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世界体系发展的终结还是延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体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3－0003－18
经济史的研究表明，16世纪之前，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不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区域世界经济”(Regional world-economy)，而且这些不同的“区域世界经济”相当繁荣，有的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学者们经常提及的13世纪的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谷。①经济史家们普遍认为，16世纪之前的世界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区域世界经济”林立，而各“区域世界经济”有着自己独立的分工体系与经济结构；另一个特征是，“区域世界经济”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主要依靠远距离贸易，在整个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结构。
16世纪“地理大发现”不但改变了欧洲，而且改变了世界，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了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出现，“西欧区域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并且逐渐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到公元1000年时，它的收入水平降到了亚洲和北非之下。但经过漫长的复兴后，它在14世纪时追赶上了中国(当时世界的领先经济)。到1820年时，它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超出世界其他地区两倍。”②第二个特征是，产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并最终于19世纪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三个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即核心区与边缘区。尽管在之后的竞争中，处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国家在不断变化，但核心区和边缘区这种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
16世纪之前的世界与16世纪之后的世界出现的这种差异，向学者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6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如何产生的？不断加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如何兴衰的？用世界体系论的集大成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重新提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这种转化发生在封建的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它发生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早一点或晚一点；为什么转化的早期努力都失败了。这不只是一个考古学上的重建，而是完全理解我们现在这个体系的本质的关键。”③
为了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回答，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在过去500年所经历的三个时段：1500－1750/1800年的古典重商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1945－2030/2035年出现的“混合经济”。
一 “世界体系”与历史时段
迄今为此，关于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有许多断言，但根据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历史在过去主要有两个大的分水岭：一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另一个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诚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世界社会科学的主要断言之一，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一些大的分水岭。这样的分水岭的标志之一是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或农业革命，尽管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家研究它；另一个大的分水岭就是现代世界的产生。”④
如果说新石器使得人类社会进入农业革命时代，那么，“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则使得人类进入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代。这个时代首先起源于1500年左右的“欧洲世界经济”。
回顾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这个起源于1500年左右的“欧洲世界经济”，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扩张，到了19世纪末，最终完成了向全球扩张的进程。我们分三个时段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世界体系”扩张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的兴衰。
(一)第一个时段：1500－1750/1800年
在1500－1750年这250年时间里，西欧有五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尽管它们拥有各自不同的文明或文化，但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政策，这五个国家国内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但使得这五个国家的财富得以增长，国家实力得以加强，而且也使得世界财富得以增长。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用后来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以这种生产方式从事的经济活动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此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有学者甚至指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⑤“资本主义”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的含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资本主义”，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而在1500年至1750－1800年，“资本主义”在这五个国家里，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还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重商主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这五个国家在自然资源禀赋、民族习惯以及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导致这五个国家在“重商主义”的具体政策上表现不同，如同经济学家翁根(A.Oncken)所说的那样：“重商主义的主要表现，在法国是工场手工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殖民地贸易；在荷兰是航海和中间人贸易；在英国，这运动是更进了一步，这里连农业都包括在里面了。原来还有农业的重商主义哩。”⑥
这五个国家在1500－1750/1800年大约25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各自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五个国家相互竞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到了1750年左右，只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凭借其农业革命、工业优势以及商业体制的创新，不但使得“欧洲区域经济”的核心从早期的地中海位移到波罗的海，而且依靠拉丁美洲的白银和亚洲的香料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帝国。⑦
(二)第二个时段：1800/1850－1914/1945年
在随后的1800/1850年至1914/1945年这150年时间里，全世界又有四个国家加入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进入最早起源于西欧的“世界体系”之中。这四个国家分别是：通过王朝战争刚刚完成统一就开始追赶英国的德国、⑧1861年推行农奴制改革后的沙皇俄国、⑨18世纪90年代早期就开始工业化的美国⑩以及亚洲的日本，日本从1868年开始进行明治维新，从上到下进行改革，借助不同的“条约”(诸如1854年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1858年分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安政条约》)直接加入了这个体系。(11)到1914年，这个最初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要有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在1800/1850－1914/1945年近150年的历史中，伴随着这九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实力的增强，相互竞争加剧，冲突不断，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800/1850年到1914年，有一个国家在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中最后胜出而成为霸权国家，这就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英国依靠“工业革命”、“自由贸易”和“国际黄金标准”，不但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挑战，而且还取代了荷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500年历史上的第二个强国(霸权国家)。“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在使得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经典范例”的同时，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黄金周期”(1850－1900年)。(12)
(三)第三个时段：1945－2030/2035年
