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专题
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出场路径与建构原则
宋 杰，车玉玲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现实的变化对理论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一种既能扬弃西方现代性的局限与负面后果，又能承载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的中国式发展模式，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历史任务。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将其建构为一种新的中国哲学即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如何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回应。新哲学既不是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是倒退至从前，是力图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经过70年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当前，已具备了构建这种新哲学的可能条件。
[关键词] 新哲学；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党和人民70年的努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些年，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6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7.35%,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约1 240万。中国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不仅缩短了西方国家迈向发达社会的百年历程，同时还担负着传承中国历史的使命。这决定了中国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东方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对此，如何在理论上给予合法性的说明，就成了哲学的当代任务。然而，传统的中国哲学在回答当代的各种问题之时已经力不从心，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无法预测到当代中国的具体问题。70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发展现状在其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等问题上向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显然已有的哲学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发展需要。以往，受历史条件限制，在理论探索和发展中更多的是学习与借鉴国外的理论思想。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建构自己新哲学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当前建立一种中国的新哲学是回应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这个新哲学从理论来源和构成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有机融合，同时吸收其他有益思想而形成的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新哲学的建构应该成为我们的理论目标。
一、为什么需要新哲学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道路是从西方模式的模仿逐渐走向自主化道路的。“超越现代性的西方道路模版、走民族独立的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经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并进入新时代才真正得以实现。”[2]现实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回顾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百年历史，中国的发展在每个阶段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深化密切相关。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对马克思主义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持批判的态度。在传播外来文化时，这一做法确实有效。不彻底地破除旧思想，外来新思想就很难被接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站起来、走独立道路指明了方向。但是文化的平移与“脱域”必然产生“变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僵化运用必然会出现问题，僵化的教条主义直接导致了我们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与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多次失败。现实的经验与教训使共产党人开始反思，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带领下我们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突飞猛进，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施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方针政策。经过我们党几代领导人和中华民族70年的奋斗，今天的中国不仅富起来而且强起来了。当前，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们迎来了中国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深化发展。当前中国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面向未来又有新的任务要完成，理论指导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并在哲学上给予说明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文化自信，我们的哲学文化建设能够超越西方文化的局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新哲学是很有必要的。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走下神坛之后，几乎是被边缘化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影响。然而西方文明并不是完善的，启蒙之后的理性主义发展至今，它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将20世纪的社会推向了极限: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导致了不受限制的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生态毁灭的消费主义；在政治领域，斯大林式的军事和独裁共产主义导致了压迫性的权力集中和共同体的瘫痪；在社会领域，法西斯专政导致了种族歧视、大屠杀和暴力”[5]。这一说法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不无道理。实际上，自启蒙理性产生之初，理论家们对其存在的弊端就有所察觉，学术界对启蒙工具理性的批评已经屡见不鲜。理性主义主导的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在应对时代变化出现的各种问题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开始显露出自身的局限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可以说，当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正在被打破，启蒙之后的新文明处于生成状态，全球文明秩序有待重建。现实推动着理论发展，人类需要一种优越于西方理性主义的文明形态。
以往我们受历史发展的限制，要向西方学习，引入西方文化与思想。当前，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不能也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西方的老路，而是需要继续探索、构建中国发展模式，自主构建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思想文化体系。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加强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建设，以超越西方文明的局限。总之，对中国而言，无论是面对自身发展还是应对全球文明秩序，都需要建构一种新哲学、新文明。可以说新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关涉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向世界贡献开启新文明的中国方案。
二、需要什么样的新哲学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自传入中国已历经百余年，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因此建构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必然是其主要的理论构成。
在向日葵菌核病的防治上，由于向日葵菌核病的抗病育种进展缓慢，目前还没有抗病品种和高效耐病品种，主要采用化学防治措施。化学防治使用的药剂主要有多菌灵、速克灵和菌核净，但向日葵植株过于高大，田间用药十分困难，药剂对土壤中菌核抑制效果有限而且化学防治不仅容易污染环境，也常因菌核病产生抗药性而不能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3]。生物防治是目前植物病害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多集中于拮抗菌的分离、筛选、分类、生物学特性以及拮抗机制、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并应用于生产实际具有良好的防效，因此生物防治是当前控制菌核病较为提倡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保证生物防治的关键所在是筛选高效和活性稳定的拮抗菌株。
