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知物·知天·知死
——贺麟对人生观建立的四维考察
代发君
(攀枝花行政学院 哲学文化教研室，四川 攀枝花 617099)
摘 要： 人生观是贺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认识人生必须超出人生，深入“无人之境”，即跳出对感性生命的“小观”，实现对生命结构的“大观”，通过知人、知物、知天、知死，不断拓展生命的视野与空间，进而在以人观人(人—人)、以物观人(人—物)、以天观人(人—天)、以死观生(生—死)的四维考察中，洞悉和领悟人生。
关键词： 贺麟；知人；知物；知天；知死
作为一位哲学家，贺麟对人生问题极其敏感，他认为“哲学的职责就是要对人的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加以专门的研究”[1]，其中人生观便是哲学研究的核心和重要部分。在他看来，“生活无人生观为指导，如无舵之舟，不但于自己有飘荡沉沦的危险，亦容易与他人相撞击，相冲突。这样，一个人无安身立命之所，盲目地生活着，必不能达到人生的目的。所以一个人必需要建立自己的人生观”[2]312。“人生哲学就是将这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生活，加以一番反省和考察，从经验中求得一合理的看法，以作生活的指导。简言之，就是格人生之物，穷人生之理，批评错误的人生态度而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观。”[2]312他认为，近代西方人生哲学的重要趋势也是注重人生哲学的研究，注重人生观的建立[2]312。人生观作为指导生命存在的理论存在，不只是一种人脑中的虚幻玄想，而是一种真切可靠的实际力量。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要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还须从使每个人的人生观它现代化做起”[2]321。所以，无论是立足于哲学职责、时代发展，还是立足于民族、个体生存，我们都需要对人生观问题加以及时的反省和考察，从而实现对社会人生的双重引导。
一、知人、以人观人：人与人的维度
在贺麟看来，人生观的建立首先离不开参考和指引。就普通个体而言，探讨人生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人生是复杂的：“人的生活有多方面，有社会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有宗教、艺术、道德、学术等等精神生活。就心理方面说，复有情感生活、理智生活、意志信仰生活等方面。”[2]312人生问题复杂多变，容易踏空。在《论人的使命》一文中，他对此曾有一段较为完整的阐述：“要探讨人生问题，就是要人自己研究自己，反省自己，大凡了解外物易，了解自己最困难。所以人生问题实在是最困难、最不容易研究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大、最不易得解答的问题。谈此问题大都容易陷于宽泛空洞。”[2]80他援引德国诗人席勒的诗句“人生反而把人生掩蔽住了”，以及苏东坡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点明出现人生问题的最大根源[2]115。所以，谈论人生，就必须超出人生，在自身之外寻求资源和参考。
在自我之外，人生的首要资源和参考显然就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其他人，或者说他者。因为作为与自己外貌相近、并无二致的其他人或他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他人的思维、他人的观点、他人的一举一动，很可能与自己完全不同。贺麟援引英国哲学家撤斯脱顿(Chesterton)的论述，“租房子固然要注意房租的多少，但尤其要明白房东的哲学”[2]312，否则便难以相安无事。推而广之，交友、处世等一切社会活动莫不如此。离开了对他人的认知和考察，建立健全的人生观、做出正确的人生决策，是万万不能的。
同时，对自我而言，他人又是一面镜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李世民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他人的存在和参与，我们才看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可以说，我们身边的其他人是我们人生观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参考力量。贺麟甚至认为，人生问题可以直接同身边的朋友和师长单独交流，而不必公开讨论：“人生问题是与做人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多少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这种切身的问题，最好找个人最知己的朋友，最接近的师长，作私人的谈话，方有亲切的指导，不必作公开的讨论。”[2]80当然，他人是一个未知变项，以他人为借镜并不是说要始终以自我为核心，让他人来专门为我所用，成全我的人生，而是说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参照、相互认识的，这一过程我们可称之为“以人观人”。只有建立在彼此互动的基础之上，我们的人生观才能更为成熟和透彻。