一个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并没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恰恰相反，战争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但得以延续，而且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以加强。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显现出如下四个明显特征：
第一，范围更为广泛，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转型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其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主要表现为全世界又有一批国家和地区加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其中包括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亚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四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最后是冷战结束后的独联体、东欧国家以及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中国和越南等等。
第二，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与先前相对单一的“重商主义”(16世纪－18世纪)或“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占主导地位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大批国家加入之后，这些国家在制度选择上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英美式的“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也有日本的“发展型的资本主义体系”和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相互竞争更为激烈，最突出的是主导权之争。在过去50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关于霸权或主导权的竞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这种状况在1945年以来仍然如此。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国家或主导国家之后，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先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成立“欧洲共同体”，在农业领域(共同农业政策)以及金融领域(特别提款权)向美国提出挑战，最后因1973－1974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终止；然后是日本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从1968年到1985年在贸易领域(美国与日本5个回合的贸易摩擦)向美国挑战，最后因日本1991－2000年的经济停滞而告终；最近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在知识产权以及农业领域向美国提出了挑战，这些在贸易领域的挑战因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被搁置。
第四，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主要缘于“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延续了500年，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它还能持续多久？这是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因中国的加入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断被问及。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后，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其主要标志是，1980年加入到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货币和金融领域的全球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后又于2001年加入到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贸易领域的全球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了预测：如果以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1993－2004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9.6％，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3.3％，如果两国都按过去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增长，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以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2 00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25，那么，到了203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上升到美国的1/4(中国为10 000美元)。(13)就像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社会关心日本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将关心的目标从日本转向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或能否在2030/2035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中国是否会改变“世界经济”持续500年的基本规则？
二 “世界体系”延续的四大基本动力
在过去50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产生并且不断扩展，从最初的西欧地区扩展到全球，形成一个历史体系，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我们来回答：是什么动力导致历史体系得以延续？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体系(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动力主要有四个，即地理大发现、国际金融与贸易、科学和技术、国际制度/机制。
(一)两次“地理大发现”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一大动力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指15世纪-17世纪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世界各地海洋中寻求新的贸易航线和贸易伙伴的一系列航海活动。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西欧通往东方的陆上和海上商路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控制，欧洲人被迫另行寻找新的贸易路线以获得香料等商品。在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皇室的支持下，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家进行了一系列横渡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海活动以期到达富饶的东方，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等未知地区，开辟了新的贸易航路，并且使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西欧的“地理大发现”给西方带来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两点：第一，“地理大发现”对于西欧国家的意义在于，在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停滞之后，这些西欧国家寻找到了新的国家生存空间。与“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殖民主义”政策。通过“殖民主义”政策，这些国家不但获得了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而且还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原材料，进而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所以，地理大发现使得这些国家的财富在急剧增长，实力在不断增强。在之后的400多年时间里，“殖民主义”成为许多国家进行国家生存空间扩展以及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政策手段。第二，“地理大发现”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在政治上将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用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的话来说就是：
地理大发现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30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14)
“殖民主义”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开始在政治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世界经济”因意识形态的对立也被断然分成两种形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前者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加强，而后者尽管也有“经济互助委员会”，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最后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告终。
