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平民论文,性情论文,出路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0）05－0103－04
世纪之交，中国诗坛战火纷飞。1998年是“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化写作”的论争年。这个争论起源于对90年代的诗歌的评价，因为个人化写作是90年代现代汉诗最大的特色，是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轻化”思潮极端发展的结果。老一代诗歌理论家普遍比较反对个人化写作，认为个人化写作的诗失去了诗人应该有的社会责任，缺乏目前特定时代急需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年轻一代的诗论家认为个人化写作是生活在“生存问题是国人最大的问题”的特殊时代的产物，个人的世界才是保持人的自由的最后一块净土，对个体的关怀才是对人类的关怀，甚至提出为了让人活下去，能够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的诗歌是当代人最需要的诗歌。1999年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民间写作）的巨大争论。与前一年的论争双方是老少之争不同的是，争论双方几乎是同年人的争论，最多只是80年代出道的诗人与90年代出道的诗人的争论。后者很反感前者的“伪贵族”式垄断性写作，主张诗要说人话，带有明显的想解构已有的诗歌的政治秩序、获得话语权的倾向。前者对后者的艺术性和纯洁性持怀疑态度。但是，更多的诗论家没有参与这样的争论，甚至没有卷入当前文艺理论界流行的“文化研究”中，他们正在踏实甚至有些呆板地进行着现代汉诗的历史研究和文体研究，“重建诗体”获得了很多人的共识。
在十多年的专业新诗理论和创作研究中，我一直“鼓吹”新诗的“平民化”。确实，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诗作品是人类语言智能的杰出范例。但是，如果真的要将诗按照写什么与怎么写分为形式与内容两大部分，（在具体的诗歌研究中，我不主张采用通行意义上的内容形式两分法，而采用将诗的语言称为外形式，将语言所表达的意义称为内形式；或者也认为诗是有意味的形式，把语言形式自身呈现的意义与表述的意味统称为内容，把语言的表面特征归为形式。）我更倾向于把诗的内容归入“平民”，把诗的形式归入“贵族”，即可以给诗下这样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简明定义：“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因此，当在世纪之交神州出现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争时，我提出这样的好诗标准：内容上的民间写作，形式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当90年代中期诗坛流行诗人的三层次理论：写所见所闻的身外之物的写实诗人是低级诗人，诗的抒情视点向内转的写个人情感的情感诗人是中级诗人，进行哲理追寻及对个体灵魂和社会灵魂进行内省的哲理诗人因为继承了东方艺术以哲理追求为终极目标的传统，才是高级诗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很多中国诗人都不约而同地“玩深沉”，甚至出现了“东方神秘主义”这样的“隐逸”诗派，“禅宗”一词竞然成为很多诗人，特别是中老年诗人津津乐道的口头禅时，我却一直坚持中国读者最需要的不是粉饰太平的写实诗人，更不是以教师爷自居的哲理诗人，而是能够给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中的国人带来心理安慰和情感抚慰的情感诗人。90年代情感性流行歌曲风行神州便足以说明国人正生活在情感枯竭中，需要微风细雨般的诗歌来湿润干枯的心灵。当80年代中期的“诗到语言为止”等对诗的语言形式逐渐重视的口号演变到90年代诗的语言形式问题成为诗的本体论的内容，“诗即语言形式”的理论流行，诗的文体研究成为热门学问，特别是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文体理论被很多新潮的文艺理论家接受，如罗兰·巴特的反对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元结构，认为作品只存在于形式，不存在于内容的观点成为一些诗论家的“立身话语”时；当90年代后期有的理论家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对瑞士索绪尔的学生巴依的观点：诗人作家笔下语言是为着美学意图的自觉的语言，是人为的、而非习惯的语言，也不赞成在80年代的中国被视为新潮的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文学语言则是对常规语言的偏离扭曲，是非自动化的陌生语言，如同雅各布森所言诗是“对于常用语言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更反对中外诗都长期存在的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特别是汉语诗歌更是有“诗家语”传统，他们总是试图通过“后现AI写作作”来“解构”已有的诗歌语言秩序和文体规范，主张一切口语皆可以入诗时；特别是当文学的“现代性”成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霸权话语”时。我针锋相对地提出：在过去的百年新诗史中，既无多少现代性，更无什么后现代性；中国现阶段也不是“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相反，意识形态上的“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论正好可以用在中国艺术，即使是具有先锋性特质的现代汉诗艺术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个词语对中国新诗都是“痴人说梦”式的“奢谈”。