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关联、技术差距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差距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11]04-101112-0800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东道国技术溢出(productivity spillovers)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Blomstrom和Kokko(1998)在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把FDI对东道国的溢出途径分为4个方面：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的产业关联、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当地的人员培训、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把产业关联分为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已有文献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关联、人员培训、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是FDI在东道国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Javorcik(2004)对拉脱维亚企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得出FDI通过后向关联产生技术溢出的结论，为考察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Kneller和Pisu(2007)从垂直关联和水平关联的角度考察了FDI在英国的出口溢出效应，得到FDI通过后向关联产生出口溢出的结论。
最近几年国内研究FDI技术溢出的文献更加关注产业关联的溢出渠道，这些实证研究文献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FDI对中国经济整体的溢出效应(蒋殿春、张宇，2008；沈坤荣、李剑，2009；夏业良、程磊，2010)，这一类文献的特征是以省份为研究单元；另一方面是以制造业细分行业为研究单元，侧重对行业差异的考察(许和连等，2007；邱斌、杨帅、辛培江，2008；王滨，2010)。大多数经验研究文献都支持FDI通过后向关联产生溢出效应的结论，对于FDI是否通过前向关联和水平关联产生了技术溢出，不同文献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
就具体的单个行业而言，FDI是否通过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水平关联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同行业中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影响到FDI的溢出效应？随着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变化，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吸收能力相对FDI企业会发生相应变化，FDI的水平溢出是否受到技术差距变动的影响？针对以上3个问题，本文选择中国的纺织业为研究对象，拟考察FDI通过产业关联对纺织业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和产业关联的交互效应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1.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从实证的角度对溢出效应的衡量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用生产效率和绩效的变动衡量FDI溢出的效应，第二类是用产出增长测度FDI溢出效应，第三类是侧重FDI对创新能力影响的考察。用生产效率衡量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献非常丰富。本文借鉴姜瑾和朱桂龙(2007)的做法，用纺织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lp)衡量溢出效应。纺织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选择纺织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优点在于：①可以较准确地反映FDI通过技术溢出对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②全员劳动生产率是统计指标不是导出的指标，可以避免数据处理过程中人为因素产生的干扰。
(2)几个主要的解释变量
本文经验研究的重点是FDI是否通过产业关联对中国的纺织业产生技术溢出以及内资企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是水平关联和垂直关联。
1)水平关联(hl)。水平关联是指纺织业的“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产业关联。薛漫天和赵曙东(2008)把FDI的溢出渠道分为4种：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前后向关联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其中，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是FDI通过水平关联产生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三资”企业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等水平溢出渠道和内资企业发生的产业关联会促进其生产技术溢出到内资企业，所以水平关联变量的符号预期为正。
2)前向关联(fl)。前向关联是指纺织业上游行业中的“三资”企业通过向纺织业的内资企业提供生产投入所发生的垂直产业关联。只要能为纺织业提供生产投入的产业都可以被看作纺织业的上游产业。和纺织业有产业关联的上游产业数量众多，最主要的有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FDI是否通过前向关联对本土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在经验分析文献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理论上，FDI向下游的本土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中间产品、生产者服务和生产设备，前向溢出效应通过这些途径可能会发生。所以，本文中对前向关联变量符号预期为正。
3)后向关联(bl)。后向关联是指纺织业内资企业通过向纺织业下游行业中的“三资”企业提供生产投入所发生的垂直关联。处在纺织业下游的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位于产业链下游的FDI企业通过向纺织业的内资企业提供技术、信息、管理支持、人员培训、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信息等促进后向溢出的实现。下游行业中的“三资”企业对中间商品的需求也会促使中间品市场规模扩张形成规模经济。FDI通过后向关联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已得到多数文献的支持。所以，后向关联变量的符号预期为正。
4)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tg)。有的文献认为，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越不利于FDI溢出效应的产生；有的文献认为技术差距和溢出效应正相关；还有一部分文献认为，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利于FDI技术溢出的产生。考虑到纺织业本身不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纺织业作为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自身已具备足够的吸收创新能力，所以本文预期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和FDI的溢出效应正相关。
(3)控制变量
1)内资企业资本使用密集度(ci)。纺织业内资企业的资本使用密集度越高，其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通过加入这一变量可以控制资本使用密集度差异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这一变量的符号预期为正。
2)内资企业规模(fs)。内资企业规模变量可以控制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规模经济越显著的企业在相同的生产要素使用量前提下产出越多，所以反映在统计指标中其劳动生产率越高，这一变量符号预期为正。
