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间上海民俗的西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上海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经由新航路来到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异质文化，先民有的排斥、拒绝、厌恶、抨击，也有好奇、有趣、试用、浅尝，更有人仰慕、崇敬、学习、仿效。后二者，使明清间的个别地区形成一个信仰天主教与使用洋货，具有某些新风的群体。本文论述，该时期上海地区因这一群体的存在所发生的民俗变化，并进而探索其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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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及其所属各县，在明清时期为松江府及苏州府的嘉定、宝山与崇明三县。这一地区，尤其是上海县的部分居民，主动积极地接受东渐的西方文化，形成某些不同于传统的行为与思想，且积淀而成为新的习俗。
西方的棉布、呢绒等纺织品输入中国，在上海地区流布较广，传至乡村。如松江“乡姆聚凤律得西洋布，其白如雪，阔七八尺”。（曹昭《新增格古要论》卷八）徐光启将其与本地产品相比，认为土布“实不如西洋之丽密”。（《农政全书》卷三十五）西洋布的质量虽为上乘，却无能代替本地的棉布、夏布与丝绸，主要以其新奇美观被用作花边以饰衣物。有一种俗称“鬼子栏杆”的纺织品，大概是一种斜纹布。因为栏杆有横斜之义，古诗说：“北斗栏杆南斗斜”。这种织物被好奇者用作衣服花边后，众起仿效风行一时，乃至为婚礼所必不可少的服色。其后“以鬼字不吉，未便书于婚姻礼贴等。乃易之曰锯子，谓形似也。后且曰桂子、曰贵子”。（曹昭《夷患备尝记·事略附记》）自此以往，以进口西方织物为服装边饰的“奇花异色，刻刻翻新”（同上），成为上海传统。服饰变化，还表现在用帽上。随着鸦片与呢绒的进口，帽制也起变化。吸鸦片者，为便于躺卧吸着，制作一种软边的团秋帽。吸食鸦片要不得，团秋帽在生活中自有便利处。于是人并相效，蔚为风尚。此式在清军破张格尔后，变为“帽顶易以各色呢，曰‘得胜盔’，上系一绒球，并垂一瓣带，曰‘太平带’”。一二年后，又因使用进口“羽缨作结曰‘缨结’，收小其边曰‘洋秋’，而人并靡然从之”。（同上）衣着的另一变化，是丧服出现尚黑倾向。中国传统丧服，衣冠必麻，间用白布。徐光启治父丧，部分丧制改从天主教习俗，如在灵台上复以黑绸。此俗蔓延，引起上海一带丧制与丧服变化。清初，松江缙绅居丧，“衰麻几废，间或用白布为袍，出见客必加黑色外套”。（叶梦珠《阅世编》卷二）这习俗源于天主教。
饮食上所受到的西方影响，过于服色。上海地濒江海，随着西方商人来华，在嘉靖年间（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有可能传入欧洲的美酒珍肴。万历三十六年（一六○八）冬，意大利传统教士郭居静在沪开教。汉族天主教徒举行弥撒，由郭居静分发圣酒圣饼，开始领略西方食品的风味。西方传教士的相继而来与西方商品的不断输入，使上海的天主教徒与爱好异域食品者，模仿西人饮食，形成一种新的饮食习俗。由于人数不少，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在沪上出现专门生产与销售西方食品的作坊与店铺，食用西方食品，成为相当多居民的习俗，致使康熙帝颁布了禁止西方食品的禁令。禁令杜绝不了西方食品的流行。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谈到一种玻璃瓶装味如丁香的红毛酒，留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璃卜夜醉红毛”的诗句。红毛酒当为葡萄酒的一种。葡萄酒是天主教举行弥撒的必备物品之一，除由海船载来，还在本地制造。其制法，早在明末已传入上海。徐光启在给其子徐骥的家书中说：“今用西洋法种得白葡萄，若结果，便可造酒醋，此大妙也。”（《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487页）西方的无花果传入上海后，被广为种植。