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俗曲中的文人志趣与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志趣论文,明清论文,文人论文,曲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249；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4)10-0111-07 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脱离农业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日渐增多，贸易的需要推动了新的市镇在漕运码头等交通便利之所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着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交往半径的不断扩大，动摇和瓦解着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晚期的产生和发展，对当时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以及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文化领域，文化类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更加丰富，文人学士参与到戏曲、小说及俗曲的整理和创作中来；为了扩大受众群，这些作品无论从语言还是内容上都努力贴近民间生活，迎合市民情趣。明清两代对民歌俗曲推崇的代表性人物有冯梦龙、李梦阳、李开先、王廷绍、蒲松龄等，他们不仅搜集、整理俗曲，更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俗曲的创作和出版，在俗曲的保留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俗曲这种艺术形式绝非是明清两代的专属，只是明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俗曲开始异常兴盛，由成、弘而嘉、隆而万历，逐渐成为继《诗经》、汉魏乐府民歌之后民间文艺的又一座高峰，所以才会有卓珂月“一绝”之说。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俗曲虽俗，但绝不仅仅囿于平民生活之一隅，它在一些文人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明清文人的俗曲创作可以帮助我们领略当时文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特殊志趣，而俗曲中与文人相关的内容无疑也是文人及其生活的具体反映。 一、俗曲编创中的文人志趣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的市民队伍进一步壮大，他们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出的异端和标新与传统和守旧的矛盾冲突愈益加剧。这种异端和标新，在文学艺术领域集中表现为追求个性解放、抒发真实情感和试图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俗曲以其情感真、语言俗和受众广等特点，满足了当时文学艺术发展的需求，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吸引了广大文人的关注，他们纷纷参与到俗曲的搜集、整理和创作、出版当中。因此，在探究俗曲所展现的平民生活信息之前应该注意到，俗曲之所以能在后世的文学艺术史中受到重视，是与一部分文人参与其中分不开的。 文人对俗曲产生浓厚兴趣并注意对民间曲调的搜集整理，这在明中叶后已蔚然成风，代表作品有成化年间金台鲁氏所刊的《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明万历年间刊本《玉谷调簧》、《词林一家》；明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夹竹桃》等；还有醉月子辑《新镌雅俗同观挂枝儿》、《新锓千家诗吴歌》等等。到了清代特别是清中叶之后，文人搜集整理的俗曲集子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著名的有李调元辑解的《粤风》、京都永魁斋刊行的《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王廷绍点订的《霓裳续谱》、华广生编述的《白雪遗音》、华文彬所辑的《借云馆小唱》、朱载堉所辑的《灵星小舞谱》等等。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清代蒲松龄将《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结合当地方言及各种小曲所创作的聊斋俚曲十五种等。 