在以人观人的过程中，贺麟尤其重视从五伦的角度，来对人予以理解。在传统儒家的观念中，五伦是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个方面来展现人与人的对应关系的。换言之，“以五伦观念为中心的礼教，认为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所不能逃避、不应逃避的关系，而且规定出种种道德信条教人积极去履践、去调整这种关系，使人‘彝伦攸叙’，而不许人消极的无故规避”[2]53。这就是说，“人不应规避政治的责任，放弃君臣一伦；不应脱离社会，不尽对朋友的义务；不应抛弃家庭，不尽父子、兄弟、夫妇应尽之道”[2]53。在贺麟看来，“本来人是社会的动物”[2]54，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积极的思想：“这种注重社会团体生活，反对枯寂遁世的生活，注重家庭、朋友、君臣间的正常关系，反对伦常之外去别奉主义、别尊‘巨子’的秘密团体组织的主张，亦是发展人性，稳定社会的健康思想，有其道德上政治上的必需，不可厚非。”[2]54不过贺麟也承认，五伦观念一经信条化、制度化，发生强制作用，就损害了个人的自由与独立[2]54。
根据贺麟的观点，回到自然，亲近自然，不仅可以打破传统宗教礼法拘束，促进人性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身强体健，增强生命活力，摆脱自杀、疯狂、虚伪、狡诈等文明社会病态，像农夫、农妇、渔人、樵子一样地自在天然。正因为如此，他说：“多和自然相接触，我们就会骤然觉得神清气爽，生意盎然，从而对于人生的真意义，似乎多了一种了解。”[2]313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自然是人类的工具，“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就是充实我们的工具，因此可使我们的生活更扩展，更丰富，更有意义”[2]313。“而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只了解人而不了解自然，就是只了解部分而不了解全体，这当然是片面而不完全的。”[2]313-314
总之，在贺麟看来，人作为社会化的动物，是不能离开人来谈人的，这既是儒家先贤的一贯主张，也是人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审查，建立人生观的前提和基础。只不过，知人、以人观人并不是建立人生观的唯一途径，按照天、人、物三分的哲学传统，除了知人，还可以知物、知天；除了以人观人，还可以以物观人、以天观人。
二、知物、以物观人：人与物的维度
贺麟认为，以人观人固然重要，但容易陷入狭义人生观而不能自拔：“所谓狭义的人生，就是只单单限于‘人’的范围，就是所谓‘人本’的思想。”[2]313坚持狭义人本主义思想，尽管对于提高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但是对于建立更为广大、更为整全、更为和谐的人生哲学却是极其不利的，即“世俗一般人成天在人群中忙来忙去，反而不能认识人生的真面目”[2]115。因此，近代东西方文化都试图在肯定人的真实存在的前提条件下，到人生之外去寻求人更为真实的本质。
在人生之外，物是人最为关切的生命对象。《大学》中说，“欲修身不可以不格物”，贺麟对此深以为然。为此，他还将此句略加改造，主张“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不过，在前后两个时期，他对物的定义有所不同。1941年，他在《论人的使命》一文中，认为物有三种意义：自然、实用之物、文化之物[2]83。1947年，他在写《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时，将物直接说成是自然：“这物就其广义言，就是自然。”[2]313前后之所以会有所区别，主要是由于前者想通过物来谈论人的使命，融入当下；后者则是想通过物的自然面使生命鲜活，超拔出尘。
就实用之物和文化之物而言，贺麟认为它们同样“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人”[2]83，对人类认识自我、建立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因为无论是实用之物还是文化之物，都是人类理智的创造，是人类精神的外化。通过对它们的认识和了解，可进而了解支配该物的主人，甚至认识和了解创造该物的个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从而成为建立人生观的内在要素。
最后，他认为天也是指“有人格的神”，即最圆满的理想的人格、最高的模范和最高的价值[2]83-84。贺麟将这类天比喻成宇宙中的“总司令”，它具有至高无上的能力和地位。作为人，我们要领会天意，将天作为道德生活和精神信仰的终极根据。“知天就好象(像)直接向宇宙的总司令交涉、请示。到后来已经知悉总司令的意旨，为天地立心，代天立言，终则与天为一，与神为侣，也就是庄子所谓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工夫。”[2]84贺麟认为，这一向度的天是“道德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天”[2]84。
进而，我们只有从天的角度来观察人生，人的生活才能具有不同的色彩：从自然角度的天来观察人，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美化的、艺术的生活；从天道、天理角度的天来观察人，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有理想、有秩序的生活；从神的角度的天来观察人，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有道德、有信仰的生活。知天正是知人的前提和基础。