储华曾说，信奉天主教的人家，庭园中每有种植无花果的；时灌以水，岁岁结实繁多，其果实“味甜而绝无香韵。”（《沪城备考》卷六《杂记》）食用无花果的人，不限于天主教徒。因欧洲人东来，而输入的烟草、鸦片，吸食者也相当广泛。烟草原产南美，西方殖民者将其传往亚洲，被明末的中国引进，崇祯(1628-1644)年间，上海“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阳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阅世编》卷七）吸烟之风在上海的形成，当在清初以后。诗人有词说：“淞南好，尘市散神仙，葵盖茶杯开建片，铜鞋水管吃兰烟，闲话度流年。”（《淞南乐府》）建片为来自福建的上等茶叶，兰烟指产于兰州的烟草。从杨光辅的描述，我们可以得悉上海民间生活已是茶烟并重。当时吸烟习俗，是将烟叶切成细丝贮于夹袋之中。吸烟时，取袋中烟丝装入烟具，而后用被火石引燃的艾点燃吸食。烟具有两种，一为铜鞋水管，其制“范铜为女鞋，腹贮水，面装烟，跟引管尺许，隔水呼咽。”（《淞南乐府》）一为藤烟管。产于逻罗即今泰国。其制为“黄质黑章，
斒纤细”。（同上）当时有“暹罗藤管口喷烟”（同上）的说法。西方殖民者还将罂粟制成鸦片，输入中国，毒害先民。如道光初，普鲁土传教土某人招集流痞恶棍为党徒，有五六百人，以海岛为据点，从事鸦片贸易，向上海走私销售。道光十八(1838)，两江总督陶澍在上海南关外等处，一次查获烟土四万一千余两。魏源在谈及包括上海的江南地区时说：“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土女如醇秾，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古徽堂诗集·江南吟·阿芙蓉》）谴责外国商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
器用所染洋风，不下于衣食。西洋传来的自鸣钟、番琴、眼镜、玻璃镜等，在上海地区形成使用这些物品的习俗。冯时可《篷窗续录》说，他曾在利玛窦处见到自鸣钟，其大“仅如小香盒，精金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李绍文比他的同乡记得更为详细：“以铜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则其声十二。”（《云间杂识》卷二）这种自鸣钟，可随身携带，是一种怀表。传入不久，颇得上层社会欢迎。供不应求，有人起而仿造，以满足社会需要。“第彼国所制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同上）所仿造的实际上接近台钟。褚华《沪城备考》也记有上海地区使用钟表的习俗。钟鸣乐奏，是天主堂见之天音响上的特点。尤侗《外国竹枝词》说：“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声自高低。”所咏为京城情景，亦可见各地天主堂的景观。教堂所用乐器及所秦乐曲，据冯时可所记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篷窗续录》）这种以手按键钮的弦乐器，当为而今所说的钢琴。所传西方乐器，也有不用键纽的。山阴人吴横曾作《洋琴行》一诗，记其演奏法为“鼓时底用劳指挥，双椎敲出声烦
。”（阮元《两淅录》卷三十一）所言是一种打击乐器。所奏之乐的意境，如风引山高、水翻怒涛，很能感人，被视为“荡心淫巧”（同上）。上海、松江两县，在十七世纪中叶，有大小教堂一百三十座，西洋乐器与音乐随着教堂林立，教徒日增而传布城乡。这使时人有如下评论：“近有西洋琴瑟之类，俱用铜丝为弦，弹之其声淫丽。”（《阅世编》卷二）由声及光，先语眼镜。初传入时，镜片缘边饰以细绳，用时两端之绳缚于脑后。至明代末年，形制变为以象皮为镜架，架于鼻梁之上。叶梦珠记其在上海流行的情况说：“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有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力者不能置也。 