明代仿作小曲的文人也不乏其人。代表人物有金銮、赵南星、冯惟敏、刘效祖等。这些人的作品有些带有鲜明的文人特色，如冯惟敏的《归田小令》，其云： 【清江引】待不看书又看书，毕竟闲不住。难将纸上言，尽得其中趣，俺不看他谁是主? 待不作诗又作诗，改不了诗言志。闲时口内吟，静里心间事。怕只怕索诗人来到此 又如高应玘的《醉乡小稿》，其云： 【朝天子】柳花杏花飞满荼蘼架，三春魂梦绕天涯，眉淡了无心画。待月弓鞋，偷香罗帕，这恩情岂是假?若他负咱，天也难甘罢 俗曲兴盛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明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期，阳明心学以其“心即理”的学说使人的主体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后来，王学左派王畿、王艮等人及其后学，更进一步把“心即理”显豁为“欲即理”，尊重人性、肯定人欲的自然人性思想逐渐成为时代的风潮。这无疑也会影响到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文学艺术世界，到万历时，这种影响甚为显著：“此时政局更加动荡，士风更加颓靡，城市工商业却进一步繁荣，市民阶层、市民文化崛起于历史舞台。诸种因素汇合成一股强劲的变革的社会思潮，一种充分肯定自我，肯定人情物欲，张扬世俗享乐的文化观念，如狂飚卷地，弥漫于整个社会，也推动着文化思想、文学思想日趋转型。”[2](P163)“万历之际，在普遍的趋新思潮的推动与市民文化的冲击下，文人的人生价值观、文学价值观在急剧变化，文学复古主张被彻底清算，而崇尚真情、张扬个性、摆脱束缚，则成为一时的文学主潮。随之而来的是雅俗观念的更新，文人们一者在雅文学中不避俗语俗体，直写世俗感情，大胆表现个人的真实自我；一者大张旗鼓地称美乃至创作、研究俗文学，完全背越了传统观念的雅俗之辨。凡此种种，都鲜明体现出师心尚俗的时代特色。”[2](P170) 可见，人的欲望在新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条件之下理所当然地流泻而出，明代的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种世俗化的趋向，文艺界也审时度势要以“真情”去否定陈腐的封建道德教条，投身于世俗的繁华。可以说，“世俗化、享乐化在士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时尚”[3](P83)。用余英时的话说，这便是“知识分子参与通俗文化”[4](P35)。这里，我们也无法避开李贽这样一位极具思想解放意义的历史人物。在李贽的眼里，吃饭穿衣即是人之常理，人心之私便是自然之理，因此，人生的意义在很大层面上便体现为得其心、遂其欲。李贽的思想代表了世俗化时代的文人乃至平民的新意识。在文艺理论方面，他提出的以“真心”为本质的“童心说”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这个观点对当时主张直接暴露人的真性情的小说家、戏曲家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是导致明末市民文学中的性文学、才子佳人文学的思想根源之一。”[5](P83)此外，李贽本人还亲自评点了许多通俗文学作品，特别推崇《水浒传》、《西游记》。更为重要的是，其后一批杰出的文人如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受到其文艺观点的影响。 二、俗曲对世俗真情的抒写 崇尚真心、真情的审美意识，表现在文艺领域便是对世俗小说、戏曲和民歌等艺术形式的推崇。限于篇幅和主题，这里我们仅就俗曲展开论述。总的来说，明代文人对于俗曲的热情，共同的基点就在于它能表现世俗之真情。明代戏曲作家、文学家、“嘉靖八子”之一的李开先不满当时文坛泛滥的复古浪潮，抨击前后“七子”“刻意古范，独守尺寸”的文艺主张，认为“真诗只在民间”，对感情丰富、真挚感人的民间之作倍加推崇、留心搜集。他在《词谑·论时调》中记载说，李梦阳、何大复等著名文人都对《锁南枝》之类的曲调十分看重，原因之一就在于“以其真也”。李开先《闲居集》之六《市井艳词序》云：“忧而词哀，乐而词亵，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三百篇太半采风者归奏，予谓今古同情者此也。”[6](P320-321) 李开先在《词谑》中载录的许多俗曲，其中有“叨叨令”、“傍妆台”、“满庭芳”、“朝天曲”、“清江引”等曲牌。其《词谑》里收录的一首小曲，在后来的《挂枝儿》及清代的《霓裳续谱》、《白雪遗音》里皆有以它为原型之作。这首小曲如下： 【山坡羊】熨斗熨不开眉尖褶皱，竹掤儿掤不开面皮黄瘦，顺水船儿撑不过相思黑海，千里马儿也撞不出四下里牢笼扣。俺如今吞了倒须钩，吐不的，咽不的，何时罢休?奴为你梦魂里挝破了被角，醒来不见空迤逗。泪道也有千行唠!恰便是长江不断流。休，休，阎罗王派俺是风月场关头；羞，羞，夜叉婆道你是花柳营对手。 