尽管国际社会关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冷战结束的政治意义众说纷纭，但对于其经济意义的认识却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是世界经济从以前的“区域性世界经济”开始真正成为“全球性世界经济”或“全球经济”。起源于西欧的“世界经济”曾因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加入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没有成为“全球经济”。而1989年之后，随着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国的加入，“世界经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其标志就是光纤电缆在全球(陆地和海洋)的铺设和1996年美国通过的《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20世纪90年代的“地理大发现”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区别在于：第一，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发源地是西欧国家，而推动20世纪90年代的“地理大发现”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第二，16世纪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西欧国家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主要依靠殖民政策和国家主导下的公司(诸如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获取原材料，诸如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亚洲的胡椒和香料等，这种扩张是对有形资源的掠夺；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地理大发现”在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和国际机制获取人力资源，这种扩张是对无形资源的掠夺，例如发生在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以及中国的“离岸经济”。第三，伴随着16世纪西欧国家“地理大发现”的是国家之间无穷的战争，并且范围是有限的；而与20世纪90年代美国“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则是相关国家的经济冲突和合作，而且范围是全球性的。
(二)国际贸易与金融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二大动力是贸易与金融。贸易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范畴，“几百年来，贸易税收一直是帝国和政治集团最重要的财源之一。许多帝国选择以贸易为契机而发展起来，并且为了控制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路线，曾经彼此大动干戈”。(15)
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后，各国仍将贸易作为财富增长的动力并因此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重商主义”(1500－1750/1800)，贸易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核心，至于如何进行贸易，各国的具体政策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在随后的两个历史时段(1750/1800－1914/1945和1945－2030/2035)中，贸易仍然是各国进行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1870－1913年和1945－1970年分别被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两个“黄金周期”，在第一个黄金周期，自由贸易不但成就了英国的霸权梦，而且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财富的整体增长，经济统计资料显示，1870－1913年期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年均增长率为2.1％，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3％，而贸易占世界GDP的比率，1800年仅为2％，1913年接近21％；(16)在第二个黄金周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一自由贸易制度的建设又使得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经济统计资料表明，世界经济在1950－1973年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增长都要快，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9％(这意味着每25年翻一番)，世界GDP总额年均增长率为4.9％，世界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将近8％。(17)
国际贸易与金融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财富积累的强大动力。当西方殖民体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解体后，以前沦为殖民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政治上独立，建立了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在经济上并未彻底脱离先前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是采取几乎相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前殖民地经济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获得主权的国家自己制定发展战略。这不但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推出“依附性发展战略”上，也体现在东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从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进口替代”(制造业)和“出口导向”(橡胶业)战略的制定上，同时还体现在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石油产业)和“进口替代”(制造业)的结合上。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产品”的主要目的地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进口替代型产品”的主要来源地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至于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集团，由于反对市场经济，相互之间主要以“援助”为主，虽然也有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比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贸易量和贸易品种而言，则是小巫见大巫。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则主要是以接受“援助”为主，几乎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
在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与贸易同样重要。与第一次“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黄金、白银的开采，由于黄金和白银属于贵重金属，因而成为价值储藏和交换的重要手段。1500－1750年，黄金和白银不仅是各国财富的象征，也是各国相互之间进行贸易的重要支付手段，因此成为欧洲国家进行海外掠夺的主要对象。经济史研究的结果表明，1500年，欧洲有大约3 600吨黄金存量和37 000吨白银存量，而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仅在美洲，白银生产在17世纪约为42 000吨，其中有31 000吨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的40％运往亚洲；在18世纪约为74 000吨，其中大约有52 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将其中的40％运往亚洲。(18)所以，在这一阶段用于贸易支付手段的既可以是黄金，也可以是白银。
而真正将黄金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则起源于1819年英国国会颁布的《恢复条令》，要求英格兰银行恢复从拿破仑战争(1793－1815年)爆发以后被终止了四年的将通货与黄金按一固定比率兑换的业务。《恢复条令》标志着金本位制的正式采用。(19)金本位制开始时只在英国和其殖民地所用，到19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逐渐效仿，包括德国(1872年)、斯堪的纳维亚(1873年)、荷兰(1875年)、比利时、法国和瑞士(1878年)以及美国(1879年)，到1879年，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采用金本位制。尽管在1873－1896年经济危机之中，关于是否采用金本位制在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政治争论，但经济危机之后，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金本位制得到了加强，日本和俄国(1897年)、阿根廷(1899年)、奥匈帝国(1902年)、墨西哥(1905年)、巴西(1906年)以及泰国(1908年)也纷纷加入了金本位制。到了1908年，除了中国和波斯(现在的伊朗)进口结算不用黄金外，(20)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金本位这种固定汇率制度。
尽管金本位制度随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而结束，但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适度的货币政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这一铁律并未改变，这是二战后以“双挂钩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主要原因。即使1976年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浮动汇率制转变，但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各国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追求的目标。
(三)科学与技术进步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三大动力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在15世纪之前，人类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方面也曾取得过许多成就，例如，古希腊的数学、中国的“四大发明”、巴比伦的天文学，等等，但这些科学知识不仅是零散的，而且通常与宗教和哲学思辨结合在一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1440－1540年)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但现代科学的真正革命却主要发生在17世纪－18世纪。(21)与之前的科学研究相比较，现代科学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22)第一，对自然的研究逐渐从以往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相对数字化的实验描述。其中，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哈维的《血液循环论》(1628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等科学著作开启了天文学、生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等实验科学的先河。第二，对知识的态度从中世纪傲慢地藐视自然和社会的宗教(基督教)教条逐渐世俗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一系列促进科学实验的研究机构的建立，诸如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1657年)，伦敦的皇家学会(1662年)，巴黎科学院(1666年)以及为了英国海军利益而建立的格林威治天文台(1675年)。第三，科学仪器的应用。与之前使用的一些极为简陋的科学仪器相比，17世纪出现了六种非常重要的科学仪器，即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抽气机和摆钟。这些科学仪器的出现，使得人们对自己所处的自然世界的认识更为准确甚至精确。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只是体现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而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首先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
