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和失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之间的对话-主持人评论:_经济论文

失业和失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之间的对话-主持人评论: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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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是重要的,也是复杂的。胡鞍钢博士的论析再一次显示了宏观思考和战略谋划的优长。他将就业率和失业率的变化放在宏观经济转轨的背景下思考,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场“创造就业”与“摧毁岗位”的对比竞赛造成了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遗憾的是,在“创造性的摧毁”过程中创造的速度低于摧毁的速度,结果问题丛生。“创造—摧毁”的理论框架的确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莫荣研究员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莫荣同样对高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提出了疑问,结论是我国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国企改革释放富余人员的必然结果。胡鞍钢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他提出忠告: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促进就业增长,因此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理当成为各级政府最优先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在人口众多、劳力过剩的中国具有特别明显的保障民权、尊重民意、促进民生的巨大意义。

毫无疑问,笔谈学者都看到了人口就业、失业问题对中国的巨大挑战性。就业压力首先来自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持续增长,原新博士的分析告诉我们:在2023年以前,每年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数量比退出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数量多,劳动力替代比(退出劳动年龄人口=100)始终大于100。同时,我国的失业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属于结构性失业。莫荣也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人口增长高峰大约还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放缓,就业压力在未来20至30年不会缓解。这是一笔历史的遗产,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

笔谈学者几乎都认为中国实际的失业人口是被低估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局限性在于未能全面反映没有登记者的失业状况。但莫荣提醒我们:对失业率这一问题要辩证来看,一定时期的失业对经济调整可能是必要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提到了“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的差异。

由于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所以张车伟的讨论在方法论上有特别的意义。他那种将失业率的变化和就业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是给人启迪的。他指出:“仅仅依赖失业率一个指标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全部。……与所谓的失业者相比,这些‘遭受挫折的劳动者’的情况通常更为糟糕。”在失业人口的构成中将“遭受挫折的劳动者”考虑进来同样是富有意义的。原新也谈到“由于我国失业统计与国际标准不可比,掩盖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官方统计的失业人口实际上只是我国失业人口的一小部分。这些都说明了方法论的讨论在学术和实践上的价值。

笔谈文章都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中国政府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笔谈学者注意到了失业问题的综合治理:一方面,要为失业人口提供人道主义的生活援助,另一方面则要促进失业人口的再就业。胡鞍钢的对策是在正确处理好几种经济社会关系下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非正规性灵活就业。莫荣则充满信心地指出:我国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下的就业与一些国家经济低迷情况的就业有本质的不同。就业是一种派生需求,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就业的要求。张车伟对“以鼓励就业为主的积极就业政策”作了扼要的介绍,使我们了解了中国政府的具体举措。原新的对策则简明扼要:一是减少劳动力有效供给,人口控制从长远看有釜底抽薪的作用;二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促进劳动力流动和自主择业。如此看来,在重大的失业还是就业的问题上,“制度创新”这个并不时髦的话题是更加任重而道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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