3)制度因素(iv)。蒋殿春和张宇(2008)已证实了制度对地区经济创新和生产效率改善的影响。本文考察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指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具体到纺织行业，市场机制通过对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的激励有利于纺织业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所以本文预期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其内资企业生产率也越低。
4)地区虚拟变量(dum1)。考察的地区若为沿海地区，地区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考虑到沿海地区纺织业发展较早，沿海地区纺织业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较高，所以地区虚拟变量的符号预期为正。
5)中国“入世”虚拟变量(dum2)。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2002年及以后中国“入世”虚拟变量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纺织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广阔的国际市场成长空间会带来纺织业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技术创新，中国“入世”虚拟变量符号预期为正。
(4)估计模型
本文选择各省份的纺织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这样，一方面能够有效扩大样本容量，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可以细致考察地区经济因素、纺织业发展状况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借鉴姜瑾和朱桂龙(2007)、许和连等(2007)、蒋殿春和张宇(2008)等现有文献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经验分析模型设定为：
2.变量测度与数据处理
(1)产业关联
许和连等(2007)分别从产品示范效应和行业竞争溢出的角度用“三资”企业产出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衡量水平关联溢出，从人员流动的角度用“三资”企业从业人员数占行业总从业人员数的比重衡量水平关联溢出。本文从不同角度对溢出效应进行考察并对回归结果稳健性进行检验，选择从产出、就业、资产和综合指标4个方面用6种方法衡量水平关联和垂直关联。
(2)其他变量
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对于内资企业指标的计算，本文用工业企业的指标减掉“三资”企业的指标表示。用各省份纺织业内资企业的资产合计和就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比值衡量内资企业的资本使用密集度(ci)。参考姜瑾和朱桂龙(2007)的做法，用纺织业内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三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之比衡量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用各地区纺织业内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内资企业数量之比，即内资企业平均销售收入，衡量内资企业的规模。参考孙江永(2008)研究制度因素对纺织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时的做法，用各地区国有企业产出在该地区GDP中的比重衡量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计算上述变量要用到纺织业内资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销售收入、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等指标。其中，各年的地区统计年鉴提供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和销售收入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值。在回归分析中需要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其中，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销售收入用各地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用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价格指数是以上一年为100得到的环比价格指数，先换算成相同基期的价格指数，选择1998年为基期。
3.样本的统计描述
并不是所有省份的地方统计年鉴都提供了纺织业“三资”企业的指标。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安徽、北京、广东、贵州、江苏、山东、山西、陕西和浙江的统计年鉴提供了本文经验分析所需要的纺织业“三资”企业指标，所以选择这9个省份为样本。对于本文的经验分析而言，地方统计年鉴只有同时提供分行业的“三资”企业经济指标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行业的经济指标，其统计数据才有应用价值。这9个省份的统计年鉴提供的分行业“三资”企业和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指标的年份如表1所示。我们选择两者的交集，这样最终确定的样本容量是75。
三、估计结果
1.估计方法
广义矩估计对随机误差项的分布信息、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没有苛刻的要求，比广义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更具有一般性。所以，本文选择非均衡面板数据的广义矩法进行参数估计。虚拟变量以外的各变量先取自然对数再进行回归。有的变量取值可能为0，比如“三资”企业数量比重，对于存在取值为0的变量先加1再取自然对数。为了消除虚假回归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误差估计值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选择相同根情形下的Levin-Lin-Chu(LLC)检验和不同根情形下的Fisher-ADF(ADF)检验、Fisher-PP(PP)检验。本文估计所用软件是Eviews6.0。
2.产业关联与FDI技术溢出
在这一部分展示表2中的估计结果。
模型1-6回归结果的修正可决系数在0.88～0.89之间，说明模型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良好。J统计量的取值说明接受了GMM估计的“模型过渡约束正确”的原假设。回归结果中残差的Arellano-Bond检验接受了残差序列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假设。对于残差面板数据单位根的LLC、ADF和PP检验均表明残差是平稳时间序列，这样排除了虚假回归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后面对于回归结果的检验结果与这一部分相同，将不再重复。
模型1是用“三资”企业产出比重衡量产业关联的回归。水平关联和后向关联参数估计值符号是正的，而前向关联的符号是负的，但是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如下。资本密集度的符号是正的，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企业平均规模符号为正且显著性水平较高。这两个变量的估计结果与预期的一致，说明中国纺织业企业资本密集使用和规模经济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参数估计值符号是正的，并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取值越小说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越大，所以估计结果可以解释为，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越小，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所占地区GDP比重衡量的制度变量系数是负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说明地区市场化的提高促进了纺织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地区虚拟变量的显著性较低。中国“入世”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的纺织业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成长空间。