17世纪的荷兰，尽管土地贫瘠，但为了开垦荒地，依靠风车排干沼泽地，完成农业技术的革新；“荷兰”织机的诞生和染料技术的进步，使荷兰的纺织业得到飞速的发展；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荷兰的平底快船的成本不到英国造船成本的2/3，技术进步不仅使得荷兰成为“木制机械时代”的中心，(23)而且使得荷兰在17世纪中叶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帝国。
而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和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了采掘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24)基于空气和流体静力学的空气泵的产生以及不断改进，解决了长期困扰采掘业的三个难题——矿井出水、新鲜空气的供给限制以及难以将矿石提升到地面，使得英国在对煤、铁、锡和铜的开采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纺纱机和织布机的诞生使得纺织业的机械化大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使得英国成为纺织业的中心；数学和天文学的经济意义在于，它不仅促进了计算航线、距离、经度和纬度的准确性，而且推动了英国航海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对于英国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进步作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之一，在20世纪以后得以延续，技术进步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是国家竞争力最为主要的指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5)计算机技术以及通讯网络的应用，不但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例如今天盛行世界的“外包”，不仅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相互交流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美国拓展了“无形的”国家生存空间，并通过这些新的技术继续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四)国际制度/机制
促使“世界体系”得以持续500年的第四大动力是国际制度/机制的建设。国际制度/机制是国家之间相互合作、避免冲突甚至战争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所谓制度或机制，是指在一个体系内限制、规范并且使其参与者的行为合法化的一系列章程、规则、规定和程序，而离开这些章程、规则、规定和程序，参与者的行为被视为是不合法的。
在过去500年“世界体系”的产生和扩展过程中，制度化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和机制化主要是通过条约和协议的签订来完成的。通过签订条约进而达到“势力均衡”，这是欧洲国家在近代相互合作、避免战争的一个重要经验；在贸易领域，将自由贸易制度化以避免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是1945年以来相关国家努力的目标，并最终产生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从1870－1914年的金本位制到1944－1976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立，其实都是国际货币制度化的体现。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曾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带来两个黄金周期，这就是1870－1914年的世界经济和1945－1970年的世界经济。
对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或机制化最大的威胁就是战争。尽管人类社会渴望和平，但在过去50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冲突和战争很少因为人类的美好愿望而停止过。综观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争一般采取如下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交战双方都以结束对方生命为目标。历史上所有军事战争的目标都是如此。无论是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还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莫不如此。第二种形式是，交战的一方是以结束双方的生命为目标。无论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飞行员，还是最近几年来喧嚣一时的“恐怖主义”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当交战一方发现无法结束对方生命时，选择与对方一起结束生命。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发生的九一一事件并没有改变世界，它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第三种形式是，交战的一方出于各种原因并不能结束对方的生命，但让对方对生命存在的意义感到恐惧。这种形式的战争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制裁。
三 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中国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发展的模式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在如下一点似乎是一致的：与许多发达国家相同，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面临哪些挑战？
在笔者看来，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后发展国家，与以前许多先发展的国家相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同样面临着来自世界体系的四大挑战。
(一)挑战之一：维护主权与拓展国家生存空间
与历史上所有国家相同，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之后面临首要的挑战就是国家生存空间的维持与拓展。而国家生存空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有形的生存空间；一种是无形的生存空间。就有形生存空间而言，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领土和领海问题：“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最为敏感的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成为中日关系无法逾越的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并且直接影响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26)而就无形生存空间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是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虽然主要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来随着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战略有所减缓，但并没有完全终止，例如，针对中国对非洲地区的投资，英国等部分西方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以此与其曾经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相提并论；(27)针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对外投资，美国和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调查。(28)
维持并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曾经是世界体系中许多发达国家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并举的政策，这些发达国家不但财富得以增长，而且各国的实力也得以加强，同时这些国家相互合作还共同创造了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尽管这些国家相互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冲突，甚至不惜战争，但这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地理上向全球拓展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随着中国不断融入这个世界经济，中国的国内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当中国的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生存空间时，必然会遇到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阻扰。因此，如何应对这些国际压力，是中国维持并扩展国家生存空间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挑战之二：国际市场的依存与国内市场结构的调整