市井艳词，实为俗曲，不加雕刻，真情感人，虽淫艳亵狎、不堪入耳，但难挡市井之民争相唱和，蔚为一时风潮。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袁宏道提倡抒写真实性情，也反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模拟，他曾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10](P178-179) 在袁氏看来，诗文均必须抒写主体的真实感情，表现内心的自然天性，而《劈破玉》、《打草竿》之类任性而发的俗曲便是“真”的真实体现，因此，他又特别强调诗文创作要学习民间文艺的平易通俗，反对艰深晦涩。艰深晦涩的表现之一便是“文以载道”的说理动机，为了阐发某种深刻的道理而隐没胸中之真情真意。明末清初诗文作家贺贻孙曾在《诗筏》中指出：“近日吴中山歌、挂枝儿，语近风谣，无理有情，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8](P153)可见，他看重的也正是俗曲歌谣那种在抒发真性情方面的天然优势，这又与汤显祖“以情反理”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冯梦龙作为晚明也是整个明代最卓著的通俗文学的热情鼓吹者和实践者，一生中选编或改编了多种白话长短篇小说，收辑、刊刻了《挂技儿》、《山歌》等民歌俗曲集。在这背后，他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理论自觉的。他在《山歌·序》中表露了与李贽一脉相承的文艺思想：“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9](P269-270) 在冯梦龙看来，《山歌》之类的俗曲虽不登大雅之堂，士大夫们也不屑一顾，但它们却是民间抒发真性实情的艺术形式，不仅不能废弃，而且还能与《诗经》、楚辞、唐诗等并驾齐驱。诗文可以有假，但山歌不与诗文争名，它以“真”为创作的标准，根本就不屑于作假，可以说就是今日之《国风》。因此，他有足够的理由投身到民歌俗曲的搜集和整理当中去，以观民风、论时世，借用这些抒发男女真情的通俗艺术形式揭露假诗文所贩卖的礼教的虚伪。在他看来，山歌的功用与《挂枝儿》是相等的，所以他在辑录《挂枝词》之后，又编选了《山歌》。可见，他的编选纂辑工作是“具有严肃的目的性”[9](P255)的。除了搜集编纂之外，冯氏还亲自进行俗曲的创作，《夹竹桃》这部拟民歌集乃明代浮白主人作，一说浮白主人即冯梦龙，其中夹杂部分民歌原创内容，既有民歌的活泼，又兼诗词的文采，如云：“山前劝酒别情哥，算来又是半年多。情人一去，有谁伴奴，春来秋去，光阴似梭。姐道：我郎呀，小阿奴奴虽是一朵野花，从弗曾个蜂蝶采，绝胜烟柳满皇都。” 我们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在文艺主张上也是如此。当晚明的一些文人竭力鼓吹真情抒写性灵而带来肆无忌惮的情欲展现之时，就必然会有另一部分文人起而攻之。明末清初的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皆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来审视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确立文学批评的标准，有学者指出：“在汲古返经的口号下，他们对晚明文人的异端倾向和当时文学中有悖儒家义理传统的成分作了猛烈抨击，通过对儒家学说广泛地阐释和恢复，对‘时风众势’进行全面拨转。在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文批评)中，积极提倡正统的、规范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力纠晚明文人偭背绳墨，放浪情怀，使晚明文学和文学思想中溉长起来的个性意识和世俗倾向受到明显抑制。这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儒家道德主题十分突出，是晚明至清文学思潮转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10](P180) 其实，在清政府羁縻政策的笼罩之下，整个清代的文艺界似乎已经很难逃脱强调教化和经世致用思想或隐或显的影响。表现在俗曲这种文艺形式上，它虽然还是以真情、以真实的生活为其基本的表现对象，但清人却不像明人那样将它视为“真诗”，当作“一绝”，极力鼓噪它在表现情欲方面的意义了。他们或者将俗曲视作“靡靡之音”，或者把它仅仅视为一种消遣取乐的形式而已。清初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有言：“小曲者，别于昆弋大曲也。在南则始于《挂枝儿》……一变而为《劈破玉》，再变为《沉垂调》，再变为《黄鹏调》。始而字少句短，今则累数百字矣……今则尽儿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变为《呀呀优》。‘呀呀优’者，‘夜夜游’也，或亦声之余韵。”