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铸币税的分配、计算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铸币论文,启示论文,分配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铸币税来源与分配
铸币税(seigniorge)原指中世纪西欧各国统治者对送交铸币厂用以制造金、银铸币的贵金属所征的税。在现代文献中，铸币税被定义为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特权所获得的货币面值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由此定义引申国际铸币税则可以说是铸币税在货币流通超越国界后，一国因其发行货币为它国所持有而得到的净收益。
国际铸币税的来源与分配因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而有异。在严格的金本位制即金铸币本位制下，黄金直接行使货币的基本职能，一国在国际交易中获得别国商品和劳务的同时，也会放弃另一种实际资源—黄金。因为这种转移体现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一国相对于其它国家并不享有铸币税特权。在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下，信用货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地位的国家可以使用本国纸币来换取它国商品和资本的控制权，这些货币在境外的结存可以为中心国家带来铸币税收益。但由于这两种货币制度仍以黄金为基础，一国只能获得相对有限的国际铸币税，保证本币与黄金兑换性的承诺，使其输出本国纸币时必须受到黄金储备量的约束。总之，在任何形式本位制下，一国对国际铸币税的索取无法突破“金届限制”。
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中，一国能否获得国际铸币税取决于该国货币是否享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因此国际铸币税可以被理解为储备货币的发行利润。假设A、B两国．A币是国际储备货币，B国出于多方面需求，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A币，这些A币来源于A国购买的B国商品和金融资产。若A国所购买的B国商品是资本品，通过使用这些资本品，A国将取得一定收益；若A国所购买的B国商品是普通商品，则A国用进口所替代下来的资源进行投资也能获得相当的收益；若A国所购买的是B国的金融资产，将能直接获得相应收益。总之，A国因B国持有A币而获得相应收益。B国持有A币也可以获得相关收益，比如银行存款利息或国债债息等，但肯定会少于A国获得的收益。因此A向B国征收的铸币税等于其向B国输出A币后所增加的资产收益，减去B国持有A币而获得的利息收入，再减去A国为使A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所花费的其他代价，如印刷、运输A币的费用等。需要强调的是，在上面所举例子中，B国是无法用本国货币购买A国商品和金融资产的，也就无法从A国征收铸币税。国际铸币税只能由储备货币发行国占有，这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因为这样，国际铸币税是由少数发达国家所获得。
二、国际铸币税的数量测定
对于国际铸币税的数量测定，学术界尚无精确的方法。本文采用现值法进行计算，求出某储备货币发行国今后历年国际收支逆差额（正是这些逆差引起了储备货币的输出）的净收益的现值。根据上文的分析，这笔逆差额的净收益的现值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式中，S表示国际铸币税，等于代表国际收支逆差额的净收益现值；r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因货币输出获得的综合投资收益率；i为市场存款利率C，代表储备货币的发行成本；d为贴现率；n代表逆差额清算的年度：DU为年平均逆差额。当n→∞，c→o，则以上公式可以简化为：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推导存在一个假定前提，即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最终是平衡的，当前的国际收支逆差额最终会由顺差所抵消，因而其货币输出仅相当国际借贷，只获取对外投资收益与对外负债的利差。但事实上，尽管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差额会发生数量的大小变化，但国际储备货币总是有一个最低的稳定值为其他国家所持有，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现状看，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彻底取消某些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只要某种货币的储备地位存在，持有该外汇储备的国家就不会对货币发行国实现其债权，他们积聚的只是“想象中的债权”。既然这种债权并不实现，那么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实际资源就不会因为负债的清偿而流失，因此在测算国际铸币税时，还应将因储备货币发行国历年货币输出流通在外的沉淀余额计算在内。
三、国际铸币税与美元霸权
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受益于国际铸币税最多的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通过“双挂钩”安排，美国事实上独自享受了全部国际铸币税收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霸权地位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却能使美国突破“贵金属制约”，更大程度地获取国际铸币税利益。
据IMF统计，美国累计发行的钞票总计约7500亿美元，约有一半即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这一数字甚至得到了美国官方的认可，例如美联储认为，在国外流通的3000多亿美元就像是提供给美国政府的一笔无息贷款，美国每年因此可节约150亿至200亿美元的费用。为了满足全世界对美元现钞的需要，美国建立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法兰克福、伦敦、苏黎世，再到香港、新加坡的全球美钞配送中心。事实上，以上数据仍大大低估了美国享受的铸币税，充其量只是最直接的部分，美国的广义国际铸币税收益还应包括：
1.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的中央银行持有的以美国国库券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超过10000亿美元，私人的美元存款（仅中国的居民美元存款就高达800亿美元）更是天文数字，大量需求提高了美元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了利率，低利率不仅减轻了美国外债负担，降低了财政赤字的融资成本，同时低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更使得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
2.美元作为“媒介货币”获得收益。例如当外国商业银行用美元提供贷款时，需要在美联储存入相当于贷款数量一定比例的准备金，这批资金是不付利息的，等于美国每年从外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3.在美国境外沉淀的巨额美元，意味着美国可以年复一年地无偿利用他国等额的商品或服务而无须增加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这有利于美国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嫁通货膨胀。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涨率差异在3%左右，而此后这种差异扩大到6%至8%，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更是一度步入了所谓无通涨增长期。
4.美元的特殊地位有利于美国经济稳定发展。当一般国家经常账户出现逆差时，一般要进行痛苦但却必要的国内经济政策调整，但美国却不必这样做，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政府可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其它国家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就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而美国在连续15年存在经常项目赤字，外债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却能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
美元铸币税实际上是构建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也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所在，巨额的铸币税收益支持了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超强地位。学术界曾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连续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现象进行过多方面的剖析，我们固然承认美国新经济与其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有关，但不应忽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不断膨胀的金融霸权的贡献。对此，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是心知肚明。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美国学者塞缨尔·亨廷顿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是“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是“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是“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而相应地“控制高科技军火工业”和“控制航天工业”则分别退居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三位。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也曾在一次演讲中发出过“美元的命运就是美国的命运”的感慨，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从表面上看是其有不可克服的技术难题（特里芬难题），从本质上讲实为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挑战“美元霸权”，要求分享国际铸币税的必然结果，欧元的诞生则是最新的例证。