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30％飙升到2007年的65％，之后虽然有所回落，但2010－2011年仍然维持在50％；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6％上升到2007年的36％，2011年仍然维持在26％；(29)即使就中国的开放度而言，中国进口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上升到2005年的30％，2011年仍然维持在24％，该比例几乎是同时期美国的2倍，日本的3倍。(30)而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言，1979－2008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8526.13亿美元，(31)中国成为同时期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总体趋势仍然在增长，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跨国并购，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则主要依靠绿地投资，其中，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11年达到最高水平的1 240亿美元。(32)在对外贸易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推动下，工业占GDP的比率在1995－2010年达到46.4％，(33)中国因此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工厂。中国的名义GDP总量最终于2010年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但因为其对外贸易依存度成为全球市场中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且因为其吸引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而成为全球生产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对于这种以出口导向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战略，在1997－1998年至2007－2008年的十年里，却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一次是1997年2月开始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整个东亚地区的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带给亚洲相关国家和经济体的一个教训是，不能过分依靠外国资本；另一次则是2007年缘起于美国并于2008年蔓延到亚洲地区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带给亚洲国家以及相关经济体一个新的教训，即不能过分依靠出口。(34)
如果减少对外贸易以及外国资本的依存，那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事实上，中国政府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其中，中国能否成功地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面临如下三个挑战：一是改变国内生产市场的结构；二是完善国内资本市场；三是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首先，就国内生产市场的结构转变而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着如下三个挑战：第一，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浪费型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第二，在提高大型国有企业效率的同时，如何为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为适宜的制度环境，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的竞争优势。第三，大力提高服务业在生产市场的比例，打击垄断以及消除对服务业的壁垒，使得中国不仅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且成为全球服务业的中心。其次，就资本市场而言，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加强政府对资本市场监管的同时，如何使得由政府主导型的资本市场转向法律主导型的资本市场过渡；二是如何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以及多样化的产品结构，提高资本市场占GDP的比例(2005年，私募基金占GDP的比例为17％，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60％；公司证券占GDP的比例仅为1％，也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50％)。(35)再次，就国内消费市场而言，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提高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根据统计，工资占GDP的份额从1998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40％)。(36)
(三)挑战之三：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
大量研究表明，世界上超过80％的研发活动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37)从富裕国家流出的知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渠道。而一国从国外获取技术主要通过四个途径：购买资本品、通过出口进行产业升级、购买技术以及外国直接投资。(38)
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飞速增长的对外贸易以及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也促进了技术转移和本地产业的升级。中国获得技术转移的途径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直接购买生产线和技术。这种技术转移最为突出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家电业(彩电、冰箱以及洗衣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第二类是通过长期的“贴牌生产”获得技术转移。从1979年4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到1984年沿海14个城市的开放，在所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进行“贴牌生产”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也从这种“贴牌生产”中获得了巨大的技术收益。“贴牌生产”涵盖纺织品、家电产品、电子消费品、通讯器材等。第三类是“跨国公司的垂直型技术转移”。通过吸引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合作解决生产和设计问题，这使得中国成为国外跨国公司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生产基地。这类技术转移最为突出地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汽车工业(39)以及信息产业(40)的发展中。
依靠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基于对外贸易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而获得的技术转移，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得以持续增长，不仅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人均GDP为4 227美元)。大量研究表明，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根据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全世界有101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到了2008年，只有13个国家和经济体非常幸运地进入高收入行列。(41)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同，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面对两个巨大挑战：一个挑战是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完善市场激励机制，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打破依靠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而导致的“供应商导向的产业升级”。另一个挑战是提高科学技术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尽管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从1992年的0.8％增长到2002年的1.2％)，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如1992年美国和日本分别为2.9％和2.6％，2002年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1％和2.6％，)和新兴经济体(如韩国和新加坡分别为1.9％和1.2％；韩国和新加坡分别为2.5％和2.2％)，(42)中国的科学技术投入和技术创新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四)挑战之四：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与国内制度的调整
通过创立国际制度从而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努力避免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而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的第四个动力。自从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从国家利益而不是先前的意识形态出发，由以前国际制度的反对者逐渐转换为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各个专门委员会的活动；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6年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秘书处提出了恢复缔约方席位的邀请并最终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1992年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又于1997年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2008年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根据统计，到2007年，在全球61 836个国际组织中，中国共参与了4 386个国际组织，其中参与的1 753个国际组织是协定性组织。(43)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为中国过去30年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从而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奠定了有力的制度基础。(44)