[11](P94-95) “靡靡之音”的评价相较于明代人对于俗曲的称扬，自然是消极了许多，此外，清代人在评价俗曲时也摆脱了对于“真”的极度推崇。王廷绍在《霓裳续谱·序》中指出：该谱“特优伶口技之余，其足供讽咏者，仅十之二三”[12](P20)，已然把这类俗曲仅仅当作是一种技艺而已。盛安在为《霓裳续谱》所作的序中也说：“楷堂先生点订《霓裳续谱》一书，自文人才士之笔至村妪荡妇之谈，靡不毕具。书成以后，意甚恧然。先生之意，岂不以薰莸并采，遗大雅之讥?其中捧腹喷饭之作，阅者将以之为口实哉?抑知不然。夫晓风残月，难谐之丈六琵琶，而细管繁弦，又未可调大江东去。古人嚼徵含商，形之楮墨，音节各臻其妙，尚有不能强而同者，况此谱流传，仅为曲部之衣钵……今以其情词兼丽者列之于前，可以供骚人文士之娱；下此者亦足悦俗流之耳……词坛诸公，或可因是而别裁佳制，先生可以释然矣。”[12](P23-24)在盛氏看来，小曲虽不至于沦落为“靡靡之音”，但无论是如同词一般的西调(“情词兼丽者”)，还是其后的各种民歌俚曲，它们的作用已经仅限于可供文人雅士以及平民百姓娱乐的一种资具了。不仅如此，王廷绍的俗曲整理思想也似乎与冯梦龙有所不同，因为从内容上来看，《霓裳续谱》里的作品虽仍以男女私情为主，但赤裸裸展示爱欲的情歌却少了许多。我们隐约地感到，编辑者的脑海里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斗争，追求情真意切的原始诉求已然被某种条条框框所约束和禁锢。 在高文德、常琴泉、华广生等为清代另一部重要的俗曲集《白雪遗音》所作的序中，诸君更是直言不讳地揭示了文人之所以喜欢俗曲的原因所在：它可供怡情而借以忘胸中之忧烦。高氏评价《白雪遗音》说：“其间四时风景，闺怨情痴，读之历历如在目前，不觉腹中多时积块，豁然冰释矣。始知爽心之药，不徒以草木为功夫。询之吾友，曰初意于录数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后各同人皆问新觅奇，简封函递，大有集腋成裘之举。旦暮握管，凡一年有余，始成大略。虽未足动雅人之兴，亦足以畅叙幽情，惟冀阅者于酒酣耳热之时，少加爱惜足矣。”[12](P471)在他看来，当我们胸有块垒、难以抒发抑或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时，不妨寻几首小曲歌咏吟唱，这足以使沉重的内心得以轻松，使畅快的兴致得以升腾。再看常序，其观点与高氏之说如出一辙：“翻诵其词，怨感痴恨，离合悲欢，诸词咸备。批阅之余，不禁胸襟畅美，而积愤夙愁，豁然顿减……兹之借景生情，缘情生景，虽非引商刻羽，可与汉唐乐府相提并论，而其中之词意缠绵，令人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其亦可以步碧城‘十二阑干’之后尘乎?泉乃恍然曰：词无深义，文有别情，吾辈在异乡中，可藉以畅叙幽情，岂非小快大乐之一助耶!”[12](P472) 冯梦龙《山歌·桐城时兴歌》录有一首《笔》，其云：“卷心笔儿是兔毫，翰墨场上走一遭。早知你心容易黑，不如当初淡相交，世间好物不坚牢。”[9](P438)虽然我们无法确知此曲的作者，但只有文人才以笔墨为生，据此可知它应该是某位落魄文人所作。文人清贫，靠的可能就只是这手中的兔毫毛笔，希冀通过挥毫泼墨，谋取生资。但孰知这笔墨场也是藏污纳垢之地，作者油然生出悔恨之意，并发出世间好物也“不坚牢”的感慨。这首俗曲无疑是向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发出的控诉。此曲从寻常不过的“笔”入手，所反映的意境却是这么深刻厚重，不失为一篇构思奇巧、以小见大的佳作。 以上在论述文人编选、创作、欣赏俗曲所体现出的志趣时，主要是围绕他们的文艺观念来进行，其实这还远远不够。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人生也是复杂多样的，对于某种文学艺术进行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生动的历史事实和具体的人生实践。例如，当把俗曲与冯梦龙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忽略他所生长于其中的江南城市在明中叶以来的风气之开化，就不能忽略他常出入青楼酒馆的放荡不羁之行为，更不能忽略他所创作、整理、编写和改订的诸如小说、戏曲、诗歌等其它通俗文学和民间文艺形式。这里，我们还可以举蒲松龄的例子，看看他在俚曲的创作中寄托了何种志趣。 三、俗曲创作的代表——蒲松龄与聊斋俚曲 清初，蒲松龄以山东淄川地区流行的时调曲牌填入新词而写成了适合通俗说唱的新的俗曲作品，后世称为聊斋俚曲或蒲松龄俚曲。蒲氏之所以能创作出俚曲作品，这与他的文人素质和修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人生坎坷经历之下的内在需求。蒲松龄生于没落地主家庭。蒲家号称累代书香，其高祖、曾祖都是秀才，父亲亦为童生，此种家庭氛围培育了其考取功名之志，故他从小便醉心科举。由于聪敏好学，蒲松龄19岁即连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颇受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然此后却屡应省试不第，直到71岁时方为贡生。