在过去的50年中，中国新诗经历了有明显特色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会本体论，情感本体论和语言本体论三个阶段，但是，在“生存问题”成为国人，特别是诗人的首要问题的今天，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国诗歌的“内容”重心都在“情感写作”上，这是由中国正处在“初级阶段”全国致富的社会特性和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所决定的，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及文体构建也只能是传统的“诗家语”与现代的“口语”相结合的“中级阶段”的诗歌形式，中国诗歌的内容只能是将80年代的抒情性与90年代的语言游戏性相结合的“中级阶段”的诗歌，只能是将新诗的现实人文关怀与美学艺术追求相互对抗与和解的“中级诗歌”，中国诗歌的写作只能是既重视语言形式也重视具体内容的“文质彬彬”的诗歌，任何假、大、空、玄的诗歌，任何在艺术形式上太精致和太粗糙的诗歌，都是务虚的不识时务的诗歌和媚俗的让缪斯堕落的诗歌。当然，我一向主张诗歌创作的多元性，从来都将“先锋诗”与“保守诗”视为合理，绝无东风压倒西风之图。但是从骨子里面，我还是很偏爱做着英雄梦的凡人，偏爱首先当好人，才能当好诗人，偏爱诗在内容上的“平民化”和在语言形式上的“先锋性”，把诗的抒情性认为是最重要的形式物质，把诗的语言创新意识，即诗的先锋性定义为诗重要的形式特质。即诗的写作方式是“平民化情感性艺术写作”。所以，在最近诗坛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争中，在诗的内容上，我更喜欢“民间写作”，在诗的表现形式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我更爱读“知识分子写作”派诗人的诗作。我常常在想，如果能将这两者有机地统一，双方都不走极端，中国新诗就有救了。令人遗憾的是，争论双方都各执一端，在各自创作中都大走极端，甚至没有人想“知识地表现平民的”情感。因此，我结论：严格意义上说，当前名噪诗坛的所谓的“民间写作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诗歌，这两大流派能够成为传媒的热点大多是因为政治力量或者商业力量的“炒作”，当然，也不否认他们中有很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诗篇。真正的主流诗歌是那些生活在民间的没有流行的“著名诗人”称号的诗人们写的并非发表了的诗歌。因为民间的诗没有得到诗坛，特别是媒体的重视，所以“好诗在民间”这一结论总是被人怀疑。这样，在很多人眼中，中国诗坛便出现民间的诗优而不显，民间的诗人藏而不露，在各种诗歌刊物、各种诗会露面的诗人显而不优甚至伪诗伪诗人走红的局面。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遗憾中，我的理想的当代诗人不是最近被各种媒体爆“炒”的，以“先锋”甚至“后现AI写作作”自居的纯粹的民间诗人，（此处的“民间”与“民间立场”论者的“民间”意义有别。韩东认为：“它的作者是完全的个人，是个人对他的创造彻底地负责。同时它不被传统和民族大众所束缚，在时间上不指向过去，不指向具有数千年文明史血脉流传和肉体繁衍的大地。”（《芙蓉》2000年第1 期）此处的民间指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特别是指生活在凡人之间。）也不是有当今诗坛流行的“知识分子身份”（今日中国诗坛知识分子既不是国际通行意义上的“工具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常常是两者的综合体，身为“工具知识分子”的人奴性不足自由性有余，身为“自由知识分子”者总是有渴望被某种政治或者学术集团，甚至商业集团“招安”的奴性，总是依附性太强独立自由意识太弱。这在今日诗坛格外明显。甚至在一批自以为是贵族实为“伪贵族”的人心目中，“知识分子”标准是言必称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甚至德里达、杰姆逊、伊格尔顿，动辄自称后现代派或者古典传统的代表的人，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要么是洋买办，要么是封建遗少。）我的现阶段的理想诗人是坚持“民间平民化情感性艺术写作”的写作原则，“作凡人、写凡人的诗”，具有力求人品与诗品统一的作人观，能够改变当前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极分化明显的新诗创作和很多诗人人品低下，甚至在大众生活中出现“千万不要与诗人打交道”的现状，重视诗人的人格建设的诗人。