顺治以后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松人多制造之，遍地贩买，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可明目。”眼镜价格的下降，使得配戴眼镜成为一种新的习俗。玻璃制品与民俗大有关系的，还有镜子。康熙年间，新嫁娘所乘舆轿，“用西洋圆镜，大如桔柚，杂于五彩球中，如明星煌煌，缀彩云间，华丽极矣。”（《阅世编》卷二）陪嫁的镜子，在婚后用于梳妆，对镜将僧鞋菊插于簪髻，则是乾嘉时期的妇女头饰习俗。《淞南东府》记其事说：“闺阁斗新奇，晨握僧鞋临宝镜。”传统的铜镜已为舶来的玻璃镜所取代。器用上的另一大变化，是富贵之家盛行红木家具。红木原产巴西，西方殖民者将其贩至东方。苏松地区的居民爱其质地坚硬，色泽红褐，所制家具雍容华贵，被列为上品。它在乾嘉时期取代花梨、紫檀的地位，成为木器之首。每当来自两广的“海柯贩来红木段”，富贵之家便竞相购买“制为器用”（《淞南乐府》）。
习俗变化，在花木观赏与园艺制作上也有所表现，江南园林的植物景观，在明中叶后，因引进海外奇花异树而渐变化。陆深《春雨堂随笔》尝言：“世传花卉，凡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予家海上，园亭中喜种杂花，最佳者为海棠。每欲取名花填小词，使童歌之，有海红花、海榴花”。以海为名的植物，不完全与欧洲人相关。来自海外的植物，稍后被冠以洋字，但也非凡洋字皆缘自西人。杨光辅说：“邑有盆树，大家庭园固所必备，即市肆之尺天寸地，亦于屋檐架露台罗列诸品，梯而灌溉，不厌其烦。若洋松、洋鹃、洋枫之类，价倍他产。”因此而谱有《江南好》词：“淞南好，纤物各争奇。盆树二三梯屋灌，笼禽千户上城啼。清赏合时宜。”发展至道光年间，所重尤在洋菊：“濒年花谱战奇新，盆石参差蹴锦茵。洋种不教颜色少，画栏浓丽胜堂春。”诗中的洋种，作者张春华自注为洋菊。他说：“菊之高大者，皆洋种。花光饱满，数日不减。其别种曰堂春花，小而光，内敛多镶色。”（《沪上岁时衢歌》）传统的品花玩鸟，已被赋予泰西风味。
在信教居民中，还流行着特有的天主教习俗。天主教有圣事七件，指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随着上海、嘉定开教，教徒多至数万，在总人口中占有不可忽略的比例，上述仪规为教徒所奉行，也就成为上海地区习俗之一。据文献记载，这些习俗在当时的情况是：入教之初，”发水 洒头，取其清净至死后升天。在领受过受洗礼后的一定阶段，接受主教“以油涂额，取其清浮向上”是谓坚振。又有“以盐涂口，欲取宣讲彼教”（《鄂容安、庄有恭会同奏摺。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下册第172页）。告解，即教徒向神父告明对上帝所犯罪过，并表示忏悔，由神父指定如何补赎并赦免其罪。因当时神父稀少，各小堂与分堂教徒不能经常举行告解，演变为办神功。每逢夏历三、九两月，神父巡游各堂，为教徒施行圣事，谓之神功会。会中主要日程即听告解。至今，中国教徒仍以办神功称呼告解。圣体指弥撒时所分的面饼，与之同时发予的还有称为圣酒的葡萄酒。两者分别象征耶稣的肉体与鲜血。上海的圣体圣酒礼，始于徐光启为其父治丧。终傅是临终擦圣油。所谓圣油是橄榄油。婚配仪式，在教堂举行。由神父询问男女双方是否同意结为夫妇。在所问得到肯定答复后，神父诵经，宣告“天主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并向双方祝贺。与婚礼变革的同时，丧礼也有所改变。徐光启为其父治丧，采用西方习俗，“在教堂里搭了一个灵台，上面复以黑绸”。“灵台四周始终都燃烧香”，“信徒们肃穆地列队前来念诵死者的官职”，徐光启“穿着粗棉布的长袍站在一旁，然后，为死者举行弥撒”（《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8页）。又有其他的天主教礼仪。如“每日做圣母会，求领一单，在某月某日、某圣人、某天位、某训诲，当行、当械，所当效法而遵从之。”（徐思默《新刻主保单小引》，引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246页）按照主保单所列，上海天主教徒过圣庭、显现、圣母取洁、圣母升天等节日。利玛窦记载上海教徒第一次庆祝圣诞说：“所有的信徒包括徐光启都来参加。郭居静神父用中文宣读了节日早课的第一个晚祷，在每次弥撒时都进行适当传道。……各种宗教仪式十分庄严，使得信徒们非常高兴。”（同上）此外，如划十字、祈祷、瞻礼等不同于世俗的礼仪，流行于数以万计的教徒之中。总之，十字架的幽灵在上海游荡，使得明清间的一部分居民有着某些不同于传统的习俗。