第三，关于两种哲学如何具体地融合与建构的问题，学界前辈们早就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张岱年的“天人新论”、冯契的“智慧说”。方克立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两个探索性的创新理论成果，一个是张岱年的‘天人新论’，一个是冯契的‘智慧’学说。”[10]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文化观，从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中提炼出“兼和”的思想。“兼和”是在肯定事物矛盾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追求多样性统一的动态平衡。在综合创新文化观视域下，张岱年力图将“唯物”与“理想”统一起来建构新哲学。冯契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把认识看成从无知到知、再从知识到智慧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论证“转识成智”来完成科学知识和智慧价值的统一。“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1]，虽然两位先生的建构路径不同，但都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都抓住了两种哲学融合的主要问题——物的科学知识和人的价值理想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融合上，我们可以接续前辈们的方法和路径，完成前辈们的未竟之业，当然也可以另辟蹊径来完这一任务。但是无论是从何角度和方式进行这种融合建构，都必须符合以下两点：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符合现代科学知识；二，贯彻、体现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优秀价值理想。
西方文化强行植入，旧有的中国传统哲学被迫淡出历史舞台，一些学界前辈早就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新哲学，如张岱年、冯契等先生。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强欲取来以为已用，是既不合理且亦无益的。中国现在唯有自己创造其新的哲学”[6]238。可见新哲学一直是现代中国发展的诉求。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变化已经为建构新哲学提供了现实基础，当前迫切地需要这种新哲学的出场。那么中国新哲学应该以何种路径出场呢？中国需要的哲学应当具有哪些特征呢？在张岱年先生看来新哲学应当具有：“(一)能融汇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6]238张岱年先生提出的这些特征和条件，界定了新哲学的理论来源，保证了新哲学的现代性、科学性和积极的哲学精神，“建立新方法”的要求则保证了新哲学的创新性。我们认为，新哲学还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具有新文明的视野和高度。新哲学作为新文明来讲应具备如下特质：“‘共存互依’将逐渐成为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对自然与环境的尊重将成为新文明的共同准则”，“克服物化与消费社会，倡导文化多元，追求诗意的栖居，将成为人们新的追求”[7]。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两者能否融合以及如何融合？其实，理论与现实的发展状况都为两者的融合即建构新哲学提供了可能性和参考路径。第一，两者具有共同的理论目标，即“世界大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都是对理想社会的表达与追求。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两种文化融合的最大保障。以往，这些思想常被视为遥远的理想，时至今日，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累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与阶级之间的界限也比以往要消减了很多，世界大同具有了一定的可实施性，应当在文化中获得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不应当再仅仅作为理想的目标。这为新哲学在理论建构上提供了可能性。
此类花岗质岩石中所含造岩矿物数量一般是，钾长石30%～55%，石英25%～40%，斜长石12%～30%，暗色矿物很少，其中可见少量黑云母2%～4%。由于黑云母和斜长石受后期岩浆的侵入遭受了交代蚀变，所以钾长石与石英的变化很大。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为主要理论构成，且理论来源要分清主次。在建构新哲学之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一个明晰的范围划定。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形成后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发展至今已经衍生出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较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理论的完美解读与诠释，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已经失败。其他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有价值性，但在其哲学理论背后并没有产生超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对新哲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主要理论构成，只能是回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本身的原初哲学。其他众多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作为借鉴与参考。
1.识字材料选择难度化。人教版教材的识字材料文字中大量的韵语、成语、四字词语虽然有助于学生传统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但有违背学生识字心理的可能性。见形而知音义，低年级的识字教学应以在学生头脑中建立字形为重难点，如果此时音义联系的陌生化再插入其中，无疑是给予识字教学当头一棒，使之难上加难。这种教学模式违背了第一学段学生的识字心理，有碍于识字教学的顺利开展，同样不利于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整体性提升。
其次，在解决当代现实问题、克服西方文明局限上，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仍是一种宝贵的理论资源。当我们在探索如何解决当代出现的种种问题时，其实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早有解答。如怎样克服西方理性主义下资本发展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就给予了解答。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共存一体，强调天人和谐，反对人对自然过度开发利用。“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9]92再比如，在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产生的物化现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给出的答案即是“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9]109等。
三、新哲学建构的原则
应该强调，新哲学的建构以社会实践的需要为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引领社会走向更加合理与完善的状态。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方式，如空间生产、虚拟经济等，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解释与回答新的社会实践及其带来的问题，是新哲学建构的基本目标。应该说，现实和理论的发展都为新哲学即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建构一种新哲学绝非易事，涉及很多问题。为了避免新哲学的建构中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问题，我们认为至少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历史悠久，从春秋诸子百家一直到近现代历时千年，思想理论丰富多样，但同时理论间不乏有冲突之处，缺少统一性。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佛家和道家，但是除了这三大理论体系外还存在很多具有价值的理论思想。比如，法家在战国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的法制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范围划定不能以原初话语论之。我们认为，通过历史考察是一种可能途径，是用历史性考察的方法梳理出有价值的传统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作为新哲学的主要理论构成，特别要注意的是，新哲学并不是要复古。因此，要科学地对待传统，摒弃封建迷信思想，要在坚持现代科学条件下充分吸收传统哲学文化中的有益思想。
第二，以往的理论发展为两者融合提供了参考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理论融合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例如：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融合发展，它将精神分析的方法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以哈维等为代表的城市学马克思主义，将城市社会学理论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文化的融合。这些理论的融合发展向我们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理论融合的可能并且提供了融合的参考途径。
既然这些特征与要求给予了我们建构新哲学的基本思路，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哲学是什么呢？实际上它还有待于我们去建构，我们认为新哲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有机融合。通过两者的有机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新哲学的建构必须要从我们的文化源头、文化基因中去寻找。“中国的新哲学与中国的旧哲学之间，是必有其相当的联续的。”[8]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蕴藏着千年的文明与智慧，许多思想在今天仍具价值，如我们熟知的“仁义礼智信”等。实际上中国现代性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作用与价值。虽然我们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但是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问题相结合，侧重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并没有给予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应有的重视。相对于西方文化侧重于理性、科学和实用，中国文化更侧重于感性、教化、伦理和价值。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是西方理性主义所缺失的。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改变文化态度，给予中国传统哲学相应的重视。