中年时曾任幕客，这使其对于官场生活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认识，但因大违素志，不久便辞归故里。后以教书为业，在农村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对现实生活极为不满，同情穷苦百姓的不幸遭遇，并在与各阶层人物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中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自觉难有出头之日，于是把满腔愤懑寄托在《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的创作当中。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迄于今讽咏诗歌，可想见生平之磊落；而披览篇章，益以见意气激昂。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13](P1818)可见，抒写襟怀、针砭时弊、唤醒世人是蒲松龄创作俚曲之动机，这在聊斋俚曲的主题内容有着真切的体现。俚曲有15种，具体篇目是《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磨难曲》、《增补幸云曲》，这些篇目主要包括两个主题：一是鞭挞政治的黑暗和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唯利是图；二是揭露家庭伦理中难以处理的婆媳、姑嫂和夫妻关系。这里谨以《寒森曲》和《姑妇曲》为例来说明蒲松龄聊斋俚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寒森曲》的故事原型是《聊斋志异》中的《商三官》和《席方平》。恶霸赵恶虎将乐善好施的商员外无端打死，商员外的儿子告状到县衙，王知县初嫌赵恶虎送二百两银子太少而假装正直驳去不收，坚持缉拿正身：“骂一声贼奴才，贪酒食图钱财，如何便把正身卖?王子犯法皆同罪，怎么依着他自在?说起来没个王法在，你若不及时拿到，把狗腿夹将起来。”[13](P1020)当然，王知县的义正辞严并非真心秉公执法，只是嫌银两太少，所以，等赵恶虎送上白银八百两时，他便避重就轻为其开脱。商员外的儿子一路上告，但各级衙门接受贿赂而袒护赵恶虎，最后商员外的女儿商三官易装混入赵府，才将赵恶虎除掉为父报仇。《寒森曲》讽刺了当时吏治的黑暗，无端受害的平民百姓在“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现实中无处申冤，只能通过以暴易暴的形式讨回公道。蒲松龄还借二郎神真君之口斥骂阴曹地府阎王一伙贪赃枉法的罪行：“官即高福也长，只该求姓名香，如今全把良心丧。四季搜求州县礼，自己又受枉法赃，小官尽描你的样。斧打凿凿又入木，遂叫那百姓遭殃。”[13](P1063)《寒森曲》突出表现了封建吏治的腐败，从阳间到阴间，从下官到上级，无不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这类俚曲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大大加深了对黑暗的封建政治的暴露和鞭挞。 聊斋俚曲的另一大主题是家庭伦理。相关作品通过对家庭人物鲜明个性的刻画和由琐事和利益造成的家庭矛盾和纷争的描写，对传统伦理进行了反思，《姑妇曲》堪称典范之作。该篇主要叙述婆媳之间的关系，讲的是于氏丈夫早死，有两个儿子大成、二成。大成之妻珊瑚为人孝顺知礼，但却遭到婆婆于氏的百般虐待。蒲松龄写道：“媳妇终日不从容，婆婆闲的皮也疼，不知心里还待咋，终朝吵骂不停声；不停声，好难听，人人说是糊突虫。”[13](P861)儿子大成一味愚孝，为了满足母亲的无理取闹，居然无情地休掉了贤良温顺的妻子珊瑚，蒲松龄写道：“可怜煞，陈珊瑚，拜了婆婆拜丈夫，满怀冤枉凭谁诉?痛煞了泪下眼枯，昏惨惨地黑天乌，替他叫屈的无其数。他婆婆眼里没珠，合媳妇恩义全无，生生赶出门儿去；只怕壶中酒无钱沽，锅里饭不能自熟，只得撅着老腚从头做。”[13](P865) 蒲松龄同情善良的珊瑚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批评了大成面对母亲无理要求却言听计从的愚昧，指出了传统孝子的局限性。家庭关系中的婆媳关系最为复杂和微妙，珊瑚的一再忍让和委曲求全换来的却是一纸休书，她最后只带着一把剪刀离开于家。而二成媳妇臧姑好逸恶劳还凶悍霸道，于氏却忍气吞声受其支使，自食恶果。蒲松龄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臧姑的深恶痛绝和对于氏欺软怕硬的痛恨。本着“劝世”的目的，《姑妇曲》仍然以大团圆结尾：“老天容易饶，只要回心早，不用念佛，休骂也休吵，孝顺公婆敬哥又敬嫂。恶似臧姑天下少，天还不计较；若是他早回头，还有荣华报。你可看陈珊瑚，他好不好?”[13](P890) 为了使村姑市媪能完全接受和理解，蒲松龄将《聊斋志异》进行通俗化处理而创作聊斋俚曲，俚曲这种艺术形式可以说达到了蒲氏的目的。或许有人会问，面对如此厚重的思想内质，蒲松龄为何会选择这般通俗的艺术形式呢?