西方文化的东来，在上海地区形成一股崇拜欧西的新潮。鸦片战争前二十年，曾有人忧虑地指出：“如今洋钱、洋货、洋烟盛行于俗，且有非洋而冒洋者。如罗浮蝶本名仙蝶，相传为仙衣所化游彼者，恒以其茧饷亲友，今则竟曰洋蝶。作事轩昂向日扬气，以江南盐商扬州为多。其作事尽事奢华也。今则竟曰洋气。以及松、菊、枫、瓜、长春菊、万年青，择其色之美而佳者，冒以洋名而价贵。猫、狗、鸡、鸭择其状之小而狡黠者，冒以洋名而品尊。鞋有洋鞋，布有洋布，衣裳也缘非洋镶而鄙之。动用器皿凡洋式则珍之。其小呢、自鸣钟之本于洋者，更无论。福、禄、寿三星，吉神也。图其象所以求利市，今并装为洋人矣。紫徽帝，万星主也。画其象所以镇凶也，今并变为洋服矣。诸如此类，更难补数。”（曹昭《夷患备尝记·事略附记》）所说虽将某些人群的情况说成是社会整体，不无错误。但所描述的崇洋媚外者丑恶嘴脸入木三分，也可以说近代以还的崇洋习气是清代中叶崇洋新潮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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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上海地区的西方文化流布积淀，于当时民俗产生多方面影响。首先，以西方器用物品荷载传统习俗，使固有民情在物质内容上发生变化。西方植物为园艺景观添美，食品水果烟酒丰富传统食俗，红木家具为器用增辉。其次，西方物品为争艳斗奇的时髦款式后先相替，提供物质条件，加快流行时俗的节奏与速度。自明正德(1506-1521)以还，松江地区“其心好异，非好古也”（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衣食先后时行不同，器用相继改兴新奇，玩好不断更新斗艳。固有民俗的流变更迁，在外来物品、观念参与下，变得更其朝行暮改。衣服边饰洋镶，便“奇花异色，刻刻翻新”已如前述。玻璃镜的使用，使迎亲送婚仪式一再移易。上海地区送婚，崇祯年间在新娘所坐舆上，装缀用大镜一面当后，或左右各一。后用数小镜缀于顶上，更觉轻便”（《阅世编》卷二）。玻璃镜传入后，“俱用西洋圆镜，大如桔柚，杂于五彩球中”。好似明星闪烁于彩之中，“华丽极矣”（同上）。再次，东渐物品，在使用中形成上海新习俗。社会民俗的形成，与人们怎样从事生产，如何过生活紧密相关，又与人的信仰，感情相关。随着西方生活方式与宗教的传入，松江地区出现新的传承文化事象，与生活相关的有：挂怀表、戴眼镜、吸烟、抽鸦片、食用西方食品；与信仰天主教相联的有：供奉天主、圣母、耶稣、告解、祈祷、弥撒、听西方音乐等。
上述的种种变化，对上海地区社会生活的作用也不相等。前二项丰富着传统民俗，并没有使其脱离固有轨迹。第三项的用钟表戴眼镜，虽说是种新习俗，但正像产生这些物品的科学无国界一样，它们并不体现某一民族的特性。它为任何一个民族采用后，不与其固有习俗相冲突，而是融入其间，作为一个要素传承下去。吸食鸦片也无国别民族特性，只是严重危害健康，与以人为贵的原有民俗相抵触。食用西方食品，听取西方音乐，充实人民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它虽与传统不相协调，但这仅仅是短期现象，在经历一段时期的碰撞之后，能够共处合一。包括松江、苏州地区在内的中国饮食及音乐，何尝不是数千年来各个民族与不同地区的文化长期整合的结果。与传统习俗大有抵触的是天主教的宗教习俗。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因在华教士的华言华服，使天主教儒学化，与本地民俗虽有不同，基本上相安共处，后期因罗马教廷企图杜绝中国教徒的民族信仰与习俗，而发生根本性冲突。这表现为清政府禁教。只是因为广大教徒自动弃教和外国传教士还不能在中国强行传教，使其受一定控制而不曾激化。然而，教士确实已使一小部分教徒，向慕欧洲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淡化了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和传统社会习俗。