这回马脸发飙了，抡起胳膊，左右开弓，把我当个陀螺抽。起初我还能听到啪啪的响声，后来耳朵里只剩下嗡嗡的轰鸣了。马脸打累了，住了手直喘气，掏出根酱色的长烟卷，点着后吧嗒吧嗒抽着。
以物作为广义的自然，这是贺麟以物观人主张的核心部分。在贺麟看来：“自然是人的一面镜子，观察自然，可以反映出自己，了解自然，亦就是帮助了解自己。一切水流花放，日移月运，都莫不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人生的了解。”[2]313“自然在表面上似乎与人生相反，在本质上却正与人生相成。人若不接近自然，就难于真正了解人生。”[2]115为此，他对自然的具体内涵及自然对人的价值表达了一些颇有诗意的认识：
三、知天、以天观人：人与天的维度
这是贺麟从传统文本《中庸》中得来的基本观点，即“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贺麟认为，中国人无论是对物的认识还是对天的认识，都较西方人有所欠缺。若对神、圣的对象没有相应的知识和了解，则对人事方面亦难以有透彻的了解，更难以建立一个健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14。为此，他对天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
四是调整水的空间分布。以恢复自然片状流态为目标，拆除大沼泽地386km的防护堤及运河，拆除沼泽地公园与大水杉国家保护区的分离堤坝，将阻碍产生片状沼泽地的41号公路的部分路段改为桥梁或设置路下管道。
该组主要职责：制订防汛抢险救灾现场应急处置方案，配合抢险救援组开展工作；必要时邀请上级派专家指导。水利、国土抽调5名专家，其他单位安排1～2名专家，建立专家库，确保随时抽调。
其次，他认为天指“天道”，或者说“天理”，即自然人生背后的逻辑根据和内在前提，“也就是宇宙之所以为宇宙，人生之所以为人生的基本法则，主宰宇宙人生之大经大法”[2]83。正是因为天道(天理)流行，下贯到人体，人生才能具备自然的良知和天性，如《中庸》中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它们所指的就是这类含义的天。贺麟认为，这一向度的天是“哲学的理智的知天”[2]83。
首先，他认为天是“美化的自然”，即“有精神意义的非科学研究的自然”[2]83。例如《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中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们通过自然物象中的天、花鸟、山水等具体自然而感悟天道人生，这种意义上的天是活泼的、生动的、优美的，尽管不声不响，却是大美无言，向人传达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象。贺麟认为，这一向度的天是“艺术家直觉的知天”[2]83。
还是重庆，云阳7人合伙将一家人祖坟前1000多斤的石狮子盗走。经过平安云阳刑侦大队民警侦查，民警对涉案人员进行了抓捕。民警介绍：这就是一只有二十年的普通石雕。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软件一般使用全局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两种坐标系来定义建模。两种坐标系均符合右手准则。[3-4]全局坐标系用于整体分析，如整个模型运行中船体的位置、缆体变形等；局部坐标系则主要用于确定相对模型运动变化，如船舶的纵摇、纵荡及横摇等一类摇荡角度均是参考设置在船体上的局部坐标系给出的。
贺麟强调，人和天是相对的，是人与人之外的另一种关系。天的无限性与人的有限性形成对照，天的绝对性与人的相对性形成对照，天的永恒性与人的暂时性形成对照，离开了这种对照，人便变得单薄而模糊。因此可以说，“‘天’是人的根本，是无限、无对的，而人则属有限、有对，‘天’或‘神’是永恒的，人则是暂时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平行的横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则是上下的纵的关系。我们要真正了解人，了解人的地位，人的意义，只知道人与人的横的关系是不够的，要了解人对天，人对神、或永恒之理的纵的关系，才能完全”[2]314。
所谓人类回到自然的自然，是指具体的、有机的、美化的、神圣的外界而言，这个意义的自然，可以发人兴会、欣人耳目、启人心智、慰人灵魂，是与人类精神相通的。这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自然。人生需要自然来作育。人生需要自然供给力量。自然是人生的“净化教育”。自然是人生力量的源泉。[2]115-116
四、知死、以死观生：生与死的维度
如果说以人观人、以物观人、以天观人等“三观”为人敞开了生命视野，从根本上为人生观的建立找到了方面之门，那么死亡对人而言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是生命存在的最大“威胁”。在贺麟看来，能否接受死亡不仅关系着一个人的生命态度和生活观念，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气节和生活质量。对人而言，与对其他事物的认识明显不同，对死亡的认识是不能回避的，“人生观”离不开“人死观”[2]314。