然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以及经济的崛起，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涉及全球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更广泛的安全事务中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这些责任目前主要包括如下四个议题：平衡世界需求结构、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改革汇率机制。①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通过调整国内制度以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但中国国内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并不能完全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来实现，诸如国内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发展的平衡、资本市场的完善。所以，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优先满足中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如何承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国际社会提出的国际责任。
四 结论
国家生存空间、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进步、国际制度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基本动力，也是导致加入到这个世界体系的所有国家相互之间合作和竞争甚至冲突的根源。这四大动力决定了世界体系的结构(核心区与边缘区)，也影响了并仍在影响世界体系中单个国家的兴衰(强国与弱国)。中国作为一个新近加入这个世界体系的后发展国家，尽管在过去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能够进入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并成为世界体系核心区的强国。中国成为世界体系核心区的强国的路径也许很多，但通过国内制度的不断调整和设计，以应对世界体系的四大动力对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冲击和挑战，仍不失为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
(本文是笔者在拙著《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章：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相关内容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文中所使用的“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不同，本文中的“世界体系”特指起源于1500年并在贸易、技术、金融以及投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国际体系”则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的“民族国家体系”。笔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来稿日期：2012-11-27］
［修回日期：2013-01-23］
注释：
①关于对这一问题综合性的论述，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6-286页。
②［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③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35.
④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pp.160-161.
⑤［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35－243页。
⑥［苏］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李侠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0页。
⑦王正毅：《17世纪中叶的“荷兰奇迹”》，载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7页。
⑧［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九章；John H.Clapham,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 W.O.Henders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Germany,France,Russia 1800-1914,London:Frank Cass,1961; Thorstein Veblen,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5。
⑨James Mayor,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2 Vols,second edition,London,1925.
⑩Emily S.Rosenberg,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
(11)［日］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臧馨、臧新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12)［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第201－242页。
(13)C.Fred Bergsten,Bates Gill,Nicholas R.Lardy and Derek Mitchell,China:The Balance Sheet,NY:Public Affairs,2006,p.19.
(14)［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页。
(15)［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16)Au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92,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5,p.60；［美］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王世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第52页。
(17)Au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92,p.60；［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8)［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1页。
(19)［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五版)，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20)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Ltd.,2006,pp.6-17.
(21)［英］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288页。
(22)［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周昌忠、苗以顺、毛荣运、傅学恒、朱水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5页。
(23)王正毅：《十七世纪中叶的“荷兰奇迹”》，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7页。
(24)［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4-251页。
(25)［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6)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129页。
(27)"The new colonialists:A 14-page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quest for resources," The Economist,March 15th-21th.2008.
(28)"Who's Afraid of Huawei," The Economist,August 4th,2012.
(29)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数据计算。
(30)C.Fred Bergstein,Bagtes Gill,Nicholas R.Lardy and Derek Mitchell,China:The Balance Sheet,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6,p.84.
(31)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页。
(3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世界投资报告：迈向新一代投资政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第4、第47页。
(33)The World Bank &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r The World Bank.P.9.
(34)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第485页。
(35)Diana Farrell and Susan Lund,"Putting China's Capital to Wor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McKinsey & Company,2006.
(36)"Asia's sinking economies:where the crisis is hitting hardest," The Economist,January 31st 2009,p.9.
(37)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United Nations,2005,p.105.
(38)［美］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黄志强、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39)Eric Harwit,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Policies,Problems and Prospects,M.E.Sharpe,1995.
(40)Reed Hundt,The Crisis of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41)The World Bank &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p.12.
(42)［美］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第144页表3.4。
(43)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44)王正毅：《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
(45)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编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和建议》，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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