这部分人与有力购买西方消费品的富裕居民，虽在鸦片战争前夕掀起一股崇洋新潮，并使之不断发展。但由于洋货流通的范围尚窄，洋货与本地产品在质量上相距不甚远，洋货的种类与总数在日用百货中的比例微小，更由于中国的生活必需品尚有优于洋货者，中国尚是独立国家且比邻国发达，当时的崇洋风气与鸦片战争以后的相比，无论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有重大差别，不能相提并论。总之，上海地区居民，已受外来影响，在生养婚娶、饮食起居、服饰冠履、往来应酬、岁时节令、民间工艺、丧葬祭礼、信仰崇拜诸方面都有范围宽窄、程度不等的变化。但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一面而言。依然与国内其他地区并无二致，属于中华民族相对独立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所导致的华夏风俗。
松江及苏州部分地区参与习俗变化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接受外来影响而在习俗上有所变化的，主要是天主教徒和具有较高的购买力者。前者群体的共同心愿表现是出于精神信仰，后者群体则为物欲的追求。这两个群体有部分相重叠，有些人兼具二者身分。后一个群体，因抽鸦片风行于世，而人数大增，然确切人数无从得悉。前一个群体，在传教士口传身教下，反复练习天主教的种种规定，养成一种与传统有别的心态，不同的心理定势。他们有一定的组织，能使表现其心理的习俗，借助于团体仪规之力而无心理障碍地纵向流传下去，在人数与成员的稳定上，也远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出现的那个群体。上海县的奉教人数万历三十六年(1608)为五十人，至康熙三年(1664)达到四万二千，一说有五万人。五十六年内，增长八百四十至一千倍。当时全县人数约十余万，教徒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松江、嘉定、崇明等县的天主教徒要少得多。康熙三年，松江二千、嘉定四百，崇明等地更少。可见，天主教在那时的上海县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其宗教习俗与西方生活习俗相当流行。或许，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习俗在上海民俗中的比重，从未超过那个时期。
然而，天主教与西方生活习俗，在上海的实际作用，较之我们据教徒在居民人口中的比例所作出的推论要小得多。斯时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化与西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当时的天主教礼仪，有的与西方相同，有的中西杂揉。丧礼习俗，天主教尚黑，中国尚白。上海天主教的尚黑，并非废除原有尚白，而白者不废另增黑色。徐光启治父丧，在灵台上复黑色，但所衣棉布袍的布色，教士未言为黑，当一如传统。这种白上添黑的习俗，可从清初上海士绅的丧服得到证实。时居丧者，平素需着白袍，出见客时于白袍之上加黑外套。这可能起源于徐光启服父丧时，在见教中人时加黑色外套。时人仿效，遂有此习。又西方礼俗除冠表示敬意，天主教祭服无冠。但中国民俗衣冠必整，虽丧礼也应如此。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入乡随俗，废除脱帽礼而顺从中国冠帽必整的习俗，由金尼阁向罗马教迁建议，被允许使用一种祭巾。此制沿袭而至清末，入民国后方始逐渐废除。教廷在礼制上如此让步，中国教徒还不愿循规蹈矩地恪守其式。许赞曾是徐光启的外曾孙，自幼受洗入教，是清代著名的奉教大臣，予天主教以颇多帮助。但他屡犯教规，信行华俗。吴历自幼受洗，位至主教，却长期无视教规，时与佛教方外人默容和尚等往来。天主教不容许教徒自杀，徐光启之甥陈于阶在南京时，适值清兵入城。他官小位微，本可无死，但囿于君臣之义，身着官服，无视教中规定，自尽于天主堂内。天主教重视以教义劝人，要求每一教徒务必如此。然而，中国教徒却迟迟不行。吴历在圣方济各会的一次弥撒时说：“凡圣人瞻礼，须学圣人行实，不可忽过。