本文采用Midas等相关软件对拱桥进行支架稳定性进行有限元分析。根据上文中支架搭设方案在Midas中建立模型，计算采用MidasCivil程序，杆件和钢管均采用梁单元来模拟。主体荷载按照均布荷载考虑，q=98.91kN/m2。有限元计算模型如图1。
为了正确理解生与死的辩证关系，贺麟对孤立看待生或死的两种倾向进行了具体批判。在他看来，在生死问题上，过分注重生和过分注重死，都会出现问题。从注重“生”者看，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和荷兰的斯宾诺莎就是典型代表。孔子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伊壁鸠鲁认为“生死永远不会碰头”，斯宾诺莎认为“哲学是对生的思考，而不是对死的思考”，这些观点都是对死的漠然。在贺麟看来，生死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分开的问题：“要知‘生’，单单知道狭义的‘生活’‘生存’亦不够，还要扩展到‘生’的另一面：‘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话固然不错；但富于宗教和玄思的人亦曷尝不可问‘未知死，焉知生？’”[2]314显然，在生死的问题上，以生避死是不能解决人生问题的。
过分注重死也同样存在问题。因为当我们过分地畏惧死时，死便成了人生的一种负担，甚至导致绝生的念头。贺麟指出：“当然一个人若对死的问题想得太多，甚至专想到死而不想到生，就不免沉溺于天堂、地狱、来生种种妄诞的幻想，而忽视现世。这样就会如西洋的中古时代，易陷于一种不健全的出世思想。”[2]314对人生来说，这同样是有害无益的。
贺麟指出，与上述两种生死态度不同的是，近代哲学家对生死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展，也更为全面、更为可取。因为他们既不过分地关注生，也不过分地关注死，而是将生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而近代的哲学家则多认为生和死是互相交织着，决不能截然分开的。或认为死是生的另一阶段或另一面，而对于生的看法，处处都与对于死的看法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分开。一个人对于死的看法，往往就整个支配着影响着他生的态度。”[2]315例如，军人如果对死有不同看法，在战场上往往就会有不同的战斗表现。苏格拉底之所以选择了从容死去，是因为他认为死后自己的灵魂会到另一极乐世界。可见，死对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种向死而生、以死观生的力量对人生观的形成绝对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要建立一个健全的人生观，对于死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实在是非常重要。”[2]315
贺麟对人生观建立的具体考察，与一般意义的自我反思具有明显的区别。他对促成人生观因素的剖析，较多地融合了西方近代人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思维观念，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如学者们指出的：“贺麟的人学思想，是古今中西人学思想融会贯通的产物。它以中国传统人学精神为主体，在传统人学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吸收西方人学重视人与物、人与天的关系的内容，力图把中国传统儒学‘知人’的道德和西学中‘知物’的科学和‘知天’的宗教有机结合起来，使古今中西人学思想打成一片，建立了自己有远大理想、有辩证方法、有崇高主体性的理想主义人学理论。”[3]这样的人学理论，不仅可以为人生观建立指明方向，而且可以为人在现实中的生活提供力量。有意思的是，现代新儒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近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将人从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方面予以展开，无论是在对狭义人本主义的超越倾向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它都与上述贺麟先生人生观建立的四个维度遥相呼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很值得关注和重视的。
参考文献：
[1]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张茂泽.贺麟学术思想述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272.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70( 2019) 04-0086-04
收稿日期： 2019-02-27
基金项目：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贺麟人生哲学研究”(SXJZX2018-005)
作者简介： 代发君(1980— )，男，四川省仪陇县人，哲学硕士，攀枝花行政学院哲学文化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新儒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智萍)