《府谷县志》卷1《市集》，第30页。
(48) 道光《神木县志》卷3《建置上》，第8页。
(49) 《清圣祖实录》卷108，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六月条，《大清历朝实录》第9帙，第5册，第15、16页b。
(50) 《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大清历朝实录》第11帙，第1册，第19页a。
(51) 参见樊士杰编：民国《陕绥划界纪要》卷1，第1—54页、卷2，第1—71页相关文件，民国21年（1932）静修斋印制。
(52) 陕西抚院：《麻地沟请设巡检原奏》，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附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06页。
(53) 参见张萍：《明清陕西商路建设与市场分布格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第243—259页。
(54) 樊士杰编：民国《陕绥划界纪要》卷1《查界委员府谷县知事会呈文》，第43页。
(55) 康熙《府谷县志》，引自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商业志》，第411页。
(56) 乾隆《府谷县志》卷1《市集》，第30页。
(57) 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城乡建设志》，第474—476页。
(58) 康熙《府谷县志》，引自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府谷县志·商业志》，第411页。
(59) 乾隆《府谷县志》卷1《市集》，第30页。
(60) 马中锡：《范文正公庙记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7册，第345页。
(61) 《清高宗实录》卷206，乾隆八年十二月丙辰：“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川陕总督庆复疏称，定边协口外之宁条梁、四十里铺、石渡口三处。经前督臣查郎阿请，各筑土堡一座，派弁兵驻守，原为军兴时商民凑集而设。今军需停止，行旅稀少，无需建堡。惟宁条梁有居民三百余家，应请于宁塞堡拨出把总一员，带马守兵四十名移驻。将前督臣奏请移驻之备弁兵丁，撤回原处安设。至四十里铺、石渡口二处，仍照原议派驻巡查。衙署兵房，酌量添建。应如所请，从之。”（《大清历朝实录》第23帙，第10册，第9b—10a页）
(62) 《兴镇靖城中集市告示》，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第358页。
(63) 《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第347页。
(64)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户口志》，第288页。
(65) 《捐廉创修书院拟抵衙署禀本道府》，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第348页。
(66) 《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第346页。
(67) 参见李大海：《明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域城镇体系发展演变与县治迁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第260—274页。
(68) 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23《文物志》，第682—683页。
(69) 靖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边县志·文化志》，第389—390页。
(70)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河套》，第45页。
(71) 梁份：《秦边纪略》，赵盛世、王子贞等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1页。
(72)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陕西省榆林地区地理志》，第68页。
(73) 道光《神木县志》卷3《建置志·城池》，第488页。
(74) 分别为：明嘉靖二年“芦河水涨入镇靖城，淹没房屋”；五年“芦河再次涨水入镇靖城，房屋皆没，仅余城墙”；四十三年八月，“又一次水淹镇靖城”；清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全天大雨。河水涨入镇靖城，淹没房屋，毁坏城垣”；嘉庆十四年，“镇靖、镇罗、龙州等堡城墙皆被山洪冲垮”；同治七年（1868），“秋雨连下十多天，镇靖堡衙门东西号房全部倒塌”。靖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边县志》第8章《自然灾害·水灾》，第64页。
(75) 梁份：《秦边纪略》，第351页。
(76) 梁份：《秦边纪略》，第363页。
(77) 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03页。
(78) 邓辉等：《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科学通报》第52卷第21期，2007年，第2556页。
(79) 《明宪宗实录》卷93，成化七年七月壬申朔，第16函，第160册，第1页b。
(80) 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河套》，第44—45页。
(81) 曾铣：《总题该官条议疏》，《明经世文编》卷238，第2488页。
(82) 梁份：《秦边纪略》，第347页。
(83) 涂宗浚：《议筑紧要台城疏》，《明经世文编》卷447，第4919页。
(84) 涂宗浚：《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明经世文编》卷448，第4933页。
(85) 梁份：《秦边纪略》，第336—366页。
(86) 梁份：《秦边纪略》，第347页。
(87) 道光《榆林府志》卷5《建置志·城池》，第199页。
(88) 《改修北城大略》，民国《榆林县志》卷5《建置志·城池类》，民国抄本，第2册，第14页。
(89) 《改修北城大略》，民国《榆林县志》卷5《建置志·城池类》，第2册，第15页。
(90) 俞亮：《重修孤山堡公署记》，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6《艺文志》，第614页。
(91)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地理》1965年第1期，引自《侯仁之文集》，第252页。
(92) 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引自《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第69页。
(93) 李并成：《锁阳城遗址及其故垦区沙漠化过程考证》，《中国沙漠》1991年第2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