……今以劝人重任，迟诿为安，是不肯劝人，而肯劝人与劝子者复何人哉？”他又说倘再不劝人，“恐互相沦于地狱而无穷期也！”（《续口铎日抄》，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218页）诱以升天享福，胁之永沦地狱，劝人以教义一事尚且少人执行，其无诱胁并至者，自然更难贯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徒不愿舍弃民族传统。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心理定势。这种成型的同一心愿，具有一定趋势向前发展，历千百年而流传不息。在其原有习俗无障碍地延续的同时，又衍化许多符合心理定势的新习俗。中国固有心理定势与天主教教理、仪规、戒律多有牴牾。在明末之前，基督教的景教与也里可温派先后在唐、元两代传入，但不久都烟消云散，残迹难觅。其见于文字者，如苏轼兄弟等人的吟咏，也不为世人注意。明季，天主教复来中国。耶稣会士认可中国人的崇天敬祖心理，依附儒学，格义六经，又益之以有利国计民生的仪器用具、科学技术，且结欢上层、裨益下民，方站住脚，得到空前发展。入教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以固有信仰习俗，是从孔子儒家的角度出发，将其教理理解为可以补儒易佛，视其所传科技可以富民强国而加以接受的。活动在康熙年间的陶淑，曾以诗赠来上海传道的葡萄牙教士孟由义说：“依稀道脉传孔孟，仿佛恩光烛汉秦，……辟异原为尊德性，省衍端畏反中庸。”（《赠泰西孟师、》，引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255页）此诗表明清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以儒学面貌出现，因而被士大夫视为传孔孟真脉的儒学大师。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但这误会，主要不是中国人的曲解，而是天主教士的所言所行造成的。当罗马教廷过高估计其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力图划清其与中国习俗心理定势与孔子儒学的界限时，视敬祖尊孔习俗为异端，强令中国教徒归从西方习俗时，便遭到了绝大多数教徒的舍弃。崇祯六年(1633)，方济各会教士利安当在各地禁止教徒祭祖，于南京曾被教徒软禁六星期，其后又被押往他长期活动的福安。此事虽发生在南京，却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上海地区教徒与传教士及天主教会的关系。上海教徒并不想以天主教的种种来取代数千年祖传的民族习俗。在早期的上海教徒中曾有过下述事件：明末的一个年轻人，为治病而许愿入教，病愈后却又失信，“反复说他不愿意”（《利玛窦中国札记》601页）入教。推测其故，除了有病信神无病不信的汉族教心理，无非是中西习俗两致，他不愿在传统中羼进异质事物。罗马教廷强迫中国教徒西方化，使教徒面临如下抉择“是要祖先与孔子，还是要十字架与耶稣天主。结果，绝大多数教徒要祖先、要孔子，要保持民族性。于是，发生控制与反控制、奴化与反奴化斗争。当清廷宣布禁教，好多教徒便藉此与天主教断绝关系，回到传统的世俗社会之中。上海地区盛行一时的天主教，也就步入衰微阶段，于社会习俗多有影响的西方天主教文化，在习俗中的体现也随之减少。然而，在明代尚居次要地位，因使用西方商品而产生的习俗，随着贸易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使得日渐微弱的与洋相关的习俗，在鸦片战争前夕又迅速发展起来，并在部分人中形成崇洋心理。
由欧人东来而发生的上海地区习俗变化，虽有危害的一面，但总的说来有益民生。它是明清间松江、苏州一带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研究其历史并加以总结，对于理解和对待当前民风和习俗的变迁不无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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