我从不怀疑审美性写作和审美性阅读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我更愿意作一个强调诗的实用价值的功用主义者。这有助于自我感觉良好的诗人认识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自欺欺人地生活在绝对的虚妄之中。（我想起那块古老的石碑上的那句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个人化写作正是由于诗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如德勒斯·托普逊结论：“自我意识随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而发展”（托普斯：《诗的用途》，1978年牛津大学英文版，第103页）。 诗的艺术性写作的终极意义是为现实中的人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如同马尔库塞所言：“人类的文学艺术有义务让人感知到那个使人脱离其实用性的社会存在与行为的世界”，有义务“释放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一切范围内的感觉、想象与理智”（马尔库塞《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诗人应该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体，是一只眼睛望着天上，另一只眼睛盯着地面的人。在世纪之交如此特殊的生存现实中，诗人更不可能看破红尘而遁入空门，只能实实在在地活着，才不会有“饿死诗人”和“读者无诗”的悲剧发生，但是，诗人的自我意识却不会因为现实生存的残酷而被完全扼杀，相反还会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地在压抑中剧烈生长。所以，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凡人的英雄梦也许更加强烈。凡人的英雄梦如何来体现呢？对于诗人，也许最佳的方式便是既真实地通过诗歌来展示自己的生存状态，以真实是诗人的唯一自救之道来完美自己的英雄梦，抒发出自己被压抑的情感；也通过近似于语言游戏的诗歌，通过驾驭甚至“亲近”或者“玩弄”，甚至“奴役”语言的方式来体验“提起笔来我就是上帝”的超人感，实现自己的英雄梦。这两种方式都有利于诗人的现实生存，至少可以给诗人带来类似于“心理疗法”的实用效果。这正是当前很多民间诗人不为名利进行自娱性写作的重要原因，更是90年代诗坛个人化写作泛滥的主要原因。但是我心中的理想诗人是也做着这样的英雄梦，也有这样的写作动因，但是，由于生存境况的特殊性，不可能写这样的纯粹个人化的私人化的诗歌，写作目的更不只是为了“自娱”的诗人。由于民间诗人通常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并不一定是底层），更应该明白什么是普通人的生活，更无法回避平民现实的生存境遇，诗人的笔应该为普通人“代言”。但是，因为他是诗人，他是以诗的方式表现凡人的情感，他的诗的语言一定要体现出“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的诗的艺术品位。
不知何故，提到诗的民间性我竟然不由自主地想到毛泽东时代的基层文艺工作者（不是以体验生活为名到基层走马观花者和被迫到“五七干校”或者边远地区“劳动改造”者），绝无当今校园出来的诗人受知识（他们接受的是否是真的知识或者承认是真的知识却是否有用都值得怀疑）压迫而形成的学究气和都市生活（是否是都市平民生活也值得怀疑）养育出来的诗人的“文痞”气，更无这两类诗人的贵族气。我的理想的“民间诗人”是没有举子诗人自以为学富五车和才子诗人自以为才高八斗的优越感，也没有举子诗人的掉书袋和才子诗人的跟着感觉走的创作极端的诗人。特别是在作人上，没有校园诗人那种自以为得到了诗的真谛而对其他诗人诗作指手划脚的教师爷式作人方式，更不敢像江湖上的才子诗人因为有点小聪明便自命不凡，迷信“诗出自然”，更不会如最近的一些坚持“民间立场”的诗人所竭力宣扬的“诗与知识无关”，试图割裂母体，进行“弑父”般的写作，而是将个人才能与传统相结合，至少是在两者的和解而不是对抗中写作，虽然不写那些语言游戏式诗作，却对诗歌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语言方式进行不懈追求的诗人。简言之：现阶段理想的诗人是既有“人感”（如泰戈尔始终对人充满信心，相信人就是人）又有“诗感”的诗人。
虽然我不迷信“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但我从林语堂的一段话中得到启示：“所以我情感同一个黑种的女佣人谈话，而不愿和一位数学大师谈话；她的言语比较具体，笑也笑得较有生气；和她谈话至少对人类的天性可以增长一些知识。我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喜欢猪肉而不喜欢诗歌，宁愿放弃一宗哲学，而获得一片拌着好酱汁的椒黄松脆的精肉。”我希望读到真正的“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诗歌。这种平民性情感至少比较具体，至少能让我感受到现实生命的存在和生活的可爱，给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中生活的我增加一点生存信心。这种“艺术表现”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艺术的真实存在，这种审美享受虽然虚幻却可以给我一点小小的安慰。
诗能够让人感受到人的存在和艺术的存在，能够使人既现实又理想地活着。这就足够了。因此，当代诗人作凡人，写凡人的诗足矣。凡人的生活更有利于诗人的成长，也更有利于诗人的诗作被大众热爱；在中国现阶段，既不需要炫耀学问的玄空式“知识分子写作”，也不需要凭借一点灵气而割断母体文化的，不管诗的艺术性的“民间写作”，需要的是“用诗家语说人话”的诗歌写作。
为着这样的诗歌理想，因此，最近十多年，无论在诗论中还是在诗评中，我都竭力鼓吹在诗的“写什么”上的平民化和个人化，甚至还写了题为《为个人化写作辩护》的文章，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击，但是，反击者几乎都忘记了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在诗的“写什么”上的平民化和“怎么写”上的“艺术化”。后来我在发表诗作时作了这样的“更正”：内容上的民间写作，形式上的知识分子写作。今天，我又以此文标题“诗要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作为我的诗观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