我们知道，文艺作品的内容是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而它的形式则是这种认识和感悟的客观表现；内容和形式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内容只能依靠形式表现出来，而形式只有表达内容才有实际意义。在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中，内容是主导因素，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但形式对内容也有一定的影响，当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就能很好地表达内容，反之，则损害内容。类似于聊斋俚曲这样的曲艺形式自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可以借用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描述《打枣竿》、《挂枝儿》的表述来揭示俗曲的特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14](P647) 蒲松龄凭借深厚的曲艺素养和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且流传至今的聊斋俚曲。俚曲不仅形式上更为通俗，内容上也更加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他用浅显易懂的白话和方言描摹世态人情，寓教于乐，使村姑市媪在欣赏、传唱中获得娱乐和感动，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熏陶。《聊斋志异》的雅文化和聊斋俚曲的俗文化相得益彰，共同将蒲松龄推向中国古代文艺的高峰。 四、俗曲中文人的生活状态 俗曲内容庞杂，士、农、工、商等各阶层无所不包。尤其当真正参与到俗曲的编创中时，文人借助俗曲直抒胸臆、易于传播、发人深省的重要特色，可以更痛快、更有效、更广泛地传达自己的思想。俗曲有关文人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文人或闲适或得志或落魄等的生活状态，是现在研究和了解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资料。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荣耀，能够站在朝堂治国平天下更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如《白雪遗音·南词·渔樵耕读》：“秋来最喜读书人，三朋四友去会文，闲来无事把围棋下，月色光辉弄瑶琴。读诗书，看五经，朗朗书声诵得清，不寒不暖在书房内，一举成名天下闻，最喜读书人。”[12](P815)再如《白雪遗音·清晨起》：“清晨起，精神爽，雨芭蕉。手提兔毫，锦片片的文字写得高，写罢搁笔自己瞧，童儿报道有人找，忙把书笺案上抛。携杖款款过小桥，见一个半老的佳人，淡妆品貌。左手领定一小妖，右手拿着书合套。原来是近邻的街坊贤母子，慕名来送小儿曹。”[12](P754)文人在秋高气爽之时，读书会友、讲经对诗，在月色下弹琴，在书房内读书，即便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的商人也羡慕文人这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雅生活，更不用说为生计奔波的草民百姓了。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为普通文人提供了一条跳出农门、彻底改变命运的道路，文人的身份和地位也位列四民之首。文人通过读书，可以实现“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标，因此，俗曲中不乏描写世人对文人金榜题名、蟾宫折桂的期盼。如：“汉匡衡好学无烛，一心要读那二典三谟，偷光凿壁能勤笃。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都。金榜上题名，金榜上题名，流芳于万古。”[15](P76)又如：“大比之年赴选场，姐扯衣裳不放郎。想你广寒宫里去，月中丹桂要高扳，嫦娥只敬读书郎。送郎送到大门东，愿郎别我赴科场。我郎只想功名好，我为情郎想断肠，郎你早占鳌头返故乡。”[15](P128) 明代女性对于有才的男子另眼相看，希望他们独占鳌头，荣归故里。清朝文人的俗曲，就少了女性对男子高中金榜的直白期盼，而多了仁义礼智信的俗套。如《白雪遗音·诗词歌赋》：“诗词歌赋，人人可读。五经六艺胜宝珠，锦绣的文章必须要熟。翰墨文字，仓颉造出。孔夫子，周游列国，把愚人化度。若非仁义礼智信，焉有七十二贤徒。”[12](P760) 科举高中的毕竟是少数读书人，大部分人虽皓首穷经，也只能落得名落孙山。这部分不得志文人生活贫苦，有的矢志不渝，坚持读书，实现“脱蓝衫，换紫袍”的愿望；有的看破功名利禄，乐得隐居山林，过起闲云野鹤的生活。