四、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可避免地受到发达国家铸币税形式的剥削。调节外汇正储备中的币种搭配或实行储备货币多元化，如逐步增加欧元的比重而降低美元的比重，只是国际铸币税在发达国家内部的重新分配，并不能改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质，也无法改变我国向发达国家缴纳国际铸币税的本质。要阻断剥削的渠道，用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挤身于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行列，参与国际铸币税的分配。
如果简单地把人民币铸币税等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通过人民币输出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可通过以下步骤来计算：
1.对人民币输出的对象国进行分类。第一类包括缅甸、越南、泰国、朝鲜、蒙古、俄罗斯、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或地区在与中国进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使用人民币，或者人民币已局部甚至全境流通；第二类包括台湾、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老挝、新加坡、柬埔寨、韩国，这些国家或地区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或在有可能在中短期内采用人民币进行经贸结算。
2.测算两类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储备比例。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一国官方须储存年进口额20%-30%的外汇储备应付支付需要。上述第一类国家因在经济上对我国的依存度较高，人民币的流通领域很广，故可以按照他们从我国进口额的20%来计算须保有的人民币储备额。第二类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其对人民币的储备比例则可以按照10%比例计算。
3.估算两类国家和地区从我国进口的年均递增率，这个数据可以用前五年进口的平均递增率替代，考虑到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且这几年处于金融危机后复苏，这一比率是比较保守的。
4.根据前三个步骤得出的数据，计算出未来某年两类国家和地区所需保有的美元储备总额，并折算成人民币储备需求。我们可以预测出的2010和2020年人民币输出额。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到2010和2020年，两类国家和地区官方所持有的人民币储备可以达到565.81和1035.42亿元的规模，这还只是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结果，也没有将港澳地区以及国外民间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计算在内。
2010年、2020年人民币输出总额的预测值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其中“年均进口递增率”以1994年－1999年间进口增长率平均值替代，括号内为2020年数据。
虽然人民币的国际化，取决于许多条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作为大国，我国应尽力创造条件，使这一进程顺利快速的向前推进，对铸币税问题的分析可以从一个角度有力地支持其必要性。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应在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就给予人民币国际化以相当的关注，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二为一。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人民币汇率具有中长期稳定的基础，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一直以其坚挺而部分地担当了亚洲支点货币的作用，维持了地区金融的稳定。中国自身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稳健的经济成长以及人民币的持续强势使得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格局中除美元、欧元、日元外引人注目的“第四极”货币。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思路
综上所述，国际化是人民币的必然选择，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发展和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根据我国的国情及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粗略地来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遵循以下一些基本思路。
1.要积极稳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一种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也将成为一种具有高度风险的货币。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这也是当局一再强调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的主要原因。我国应在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2.以双边协议为手段，以边境贸易和投资为突破口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日元、马克国际化进程的研究和对国际贸易报价方式的研究发现：一国货币在世界上的地位，与该国出口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份额有直接关系，强有力的出口和国际投资地位，可以直接推动该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广泛使用。因此，要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这是带动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最重要力量。从近中期看，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化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主要阶段性目标，这就需要中国货币当局和周边经济体缔结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双边协议。鉴于人民币在这些经济体的流通和储藏已经是既成事实，因此双边协议的难点可能并不在于让周边经济体接受人民币及相应资产的输出，而是中国货币当局如何容忍和开放这些境外人民币向境内的回流渠道，以及人民币境外持有和流动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
3.要加快金融市场和国际化金融中心的建设。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将使一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核心和枢纽，它不仅是一个国家货币进行国际兑换和调节的重要载体和渠道，同时也是一国货币转换成国际清偿力的重要机制。从国内情况来看，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或地区可以承担这样的重任，并且金融市场的开放和与国际接轨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但是，上海、深圳等一批开放度较高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正在迅速崛起。对此，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上述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完善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功能，并大力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做大做强国际金融业务，加大金融人才的培养，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
4.要加快全球化银行体系建设步伐。具有发达的、遍布世界各国的银行机构不仅是保证人民币在海外存放、流通和转换的经营主体，而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境外投资具有十分积极作用。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银行还没在国际上站稳脚跟，而它的货币却成为了世界货币。显然，在这方面，我国的银行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内商业银行跨出国门的步伐还仅仅是刚刚起步。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在中近期内，我国银行要特别重视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建设，为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所持有的人民币提供一个存放、流通的渠道，这同时也有利于国内商业银行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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