模型2和模型3是对以外资企业资产合计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衡量产业关联的回归。外资企业通过资产产生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与通过产出产生的前后向关联结论一致。其通过水平关联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正的，并且显著性有了提高。模型2中水平关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3中水平关联的显著性较低。其他控制变量在符号和显著性方面与模型1没有太大不同。
模型4是以外资企业就业衡量产业关联的回归。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参数估计值都是正的，只有水平关联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一致。
模型5和模型6是以外资企业的产出、资产和就业比重综合衡量产业关联的回归，各变量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与模型4没有明显不同，只是前向关联的符号是负的，但是仍然不显著。
通过比较模型1-6的回归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从不同角度衡量外资企业产业关联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外资企业通过水平关联对纺织业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正向的、显著的影响，而通过垂直关联产生的溢出效应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3.水平关联与技术差距的交互效应
这一部分展示表3中的估计结果。
(1)技术差距和水平溢出效应
加入交互项以后，水平关联变量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交互项也都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FDI在中国纺织业的水平溢出效应还受到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的影响。水平关联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偏效应是技术差距的函数，具体可表达为
当
。这意味着，如果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比较小，满足条件
，FDI通过水平关联对纺织业内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偏效应是正的，FDI通过水平技术溢出提高了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溢出效应大于市场窃取效应。
技术差距对水平溢出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是技术差距对内外资企业之间竞争效应的影响。如果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不大，内资企业在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不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外资企业带来的市场竞争会促进内资企业改进生产效率；相反，如果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过大，内资企业不具备同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不仅不会促进内资生产效率的改进，甚至还会造成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的降低，即市场窃取效应。另一方面是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只有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内资企业具备吸收能力的条件下，外资企业才会通过示范效应、人员培训效应等途径产生水平技术溢出。
(2)其他解释变量
加入交互项以后技术差距的符号发生了改变。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越小的地区，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越高，所以就技术差距本身而言，前文的估计结果显示技术差距和内资企业生产率是正相关的。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本身并不能解释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技术差距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竞争能力从而对FDI的水平溢出产生间接影响。
加入交互项以后，后向关联变量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水平关联和技术差距的交互效应是经验分析模型中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这一重要解释变量的缺失会影响后向关联变量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模型7～12的估计结果显示，考虑交互效应以后，后向关联变量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
其他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在加入交互项前后没有明显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纺织业分省非均衡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水平关联和后向关联对纺织业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前向关联作为技术溢出的渠道之一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2)外商直接投资是否通过水平关联的途径促进纺织业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改善还取决于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技术差距有一个门限值。当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低于门限值时，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不足，内资企业不具备同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不仅不会促进内资生产效率的改进，甚至还会通过市场窃取效应造成内资企业市场占有率的降低和生产率下降。只有在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不大、内资企业具备吸收能力的条件下，外资企业才会通过示范效应、人员培训效应等途径产生水平技术溢出。(3)经济制度因素是影响纺织业生产率的重要变量，地区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善促进了纺织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即使考虑了制度激励对纺织业生产率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水平关联和后向关联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依然显著。(4)纺织业企业的资本使用密集度越高、企业平均规模越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资本投入的增加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企业平均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反映了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中国“入世”也对纺织业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内资企业产出的增加。
本文的经验分析结论给我们以下启示。(1)水平关联也是FDI对东道国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对于FDI通过水平关联产生溢出效应的考察，要注意竞争效应所可能产生的两方面影响，忽视竞争效应不利影响的实证研究会低估FDI的水平溢出效应。(2)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改进其中一部分是制度环境改善的贡献，忽视制度环境的贡献会错误地估计FDI对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3)只有在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外资的进入才会通过水平溢出效应促进同行业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改善。
注释：
①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5年编制一次，所以本文选择样本期内2002年中国12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统计数据计算β[，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