应激是动物机体为有效对抗威胁自身身体平衡和稳定的各种刺激，所作出的一系列非特异性防御反应，适当的应激反应，对增加动物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有很大帮助，它有利于维护自身平衡和稳定。但过强或长期的应激刺激，会给机体造成严重危害。夏秋季节外界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牛舍温度与湿度控制不当，超过牛的承载能力，很容易导致热应激的发生。由于奶牛汗腺并不发达，一旦牛舍温度超标，牛体表的对流、辐射和蒸发散热停止，会使牛体表温度迅速升高，产生热应激。牛热应激产生后，会严重影响奶牛的生产指标。
第二，在对待其他文化态度上，要持开放性原则。新哲学既不能丧失自身的独特性，也不能固步自封。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外来文化、是现代的。中西两种哲学不仅有中外之分，还有古今之分。从中外之分上，西方哲学未必适合中国；但从古今之分上，西方文明却以现代性的先进姿态强行介入了中国发展，使中国被动式地走进了现代性。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仍占据着核心地位，虽然出现种种危机，但西方理论界一直在自我反思与批判，努力寻找一些解决当代危机的方案，例如城市学马克思主义针对当代城市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20世纪西方的其他思潮，也都在寻找克服现代危机的灵丹妙药。因此，一些西方哲学和理论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理论视野中。应该指出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仍然是当代主流价值观，仍在不断侵袭、同化其他文化类型，形成一种在全球的殖民。因此，在吸收与借鉴各种文化的同时，要保持理论自身的独特性，不断回望初衷、自我反思。新哲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要理论来源的同时，还要权衡好与其他各种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采取批判式吸收的开放性态度。
第三，有机性融合，切实创新，处理好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新哲学陷入语词转换或理论拼凑等非创新性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无论是语言表达、思维方式方面还是在理论体系方面，都有区别。因此，新哲学的建构在处理两者关系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与困难，很容易陷入两种误区：一是两种哲学文化的简单拼凑和杂糅；二是将其中一种哲学文化作为主体，只吸收另一种哲学文化中可被融入的部分。两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要避免两种误区必须明确两种哲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土哲学与西方外来哲学的关系，但是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实际上两者的关系不在中外之分，而在古今之别。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是我们古代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现代的哲学，而我们建构的新哲学则是继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的未来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的创新发展。简言之，新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承接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文化、结合实现需求进行创新的融合发展。
第四，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同时具有全球化视野。新哲学建构首先必须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建构新哲学首要目的和意义，必须坚守这一初衷。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我们已经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只是开端，我们还要继续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新任务要完成、新问题要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收入分配缺失公正，资源与环境破坏等问题。面向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如何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哲学应当在理论上给予说明和指导。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能仅从中国现实探讨中国理论，还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在当代，以技术进步为基础，信息、金融、交通、互联网等交织，人类共同造就了“地球村”，许多方面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的界限，全球在经济上互依互存，在环境上共存共生，在文化上相互渗透。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要应对全球变化。只有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思考起点，以实现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为使命，才能建构出具有引领性的哲学。
第五，新哲学的价值导向要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共生。在当代，以技术为核心、经济主义至上的价值主导，造成了生态危机、人被物化等后果。新哲学要克服启蒙以来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危机，克服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就应当超越单纯的以物为本、以经济为本的价值观和发展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指出了新文明形态的根本特征，即以经济形态为中心的终结，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2]。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思想，体现出中国发展开始超出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建构新哲学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在实践的层面上开始了新探索。
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要想继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技能，大多通过商学院教育获得，途径相对单一。目前，虽然商学院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企业的需要，这也是加强商学院人才培养，积极拓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商学院的发展必然跟经济体系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经济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构者，商学院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商学院的发展要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在人才培养路径上要切合经济市场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2] 任平.论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思想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1).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5] Patrick Slattery.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odern Era[M].Garland，1995：157.
[6] 张岱年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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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杜运辉.燕赵文库-张岱年集(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706.
[9] 荀子[M].安小兰，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 方克立.冯契研究与冯契学派——兼论当代中国的学术学派[J].哲学分析，2014，(6).
[11] 冯契文集(第1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6.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10-0023-07
[收稿日期] 2019-06-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反启蒙与新文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当代启示(18AZX017)”；“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资助项目“空间维度中的城市革命”( KYCX17_2051)
[作者简介] 宋杰(1987-)，女，黑龙江五常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车玉玲(1970-)，女，黑龙江双城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