请看《白雪遗音·八角鼓·雪映竹窗》的描述： 雪映竹窗，寒风入草堂。 叹寒儒，红炉缺炭冷难当。 无奈何，拆了竹篱煎茶汤， 黄齑淡饭且充肠。 叹吾生，空有凌云志， 怎奈那，圣人亦曾绝过粮。 昨日当却琴合剑，今日又去卖书箱。 偏遇朔风多淋漓，纷纷瑞雪又飘扬。 春衣难把风寒御， 可怜我，身无挂体裳，家下无存过宿粮。 到晚来，少寝枕，缺锦帐，青灯无油剔不亮。 猛抬头，只见寒梅都开放。 无奈何，映雪窗前念文章。 忽听街邻爆竹响，原来是村舍人家祭灶王。[12](P759) 我们仿佛听到了在一个天气寒冷的岁末雪夜，一位饥寒交迫的文人在陋室中低吟浅唱。无炭可烧，便拆了竹篱权当柴火；无米下锅，就粗茶淡饭且充肠。如此窘迫的境遇，曲中的主人公难免会生出些惆怅。但他并没有彻底消沉，孔子当年贫且贱的经历又给了他力量，他重拾希望，决心不惜一切地渡过眼前的难关。特别是，当他看到那傲雪的寒梅独自开放的景色之时，内心似乎又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即便无灯照明，即便孤苦伶仃，却仍映雪攻读，自得其乐。当然，尽管整篇曲子一直笼罩在凄凉的氛围之中，但我们还是能感悟到作者积极向上的思想态度，这也许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傲气吧。 也有一部分文人开始觉醒，他们将矛头直指僵死的功名利禄体制，而不再迷失于封建社会所罗织的文化蛛网。如《霓裳续谱·西调·冰天动地》云：“冰天冻地，云雾迷离，江城一望如粉砌。长空飞柳絮，恰似碎琼灰，稀奇!片片舞，朵朵催，千千落，万万垂，雪积腊梅，青山似玉堆。笑杀长安古道，名利呆痴，身披玉搓手空回。(叠)总不如一醉方休，任凭那天花乱坠。”[12](P106)这种“一醉方休”的姿态固然是消极避世，但曲中隐藏的却是一位能够认识到“名利呆痴”，不愿继续走封建科举道路而接受“天花乱坠”之欺骗的觉悟者形象。在消极的表象背后，我们感受到的分明是一种更为强大、更为透彻的斗争精神!有些文人寄情于山间草堂，挣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在琴棋书画中享受生活，如《白雪遗音·自隐玄机》：“自隐玄机，何必去耕牛扶犁。草堂数间，可以安居。无论那春夏秋冬，寒往暑来。不觉得山风吹落桂花地，童儿相随逍遥乐。独步闲游在芳草地，携杖款款过桥西。迈步捉杖走进去，看来原是二友着象棋。桌案上，写两行字，念来却是佳句诗，上写着：庭载一二素凤槭，池内三四化龙鱼。有人来访琴棋画，独把挥毫做锦题。”[12](P763)又如《白雪遗音·爱隐山居》：“爱隐山居，爱种桃李，爱的是小桥流水。雁落沙堤，鹤飞猿舞百鸟啼。爱的是白玉瓶中，插着一枝玉如意。粉壁墙上挂着一首名人诗。爱的是，独自焚香把画题。”[12](P749)一个“隐”字，隐去了多少风尘俗世、利禄功名的纷扰羁绊，引来了几多四季变换、呼朋引伴的适意逍遥!这种生活就如同俗曲的艺术品位一样，看似漫不经心，却在不经意间流露了文人墨客们最本真的情怀、最自然的向往。 明清著名文人学者参与俗曲编创固然重要，然而更多下层文人推波助澜亦不容忽视。文人以开放的态度和较为客观的立场欣赏俗曲，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较前代文人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广阔的拓展，对俗曲的内容特征、文化艺术价值、社会影响以及发展流变等方面都有阐述，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和民歌音乐理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人对于俗曲形式的借用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创作活动，事实上他们也并非俗曲创作、传播和欣赏的主体。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甄别文人所创作的俗曲作品来探究他们的志趣，但上文中提到的文人搜集、整理、推崇俗曲的活动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审美取向，即从生动的世俗生活中获取精神的源泉和艺术的力量，这同样是一种志趣的表达。综合起来看，我们认为，从明清俗曲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文人阶层的三种志趣：其一，表达真情、释放情欲；其二，借以消遣、以便娱乐；其三，针砭时弊、唤醒世人。明清俗曲的魅力通过文人的张扬而得到进一步的展现，里巷田间的民俗歌唱逐渐走向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舞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标签：聊斋志异论文; 蒲松龄论文; 明清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白雪遗音论文; 霓裳续谱论文; 文艺论文; 劈破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